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GDP、公司投资和税后利润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在一个像硅谷的地方或者一所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类大学，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初创公司遍地开花，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层出不穷，研究实验室不断搅动着类似我们在前面章节里看到的技术创新。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面临着生存困境：学生们挣扎在高额债务的边缘，毕业生寻找新的工作困难重重，而且还有数百万人为了维持临时的生活标准不得不依靠借贷为生。

在这一章节里，我们将解决关于红利和收入分化的未来的三个重要问题。首先，红利能够覆盖收入分化吗？其次，技术不仅创造了不平等，也创造了结构性失业吗？第三，全球化作为另一个改变经济的重要力量，能够解释最近在薪酬和就业领域出现的下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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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更大，红利还是收入分化

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我们正在创造着一个更加富足的世界一个越来越少的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能够带来越来越多产出的世界。在未来的一些年里，我们还将能够继续从相对比较容易衡量的指标中获益，比如较高的生产率，当然能给我们带来收益的还有不大容易衡量的指标，比如我们从免费的数字化产品中所获得的提升。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们曾用干巴巴的经济学词汇来描述我们当前的红利。这是不恰当的，需要及时澄清和纠正，因为红利是一种极其奇妙的基本现象，应该用最好的语言来描述。红利并不简单意味着更加廉价的消费产品和零热量的食品。正像我们在第7章所阐述的，它同时也意味着在我们生活的很多领域，拥有更多的种类和选择以及更高的质量。它意味着做心脏手术时，可以不用切开胸骨、打开胸腔。它意味着你始终都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出色的教师这些教师能对学生做出个性化的自我评估，以让学生们了解他们对学习材料的掌握程度。它意味着各个家庭在食品杂货、汽车、衣服和公共费用上面的花费会日益减少。它意味着聋哑之人可以恢复听力，盲人也可以复明。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做很多无聊、重复性的工作，而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创造性的和有吸引力的工作。

进步的表现至少是部分根源于数字化技术。当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而不是让他们与更封闭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技术进步就成为促使人们获得红利和生活改善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引擎。这同时也是一个受引擎驱动的收入分配、分化模式，我们所关注的领域，包括财富、收入、生活标准和进步的机会，都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异。有一些发展趋势（尤其是正在增长的不平等）在其他国家也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希望的是，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浪潮能够推起所有领域的“航船”，但现实的情况却远非如此。

第11章 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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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技术不仅仅是带来收入分化的唯一因素，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的信息技术更青睐高技术人才而不是低技术人才，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也要明显高于普通劳动者，超级明星们的薪酬更是令普通劳动者难以望其项背。所有的这些趋势都在带来收入的分化在那些有工作和没有工作的劳动者之间，在那些拥有高技术、一定教育背景和低技能的劳动者之间，在超级明星和其他所有人之间。从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以及了解到的，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对等的：未来的技术将倾向于带来收入的分化，正像它们促进了红利增长一样。

事实上，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既给我们带来了红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收入的分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日渐明显，最终会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有如此多的红利，我们还要担心收入分化吗？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处于底层的人们能看到由于技术的进步而给他们带来生活方面的提升，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也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收入的不平等在增长，对收入分化进行衡量的其他指标也在增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我们称之为超强红利的说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仅仅聚焦于收入分配的分化是不合适的，也会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红利是最重要的一种现象，它甚至存在于收入分配的底层。这种说法承认，高技术劳动者正在和其他人拉开距离超级明星们更是跳出了我们的视线所及之处，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这样又如何?只要所有人的经济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为什么我们还担心有一些人的生活会更好呢?”正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GregMankiw)所评论到的，如果1%的人口在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还能为其他所有人创造巨大的财富，这反映的是一种赏罚分明的结果，而未必是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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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部分原因是，它们给创新者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如果你的创造在市场中获得了成功，那么你至少会得到一些酬劳的回报。而如果你的创造带来了辉煌的成功，那么对你的奖赏将是巨大的。当这些刺激因素运转良好时（但这种体系内不会给那些胆大妄为之人提供巨大而无风险的奖赏)，所带来的收益将非常可观：创新者一方面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销售、购买关系，创新者也变得富足起来。每个人都获得了收益，即使并不是每个人所获得的收益都是相同的。

高科技行业提供了很多这类令人兴奋的现象的例子。企业家们创造了设备、网站、应用程序以及其他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可以随便使用和购买它们，企业家们由此在财富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是一种功能失调的模式，它是一种利益共享的模式。正像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所说的：“假设说美国有30多个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不平等的另一面就是成功的企业家精神；这当然是我们要鼓励的事情。”

我们尤其想要鼓励这样的创造，因为，正像我们在第6章所看到的，技术的进步通常还帮助了全世界甚至是最贫穷的人们。一些认真的研究成果已经显示，像移动电话这样的创新正在提高人们的收入、财富和其他福利水平。正像摩尔定律正同步驱动这些设备的成本价格下降并增加获取这些设备的可能性一样，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还将持续推动收益的叠加。

