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掌控 Unverfügbarkeit

与商品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资源，那么只要点一下手机屏幕，几乎想得到的商品都可以买得到。只要几秒钟，整个商品世界就在我们面前一览无遗（亦即可受掌控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面向），并且都可以买得到（第三和第四个面向）。不只商品或知识和我们也就是点一下屏幕的距离，所有我们爱的人和没那么爱的人，也都可以点一下屏幕就掌控了与他们的联系。这些人也都被我们随身携带了。毫无疑问，数字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革了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的关系。

我们对世界的掌控能到什么程度，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取决于世界如何抗拒我们，而是仅取决于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钱包。并非世界逃离我们或拒绝了我们，而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妨碍我们扩展自己对世界的作用范围。

所以也难怪，在现代的世界关系中，我们自己也许变成了最重要的被侵占之处。如果我们想扩展掌控的范围，我们必须从自己着手，而且我们也已经这么做了。今天有各式各样的自我塑造实践，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所谓的“量化自我”运动。顾名思义，量化自我的目标就是对几乎所有的身体表现以量化的方式加以把握，以参数掌控血压、心跳、步数、血糖、热量的涉入与消耗、睡眠与休息的时长与质量、褪黑素与血清素含量，等等。在这里，可受掌控的四个面向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测量一整天的步数后，我们几乎不可能不会想再提升或优化步数。人们几乎必然会因为想掌控这些数据而造成相应的行为改变。借助这些数据，世界对我们的抗拒，我们自己的身体对我们的抗拒，可以有效地被降到最低，有时候甚至被完全克服掉了。痛？止疼就好_。因为时差所以很累？可以提神啊_。生活提不起劲？有技巧可以解决的。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循环关系与心理状态关系就这样在我们背后产生转变了，“自然而然地”从一种（产生自我效能地、弹性地）聆听与回应身体的关系，变成一种（通过技术与药物而进行的）计算与支配身体的关系。⁽¹²⁾

但难道这不会为我们开启一个空间，让我们能与不受掌控的事物有一场共鸣的相遇，让这些（世界总会源源不绝地提供给我们的）不受掌控的事物可以感动我们吗？例如在度假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不受掌控的事物。对于许多晚期现代主体来说，假期是日常生活中心智与力比多的重要“定锚点”。晚期现代主体会不断在想下一场旅行要去哪里，要以什么方式去“打开”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旅游之所以这么重要，尤其是因为庸常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造就了一种模式，让我们在应对日常生活时感到无比绝望。如我已经指出了，在寻常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中，我们得不断地跟要事清单进行战斗，但这要事清单从来也不可能做得完。要事清单变成我们要全面侵占的世界的缩影，让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喘口气，来一场充满共鸣的相遇。而假期承诺我们可以与美好的世界来一场真正的相遇，我们不需要完成或克服什么，而只需要单纯地接受感动。只是有个问题：我们能运用的时间有限，旅游的花费太高，我们不能把钱全部花在旅游上，还得顾及生活，所以一来旅游是否真能带来感动实在无法获得保证，二来很可能我们因此在旅游时感到紧张兮兮。结果就是，不论是我们，还是旅行社，都必须尝试用各种手段保证共鸣真的会发生，原则上不受掌控的事物必须以商品的形态——最好是“全包式度假”的形式——来受到掌控。伤害、受创、不受欢迎的自我转变，从一开始就应该——不对，是必须——完全排除掉。我们不可能会想在古巴、泰国、喜马拉雅山体验感动之后，就定居当地，或是丢了工作、丢了财产、生病、遇到抢劫。这一切都必须被排除掉：度假的目标就是要修养、恢复精力，而绝非无法计算的转变和不知道能不能在旅游后平安返家。所以也难怪，豪华邮轮产业爆炸式地增长。这门产业就是承诺游客在完全可控的条件下与遥远的地方和人们来一场相遇，但又不用真的跟这些地方和人有什么瓜葛。但就如我提到过的，想完全不受伤，就会变得，或依然是缺乏共鸣能力的。我们也许会获得刺激，但不会得到感动。于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满足了它神奇的功能，亦即为消费者不断带来可以购买的新产品（这里的例子是旅游），而且虽然消费者在购买后必然会感到失望，但却不会因此停止购买（原则上其实是一成不变的）商品，因为消费者在每次失望后总会不断追求新的、“更特别的”商品。

