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对劳动者的劳动状况并不是信心满满的。在1930年一篇名为“我们孙辈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文章中，他既表示了乐观，也很好地表达了第二阵营的观点：事实上，自动化会给人们带来永久性的失业，尤其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断地自动化。他的文章审视了过去大萧条时代的困难时期，并提出了自己的预测：“我们一直被一种新的疾病’折磨着，一些读者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的名字，但在未来的一些年里他们将会听到它的大量事迹’，这种疾病的名字就是技术性失业’。这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了使劳动者的劳动更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但这种提升却把劳动者的劳动机会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大萧条时代失业规模的扩大看起来好像证实了凯恩斯的思想，但最终失业现象还是缓和了。接下来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劳动力怎么也不会饱和的需求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技术性失业的威胁消退了。

在战争结束之后，关于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讨论又卷土重来，而且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1964年，一个由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给林登·约翰逊总统寄发了一封公开信：

生产率的新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的组织原则和工业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的组织原则截然不同一样。计算机和自动化机器的共同作用给我们带来了自动化技术革命，其结果是催生了一个生产能力得到无限扩大的经济体制但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却大幅缩减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Leontief)在1983年公开赞同：“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其作用注定是要被削弱的，就像在农业生产中，由于拖拉机的出现，马的作用被首先削弱，然后又被完全淘汰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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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过了4年，由国家科学院召集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家团体却对列昂惕夫的观点发起了挑战，在他们的报告《技术和就业》中，他们清晰、全面且乐观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通过降低成本进而降低一种竞争市场中一些产品的价格，技术变革通常能够带来对产品需求的增长：更大的产品需求会带来生产的增长，进而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抵消了由技术变革所引致的每单位产出劳动力需求减少的就业效应…从历史上看，我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由新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每单位产出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并且将持续被通常情况下发生的整体的生产扩张所带来的有利的就业效应所超越。

这种观点—自动化和其他形式的技术进步在总体上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于他们所摧毁的工作机会，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是，要么相信这种观点，要么就屈从于勒德主义者的谬论。因此，在最近一些年，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那种技术是对工作机会纯粹破坏的工具的观点，已经不再是一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了。

那种认为在经济萧条期间，技术会带来持续的结构性失业而不是暂时性失业的观点，所基于的是两个支柱性论点：一是经济理论，二是200年来的历史事实。但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也不如它们刚出现时有说服力了。

首先是经济理论。有三个经济原理可以用来解释技术性失业：无弹性需求、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严重的不平等。

如果技术能够使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增加，那么正像国家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团队所指出的，这不会自动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更低的成本有可能会带来更低的产品价格，进而更低的价格会带来对产品的更大需求，并最终会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种情况实际上能不能发生，要取决于弹性需求，可以解释为产品价格每一百分比的下降会带来多少百分比产品数量的增加。

第11章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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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产品和服务来说，比如汽车轮胎或者家居灯饰，需求相对缺少弹性，因此对价格下降也不大敏感，把人工灯具的价格削减去一半也并不会带来消费者对灯具需求成倍地增长。因此，一旦灯具制造的效率得到提高，灯具行业总的营业收入就会下降。在对历史的发展片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记录了自从蜡烛和鲸鱼油灯问世以来，技术已经把灯具的价格降低了1000多倍，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很少的劳动力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灯具。所有的经济部门不仅仅是生产行业，都可能会面临相对的非弹性需求。在生产效率提高之后，农业生产和制造领域已经经历了很多年的就业下降。更低的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并没有带来能够抵消生产效率提升的增长需求。

另一方面，当需求非常有弹性时，更高的生产效率也会带来足够的需求增长，进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长。这种主要发生在一些资源行业的可能性被称为杰文斯悖论，即更高的资源效率有时会导致更大的资源消耗。但对经济学家来说并没有什么悖论，只是弹性需求被不可避免地牵连其中。这在一些新兴行业，比如信息技术行业，尤其普遍。如果需求弹性基本上等于1(即1%的价格下降导致差不多1%的产品数量增长)，那么总的收入（价格乘以数量）将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生产的增长将基本上与需求的增长相平衡，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会和以前一样繁忙。