如果超强红利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完全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之后，我们的担心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这却不是事实。正像我们在第9、10章所看到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们的生活状况都在不断下降不论是从相对方面还是从绝对方面来考量。在美国，中间阶层劳动者真实的美元收入比1999年还要低，而当我们研究一下人们的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或者总收入而不是年收入时，我们也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重复着。也就是说，很多人在这场技术竞赛中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第11章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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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支持超级红利说法的人士相信，虽然这些下降是真实存在的，但从重要性上讲，它们仍然比不上毫无限制的产品价格下降、产品质量提升和我们所获得的其他收益。经济学家唐纳德·布拉德洛克斯(DonaldBoudreaux）和马克·佩里（MarkPerry）写道：

各个家庭在很多现代生活必需品方面的花费包括家里的食品、汽车、衣服、鞋子、家具、电器设备、房子和公共支出，从1950年占可支配收入的53%下降到1970年的44%，再下降到今天的32%……而且普通美国人所消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接近于几十年前富裕的美国人的水平。想一想每一个中产阶层的年轻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电子化产品—iPhone、iPad、iPod以及便携式计算机。他们使用的这些电子产品完全不次于美国1%的顶层人士所使用的同类产品，有时甚至还完全相同。

佩里补充说：“由于创新和技术……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群体）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富裕。”在《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以及其他媒体上，布鲁金斯学会的斯科特·温希普（ScottWinship）也做出了相似的评论。

这些观点也正在激起更多的讨论。我们尤其赞赏这样的观点：由于创新和技术所带来的红利，今天的普通劳动者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要比早期年代里那些和他们对等的人生活得更富裕。对于与信息、媒体、通信和计算相关的任何发展与进步，其提升幅度都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回想起来难以相信，预测起来难以想象。而且红利并不仅仅止于此：技术进步也会引起其他领域成本和质量的提升，比如食品和公共设施领域从表面上看来，这些领域好像并不是高技术的，但揭开表面之后，你就能看到它们的技术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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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们并不认为收入分配分化的幅度更小就是一件好事。首先，人们想要购买的一些关键性的产品和服务正在变得日益昂贵。贾里德·伯恩斯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拿1990\~2008年中等家庭收入的增长，和住房、健康护理和大学教育成本的变化，进行了对比。他发现，虽然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家庭收入增长了大约20%，住房和大学教育的花费却增长了大约50%，而健康护理的花费增长幅度超过了150%。由于在最近一些年里，美国中间家庭的真正收入一直在下降，所以如果这种差异性的对比在2008年之后的时间里一直重复下去，将会更加不妙。

然而很多美国家庭只是无尽无止地消费，背后却面临着很大的财务风险。经济学家安娜玛丽亚·卢莎蒂(AnnamariaLusardi)、丹尼尔·J·施耐德(Daniel J.Schneider)和彼得·图法诺(Peter Tufano)在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如何在30天之内筹集2000美元”这个话题做了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是令人气馁的。他们总结认为：“大约有1/4的美国人承认他们无法筹集到那么多的资金，另有19%的美国人提到要用抵押贷款或者变卖物品，还或者用工资日贷款…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差不多有一半的美国人在财务上是极其脆弱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中产阶层认为他们在财务上是脆弱的。”

其他数据关于贫困率、所获得的健康护理服务、想要找一份全职工作却只能找到一份兼职工作的劳动者数量等，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虽然技术带来的经济红利是真实的，但它却不能补偿收入分化的增长。当然这些增长不完全是大萧条的后果，也不是最近或暂时性的现象。

第11章 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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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人都面临着收入的下降和萧条的生活状况，这种糟糕的生存状态已经与日益弱化的社会流动性（出生于收入分配底层的孩子们想要摆脱自己的生活境况，并在他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中向上层社会升迁的机会空前地减少了)交织在了一起。最近的研究确切地显示出，以前数代人实现向上层社会升迁的美国梦，在今天已经变得破碎不堪了。仅仅举一个例子，在2013年，经济学家詹森·德班克(JasonDeBacker)、布拉德利·海姆(BradleyHeim）和他们的同事对1987\~2009年的纳税申报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他们所研究的35000个家庭的财富在整个社会家庭中的排名年复一年地没有任何变化即使他们的家庭收入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了增长。最近，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举例说明了类似居住在俄亥俄州克林顿港（他的家乡）这样城市的美国人，孩子们虽然可以接受大学教育已经超过了他们父母时代的高中教育水平，虽然可以同样努力，但他们的经济条件和未来前景在最近几十年里仍然出现了恶化。这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技能型技术变革的引擎已经在加速运转了。

