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

2016年夏天，在旧金山一个凉爽的夜晚，我跟优步的一名高级员工坐在一起聊天。过去曾有优步的员工邀请我到他们的办公室，但自从我拒绝在会面之前签署优步的保密协议之后，我就没办法再跟他们在公司里见面了。于是，我跟那名高级员工就在优步总部附近的一家“不用签署保密协议”的咖啡厅见面。我问优步公司是否试图建立跟司机之间的信任关系，他的答案让我无话可说——优步致力于和公司所有的终端用户建立信任关系。在这种非正式采访中依然采用法庭辩护时所用的那套语言让我颇感意外，在之后几个月中我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回想这一场景。当我们的桌上放着一个又一个卡布奇诺的空杯子时，那位高级员工坚持问我优步该如何改善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我忍不住想，这就好像是当你的女朋友发现自己只是你的婚外情人，而这时候你问我该如何改善与她的关系。

其中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优步司机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被当作客户满意度的问题，那么这些司机就无法借助劳动法之类的工具来为自己维权，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如果在工作中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则可以依靠此类保护措施来伸张自己的权益。并不是只有优步一家在使用这一套语言，其他公司，包括来福车和大洋彼岸英国的送餐服务公司Deliveroo都在使用这套说辞。优步与司机之间的劳动关系模式也不是个例：这代表着一波更大的社会力量正在通过科技手段和相关语言体系的影响力将劳动者变为消费者。例如，Deliveroo在其运营的十几个国家中将公司的送餐人员归类为独立合约人，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阿联酋，则将他们归类为雇员。2017年我采访了几名Deliveroo的员工，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种归类主要还是要看当地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说明公司确实可以用这套粉饰性的语言来避免将这些为公司服务的劳动者归类为公司的雇员。2017年6月，一家媒体在一篇关于一份泄露文件的报道中写道：“文件中说为Deliveroo送餐的骑手绝不会被称为劳工、员工或者雇员，他们在送餐时所穿的Deliveroo定制的马甲则称作‘品牌宣传服装’而不是制服。文件中透露，这些骑手没有‘合同’，有的只是‘供应商协议’。他们的工作时间不是‘排班’，而是‘显示可以接单’。他们永远不会被解雇，而是会被‘销号’。”⁴⁰

在另一个场合，我见到了另一名优步的高级员工，他在谈话中也表露了“司机就是消费者”这样的观点。我们见面时他稍微迟到了几分钟，他身上穿着一件休闲白T恤，由于刚刚结束晨跑，手里还拿了一条白毛巾来擦额头的汗水。他在不同的话题中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权威感让我想到了一些女性，她们努力让人感觉自己的好身材是天生的，而不是在背后进行辛苦的锻炼。当我们谈到改善司机客户服务的话题时，他解释说，如果你数一数科技行业中所有功能开发人员的人数，再数一数从事客户服务的员工人数，后者的数量明显要大得多。他表示，客服代表的数量是员工数量的两倍。听到他的这些说法，我在心里面翻了个白眼，但脸上还是保持微笑，然后回应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司机算作员工。”他点了点头，承认司机的数量要比前面两种人多得多——数量大概是他们的十倍。如何归类司机的身份，如何在更广泛的范围看待共享经济，以及两者的核心冲突反映出劳动权益保护者和优步公司之间的大部分矛盾。

通过把劳动者归类为消费者，优步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当优步将自己的技术描绘成仅仅是将两个终端用户群体——司机和乘客连接在一起的（而且是中立的）工具时，它刻意回避了一个现实：优步的算法让公司对司机的工作方式有了极大的掌控权。司机受到算法管理者误导的这一现象，也仅仅是掌控大量资源的硅谷公司如何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范例而已。优步在劳动关系方面的矛盾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司机在一个合法的框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雇佣关系的问题仅仅让我们得以窥见技术平台在利用消费者方面的冰山一角。工作环境下的种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了解在技术推动的世界中不公平现象是如何出现并扩张蔓延的。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算法管理是否在工作和消费之间造成了本质上的区别？优步为自己的辩护实际上清晰地阐述了在数字空间中，雇佣者和消费者之间互相斗争和妥协的动态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背后的算法的力量和对信息透明度追求之间的博弈。

