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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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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会详细探讨优步的运行机制,以及这些运营行为对所有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包括乘客、行业监管者、民权活动人士、其他硅谷公司等。我们先来看看优步最基础的部分,它作为一个服务者、一家公司、一个美国经济的标志到底意味着什么?与许多创业公司和模仿者一样,优步的商业模式以及公共形象建立在三个充满诗意的寓言之上:共享商业价值的神话、技术例外论的神话、被美化的千禧一代劳动者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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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商业价值的神话

优步将自己描绘成一家利他的公司。优步的自我定位是一家跨国科技公司,而不是交通公司,以此来规避出租车行业适用的法律法规。优步同时还说,它通过技术平台来调度订单任务,因此与提供劳务的司机成了一种合作团体,在共享经济的那套话术以及司机招聘广告中都会传达这一信息,例如“帮助我们的乘客到达他们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每周获得薪水”。在法律层面,优步将司机归类为独立合约人,在优步的话术里则称作“司机合伙人”,这种归类和称呼给了司机更高的自主权和更大的权益,但在实际运营中并非如此。通过利用“自己做老板”和“时间自己定,报酬自己收”这样的宣传,公司将司机定位为“合伙人”。其他一些数字劳工平台,例如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Turk)和零工服务公司跑腿兔(TaskRabbit)分别将自己平台上的劳动者称为“土耳其人”(Turkers)、“跑腿的”(Taskers)或“兔子”(Rabbits),并按照创业者或小微企业家的标准向他们收取费用。<sup>46</sup>这种刻意打造的称呼和术语就是为了将平台劳工与劳动法相关的规定和标准区别开来。<sup>47</sup>这些新平台公司试图将自己归入所谓的“协同商务”(cooperative commerce)范畴,<sup>48</sup>或者表现得像搭顺风车、拼车和沙发客等自发的互助行为一样。但是,它们将这种技术共享的形象描绘成社会上刚刚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现象。

技术的确提高了闲置资源和二级市场上货物及服务的使用和分配效率,<sup>49</sup>并且通过提高现有交易关系的规模效应,创造了更多的机遇。<sup>50</sup>那些讲述共享技术作用的故事强调共享技术“扮演了将分散独立的产业和不同类别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角色:创业者精神和独立合约人的身份赋予了那些受惠于数字化平台规模化的人更多权力,让低廉、便利和快速的服务成为可能。”<sup>51</sup>然而,共享经济的愿景和现实之间却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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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差距。

优步、爱彼迎以及其他的共享经济服务平台刻意淡化了被导流进驾驶、服务和类似的所谓“共享”工种中的劳动量。相反,它们将这些工作描绘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互惠行为:用户只是在平台上与其他用户按时分享他们的房子、汽车、工具、技能。这一逻辑总体上来说源于技术文化。脸书的一个信条就是将平台的20亿用户称为一个“社区”。维基百科强调通过不同用户社区之间的分工合作,最终每个人都可以为一个共同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sup>52</sup>尽管这一理念源自合作开源型的软件开发项目,但有许多例子可以表明,这种公平的理念并没有成为事实。女性编辑的维基页面和词条被拒绝或撤回的概率要远高于男性,这一现实提醒我们,它们并非对所人的贡献都一视同仁。<sup>53</sup>当优步这样的公司利用维基媒体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所秉承的公益理念,来打造自己的商业模式,创造一些临时的就业机会时,它们实际上是利用了人们对于线上协同合作项目的理解和好印象。在零工经济模式下,一个高高在上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雇主被一个带有开源软件文化形象的平台代替,而这种文化的精髓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贡献或分享自己的代码,协同打造一个超凡的数字产品或服务。<sup>54</sup>正是由于分享这一行为打破了传统的身份角色,所以这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一些学者用“生产消费者”(produsers)这一名称来指代这种双重身份。<sup>55</sup>通过淡化模糊市场经济的行为动机,共享经济描绘了一个似乎以社区为本的资本主义的面貌。

