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西蒙在1978年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关于国际象棋冠军的预测却失误了，更不用说对“机器可以做人类所能做的所有的工作”的预测了。他的失误之处更多的是对时间的预测，而不是对最终结果的预测。在西蒙做出预测之后，根据Elo象棋评分系统①的测评，计算机象棋程序每年能够提高40分。在1997年5月11日，也就是西蒙做出预测40年之后，IBM公司的一台叫做“深蓝”的计算机在经过6场比赛之后，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到今天，已经没有人可以击败中等水平的计算机象棋程序了。事实上，到2009年，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系统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现在我们的个人计算机，甚至是手机上，都安装了此类象棋软件，而且其Elo象棋评分系统的测定都达到了2898分，完全能够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堪称顶级的人类选手。

劳动力和资本：谁的收益最大

技术不仅在掌握着不同规模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中间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它也在改变着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实体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动力之间（像工厂所有者和工厂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投入要素）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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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lo Rating System，以发明人阿尔帕德·埃洛(ArpadElo)的名字命名，用来计算国际象棋选手的比赛积分和排名。Elo排名体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排名制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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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购买了3万个机器人在位于中国的工厂里工作时，他是在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同样，当一套自动的语音响应系统取代了人工呼叫中心接线员时，整个运转体系的资本会出现增长，而劳动力相应就减少了。企业家和管理者都需要持续不断地做出这些类型的决策，评估每一类投入的相对成本，以及产出的质量、可靠性和复杂多样性对公司运转所产生的效应。

据罗德尼·布鲁克斯推算，我们在第2章提到的Baxter机器人的使用成本大约是每小时4美元，包括所有的成本。正像我们在这一章开始时所讨论的，等到Baxter也能同样完成之前的企业主雇用人工所能做的工作时，只要人工成本超过了每小时4美元，那么经济的刺激作用就会促使他们以资本（Baxter）来代替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出保持不变，而且假设在公司的设计规划、管理或销售中没有新的雇员加入，那么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比率将会增加。 1

可以想象，在Baxter之类的机器人真正到来之时，对普通劳动者薪酬的影响也会呈现向上或向下的变化。如果一些劳动者的工作和机器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非常接近，那么他们的薪酬就会面临向下的压力。如果摩尔定律和其他技术进步因素能够促使未来的Baxter版本的使用成本达到每小时两美元，然后下降到每小时一美元(甚至还会继续降低)，而且机器人所能操作的工作任务种类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加，那么这些劳动者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然而，经济理论也支持另外一些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工作对技术类的工作有填补作用，那么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就会增长。另外，当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增长，雇主也能够承担给每一位劳动者提高劳动报酬的压力。

第9章大分化: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① 这种效应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公司如何做出反应。设计和制造机器人的公司成本投入可能会增加，这要取决于这些公司资本密集的程度；在整体经济中，资本和劳动力的比率可能会增长或降低，也可能保持不变。我们将在第12章中详细地讨论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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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这会直接从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福利上反映出来。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了，由于劳动者每一美元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也增加了，所以他们的实际工资也相应增长了。随着生产率的提升，每个人的总产出都会增长，但普通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既有可能下降，也有可能上升，而其余份额将归资本所有者拥有。

当然，几十年来(如果不是几个世纪)，几乎每一种经济体系都是通过技术手段来达成用资本代替劳动力的目标。19世纪中期的自动脱粒机取代了超过30%的农业劳动力，而在整个20世纪，工业化一直在持续发挥着前进的动力。19世纪的经济学家，像卡尔·马克思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都预测，机械化的经济体系将会促使工人的命运更加恶化，最终逼迫他们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工资。

那么实际上，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份额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从历史上看，尽管有着在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劳动力在整体GDP中所占的份额一直保持着令人吃惊的稳定至少直到最近。结果，工资和生活标准出现了大幅增长，基本上与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这部分反映出在人力资本增长的同时，经济体中的设备和公司建筑设施等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增长。戴尔·乔根森和他的同事们推测，美国经济中所有的人力资本总规模根据其经济价值来衡量，是实体资本价值的10倍。最终的结果是，在实体资本所有者得到收益的同时，普通劳动者也能从公司的利润、红利和资本收益中获得报酬。

