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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暗处的中间商:优步是如何管钱的
硅谷一直以通过创新型技术“颠覆”现有商业模式和产业而著称,但这套活术只是“城里有了新的中间商”的另一套高大上的说法罢了。这套活术还暗示了新的科技与它所关联的商业操作是密不可分的。这套狡猾的话术也是硅谷公司在跟对手竞争时将自己置身于行业标准和监管之外的手段,它们以微妙的方式重写了行业规则。从根本上来说,优步就是中间商。它收集和分析平台上所有司机和乘客的数据,然后把其中一部分信息展示给用户,例如,向司机展示存在溢价的区域地图,或者向乘客展示附近可用车辆的位置。它还将乘客发出的乘车订单申请,转化成平台派单推送给司机,然后从两方收取费用,平台上单个司机没办法看到整个交易的全局信息。优步赚取佣金的盈利方式无可厚非,但是从以往的法律纠纷、诉讼、记者曝光和我个人的调查研究来看,优步有可能利用自己作为中间商的优势,拿走了比它公开定价之外更多的金额。<sup>1</sup>结果就是,乘客被收取了更高的车费,司机拿到手的比乘客付出的少得多,优步从中分走了一大块蛋糕。在本书一开头,我们讨论了关于技术中立的迷思,特别是把算法作为一个中立的管理者形象来看待的问题。但是算法和金钱之间是什么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优步是如何通过算法以软件和公司政策为渠道,从司机和乘客身上赚取利润的?
自从牧民开始用自己的牛羊做交易,不诚信的交易行为就存在了,但新科技的出现让这种行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科技公司声称,自己的技术平台是中立的,完全靠“公正的”算法驱动。结果就是,它们可以开发出一套制造自利和不公正结果的系统,而且不会受到惩罚。优步参与了各式各样的暗箱操作,这些行为跟它所宣扬的“中立”且不干涉供需双方交易的平台定位自相矛盾。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首先,优步通过计价算法根据诸如订单里程、行程时间以及优步所计算出的供需关系之间的乘数等变量预估这趟行程的车费。之后,它悄无声息地、在不公布政策变动的情况下,让司机的收入与乘客支付的实际车费脱钩。它抛弃了之前用来预估行程车费的那套算法,转而采用“基于行车路线的计价方法”。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辨别哪些乘客愿意为出行多付费,然后向他们收取更高的车费。公司坚称这套计价系统不是针对个人的。对公众而言,优步用了一套在道德上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来为自己采用的行车线路计价法正名。例如,优步解释说,它可能会对在高收入地区之间往返的乘客收取更高的车费,而对在低收入地区往返的乘客收取较低的费用。<sup>2</sup>而且通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描述向愿意花费更多的乘客收取更高费用这一市场逻辑,优步利用技术将向一部分特定乘客收取溢价讲成了一个积极正面的故事。这部分增加的费用并没有让司机受益,因为他们是按照每分钟或每英里的固定费率来获得报酬的。优步在开始实验这种预估计费方法时,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一政策的细节,因此优步就可以在不通知司机和乘客的情况下利用自己中间商的地位获利。这种数学意义上的公正客观感——这种算法肯定是公平的,因为那些数字、算法设计、人工智能也是这么说的——让优步仅仅是一个公正中立的技术平台的说法可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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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从脸书和谷歌这样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公司身上学到了这套技术中立逻辑(这些公司也是硅谷的帝国缔造者)。谷歌的搜索结果和脸书的新闻推送都是基于算法处理的信息,这些处理结果可能会反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偏见。通过搜索结果反馈给我们的社会偏见,与这些公司用算法处理过的信息和观点来操纵用户的做法之间的区别让我们很难搞清楚。但是谷歌的搜索引擎和脸书的社交网站对用户来说都是免费的,因此当消费者感觉其背后的算法不够公正客观时可以轻易地表达不满。按照理性的做法,那些对此不满的用户只要不用这些网站就可以了(众多证据表明,想要放弃这些人们每天都会使用的网站并非易事)。<sup>3</sup>
然而,优步的算法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要深远得多,因为它直接影响司机的生计。虽然在事实上优步要面对消费者并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但它依然可以简单地从硅谷同行那里借鉴一套消费者导向的算法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在自己的劳动雇佣关系上。想要理解这种榨取式的操作如何用在了优步的体系中,我们需要暂时抛开优步这一局部,来放眼看看那些声称是中立的系统怎样用毫不中立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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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公司怎样通过你的数据来利用你