当平台拥有你的数据

优步对待自己工作型的消费者的方式，让人们不禁质疑这家公司以及其他互联网平台会如何对待自己客户型的消费者。每次我们使用数字服务时，都会产生可供互联网公司收集和利用的数据。长久以来，以数据为中心的监控行为所引发的关于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比如如何对从用户身上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个人信息去标识化处理。然而，将数据匿名化将会对保护我们的数据不被恶意收集和利用的想法产生误导性。我们在探讨优步的经营手段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某个人被当作某个用户群体的一部分时，他会被如何对待？

作为乘客与司机之间的中介，优步不仅控制价格、薪资和工作标准，还掌控着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机密数据。优步收集用户数据的行为在很多方面被平台拿来当作利用消费者的工具，比如平台会按照某一部分乘客的支付意愿来向他们收取车费，而不是按照固定的价格标准。⁴¹与此同时，由于优步广泛的受欢迎度，它在消费者中的曝光率非常高。有时候，优步以中间人的身份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已经远远超越了利润驱动的范畴，甚至完全可以说是滥用。预定价政策就处在数据滥用的边缘，这不只是因为收取乘客的多而付给司机的少这种行为有多么恶劣，更是因为这一政策破坏了司机所理解的与优步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法律合约。

优步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让人对它所谓“中立的”中间人角色产生了质疑，但它更恶名昭著的政策则让人们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保护消费者数据的文化提出严肃的质疑。例如，优步取得了一名指控司机对其实施强奸行为的女乘客的医疗记录，但优步事先并未得到这位女乘客的许可。⁴²在另一起事件中，由于新闻记者萨拉·莱西对优步进行了批判性的报道（报道内容完全真实合法），优步威胁她和她的家人，暗示将会发起一场针对她的抹黑行动。⁴³在Waymo（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自动驾驶项目）对优步发起的关于盗窃自动驾驶技术相关商业机密的诉讼中，一名优步前员工指控优步存在大规模的商业间谍行为。⁴⁴

优步在破坏股东信任方面也是惯犯了。例如2011年，公司在芝加哥举办了一场黑轿车服务上线发布会。据说优步向现场来宾展示了30名纽约优步用户的实时位置跟踪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出来，旁边还标注了用户姓名，这种跟踪全球优步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展示方式还被冠以“上帝视角”之称。⁴⁵这些事件说明，优步的信息监控文化可以演变成一种恶性的经营行为。2015年，《纽约时报》记者娜塔莎·辛格和迈克·伊萨克特别报道了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警告，警告称优步即将采取的新的隐私政策将会“允许网约车软件收集更多乘客位置信息的数据，并使用用户手机中的联系人信息向他们的朋友发送推销广告”。⁴⁶维权人士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介入调查。

即使优步的经营行为还没有达到滥用用户隐私的程度，它也已经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些迹象——通过在软件设计上做出一些细小的更改，就会对用户隐私造成极大的影响。举一个小例子，2016年，优步更新了软件设定，用户必须同意新的用户协议，协议中规定，用户可以“不同意”或者“一直同意”通过手机分享自己的位置信息。而大多数软件在这方面通常会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只在使用这款软件时分享自己的位置信息。为了保护隐私，用户每次使用软件时都要打开手机把设置从“不同意”改成“一直同意”，这无疑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正如用户隐私和法律学者伍德罗·哈佐格在推特上公开表示的那样：“由于没有‘只在使用这款软件时分享隐私信息’这个选项，优步操纵了用户，让保护隐私的成本更高。”⁴⁷后来由于苹果强制优步和其他软件在软件商店上架时必须接受相关隐私条款，优步对软件进行了调整。但是安卓用户依然受到优步此前隐私条款设置的影响。大多数消费者因为想要享受廉价的出租车费和便捷的服务，所以在知道数据隐私条款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接受。很明显消费者会被数据剥削行为利用。

