不受掌控 Unverfügbarkeit

第六章掌控或放手？生命历程在六个阶段上的基本矛盾

对事物与事件进行掌控的尝试和愿望，与对“人生”顺其自然的想法和夙愿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张力，前者对事物进行计算和管控，后者则聆听它们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回应。这一对张力其实关联着我们的一生——从出生到离世的各个阶段与过程。接下来，我将按时间顺序饶有兴味地来追踪我们的生命历程，尽管将人生涉及的各种问题纳入特定的范畴进行讨论，或许并不是特别有效率的做法。

出 生

实际上，从人类的出生这件事来看，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朝向掌控与期待共鸣之间的矛盾。第一个方面是关于生育的计划及其可实现性的问题。在现代避孕手段发明之前，怀孕以及随之而来的“儿女成群”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掌控的；因而堕胎是更加成问题的尝试，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种做法的代价总体上是高昂的。但现如今，怀孕绝对是可计划的，因而是可计算与可操控的事情。一生当中什么时候“适合”生孩子？面对这样的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冻卵”，即在不远的将来卵子可能会被冰冻保存，甚而至于，成为母亲的年龄限制也将会被打破。当然，掌控的形式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薄弱的：第一种是，计划外的孩子在不期然间降临；第二种是，我们常可以看到一对伴侣想要孩子，但女方却无法怀孕。新生命的诞生依然具有不可掌控的特质。不过，我们利用现代生殖医学办法，让它变得越来越能够被掌控了，从试管到代孕，现代社会寻找到了“掌控”生养孩子的多种途径。因此，孩子多或者孩子少，不再像“命运”或一项被交付的使命，我们需要终其一生去聆听与回应，而是一项计划或是一个错误。不过这里我得先澄清，我决不认为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坏的。在过去的时代里孩子过多与非意愿下的不孕不育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并且都会破坏共鸣的形式。我只是想指出，生育原本属于不受掌控的领域，但现在已经移入可受掌控的领域，这一迁移至关重要，我只是想指出这件事而已，无涉好与坏。

第二个方面贯穿于生育领域中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的（也是伦理的）斗争前线，涉及遗传学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幼儿或胚胎的“质量”问题。直到不久之前，新生儿在我们的标准下是“健康的”还是“生病的”，还完全属于我们无法掌控的领域。但现如今，我们相信可以通过胚胎筛检或羊水穿刺等大量的医学检查方法使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就被确定，他（她）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如若不符合，便终止其生命。在这里，生和死事实上就变成可受掌控的了，我们愿意接受的幼儿的残障程度是可计算与可控制的。看上去我们离潜在的掌控儿童的身体特征，甚至性格特质已不再遥远。有的人认为，这些例子只是说明这样的发展在伦理上是如何的成问题，并指出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其中。而我并不想随声附和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我的兴趣是社会学的：被双重计划的生育表明，我们极大地扩展了医疗与个体层面的作用范围，将从前不受掌控事物纳入可受掌控的领域。然而，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我对这样一个由上述情形产生的连带问题产生了兴趣，即我们是否由于不愿接受不受掌控的因素，从而失去了体验共鸣的机会。聆听与回应，是区别于计划、行动与计算的一种态度。如果我想要孩子，却没有孩子，我可以试着去聆听“生活试图告诉我什么”，并以我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去进行回应，这种“回应方式”一定会让我这个人发生改变（同样，若我的孩子有身体上的残疾或障碍，或许我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聆听和回应）。但是，如果我是否有孩子以及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和医生的支配权，我的人生难道就不会改变吗？⁽¹⁾社会学家当然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他必须（能够）提出这个问题。

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的第三个斗争前线则贯穿了几乎整个分娩的过程。分娩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生命体验，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受掌控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在越来越多的方面，确实成了可受掌控的。我们可以通过剖腹产手术和一定剂量的催产药物，来缩限、甚至确定分娩的开始时间点。在现代医学仪器的帮助下，母亲与孩子的各项生理参数都能得到监测与调节。此外，还有大量的多少具有一定可靠性的针对身体与心理的技术设备，以及更多的指导手册与课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分娩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然而这一切却导致了值得注意的、悖论般的结果：人们对于分娩的恐惧越发大了，并且越发强烈地感受到这件事情的不受掌控性及危险，并且感受到无能为力。因此，在家分娩被视为一种带有巨大风险的并且是“不负责任的”方式。并且虽然产妇可以知道生产过程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过程和参数，但自己却几乎无法影响它，因为它出现在医疗设备显示屏上，其运作完全由医疗设备的软硬件和医护人员的介入所决定。这使得产妇对分娩的恐惧从数年前开始就在统计数据上显著地攀升。⁽²⁾在安全技术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住宅区域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报警装置、防盗装置与保护围栏越多，居民越是感到不安全。⁽³⁾在某些可能掌控的事情上，缺乏来自个体的实际的掌控，显然会将不受掌控感转变为无力感和不安感。我们削弱了对自身影响力以及适宜的聆听与应答能力的信心，因为我们将这些能力交付给了仪器和专家。这两则例子再次说明，不受掌控与半受掌控，两者本身都不能产生成功的共鸣关系。要想形成共鸣关系，首先必须要有某种不受掌控的“相遇”或“交谈”，其次要具备某种能产生自我效能感的回应可能性。

