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第二次机器革命→

西即使我们从一个足够窄的经济学视角来看。而且，每当出现一种新产品或服务，或者当之前已有的产品变得免费之后当它们被数字化之后就常常变得免费了，我们所衡量的东西以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之间的差距都会被拉大。

142

→第9章大分化：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富裕与贫穷之间的不平衡是所有共和国最古老的、最致命的疾病。”

——普鲁塔克(Plutarch)

罗马传记文学家、散文家，柏拉图学派的知识分子

世界上第一张照片是1838年拍摄的一张繁忙的巴黎街道照片，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人类已经拍摄了3.5万亿张照片，而在这些照片中，有超过10%的照片是在去年拍摄的。直到近年来，大多数的照片还是胶片的，要用卤化银和其他化学材料冲洗出来，但胶片摄影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今天，超过25亿的人拥有数码相机，拍摄的绝大多数照片也是以数字的形式呈现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据估计，现在每两分钟所拍摄的照片要比整个19世纪所拍摄的所有照片都要多。我们现在可以方便地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人和事，其详细和频繁程度史无前例，而且和以前相比，我们也可以更容易地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作品。

数字化不仅使拍摄的照片数量和方便程度增加了，它也深刻地改变了照片制作和传播的经济模式。Instagram一支仅有15人的团队创建了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现在这个应用程序有超过1.3亿的用户在使用，其分享的照片数量已达到

160亿张(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在应用程序创建15个月之后，这家公司被以超过1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Facebook。Facebook的用户数量在2012年就达到了10亿，它的雇员人数大约为4600名，而工程师的数量差不多为1000名。

让我们拿上面这些数字与前数字化时代的庞然大物柯达相比—柯达也帮助用户分享了10亿张照片。柯达曾经雇用过145300名员工，其中有1/3的员工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办公，而间接雇用的数千名员工基本服务于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公司所需要的庞大供应链系统和零售、流通渠道。在1880年公司创立之后，柯达不仅为他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GeorgeEastman）创下了巨额财富，也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为罗彻斯特实现真正的财富共享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132年之后，也就是在Instagram出售给Facebook之前18个月的时候，柯达却申请了破产。传统的摄影方式已经不再广受欢迎。如今，每年有700亿张照片被上传到Facebook网站上，而且还有超过这一数量好多倍的照片通过其他类似Flickr网站这样的服务渠道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被共享。这些照片全部是以数字化存储的，而成千上万的人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用化学成分和相片纸冲洗照片的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在数字化时代，照片也需要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照片的进化诠释了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带来的红利：其一是当下发生的指数级、数字化以及组合式增长和进步产生的显著的经济红利；其二是分化也就是意味着人们在收入、财富和其他重要的生活指标的差异化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我们创造了一个图片丰富的世界，每年差不多都会有4000亿个“柯达瞬间”仅仅依靠轻轻一点鼠标或者随心触摸一下屏幕就能实现共享。而类似Instagram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所雇用的人员仅仅占到了柯达公司的一小部分。然而，Facebook所创造的市场价值要比柯达公司曾经的市场价值高好几倍，到目前为止还至少造就了7位亿万富翁，而且每一位富翁的净资产都要比乔治·伊士曼高10倍。从“模拟美元”到“数字便士”的转变带来了照片和其他产品的数字化，但另一方面也给收入分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分化。

THE SECOND MACHINE AGE→第二次机器革命→

146

摄影并不是这种转变的唯一例子。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音乐、媒体、金融和出版行业以及零售、流通、服务和生产领域。在几乎每一个行业，技术进步都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红利更少的工作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且至少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中，这种进步将会对我们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一位职员在一个小时内所做的工作能够被一台机器以一美元的成本完成，那么一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将不会为那份工作开出多于一美元的工资。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下，这位职员要么接受一小时一美元的工资，要么就要去寻找新的生存之道。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够凭借他的远见卓识、天赋才能或者熟练技能找到为上百万新一代使用数字技术的消费者服务的渠道，那么他或她所获得的赢利机会就有可能是其他传统渠道的上百万倍。而且理论和数据都在说明，技术红利和财富分化的结合并不是一种巧合。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领域的进步，正在驱动财富和收入史无前例地重新分配。数字技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复制有价值的思想、创见和创新。它既在为社会又在为创新者的财富创造着红利，但同时也减少了先前重要的劳动力因素，使得很多人不得不面临收入大幅下降的困境。