在我看来，（不论是哪种型态的）旅游对现代社会来说之所以很重要，不大是，或不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很重要的经济产业，而是因为它象征、承诺、表现了某种世界关系。当我们走进旅行社，或是访问一些旅游网页，都会马上感觉到“整个世界已经在我们脚下了”。土耳其、埃及，甚至是塞舌尔群岛、复活节岛，这些旅程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搭乘廉价航空加以掌控。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很便宜，但对于“付得起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划算了，而且在有钱的工业国家中这种人很多。就算是付不起的人，也依然会将进入（erreichen）这种世界关系视为目标。晚期现代的世界作用范围的扩大，在这里表露无遗。

不过，也正好在旅游产业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上层中产阶级的人）发现，他们对世界作用范围的过度扩展反而会危及自己，发现限制了他们掌控能力的事物较少地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他们的内部。所以，刻意将可受掌控的世界作用范围暂时人为地限制住，反而开始变成一种很受欢迎的旅行项目。像是住在刻意没有配备电视、断绝WiFi的庙里或偏僻山间小屋的灵修活动，不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只能徒步前行的圣地亚哥朝圣之旅（或是徒步从慕尼黑翻越阿尔卑斯山到维也纳）。在这些旅游活动中，日常实践里受我们掌控的世界范围突然变小了，只剩下“此时此地”，而且这个所剩的“此时此地”在我们的感知和经验中突然变得无比奢侈。很有趣的是，这些旅游活动正反映出晚期现代甚至想掌控住这样的不受掌控的经验，将之变成一个暂时的、随时都可以结束的可选之项。

老龄化与看护

尽管人类有过各式各样的尝试，但自身的老化过程依然是不受掌控的。超人类主义者企图将老化解释成一种可以处理和克服的疾病，各种抗皱霜或抗老计划承诺让人能有永不松弛的皮肤和永远年轻的外貌。在全世界，尤其是富裕国家，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几十年（将近三十年，将近人生的三分之一了），让人们对世界的作用范围在时间面向上扩展了非常多。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身体的老化衰退依然存在于生命最后的终点，还是为现代的世界作用范围扩增计划设下了无法跨越的边界。所有侵占世界的努力在这里都是失败的。

关于（晚期）现代的人与疾病的关系，有很多可以谈的。就像梅约（Giovanni Maio）很有说服力地指出的，疾病是我们原则上必须要处理掉的，是我们应该通过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与运动等等避免的，也是我们必须用药物手段战胜与克服的。人与疾病的关系在现代是纯粹的侵占关系（战胜病魔！）。当面对无法战胜的疾病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是没用的失败者。“当我们拥有越多技术、当医学越将疾病仅视为一种必须战胜（而非仅解决掉而已）的祸害的时候，病人就越会陷入绝望中，与疾病相伴的生活就越是不能被容许的”，梅约这么写道。⁽¹³⁾但同时，梅约又写到另一种我称为聆听与回应的态度的可能性，亦即一种把疾病当作“命运”、当作可以聆听的声音的态度。

这个世界的实在性还有很多是没有被决定的。我们可以把命运视为首要的出发点，人就是从命运出发，以最原初自我的方式响应命运，以此自我实现的。我们的命运并没有把一切事情都说完，而是［……］我们的命运如何，端视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何种基本态度去回应它。［……］就算是不治之症，也依然为我们开启了一种用符合自己个性的方式去进行应对的可能性。⁽¹⁴⁾