教育与培训

在“顺其自然”的过程中，知识的增加与干预可能性的增大，即可受掌控程度的上升，会伴随着不确定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孩子自出生起的关于其成长与教育的几乎所有问题上。在这里，一方面，那些易于检测的——并且部分是由官方规定的——身体与智力发展参数（身高、体重、营养、感觉功能、器官功能、血液常规、骨骼、儿科疾病，以及身体、智力与社会能力等），使得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是可受掌控的，不论是在可受掌控的第一个面向（可目见），还是在必要状况下的干预与控制（可受掌控的第三个面向）。我们必须确保某种“适合年龄的发育”与及早发现“需要治疗的疾病”，或确认“发育迟缓与其他异常状况”。因而，儿童的发展被置于一系列医疗检查的监测之下，类似于某种“监控程序”。另一方面，也有数不清的指导手册与支持项目，旨在促进每个个体的发展，并且引导其进入正确的轨道。分娩过程与安全技术中出现的状况在这里也存在着，多重过程的可检测与可管控，让人们的恐惧不降反升。这可以从父母对孩子的照顾方式中看出，在孩子的每一种不适或微小的伤害，成长中的每种异常表现，以及谈话、活动或者交往的过程中都能找到“医生的建议”。这种对医疗设备与专家的依赖，削弱了父母对自我效能感的期待，以及他们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经验。不是父母自己聆听孩子的需求，并且（在与孩子产生共鸣时）寻找和发现对于这些需求的回应，而是医生和专家根据可靠的数据进行诊疗，从而使儿童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尽可能地受到掌控。⁽⁴⁾

关于身体成长过程是否应该置于医学—技术的掌控之下的问题，最终出现在每一种医学干预当中，从牙齿矫正到服用抗生素，尤其是当涉及疫苗接种时。在我看来，最近几十年关于是否给儿童接种疫苗的激烈争论，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掌控的意识形态”与“同自然共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文化前沿问题。究竟应当由儿童与其身体共同探索出正解，还是应该通过医学干预排除掉不可预测的风险？如果从一种共鸣理论的视角出发，人们似乎必然会为第一种选择辩护，但得出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现代社会在掌控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仅是在医学领域，而是它也推动了科学、技术、医学以及政治上的进步，为许多处在不同背景下的人，创建了共鸣的空间并予以保障。举两个极端的例子：使人们获得某种听或看的能力的医学干预，肯定可以被视为实现共鸣的要素。反之，不受掌控（例如不予医疗救治导致死于阑尾炎）一定不会加深共鸣关系。我再次强调，我在这里进行的思考并不是要进行伦理上的辩护，而是为（旷日持久的）论争提供某种诊断，即为我们意欲和能够掌控的事物与那些我们想要和必须找到的作为“不受掌控事物”的生命应答之间的论争给出诊断，并且进而确认渴望共鸣与欲求控制之间基本矛盾的社会征候。

我们把儿童的发展过程置于管控之下的愿望已然超越了生理领域；它还表现为一种想要优化儿童生命表现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压力。我如何确保自己的孩子得享最优质的营养，进行充分且恰当的运动，睡眠良好、表达准确，以及他的音乐与运动能力得到发展，他的智力潜能、情商与社交能力均得到提升？儿童发展的所有这些方面都被“参数化”了，这意味着，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进行量化的分析评估，针对每个方面都有层出不穷的指导手册、专家和支持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绝大多数建议“要去聆听孩子和他的需求”，但是，这种聆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专家的“测量”“比较”的竞争当中，并且建议指导与支持计划也总是规定了标准答案或至少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同样，能力发展参数化已经成为教育政策实施与“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学研究的关键概念，旨在使学校的教育过程可受掌控，即可以评估和可受管控。⁽⁵⁾如果把教育理解为能力的发展——这是在当今科学与政治领域占据主流的理解——那么，第一步，我们就可以借助精准的教学计划来安排什么时候该学什么；第二步，借助世界范围的比较、精准的测评方法（PISA）来精确评估是否达到了目标；第三步，借助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与基于证据的科学追踪来精确规定，应在何时采取哪些措施，以使成绩得到提高。无论如何，这是现今教育政策的梦想——尽管每位教师都知道他们日常的工作并非这般运行。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指出的⁽⁶⁾，教育最好是一种半受掌控的过程，是在主体与世界以及儿童与一个特定的世界片段之间发生共鸣的过程：教育不会发生在获得某种特定能力之后，而是出现在某个与社会相关的世界片段“开始言说”的时刻，或者当一个儿童或青年突然意识到：哦，历史_、政治_、物理_、音乐等对我诉说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有所启示，并且影响着我、使我参与其中。

