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Dershowitz，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律师，曾为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与弹劾案、泰森案等一系列轰动全球的大案担任辩护律师）这样的律师在法庭上为其辩护，即使德萧维奇代理的律师服务并不能像辛普森杀妻案那样可以复制到数百万人的身上。从某种意义上看，德萧维奇是一个超级明星级的代理人：他可以从那些超级明星般的委托人那里获得报酬，而且他的辉煌成就更容易得到我们这个数字化和网络化世界的推波助澜。①

法律和体制在某些方面也改变了超级明星们的收入方式。在艾森豪威尔的那个年代，最高边际税率高达90%，而在罗纳德·里根政府初期也超过了50%，但在2002年却下降到了35%，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2年年末。这种改变一方面明显提高了顶层收入者的税后收入，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发现这一举措对人们申报税前收入也有影响能够刺激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从自己收入的每一美元中都能多获取一点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申报更多的实际收入，而不是想尽各种办法隐藏或规避（因为向税务机关报税的成本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对交易的限制也大幅缩减了。就像廉价的通信和交通系统一样，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使得市场更加全球化，全球的超级明星们也能更容易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把当地的生产商驱赶出局。2006年当起亚(Kia）把彼得·希瑞尔(PeterSchreyer)②从奥迪挖走时，也标志着全球顶级的汽车设计师已经是全球性的，而不再是地区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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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先他是一位能力超群的法庭律师。另外，作为一位作者(他是《最好的辩护》一书的作者）以及电视台名人，他完全可以利用前面章节里所讨论到的超级巨星的获益思路来更直接地获取报酬。

② 全球汽车业设计领域最受尊重的权威人士，欧洲三大汽车设计师之一，设计了新甲壳虫、奥迪A6、奥迪TT系列等多款车。2006年，彼得·希瑞尔正式担任起亚首席设计师，负责起亚在全球的设计性工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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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顶层的1%人士和0.01%人士见证了他们薪酬创纪录地增长，但超级明星经济也面临着一些逆向的力量。可能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长尾”的增长利基产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技术不仅仅降低了边际成本，也在很多方面降低了固定成本、库存成本和搜索成本。这些改变中的每一个改变都能够吸引更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填满以前没有被填满的利基市场。

一些个体和商业公司并没有选择与超级明星们展开近身的“肉搏战”，而是寻求办法生产出区分度更大的产品，并发现或者创造可以开拓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利基市场。J·K·罗琳是一位亿万富翁级的作者，但也有其他百万级别的作者能有机会为几千个或几百个专业读者出版他们的作品。亚马逊网站可以囤积他们的书，全球读者都可以从这家网站上购买到这些书。即使所有的实体书店都无法赢利，亚马逊也将会是赢利的，因为有那么多小规模的客户群体会对各类的书感兴趣。技术一方面消磨掉了地理距离一种保护作者免受全球性竞争的障碍，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我们开拓一个专业化的、有一定区分度的产品领域。

即使在世界上排名第1000位的儿童书作者，也有可能比排名第一的专门撰写“给生态企业家的科学建议”或者“足球时钟管理”这类书的作者获得的收入要多。据此原则，开发者已经为苹果iPhone系统和安卓系统开发了超过70万个应用程序，而亚马逊网站则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超过2500万首的歌曲。即使更多数量的博文、Facebook网站故事和YouTube视频都可以在共享经济中被创造出来虽然未必能给创造者带来直接的收入，但却能创造经济价值。然而，正像我们看到的，创造新产品的机会也不一定就能带来丰厚的报酬。涉入门槛很低的超级明星经济或者长尾经济，仍然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经济模式。

第10章赢家通吃的市场：数字化时代的生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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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收入是怎样被平均的

一种由赢家通吃的市场占据主体的经济模式和我们早已熟悉的工业化经济模式，拥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动力。正像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始所讨论到的，砌砖工人的收入差异要远远低于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在赢家通吃市场下的收入差异，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不同。在稳定的市场分配模式下，营业收入和个人所得都是跟天分和努力分不开的，与之相反的是，在赢家通吃市场中存在着极其不稳定、也不均匀的竞争。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提到的创造性破坏指的就是，每一种创新不仅为消费者创造了价值，还彻底摧毁了之前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即使赢家规模扩大并站稳了市场，但反过来，它们也容易遭受到下一代创新者的攻击。熊彼特观察和分析认为，软件市场、媒体行业以及互联网产业的前景要比传统的生产和服务产业广阔得多。但当越来越多的产业逐步数字化和网络化之后，我们也同样可以预测，熊彼特所谓的产业发展动力还将会进一步延展。