作为一个进入门槛很低的工种,为优步开车被描绘成是司机的“开源”机遇,让他们可以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和赚取“额外”收入。技术通常会模糊有报酬和没报酬的劳动之间的界限,这一点与女性对工作的贡献被严重低估的现象十分相似。一些形式的女性工作没有得到社会认同,例如情感照料等,因为人们默认这一类工作是女性喜欢的或对女性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此就不将这类工作看作真正的工作。共享经济也利用了类似的逻辑,声称技术改变了工作的原有面貌:这一理论的基础就是如果那些社区性或者个人兴趣比较强的工作是有趣的,那么就不能算作工作。这种技术文化可以并且已经模糊了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之间的界限。例如,互联网博客所产生的免费内容模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媒体行业,由于降低了信息生产的门槛和要求,新闻写作成为一种更加不稳定的工作。优步利用了我们对技术文化的印象,将司机描绘成独立创业的老板,暗示网约车平台提供了一种协同合作、公平公开的工作环境,没有传统的工作等级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象,但共享经济的一套话术的确取代了长期以来对临时工种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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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TaskRabbit和Fiverr这样的公司所提供的零工经济时代的工作机会已经带有明显的低薪工作的特征。正如社会学家朱莉娅·泰科纳在跟我讨论时表述的观点一样,对那些低薪劳动者来说,他们不是要在优步、TaskRabbit这样的“共享”平台提供的临时工作和一份带保障的每周40个工时的固定工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做TaskRabbit的零工、做20个工时的麦当劳零工或在朋友的五金店帮忙20个工时之间做选择。正式工作混杂非正式工作让我们长久以来对于就业的固有概念开始模糊。<sup>56</sup>然而,这些共享经济公司已经将人们对工作性质的认识成功重新定义为一种科技现象或“共享”方式,因为对那些掠夺性更强的商业模式来说,技术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反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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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例外论的神话

出租车司机抗议优步在没有出租车行业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运营,<sup>57</sup>优步则坚称自己不是出租车公司,而仅仅是一家通过中立算法让消费者和司机更便捷地联系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优步的快速崛起也威胁到了监管严格的出租车行业对叫车服务的垄断地位。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公司有意识地划清了与出租车公司和酒店这些业界前辈之间的界限,它们强调自己是一个带有利他目的的“共享”平台。爱彼迎声称自己和脸书、YouTube以及谷歌这些公司一样是一个技术平台,为主人和客人提供更便捷的连接服务。在与爱彼迎的冲突中,酒店行业指控它非法经营酒店:主人向游玩的客人出租自己的空房间或房子,却不需要符合酒店相关的安全标准或者床位和餐饮等服务方面的要求。 58

同样,脸书作为一家传播、分享新闻和讯息的公司,却拒绝归类为媒体公司。媒体公司会受到新闻道德、编辑责任以及报道准确性等方面的制约。而一个使用算法来传播内容或组织新闻推送的中立平台被当作编程工程和信息自动化的产物,在科技中立外衣的掩护下就可以逃避一家媒体公司应该承担的责任。许多学者<sup>59</sup>和新闻记者<sup>60</sup>都撰文尖锐地驳斥了脸书的这套理论,脸书所用的这套逻辑和优步如出一辙。

硅谷公司打着“技术例外论”的旗帜,认为之前约束行业竞争者和前辈的行业监管政策和法律对它们并不适用,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将自己定位为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巨头辩称,它们为了实现相似目标(例如用一辆出租车将乘客从A地送到B地)所提供的技术服务与相关法律所针对和约束的商业经营行为有本质不同。这让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不合时宜,而硅谷科技巨头所用的这种模式则通常被称作“颠覆”。法律学者朱莉娅·托马塞蒂认为,共享经济就是一种监管套利行为(规避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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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行为)。<sup>61</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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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化的千禧一代劳动者的神话

优步在制定招聘信息时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目的是邀请潜在的司机来为一家跨国科技公司,而不是一家新兴的出租车公司工作。优步的市场营销也几乎全部是围绕着典型的“千禧一代”的形象开展的。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作“千禧一代”,他们被认为是社会上最活跃的互联网科技用户,而他们也常常会找一些提供即时服务的临时工作。Intuit是一家为独立合约人提供税务会计服务的公司,它的软件非常受优步司机的欢迎,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也同意零工经济是千禧一代所出现的典型现象:“我们知道零工经济是切实存在的,它就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现实的潮流,并不是有了优步或者来福车之后才有这种现象的,很多年前这个趋势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千禧一代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sup>62</sup>虽然千禧一代因为黯淡的就业前景经常成为人们调侃的笑柄,但他们却同时被认为可以尽享互联网带来的无限就业机遇。