技术红利和财富分化的结合挑战了两个普遍却相互矛盾的观点。其中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是，技术的进步总是能促进收入的增长。另一个是自动化会给劳动者的工资带来损失，因为人被机器代替了。上面这两个观点都有一定的事实根基，但现实情况却有些不同。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没有哪一条经济法律指出，所有的劳动者，或者是大部分劳动者，都将会从

第9章 大分化: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147

这种发展中有所获益。

在差不多200年的时间里，劳动者的工资确实是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提高的。这给人一种事情必然会发生的感觉技术（几乎）能够惠及所有的人。中位数工资已经无法追随生产率了，这更加说明这种分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中也具有一定的“实践”特色。

中产阶层应该如何做

让我们回想一些基本的事实和情况。

考察中产阶层的收入情况（也就是在整个分配体系中处于第50个百分点的劳动者的收入）是个不错的起点。1999年是美国中产家庭真正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达到顶峰的一年。那一年它达到了54932美元，但接下来就开始下降。到2011年的时候，差不多下跌了10%，也就是到了50054美元，即使这一年美国的GDP创了新高。尤其是，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呈现出了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在美国，自从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超过一半的收入集中在了10%的顶层美国人群中—这一年是2012年。1%的顶层人士获得了整个国家超过22%的收入，这一份额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倍还多。在经历了2011\~2012年的收入大增长之后—这一增长超过了1927\~192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1%的顶层美国人之中又有1%的超级人士（在美国仅有几千人）年收入超过了1100万美元，这些人所占的收入份额达到了美国全部收入的5.5%。

大萧条其他的几个衡量标准也在增加这种不平等。例如，，人类总体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延长，但一些群体的平均寿命却已经开始下降。根据S·杰伊·奥尔山斯基(S. JayOlshansky）和他的同事在《健康事务》(Health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在2008年没有高中文凭的美国白人女性的平均寿命是73.5岁，而在1990年这一群体的平均寿命是78.5岁。没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男性平均寿命在1990\~2008年有3年是下降的。

THE SECOND MACHINE AGE→第二次机器革命 →→

148

所以，不足为怪的是，就在美国开始恢复经济萧条的时候，抗议之声开始响彻美国。右翼的茶党运动①和左翼的占领运动表达并传递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愤怒之情—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其中一个群体批评政府的管理不善，另一个群体则大肆抨击金融服务行业。②

技术如何改变经济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都是深度的、结构性的，这是我们融入对经济增长持续驱动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必须要面对的结果。

最近我们无意中听到一位商业人士兴奋地对着他的手机大声叫喊道：“绝不用了。我再也不用H&RBlock（美国最大的报税服务供应商）的报税员了。我要使用TurboTax（一款报税软件，能提供详细的报税指导，可以为投资、生意和租用财产的申报提供帮助和建议）软件，它只花49美元，而且更加快捷、无误。我非常喜欢。”这位商业人士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更好的服务，他是幸运的。TurboTax已经为它的数百万用户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出现在GDP的统计数据中。TurboTax软件的开发者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成了亿万富翁。但现在成千上万的报税员却发现，他们的工作和收入都受到了威胁。

第9章 大分化: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①茶党运动(TeaParty movement)，现代茶党中的Tea，并非茶叶之意，而是指“已缴纳足够多的税”(TaxedEnough Already)的简写，其人员绝大多数是不满现实的中产阶级白人和少数白人工人阶级，包括老中青三代和妇女。它是一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社会运动，主要参与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茶党运动最初是由部分人士对2009年刺激经济复苏计划的抗议发展而来的。—译者注