但这样的“火花”何时会出现，几乎是不受掌控的。在多数情况下，它发生在没有预料到的、经常是附带出现的时刻，以计划外的方式出现；正如青年人通过对世界图景（例如诗歌、30年战争、开普勒定律）的学习会得出什么、会说出什么，都是不受掌控的。因此，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持续转变的过程，主体在此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拥有 “自己声音”的人，而这个声音是不受掌控的。如果我们想让某些事物（奏鸣曲、柏拉图的文本、赤道低气压带）说话，以建立某种逐步加深的回应性关系（我在列维特的例子中尝试对这种关系进行过示范性的说明），技能的助益虽然不容忽视并且经常是必要的，但技能从来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技能之所以成了教育政策的目标，仅仅是因为它让自己走到了教育的反面，即进行精准的测量与大范围的掌控。所以，信奉掌控的理论家与信奉共鸣的理论家之间的“论战”，如今伸向并蔓延至每所学校，特别是蔓延至涉及培训与教育的学科：许多大学在这场论战中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立场，以至于相关的教育学院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寻求通过“基于证据”定量的测试建立硬性的标准，另一派则寻求在人道主义的阐释模式中继续推进洪堡的教育理念。⁽⁷⁾教师日复一日地在教学计划、教育部门的掌控要求，以及家长对成绩的期许，与学生的共鸣需求以及在课堂上发生的共鸣过程之间来回撕扯，从而意识到在所有的职业类型中，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最容易令人感到倦怠。⁽⁸⁾

教育和职业的发展与规划

首先，在中学毕业前的这段时期，父母、医生和政府机构致力于使个人的生活与发展过程（在四个方面上）均成为可受掌控的。此后，年轻人则通常试图“自己去掌控”他们的人生，在多数情况下这首先意味着：找到一份职业和一位人生伴侣。随之而来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关于事业规划与家庭规划的掌控。这两个领域都很值得研究，因为这两个领域显示了我们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基本冲突。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最常听到的很可能是这个问题：你以后想做什么？这表明，我们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是，或者应当是，我们自身的决定以及相关计划的结果。但这种观念让高中毕业生感到无比焦虑：在高中毕业前，他们的人生基本是“在轨道上”行驶，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而在此之后，人生却要朝向不可预知的旅途了：我是应该直接去上大学，还是先休学一年？我应当学习物理，还是音乐？我应该选择一所大专院校，还是一所综合型大学？我应该继续我的学业吗？如果是，紧接着的问题是去哪念？这一领域的专家和指南也为数不少，他们的建议通常是这样的：（1）仔细弄清你的需要、愿望和能力；

（2）细致地去考察大学与大专提供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与学制；同时考虑你想参与的是职业培训、双元制技职教育，还是要出国留学；

（3）此外，你要了解获得资助的机会、学生公寓的居住状况与住宿费用，以及相关求学地的社会配套服务；（4）最后，下定一个最符合你的愿望、能力和可能性的决定。但问题在于，光是第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而第二个问题也是没法回答的人生任务，因为高职院校的课程与考试要求的变化之迅速，连最快的个人性向测验也无法赶上变化。年轻人之所以对此会如此害怕，甚至恐慌，是因为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经验在这里几乎从根本上被彻底葬送了：尽管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求学方案照理说是可受掌控的（或者甚至是可评估的），但你对此却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在前文提到一个观念：正确的道路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对此我们必须有被“呼唤”的能力，之后才能为创造道路而进行回应。但今天年轻人所面对的处境，显然都与此观念背道而驰。这样一种共鸣的导向对高中毕业生来说尤其困难，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岔道，会将他们和父母数年来所构筑的一切“全部搞砸”。“我的父母为我做了那么多，在我身上投入了那么多，但我感到自己无药可救，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走”，今天的高中毕业生们如是说道。⁽⁹⁾所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完全不受掌控的，或至多只能部分掌控。如果有人最终实现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职业规划，这情况绝对是个例外（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通常情况”），职业道路是在不断地聆听与回应我们的内在特性与外部环境（亦即可能性与各种要求）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内在和外部都在不断地变化着。这当中，偶发事件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同我们人生中的另一件重要大事——成家规划——所扮演的角色。