在每一天的数字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跟算法互动,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算法通过有选择地突出某些状态更新来塑造脸书新闻推送的面貌,而YouTube和推特则通过“最受欢迎”或“最高评分”等功能模块实时向人们展示流行趋势。这些算法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快速响应或者个性化功能,也在于它们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隐藏在幕后的能力。正如通信专家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观察那样,“社交媒体正在给用户呈现一份精心挑选过的内容清单,而这些内容的可信性恰恰是建立在这份清单是未经精心挑选的,纯粹是集体用户行为的产物。”<sup>4</sup>
我们来看一看谷歌。谷歌搜索引擎的算法称作“网页排名”,在宣传中它称自己为信息的中立仲裁者。网页排名算法对某一特定网页上链接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评估,来确定其在搜索结果页面展示的位置。换句话说,它能捕捉人群的智慧。谷歌成功地向人们灌输了一种理念,让人们相信自己的平台在本质上是民主和平等的,虽然有很多批评者指出这种算法通常带有社会偏见。<sup>5</sup>同样,脸书鼓吹自己可以促进投票结果,却否认可以影响人们投票时的选择:这好比是在一条被科技记者亚历克西斯·C.马德里加尔称作“一个中立的脸书幻梦”的钢丝上跳舞。<sup>6</sup>优步的说法——自己是一个用中立的算法制定溢价费率来将乘客和司机连接在一起的平台——同样建立在“平台纯洁度”这样一个伪命题上。
在科技行业,通过运用数据驱动的信息来影响用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ProPublica(新闻网站)的记者朱莉娅·安格文和苏里亚马图发现,亚马逊通过产品排名将用户引导向更贵的产品,而它一直声称自己的经营主旨是将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将客户引流到给网站支付了服务费的卖家,亚马逊的业绩也得到了提升。<sup>7</sup>亚马逊公司很好地展示了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实力和手段:网站分析数值得出产品价格和运费的各种组合,然后用这些分析结果从顾客身上攫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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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或者价格欺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像亚马逊这样运用大数据向客户量身推荐产品的电商平台的崛起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忧虑。消费者是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流到了价格更高的产品?同样的产品卖给他们时,会不会比卖给其他与他们条件类似的消费者时价格更高?正如几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者所展示的那样,“电商平台上的个性化也可以用来利用消费者,不论是操纵他们所能看到的产品(价格引导),还是为他们量身定制产品价格(价格歧视)。可惜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工具和技术来监测这种行为”。<sup>8</sup>
例如,在办公用品采购网站史泰博(Staples)上,根据消费者所在地区不同的邮政编码,他们看到的产品价格也不同。如果一个消费者所在位置远离史泰博的竞争对手,比如Home Depot,那么他看到的产品价格就会更高。<sup>9</sup>像Orbitz这样的机票和酒店预定平台同样会使用算法计价策略向不同乘客推送不同的产品价格和服务。它们意识到乘客的付费意愿跟他们所使用的电脑(苹果电脑用户的价格就要高于其他用户)、网页浏览器以及他们登录时所在的城市是有关系的。<sup>10</sup>巧合的是,Orbitz是亿客行(Expedia)旗下的公司,而亿客行的前CEO在2017年8月成了优步的新CEO;<sup>11</sup>Orbitz的前CEO巴尼·哈福德在几个月后成了优步的首席运营官。<sup>12</sup>尽管有些人主张消费者的手机电池电量或者地理位置等隐私信息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但这些影响价格算法的变量还是被许多软件上传用于价格计算。数据驱动型的客户整理和分类被许多行业采用。