而且并不是只有个体消费者才会受到侵害，大公司同样会受到隐蔽的数据政策的欺骗。苹果的软件商店有一套特定的隐私规定，所有软件必须遵守，包括优步。但是根据《纽约时报》记者迈克·伊萨克的报道，⁴⁸优步公然违背了相关隐私规定，甚至在用户已经在手机上删除了优步软件之后依然跟踪用户的手机数据。正常情况下，无视苹果软件商店规则的软件开发者要冒着软件下架的风险，优步的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它失去上千万苹果手机用户。考虑到这一风险，优步对自己违反协议规则的行为做了精心伪装：这家网约车公司在自己的软件中有意识地针对苹果的反欺诈机制做了手脚，这样苹果在对软件进行审核时就只能看到它希望苹果看到的内容。在时任优步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指示下，优步的软件工程师在位于加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总部周围建了一个“地理围栏”，并以此瞒过了苹果一段时间。这个地理围栏的作用是，所有在围栏范围内的人（包括苹果的软件审核团队）将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版本的优步软件。这有点像一家公司给科技记者寄送了一个智能手表做评测，并假称这是其即将上市的标准产品，然而实际上送给记者的手表用了比量产版更快的处理器，这样记者就能给出更高的评分。在这件事曝光给公众之前几年，苹果CEO蒂姆·库克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了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惴惴不安的卡兰尼克去见了库克，两人在会议上讨论了优步有意忽视苹果软件规则的问题。卡兰尼克表示，将会完全遵守苹果的相关规定。

2016—2017年，优步许多违背大众信任的做法被媒体广泛报道。由于优步的做法代表了当今我们在使用科技产品时常常会遇到的情况，它的做法也揭开了科技行业的面纱，让我们看到许多给我们带来便利和价值的服务，反过来也会利用我们。在学术界有大量关于科技公司是否有权出售它手中用户信息的争论。⁴⁹一些思想家，例如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作家雅龙·拉尼尔，设想未来的人类可以通过自己在网上产生的数据获得报酬。⁵⁰然而，正如数字劳动学者和计算机科学家玛丽·L.格雷在推特上公开表示的那样，“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人们愿意将自己的网上生活商品化。难道只要给钱，那些公司就可以随便出售我们家人的照片或者购物记录吗？或许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停止全面授权这些公司将我们的数据卖给第三方？”⁵¹她认为，这些被重新组织的社会数据和付费的数字知识之间有本质区别，在我们的采访中她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虚拟的劳动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长时间以来，关于隐私的争论已经成为全社会面临的科技行业问题的一个典型代表。优步或许已经成为关于消费者数据隐私问题的一个代理战争场地，因为对那些想要拿数据收集和隐私问题做文章的政客来说，树大招风的优步无疑是一个最合适的目标。

在前言中出现过的优步和来福车司机科菲，我在华盛顿采访过他。2017年他从媒体上，而不是自己的雇主那里得知，在2016年，包括他在内的全世界一共5700万名优步司机和乘客的个人信息被黑客盗取了，包括姓名、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等。⁵²仅在美国，就有60万名司机受到这次黑客袭击问题的影响，司机们的车牌信息也被泄露。优步一开始给黑客支付了一笔“赎金”，要求他们删除数据并对攻击事件保密，后来在彭博社对该事件进行首次报道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17年11月22日，优步才用寄信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司机。⁵³在搬到美国之前，科菲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政府机构里担任助理检察官。“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不论是对司机还是乘客，我都希望优步可以做得更好。”在采访中他对我说。后来在一起关于公司欺骗性的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投诉中，优步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并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20年的协议，协议要求优步建立一套全方位的隐私保护体系并进行内部审计。⁵⁴