②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社会产生了两场截然不同的民粹运动，2009年向右走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向左走的占领运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两场背道而驰的民粹运动本质上是经济危机下，美国社会极端化现象涌现的征兆。而这两场运动的分歧，也折射出美国社会在危机下的分裂。2009年，共和党中的保守派茶党分裂出来，他们提倡降低税收，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及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反对奥巴马政府对汽车行业的救助。短短一年内，茶党理念风行全美。然而3年多过去了，美国并没有如茶党人所愿，年轻人失业率更高达25%。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却要为华尔街金融大鳄的年薪埋单。这种愤懑终于井喷，也将美国社会分为两个阵营。自由派民众开始加入占领运动，他们提出了与保守派茶党截然不同的诉求，要求政府承担更大责任，干预自由市场。译者注

149

这位商业人士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经济体系发生的巨大变化。技术让消费者受益的同时，也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但只有少部分群体能从新的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大部分的收入。就像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习惯用卤化银冲洗照片的化学家一样，人工报税员与机器的竞赛也会有一个艰难时刻。技术的进步把他们变成了弱势群体，这不仅仅是相对于获胜者来说的，还与他们在传统技术背景下工作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现实问题创造并升级一种类似TurboTax这样的项目仅仅需要一小部分的设计人员和工程师就可以了。但正像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一旦运算法则被数字化之后，它们就可以以几乎零成本的代价被复制并传播到数百万使用者的手里。由于软件已经成为各个行业的核心，因此，这种类型的生产流程和这种类型的公司将如雨后春笋般覆盖整个经济体系。

一个大馅饼的一小块

当你把这种类型的案例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会发生什么呢?会有更大的状

THE SECOND MACHINE AGE→第二次机器革命 →→

150

况发生吗？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在1983\~2009年，美国人总体变得富有起来，因为他们资产的整体价值增长了。然而，正像经济学家埃德·伍尔夫(EdWolff)和西尔维娅·艾勒格莱特（Sylvia Allegretto）所观察到的，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底层80%群体的财富实际上是下降的。拿一个群体来说，处于顶层20%的美国人的财富增长不是100%，而是超过了100%。他们所获得的不仅包括经济体创造的数万亿美元的财富，还包括从底层80%群体中转移到他们身上的额外财富。这些财富的分配，即使在相对富裕的群体中也是极其不平衡的。美国财富增长的80%都被5%的顶层人士所瓜分，而1%的顶层人士获取了这部分增长财富的50%还要多，当然我们还可以依次类推出更加细化的财富分配图谱。有一个经常引用的例子，从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Walton)创业一直到2010年时，其财富的6位继承人①所获得的财富比在美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底层的40%的群体所获得的净财富还要多。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美国有1300万家庭的净资产是负值。

和财富相同，收入的分配也出现了转移。在1979\~2007年，1%的顶层人士的收入增长了278%，而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中间层次的那些人收入只增长了35%。在2002\~2007年，美国1%的顶层人士获得了超过65%的收入。根据《福布斯》的数据分析，在2013年，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的财富达到了创纪录的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一倍还多。

总之，自1979年以来，中位数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从1999年以来实际上还是下降的。但那不是因为美国的收入或生产率的增长已经停滞了；正像我们在第7章看到的，GDP和生产率的增长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相反，这种发展趋势反映了一个明显的分化现象—有一些人抓住了增长的收益，而另一些人没有抓住。

第9章 大分化: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①此处原书疑有误，实际情况是：1992年山姆去世。按照遗嘱，他的股份分给了妻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沃尔顿家族5人于2001年包揽了《福布斯》全球富翁榜的第7至11位，5人的资产总额达到931亿美元，比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高出34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译者注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