不论是要战胜它、还是聆听与回应它，疾病都是不受掌控的。但是这两种病患所面对的不受掌控，是不同的，而且这两种不受掌控之间的差异，也正是无能为力感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差异：越是想掌控疾病，越往往会让主体在世界关系中感到无能为力。

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谁是病患、谁是医生并不那么重要。重点不是病患遇见了哪位医生，而是在于病人如何“遇见”疾病。所有的病征和反应状态都必须被量化，（在屏幕上）可视化，进而准确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所以也可想而知，“最佳的处理”意味着尽可能准确地基于症状与病人状态来进行干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在当下，“最佳的处理”会出自电脑计算出来的计划，而非人类医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个与生老病死息息相关的领域：看护。毛雷尔（Alfons Maurer）通过一项检视共鸣概念日常实用性的“应用研究”，对数字技术在老年协助方面的具体应用现象进行了反思，并且在经验方面丰富、清楚地呈现出我对掌控世界的批判究竟具体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¹⁵⁾毛雷尔首先指出，看护人员的工作重点近来出现了改变。在看护人员与被看护者之间的互动，几乎不再是由两个鲜明的个体“用自己的声音在说话”，而是越来越将焦点放在对各种不断出现的参数所进行的测量、文件归档、优化上。血压、心跳数据怎么样？药物摄取参数如何？看护过程持续多长时间？被看护人的医疗保险涵盖了哪些范畴？看护费用是否可以_、是否必须报销？专业人员在执行哪些程序时需要什么证照？哪些参数必须登记在哪些文档中？医生和看护人员整日都在处理文件、参数，对着屏幕，而且和与日俱增的时间压力进行搏斗，尝试在时间、经济、技术、医疗方面优化各种日常事务。而且反过来看，也因为病患或被看护者也都在期待“最佳的照料”（因为他们就是如此被承诺的），所以根本上医生和看护人员所照顾的到底是谁根本不重要。他们提供的服务要在任何方面进行（参数的）最优化，因此这个服务的概念中并不存在“具体的个人”，当然也不存在任何被看护者的无法被掌控的声音。这种掌控逻辑并非是由数字化过程造成的，也不是在数字化过程当中不得不形成的，而只是由数字化过程所促成，或提供可能性的。如同毛雷尔所描述的，技术也完全可以带来不同的情况，例如提升人们的共鸣敏锐度。但我认为技术本身不等于共鸣敏锐度或共鸣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追求参数最优化的看护服务在未来会由机器人来完成。若真是如此，那么当中什么不见了？两个各自独立、有共鸣能力的声音不见了。日本有研究报告指出，需要看护的人非常高兴与感谢看护机器人的投入使用，这乍看之下很令人困惑，但在我看来这个研究发现并不是说病人或老人从机器人那里很期待或能够得到共鸣，而是说他们因为机器人而从极端尴尬且非常不舒服的异化情境中解放出来了。在一些文化中，身体气味或身体反应是很令人尴尬的事，是见不得人的，并且让别人处理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令人不好意思的。所以对这些文化来说，看护工作本质上会令被看护者感到异化。不过，如果是机器人，而不是人担负了看护任务，被看护者虽然不会感到共鸣，但可以对之前自己很抗拒的世界关系感到“比较能够接受了”。

死 亡

最不受掌控的事，而且也是世界作用范围必然的终点，对于晚期现代的人或是现代，乃至早期现代的人来说，无疑就是死亡了。生命的开始与结束都是不受掌控的，虽然我们无疑都会努力避免自己或他人遭受残暴的不幸。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是如何来临的，也不知道死亡的感觉是什么、死后又会如何。人生终有一死。

即便我们都会，也必然会与死亡打交道，但不论是在范畴上、还是在本质上，死亡都是不受掌控的。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一个有趣的问题：共鸣跟死亡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人们可以聆听与回应死亡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是倾向持否定答案的，因为我们一来听不到“死亡之声”，二来死亡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自我效能感。但人们也许可以聆听自己的有限性，亦即聆听自己的人生与生命，并进行回应。然而现代社会却追求掌控死亡以及与死亡相伴随的过程。梅约语带抱怨地说道：