每个人都清楚，寻找人生伴侣，往往是由不可掌控的因素所主导的。然而我们还是会尽一切努力将这件事情掌控在自己手中。在“爱情问题”上，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不仅是“对方”逃避我们的掌控，而且就连“自已”，即我们自身的欲望，也在逃避掌控。事实上，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取向也完全不在掌握中。不过非常幸运的是，以前人们会想通过形形色色的疗法（如电击或者节食疗法）来尝试掌控性取向，但这种做法现在已经不被人们所接受了。同样的，我们对于自己会爱上什么样的人也所知甚少——尽管这里绝对开放着一些可受掌控的狭小通道。实际上，选择伴侣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受到内心欲望的影响，而且“理性的”考虑也渗透其中。这里新的不受掌控的因素，来自可受掌控的（理性的）与不受掌控的（感性的）元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伍迪·艾伦在他的《疯子的故事》中对此进行了精彩的阐述：一位外科医生成功地将他的女友的大脑以及智力、心灵的能力（他对她的身体毫无欲望）移植到一位非常性感又充满魅力的平面模特的身体上，以使他的智力需求与肉体欲望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结果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与另外第三个女人坠入爱河，这个女人看起来既不与他的智力相配，又不符合他的性爱偏好。⁽¹⁰⁾这个故事似乎在暗示：欲望这件事同样是双重不受掌控的；我将在本书的末尾重新回答这一话题。

另外，“谈恋爱”，从其纯粹的形式来看，几乎完全符合产生共鸣的标准：刺激、充满自我效能感、某种让“天空充满悦耳琴音”的吸纳转化——以及开始与结束的双重不受掌控。因此，爱情压根不“适合”想掌控生活的晚期现代文化：“陷入情网”的主体可能会惊讶或绝望的发现，这种（或某种）伙伴关系不论如何都不符合我的人生计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竭尽全力去适应这段关系并掌控这段关系。此外，订婚与结婚这样的习俗与法律仪式，或其他的替代方式，如在桥的栏杆上挂同心锁，或在脸书上发布情感状况，都是在确保能掌控伴侣关系。

婚姻的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为不受掌控的爱情设置了一种制度上的掌控限制，这种方式能够保证伴侣双方都受到约束，即便如伊丽莎白冯·萨登（Elisabeth von Thadden）所指出的，这种掌控迄今还带有父权制的烙印或性别上的不平等：直到1966年，德国联邦民事最高法院仍规定，妻子必须在身体上服从她的丈夫，并且她要充满着喜悦地去服侍丈夫，当她对此感受不到任何乐趣时，也得要佯装喜悦。⁽¹¹⁾如果婚姻被称作或理解为爱情的坟墓，那么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的深层原因在于，正如我一直在试图阐明的：当我们尝试保证事物能受到掌控时，也就同时剥夺了共鸣。

如果说爱情是过去百年的主要战线之一，那么像Tinder这样的约会App——一种提供在线寻找伴侣服务的应用，据称它每天可以使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2600万人成功配对——就是一个上演现代基本矛盾的新剧场。Tinder采用了复杂的算法，为的是找到高度匹配的伴侣（“适配对象”），并将其作为“选项”展示，这就是所谓的与个体的搜索条件与点击偏好相匹配的约会建议。当两个潜在的伴侣在屏幕前通过向右滑动屏幕，释放出对对方感兴趣的信号时，就会有接下来的约会。这样一来，极大地提高了相互吸引的可能性，同时降低了爱慕的渴求未得回应的风险。在这里正在上演的还有掌控行为与不受掌控的生活实践之间的文化斗争。

只是附带事件吗？世界关系的数字化

不只像出生、高考、结婚这类的人生重大十字路口，就连很多很小的日常生活行动领域、日常生活实践，乃至假期规划，也都会激起现代生活两种基本方向的冲突。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过程根本上转变了我们的世界关系。正如我们所有人都已完全意识到的，数字化前所未有地掌控了世界。世界和我们之间也就是屏幕上滑个两下的距离。人类的一般生活，或至少是现代人的生活，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遇到一堆新问题：火车几点开？超市开到几点？人事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明天天气怎么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什么时候当总理的？拜仁队昨天足球赛到底踢得怎么样？法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虽然在过去30年间要回答这些问题原则上都不难，但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可是今天，感谢谷歌，在可受掌控的第一个关于知识的面向上，我们可以在几秒内就获得相应的世界图景。借助在裤子口袋或外套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和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掌控世界知识，把世界知识一直带在身上。我们的世界关系也会相应地产生改变，这个改变的发生不只在从自我端向世界端的这个方向（亦即主体有能力掌控巨大的世界），还有相反的方向，亦即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自我在数字时代 前 所 未 有 地 可 受 掌 控 ， 在 沟 通 上 可 以 随 时 联 络 得 上（erreichbar），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获得这个主体的照片、资料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