优步在数据管理方面的措施让人不禁质疑我们所信任的那些平台公司是如何收集和使用我们的个人信息的。优步的行为反映出在谷歌、脸书和其他硅谷公司普遍存在的数据收集和用户操纵方面的问题。优步曾使用这些数据来探究究竟哪些用户有过一夜情的经历（优步在一篇博客中将其称为“荣耀之旅”），由此可见这些公司以增加交易的便利性为名收集了我们多少个人信息。⁵⁵并不是只有优步一家这样做。备受欢迎的线上婚恋网站OkCupid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鲁德尔发表过一篇介绍公司的博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如何使用从用户那里收集的数据。举一个例子就能看出它滥用用户数据到什么程度：这家公司会将针对用户的问卷答案进行交叉比对，比如将“你喜欢锻炼吗？”和“你达到性高潮会有困难吗？”两个问题比对后，它就能得出不经常锻炼的女性更不容易达到性高潮。⁵⁶类似的侵犯隐私的行为在科技界数不胜数。2017年圣诞节前夕，网飞公司公开在推特上开玩笑说：“致那些在过去18天内每天看一遍《圣诞王子》的53个人：谁伤害了你们？”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玩笑却让人对这种“老大哥”式的监控心生不快：你在看网飞的节目，网飞同时也在看你。⁵⁷这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你使用的这些软件从你身上收集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来针对你，尽管这些威胁通常很隐蔽。我们与以数据为中心的系统之间的互动方式实际上是与这些平台会保护我们的数据隐私有一种信任契约。不出所料，网飞侵犯用户隐私的行为遭到了各方批判。⁵⁸发生在优步身上的一个又一个案例，只是科技行业的各种行为清单中的一些而已。但同时优步又是不一样的。科技界的文化素来是以2000年左右谷歌公司提出的“不作恶”的经营理念，以及2004年成立的脸书所宣称的“让人们有权去自由分享，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互联”的公司使命（2017年公司使命调整为“赋予人创建社区的权力，让世界融为一体”）为基础的。⁵⁹科技公司从美国社会的无罪推论逻辑中受益，作为强大、创新和敬业的代表以及改变未来的希望，它们享受崇高的社会地位。但优步让我们感觉无罪推论在它身上并不适用。

和脸书或谷歌不同的是，优步为我们提供的是实体服务，而且它的服务依赖于成千上万辛劳付出的劳动者。优步司机会因为这份工作被执法部门监督和处罚，而优步公司也会被某座城市彻底驱除。谷歌和脸书并不受某个城市的监管，而监管者则可以让优步寸步难行，因为它是客观的物理存在。消费者可能会感觉很难彻底摒弃谷歌的服务，但他们可以完全抵制优步（虽然有一次又一次的丑闻，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们依然认可优步提供的服务价值）。截至目前，优步成功将算法管理应用到了劳动人事关系中，这也造成了该如何对待和保护司机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监管者和立法者也依然在尽力解决政策方面的滞后性。与此同时，诸如优步这样的硅谷科技公司正在用算法重新塑造劳动雇佣的标准并重写工作中的各种准则。

第六章大联盟

2017年8月，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一名优步司机（刚好是一名黑人女性）把几名出言不逊对她进行种族主义语言攻击的“纳粹”头目赶下了车。¹之后不久，优步和其他科技界的领军公司，比如苹果、谷歌、脸书、GoDaddy（全球知名的域名主机服务商）等一起，表达了对仇恨言论的强硬立场。网络服务器供应商CloudFare切断了一个纳粹主义网站Daily Stormer的网络连接。²优步同时又给司机和乘客发了邮件，重申了针对“新纳粹主义”的立场，并强调平台对极端言论和种族主义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优步公司不得不对纳粹主义摆明立场这件事也反映出它如今在社会上巨大的影响力。不过真正战斗在反纳粹、反仇恨言论第一线的却是司机。如果反对纳粹突然成为工作的一部分，那么承担对抗和被报复风险的正是司机，即使他们的身份是“独立合约人”。

让司机参与这场反纳粹主义公关活动是一种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一方面司机有了底气，他们知道拒载纳粹乘客不会受到公司惩罚；另一方面，优步也能获得反纳粹社会组织和消费者的支持与好感。然而，归根结底这些政治策略还是趋利的。司机只是优步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所积累的强大的战略合作伙伴军火库中的一件武器而已。从更深的角度来看，这些政治策略也反映出科技公司在参与社会问题时超快的反应速度，但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和干预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优步之所以能让每个人都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就是因为这家公司关乎太多人的利益——从司机到民权组织、监管者，甚至是免费为其提供代码的女程序员——大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参与进来并助推了优步的成功。在对优步在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经营策略进行调研时，我发现了一种通行的模式。优步会快速寻找和培养盟友，得到大家的支持，然后就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危机——从对劳工关系归类问题的法律诉讼，以及卡兰尼克被公开的跟司机之间的争执，到Waymo指控优步窃取其自动驾驶技术上的商业机密，等等。唯一不变的逻辑就是公司的扩张和控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