死亡在今天被认为是需要控制的，而且控制死亡越来越像是一个任务。死亡越来越被抹上了管理的色彩。我们都忘记了，对无法计算的死亡进行计算的这种支配意志是一种非常不恰当的基本态度。死亡恰恰意味着一切已逃脱我们的掌控，所以想掌控死亡实在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¹⁶⁾

只有选择自杀的人才完全掌控了自己的死亡。但在自杀行动中，我们以否定的方式通过摧毁生命来获得对生命的掌控力。日益常见的安乐死亦部分掌控了生命的终点。安乐死可以出自死者自己的意愿，即便可能是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出于死者自己的意愿。自杀或安乐死可以是有自我效能感的行动，也可以视为一种回应行动。但这里已显示出来，现代社会拒绝承认有任何主体无法掌控之事存在，拒绝承认有技术无法跨越的掌控边界的存在。这都显示出了死亡也变成一个需要侵占的点、需要解决的任务。

此外，我们也会尝试在临终时立下生前遗嘱，以让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可以控制所有我们即将再也无法施行的事。我们可以通过生前遗嘱决定要处理什么事，谁可以下决定，我们可以怎样处理我们自己的器官或身体等等。

与遗嘱和遗产法规方面有关的问题其实特别有趣，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超越我们死亡的对我们自己的遗产与“遗言”的掌控力。我们（最后）想掌控世界的意志，即使在意志者死了之后依然存在；意志延展将意志的时间作用范围扩展出了生命终点，战胜死亡。不过即便如此，生命原则上还是不受掌控的。人总是会尝试通过最终的意志，在生前借助不同的遗产赠予或让渡的形式来为所有的老年意外或变化进行准备。如果我比我的老伴先走或晚走一步了，如果我的儿媳对我不孝，如果我会长时间需要看护，如果我儿子想把房子卖了，如果我的孙子需要我救济他的生活，如果我又再次遇到了灵魂伴侣，如果我的子女们彼此阋墙，如果我女儿失业了_、缴不起信用卡账单了……那我该怎么办？这些事通常会让自己或自己身边的人很不幸。生命的不受掌控性不只经常会让人生无法预测，而且就算是公证文件也还是不会让生命因此就能受到控制。当生命中的意外或变化发生时，我们以聆听和回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反应，可能反而会是更有效的策略。

(1) 对此非常清晰的思考与鲜明的立场，以及所有进一步的关涉从出生到死亡的医学干预行为和命运安排的观点，可参阅Giovanni Maio, Abschaffung desSchicksals? Menschsein zwischen Gegebenheit des Lebens undmedizin-technischer Gestaltbarkeit，Freiburg：Herder，2014。

(2) Franziska Rupp，Subjektive Erfahrung der Geburt von Müttern inWest- und Ost-Berlin vor（ 1950—1989） und nach （ 1990—2015）der Wiedervereinigung ， in ： Refubium—Repositorium der FUBerlin （ Dissertation an der Charité ） ， 13. 9. 2018；https ： //refubium.fu-berlin. de/handle/fub188/22848 （ letzterZugriff：11. 10. 2018）.

(3) Leon Hempel ， Susanne Krasmann und Ulrich Bröckling （ Hg. ） ：Sichtbarkeitsregime. ^Überwachung, Sicherheit und Privatheit im21. Jahrhundert （ Leviathan Sonderheft 25/2010 ） ， Wiesbaden ：Springer VS，2010.

(4) 因此，即便儿童与之后的青年在他们与自己的身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示出非常低的自我效能感预期与共鸣能力，也不足为怪：我长期担任德国中学生协会（Deutsche SchülerAkademie）的负责人，为15—18岁的青少年学生提供咨询。我发现，今天的青年人在遇到哪怕是非常微小的身体紊乱的状况时，都会寻求医生与药物的干预治疗，这样的比例在逐年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