图9-3显示的是，在过去10年里，劳动力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和实体资本之间始终不变的区分看起来好像要走向终结了。正如苏珊·弗莱克（SusanFleck）、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和肖恩·斯普瑞格(Shawn Sprague)在《劳动评论月刊》(MonthlyLabor Review）中所注意到的：“在1947\~2000年，劳动力份额平均是64.3%。”在美国，劳动力占GDP的份额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10年第三季度跌落到它的最低点—57.8%。而且，这也是一个全球现象。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卡拉巴布尼斯(LoukasKarabarbounis）和布伦特·内曼（BrentNeiman）发现：“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劳动力份额已经出现大幅下滑，而且这种下滑发生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行业。”他们认为，这种下降可能源于信息时代的技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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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份额的下降，部分是由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两种发展趋势的影响和后果：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减少了，而那些还在工作的劳动力工资也比以前更低了。结果，虽然在过去劳动力报酬和生产率一直是相继发生增长的，但在最近一些年，它们之间的鸿沟扩大了。

如果生产率在增长，而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在攫取价值，那么谁攫取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实体资本的所有者。虽然美国经济陷入下滑的泥淖，但不论是从绝对数值上看(1.6万亿美元)，还是从所占的GDP份额上看(从1960\~2007年的平均20.5%上升到2010年的26.2%)，去年的利润也达到了历史的高点。与此同时，正像凯思琳·马迪根（KathleenMadigan，《经济大观》专栏的主要撰稿人）观察到的，在固定设备和软件方面的实际支出却飙升到了占GDP的26%，而劳动者的工资支出却基本上保持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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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暴跌实际上也说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的境况已经出现了恶化。劳动力报酬的官方评估数据也包括少数超级明星(包括媒体、金融、体育行业的大腕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飙升的薪酬。而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首席执行官们和其他高级管理者获取的所有报酬都来源于他们的“劳动”收入。这可能也反映出了他们的交涉能力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卢西恩·别布丘克(LucianBebchuk)等学者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从这种意义上看，如果认为首席执行官们的收入飙升是由于他们控制了资本，而不是付出了劳动(也不一定没有付出劳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资本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增长是以劳动力为代价的，但经济理论未必就能预测出这种发展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即使机器人和其他机器正在替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对资本份额的挑战不仅仅来自不同的劳工组织和个人(比如说首席执行官们和工会组织）的交涉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来自于其他资本。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一块的额外资本是要投到资本投入量最不足的生产中的。在一个资本可以被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想一下计算机芯片或者甚至软件）进行复制的世界里，资本的边际价值是倾向于下降的一即使在整体经济有更多的资本会被使用。当新的资本的边际价值在低廉地增加时，实际存在的资本价值是被挤压下降的。因此，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相对于劳动力来说，并不是自动增长的。相反，他们的收益份额将取决于生产、配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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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营体系的整个流程。

最重要的是，投入回报的多少将取决于哪些生产投入是最稀缺的。如果数字技术可以以低成本的代价替代普通劳动者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节点上要成为一位普通劳动者并不是个好时机。但如果数字技术也能替代更多的资本，这时资本所有者也是无法期待获得高额回报的。那么，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哪些资源是最稀缺和最有价值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促使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接下来的一对赢家和输家身上，即：超级明星vs.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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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第10章→。

赢家通吃的市场：数字化时代的生存逻辑

MACHINE

AGE

“一台机器可以做50个普通人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做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

——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

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作者

我们已经看到，技能型的技术变革使得对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增加了，而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减少了这些劳动者通常只从事程序认知性的和体力类的工作。另一方面，鼓励以实体资本代替劳动力的资本型技术变革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的赢利水平，同时减少了劳动力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以上各种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赢家相对于输家获益的增长。但在所有的变革之中，最大的改变来自于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第三个差距：一个领域的超级明星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