在超级明星经济模式中，收入的分配不仅差异性更大，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分配模式。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处于顶层的一小部分群体看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在收入分配的基本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当收入大体上与绝对的业绩相称时—就像前面提到的砌砖工人的例子，收入的分配大体上是与天分和付出的努力相关的。从很多特征上考量，参与者的下降大体上遵循的是正态分布，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高斯分布或者钟形曲线(图10-1左)。这是一种近似根据高度、力量、速度、综合智商以及其他很多特征，比如情商、管理能力甚至是勤奋程度的分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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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它们还是比较接近直觉的一种模式。当你越来越接近两个长尾的末端时，参与者的数量就会越少。而且，分布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都是相同的数据。一位“平均”的人也是处在分布中间位置的人，他同样也是最典型或者最普通类型的人。如果美国的收入分配模式遵从的是一种正态分布，那么中位数收入将会随着平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正态分布的另一个特征是，当你从平均数往两边看时，你会发现特征极端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下降的速度会越来越快。7英尺（约2.1米）高的人们和6.5英尺(约1.9米）高的人们之间的比例，要明显地比6.5英尺和6英尺（约1.8米）高的人们之间的比例低得多。也就是说，越接近极端人数就会越少。

对比来看，超级明星（以及长尾）市场经常可以用幂律分布或者帕雷托曲线进行更恰当的描述，在这种分布模式下，小规模的群体获得的是不成比例的销售份额（图10-1右)。这种模式也经常可以被描述成80/20法则，也就是说20%的参与者获得了80%的收益当然还会有比这一法则更极端的情况。例如，埃里克和他的合作者研究发现，亚马逊网站的图书销售所遵循的就是幂律分布。幂律分布有一条“肥胖的长尾”，这也就意味着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我们在正态分布中所看到的。它们同时也具备尺度（标度）不变的特征，这意味着最畅销的书在销售前10名的书中所占的销售份额，和销售前10名的书在销售前100名的书中所占的销售份额，或者销售前100名的书在销售前1000名的书中所占的销售份额，大体都是相同的。幂律分布可以用于描述很多现象，包括从地震的频率到大多数语言中的词汇频率，当然也可以用于描述图书、DVD、应用程序和其他信息产品的销售分布。

第10章 赢家通吃的市场：数字化时代的生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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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场则是多种不同分配模式的混合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经济可以被描述成是一个对数正态分布（传统正态分布模式的一个变体）和幂律分布（适合描述顶层人士的收入）的混合体。我们当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便是尝试着尽可能了解这种混合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收入分配向幂律分布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史迪威科技战略高级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金·泰派勒（KimTaipale）曾经说过：“支撑凸出的社会中产阶层的钟形曲线分布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正迈向经济机会呈现幂律分布的时代。我们自身的教育将无法填补这其中的差异。”

这种转变突破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固有思维模式。我们大多数的人还都习惯于借助某种模型进行推论。政治家谈论的是普通选民，市场经理谈论的是一般（典型）消费者。这些都可以用正态分布模型来解释，因为最普遍的数值都接近于平均数，或者可以说，分布模式中的众数和平均数是相同的或者是接近相同的。然而，一个幂律分布的平均数通常要比中位数或众数高得多。例如，在2009年，美国棒球联盟的重要选手的平均薪酬是3240206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中位数薪酬1150000美元的3倍。

实际上，这意味着当收入按照幂律分布进行分配时，大多数人们都会处在平均数值以下跟乌比冈湖①说再见吧。而且，平均收入会随着时间发生增长，但中位数却没有任何增长，也就是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看到任何增长。幂律分布不仅仅增加了收入的不平等，也搅乱了我们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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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赢家通吃的市场：数字化时代的生存逻辑

①乌比冈湖效应，也称沃博艮湖效应，意思是高估自已的实际水平。社会心理学借用这一词，指人的一种总觉得什么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倾向，即给自己的许多方面打分高过实际水平。用另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自我拉抬偏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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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给富有者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长，而是我们是否给贫困者带来足够的财富增长。”

——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美国第32任总统

在前面4个章节里，我们看到了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包括的一个悖论：GDP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创新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人们却对他们孩子的未来生活标准更加悲观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福布斯》上榜的亿万富翁的财富已经是2000年的5倍，但美国中间家庭的收入却已经出现了下降。

经济数据强调红利和分配的二分法。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的高级成员、经济学家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Bernstein)，提醒我们注意生产率和就业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分离，正像在图11-1中所显示的。虽然这两个主要的经济数据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相伴而随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分离了。今天的就业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要比至少20年之内的任何时候都要低，而且今天处在中间位置的劳动者的真实收入还要比20世纪90年代低。与此同时，像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