例如,工作数据分析公司Evolv的研究显示,那些在电脑上新装了网页浏览器,比如谷歌的Chrome浏览器的员工,比使用系统自带的浏览器,比如Safari(苹果浏览器)的员工,留在岗位的概率高15%。<sup>13</sup>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个人数据都可以用来向平台透露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者,或者我们作为消费者愿意为某种产品付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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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优步,在整个科技文化中,信息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和渠道都是强大的紧张感的来源。例如,我们都迫切希望谷歌地图之类的导航软件能有完整精确的地图,我们也信任这些服务能给我们推荐最优的路线。艺术家和研究者米米·奥诺哈向我们展示了谷歌地图的数据漏洞一些住满了人的街区在地图上却是一片空白。她写道:“作为巴西最臭名昭著的城市景观,大多数贫民窟在谷歌地图上都没有显示(这并非是因为它不想费这个精力)。在里约热内卢,1000个贫民窟中只有26个在地图上有显示,事实上有超过100万人——占整座城市人口1/4的人生活在这里,以此为家。”<sup>14</sup>这些跟现实之间的出入让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究竟谁决定着我们该如何丈量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脑海中关于算法技术会给我们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正影响着我们对优步这样的公司在经营行为方面公正性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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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系统真的是中立的吗?
这些真实的问题暴露了一个现实,就是算法系统并非所谓的中立,而且算法还暴露了全社会潜在的偏见。计算机科学家拉坦娅·斯威尼研究发现,当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搜索带有非裔特色的名字比如“达内尔”时,网站会推送诸如刑事诉讼背景调查之类的广告,让人不禁会把非裔人士与刑事犯罪背景联系起来。<sup>15</sup>当输入主要是白人使用的名字,比如“吉尔”或“杰弗里”时,网站推送的广告就不会与刑事犯罪相关。问题在于不只是谷歌单方面造成了这种关联和联想,谷歌用户在搜索黑人姓名时也会更容易点到那些与刑事犯罪相关的广告,从而进一步使计算机算法认为两者之间有强关联,进而习得了这一社会偏见。换句话说,看似公平中立的技术可以暴露出社会既有的偏见,也支撑了技术仅仅是将社会现实反映出来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些歧视和偏见,当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展示工作招聘广告时,女性用户所看到的工作机会的待遇要低于男性用户。<sup>16</sup>除此之外,通信专家萨菲娅·U.诺布尔发现,用谷歌搜索“黑人女孩”时,搜索结果第一页和页面上的广告内容主要和色情有关,例如“本地黑人性爱”等。<sup>17</sup>社会上的确有将黑人女孩过度色情化的偏见,但谷歌的搜索结果进一步筛选和放大了这一偏见,而且谷歌公司还从这些广告内容中获利。作家汉斯·罗尔曼这样总结诺布尔的发现:“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图书馆想给孩子们找些资料,然后你问图书管理员这里有哪些关于黑人小女孩儿的图书,结果她给你拿来一堆色情杂志,因为图书管理员给人看色情杂志的话可以拿到回扣。”<sup>18</sup>
一个中立系统跟它所处的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优步的情况是,那套司机评分系统逐渐吸收了给司机评分的消费者的偏见,然后反过来影响了司机的就业能力。<sup>19</sup>所有与司机相关的信息——从他们的种族、性别到日常的穿衣风格——都可以被乘客拿来当作支持和批判他们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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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数字生活中由算法主导,也造就了我们对商业化的数字交易行为的期待值。技术中立的神话让我们放松了对被操纵的警惕。当优步的溢价算法对同一地区不同用户实行区别计价政策时,它实际上是利用了用户,并利用了大家普遍相信的算法只是反映了市场上供需情况这一理念而获利。