许多电视节目中都有典型的在数字文化中长大的千禧一代的形象和身影,比如电视剧《女孩我最大》等,这些节目中的主角的生活背景通常是纽约这种拥有规模庞大的服务业的城市。《女孩我最大》中的主要角色是那些明显带有千禧一代“自恋人格”特征的年轻女孩。<sup>63</sup>这些角色似乎是在不停变换的工作和自由随性的恋爱关系之间游戏人生。她们在职业生涯方面的选择更多是基于个人兴趣和追求自我实现,这一点所展示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与上一辈衡量成熟的指标(例如婚姻和稳定的工作等)有明显的差异。<sup>64</sup>我们来看看Fiverr在2017年发起的一项活动的广告(见图1.1)。Fiverr是一个专注于自由职业者和“精英企业家”的招聘平台,涉及编程、技术等多个行业和工种。Fiverr在纽约地铁张贴的广告明显是要打造一种零工时代光鲜亮丽的劳动者形象,这一形象正是基于为了追逐梦想而努力打拼却无依无靠的千禧一代的文化形象而设定的。<sup>65</sup>我观察到其中一则广告:一个漂亮的女孩双手撑着头,下巴微微扬起,眼光注视着观众身后的方向。海报上的大号字体写着:“今天你为老板赚了多少钱?”下面是一个小号的绿色的Fiverr的标志,以及广告语“我们相信实干家”。在同一节地铁车厢中的另外一张广告海报上则印着另一句话:“看别人介绍如何创业的文章就像看黄色书籍教你如何做爱一样。”后面同样是Fiverr的标志和那句广告语——“我们相信实干家”。正如《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标题所总结的那样,“零工经济时代推崇工作至死”。<sup>66</sup>一位优步司机把这篇文章的链接发到论坛里,然后评论道:“即使如此,我宁愿在零工经济时代超负荷工作,也不愿意坐在大公司的办公格子里当一个朝九晚五的奴隶。”这一观察也印证了Fiverr在《纽约客》上发布的广告的冲击力:一个漂亮的女性立志要超越那些千篇一律的需要进食的庸众,她略显憔悴的脸庞和凌乱的长发被塑造成“实干家”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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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将之前通常由蓝领和粉领工人(包括有色人种和立足未稳的新移民)所做的工作,包装成由科技公司和即时服务平台提供的时尚、光鲜亮丽的工作机会。<sup>67</sup>这些工作被美化的一部分原因是,拥有庞大用户基础的科技公司,例如社交媒体,会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浪漫化。千禧一代的数字化生活是他们自我享受、生活碎片化和机遇众多的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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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美食、好友、时尚照片都传达出一种富足和奢华的生活理念,这与你在现实中处于什么样的经济阶层没有关系。当然,并非只有千禧一代热衷于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展示在社交媒体上:阿德南骄傲地给我翻看他女儿们的Instagram主页,上面也展示了他的两个女儿正在新生活中茁长成长,其中一个正在地球的另一边参加交换生项目。同时,千禧一代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上更新的个人状态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每个人都在忙着做某个领域的“实干家”。不可预测的、机动灵活的工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一部分。这些现实情况并不是优步运营模式所独有的:数字化生活让许多人随时待命。当优步和其他公司把零工包装成一种机动灵活的工作推销给千禧一代时,实际上也塑造了我们对这样的工作内容的期待值。

通过利用千禧一代的身份认同感来包装零工经济时代劳动者的身份,优步和其他即时服务平台公司赋予了这些打零工者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在过去,这些工作通常是跟低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底层工作状态实际上只是延续了历史上人们对于女性和少数人种所从事的所谓二等工作的态度罢了。例如,农业劳动者和家政劳动者在美国不受最低工资收入法律的保护,这实际上是历史上受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一些工种的遗留问题,包括在种植园中工作的非洲黑奴和为富裕家庭提供家政服务的女性劳动力。零工经济从技术上将这些工作洗白成人们可以从文化上接受甚至向往的工作,而共享经济那一套话术和态度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从事这些工种的劳动者的传统印象,也就是他们不配拥有一份体面稳定的收入,不配享受应有的劳动保障。零工经济也是劳动雇佣经济趋势的一种社会化表达。例如,在1982—1983年、1990—1991年、2007—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稳定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导致家庭支柱男性失业的情况增多,这使更多的妻子和家庭主妇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增加自己的工作时间,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附加劳动力效应。根据一项著名的研究报告,2007—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在这方面产生的效应是最强的:对额外工作的“需求”被零工经济描述成了一种赚取“额外”收入的正面机遇。实际上,推崇每个人都应该找一份副业来做的工作文化,是对男性/女性家庭顶梁柱黯淡的经济就业前景的一种粉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