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仍旧生活在一片机遇重重的土地上，国家能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但这已经不再是事实。正像《经济学家》杂志总结道的：“回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美国儿童小说作家)时代，美国的流动性要比欧洲强得多。现在情况却不同了。用一代人的社会流动性进行衡量一位父亲的相对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成年儿子的相对收入，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差不多相当于北欧国家的一半，和英国和意大利这些流动性最差的国家不相上下。”因此，红利分配和收入分化的程度不仅仅是增大了，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自我延续性。一个太常见的情况是，处于底层和中层的人们操劳一生，境况也难以改变，甚至很多家庭数代更迭也难逃颓势。这对一个经济体或社会来说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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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入的分化使得红利减少，那么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如果不平等和它的后果以某种方式阻碍了技术的进步，把我们从新机器革命时代所有潜在的收益中排除出去。虽然一种普遍的说法是，高度的不平等能够激发人们努力工作，提升整体经济的增长，但不平等也能抑制经济的增长。在2012年，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创作出版了《为什么国家会失败》(WhyNationsFail)，全景展现了数百年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正像这本书的副书名所描述的，“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说法，权力、繁荣与贫困真正的起源不是地理、自然资源或者文化。相反，它们是像民主、知识产权和法律规则这样的制度：包容性制度带来了繁荣，攫取性制度—社会固有的少数精英群体把控了经济和游戏的规则，导致了贫困。作者提供的案例引人注目，尤其特别关注了美国当前的状况，并阐述了极其重要的见解和警示：

繁荣取决于创新，如果我们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那么我们就会浪费创新的潜能：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微软、Google或Facebook将来自哪里，但如果让那个将来使这一切都会发生的人进入了一所失败的学校，而不能进入一所好的大学，那么这种有可能会变成现实的机会将大为减少………

在过去的200年里，美国创造了无数的创新，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因为大体上它是鼓励创新和投资的。但这并不是在真空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它是由一系列特别的政治安排包容的政治制度支撑的，这种制度阻遏了某位社会精英或者其他少数群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而切断了他们以牺牲社会的代价为自己谋取利益的途径。

第11章 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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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担心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会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不平等，而且那些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人会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洗牌，这更增加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而我们可能正身处其中。

他们的分析触碰到了导致最近一些年日益扩大和增长的不平等的最后一个原因：它会创造使我们迈向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征途变得异常缓慢的攫取性制度。我们认为这已经远远不是一种遗憾了，而更像是一场悲剧。而且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及其他学者的作品来看，我们也认为这是一种近乎真实的剧本。我们并没有对技术带来的红利将会更多地补偿由其催生的收入分配分化满怀信心，相反，我们对一些相反的发展方向忧心忡忡：分化实际上将减少未来的红利。

技术性失业：未来你的工作机会在哪里

我们看到整体经济规模都在增长，但一些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境况却变得更糟。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劳动者的薪酬也在下降。但技术真的会带来失业吗？

我们不是第一个问这些问题的人们。事实上，在过去的200年里，这些问题一直被不断地讨论着，甚至有时会讨论得非常激烈。在1811\~1817年，一群工作机会受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自动织布机威胁的纺织工人，聚集在一位神秘的名叫内德·勒德(NedLudd)①的像罗宾汉那样的人物周围，他们袭击工厂、摧毁机器，直到最后被英国政府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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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透视勒德运动，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学者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影响广泛的重要发展模式的早期影子：大规模的自动化技术进入了我们工作场所，影响了人们的工资和就业前景。研究者也被分成了两大阵营。第一也是最大的阵营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确凿无疑地让一些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机会，但资本主义根本的创造天性却给其他一些人带来了更好的创造机会。因此，失业只是暂时性的，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BatesClark，以他名字命名的克拉克奖章就是颁发给40岁以下的最出色的经济学家的)②在1915年写道：“在一种发展动力良好的现实（经济）状态中，劳动者的失业是随时都会发生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完全不存在，那是既不可能也不正常的。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需要技术的不断提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不出现劳动者的暂时性失业。”

在此之后的一年里，政治学家威廉·莱瑟森（WilliamLeiserson)把这一评论又做了进一步延伸。他把失业描述为接近幻想的一种东西：“失业大军就像是在着火的房子里等待警报声拉响的消防队员，或者像是随时准备应对下一个报警电话的后备警务人员。”总起来说，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需要大量随时都已经准备好的劳动力他们是被之前的技术进步替代下来的劳动者。

第11章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①内德·勒德是19世纪初期的英国纺织工人，他砸毁了许多新奇的发明那些快让他失业、快让他无法再用自己的特殊才能养家糊口的织布机。内德·勒德与罗宾汉同样是虚构的人物。后来，仇视一切新奇的发明乃至科技进步的人都被称为勒德主义者或勒德分子。—译者注

②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协会第三任会长。倡导静态与动态两种经济分析方法，对现代庸俗经济学有广泛影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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