中立技术平台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社会现实反馈给我们,有可能会影响现实中存在的偏见,并让人们对算法背后的政治原理产生道德上的质疑。然而,这些平台所做的远不止向我们客观反馈社会情况那么简单。用户想要弄清楚自己看到的某件商品或某项服务的价格,到底是社会反馈的结果还是公司执行某项政策之后的产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中间的区别意义重大,因为一个商业或技术行为的性质到底是利益驱动还是操纵甚至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就要靠这种区别来判断。
一个中间商从用户身上获利的能力远不止价格考虑这一方面。例如,脸书最为人熟知的产品是消息推送,这是一种在用户登录账户后将一系列好友状态更新和新闻推送展示给用户的服务。这些消息推送是根据算法生成的,而且普遍认为是中立的。脸书经常拿消息推送做各种测试(比如对比测试)。在一次没有提前告知用户的情况下,脸书通过向用户推送愉快或者悲伤的消息,对部分用户做了一次心理状态实验,结果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sup>20</sup>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人们很容易受大众情绪的感染:那些看到愉快的消息推送的用户会发送更积极乐观的状态更新,而那些看了更多负面消息的用户则更倾向于发送负面的状态更新。21
算法控制的力量由于各种令人不安的公共事件已经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脸书在传播与俄罗斯相关的政治宣传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操纵媒体方面的影响,在全社会激起了一场关于科技工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什么样角色的讨论。<sup>22</sup>不过,硅谷这些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平台公司在面对“终端用户”时,会刻意淡化这种不透明的算法管理在客户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尽管优步扮演的是一个中立的中间商角色,在调整乘客费率的同时却没有对司机做出相应补偿,它完全违背了自己所宣称的中立精神。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某些看似带有欺骗性质的公司行为,在劳动雇佣关系层面上用来管理劳工那就带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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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老板的管理之道:克扣薪水、价格欺诈、无偿劳动
硅谷将算法管理描绘成一种中立的状态,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工作中算法管理的欺骗程度也有不同:在一些情况下,优步作为一个隐形的中间商利用算法或技术榨取额外的收益,这看起来像克扣薪水的一种方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算法单纯通过不准确地反映或者预测溢价时间和区域来误导司机,让他们误认为自己可以赚更多的收入和补贴。我发现优步在劳动雇佣方面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包括取消订单后不付费、所谓的预付价格、可能会不见踪影的小费以及操纵性的溢价政策。除此之外,优步为司机提供的“客户服务”反应非常迟钝,而这种客户服务是司机与公司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这也是优步公司把司机当作地位低下的客户而不是员工的又一例证。
优步又是如何从这些情况中全身而退的呢?优步独特的品牌形象让它可以始终掩盖自己的操纵行为。它最常用的借口就是技术:用技术来解释不见的薪水都去哪儿了,它所使用的话术包括服务器故障、软件功能失灵、算法和中立。当优步面对猛烈的批评和被制裁的威胁时,它最典型的反应是改变自己的身份(例如从一家出租车公司变成技术公司),混淆自己适用的监管规则。而有时候,它会游说立法者来修改规则。如果说优步的司机是消费者,那么那些不见了的报酬是不是应该定义为欺诈和不公平交易,应该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仲裁呢?如果说优步司机是员工,我们是否应该诉诸劳动法来解决报酬不平等的问题?这两种说法或许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定义这种剥削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将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修正它。这同样也是一种策略:优步的多重身份迫使我们要驳斥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关于该如何看待这家公司的说辞。同时,优步还利用这种摇摆不定的身份来给自己兜底。全社会如何大范围与这些平台的政治力量做斗争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本书中,技术一词是一种权力语言,被优步运用在商业运营中,将自己凌驾于为其服务的司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