绝对的弹性可能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案例，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好的(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论点基本上是可以应用于整个经济领域的。例如，降低食品的价格可能会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但消费者可以拿出节省下来的更多的钱用来购买其他的东西，这样整体的就业效应还能够维持下去。节省的钱不仅仅可以购买更多的已有产品，还可以用来购买新上市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经济论点的核心技术性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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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从长期来看，需求并不是完美有弹性的。也就是说，更低的价格（基于质量调整）未必意味着我们将要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相反，我们的需求将变得饱和，会选择更少的消费。他预测，当生产人们需要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时，将导致工作时间的大幅缩减，甚至缩减到每周只有15个小时。然而，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很难看到这种类型的技术性失业。毕竟在那种情况下很明显的是，劳动者工作的时间会更少，因为人们的需求已经满足了。匮乏的经济学问题完全被如何处置充裕的财富和空闲时间这一更有吸引力的问题所替代。正像阿瑟·C·克拉克(ArthurC.Clarke)曾经评论过的，“未来的目标是完全失业，那时我们就能够发挥作用了”。

凯恩斯对短期的失调更加关注，这也把我们带到关于技术性失业的第二个更加严肃的论点：我们的技术、组织架构和体制无法与技术的变革保持同步。当技术淘汰了某种类型的工作，或者甚至是终结了某一类技能的需求，那些相关劳动者将不得不学习新的技能，并去寻找新的工作。当然，这需要花费时间，而在此期间，他们可能就会失业。虽然乐观的观点会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最终，当企业家开创新的商业模式并且人力资本也经过重新调适之后，经济体系才会出现新的平衡，完全就业才有可能重新恢复。

但如果这一过程要持续10年时间，将会发生什么呢？到那时，技术又发生了变革，那又将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华西里·列昂惕夫在他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所考虑的，他预测很多劳动者最终会永久性失业，就像马无法适应拖拉机的出现一样。只要劳动者和组织机构需要花费时间来适应技术变革，那么很明显，加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鸿沟的扩大，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也将增长。发展更快的技术进步可能最终会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更长的寿命，但它也需要人们、组织机构和体制的更快适应。在这里，我们得向凯恩斯表示歉意，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活在世上，我们仍旧需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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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性失业的第三个论点可能是最复杂的。它超越了暂时性的失调。正像我们在第8和第9章所详细阐述的，最近的技术进步凭借技能型技术变革和资本型技术变革，创造了赢家和输家，也使超级明星在赢家通吃市场中的数量大增。这种状况也减少了对一些工作和技能的需求。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价格要在供求关系之间寻求均衡，事实上，美国数百万劳动者的薪酬已经出现了下降。

原则上，对一些劳动者来说，均衡工资可能就是每小时一美元，即使其他一些劳动者的工资可能会达到这一标准的数千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不会认为每小时一美元就是最低的生活工资标准，他们也并不期待社会需要人们在这种有可能面临饥饿威胁的工资标准下工作。而且，在极端的赢家通吃的市场中，均衡工资可能就是零：即使我们可以无限制地为人们提供免费的音乐作品，但人们还是希望花钱购买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滚石乐队创始成员之一)演唱的版本。在现实的音乐市场中，米克现在也在复制他自己的能够与我们竞争的数字化版本。然而，一个接近于零的工资并不是最低的生活工资标准。理性的人们会四处寻找另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而不是依靠一份工资接近于零的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生计。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有一个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也能够导致失业：那些想要工作的人们却找不到工作机会。如果劳动者和任何企业家都认为，一份赢利的工作可能不再需要劳动者的技能和能力，那么这位劳动者将确定无疑地面临失业。从历史上看，这发生在很多对曾经有价值的生产投入的过程中从鲸油到马匹。在今天的经济形态下，即使是零价格也不需要这些投入了。也就是说，正像技术创造了不平等一样，它也能带来失业。从理论上看，这种情况能够影响很大一批人，甚至是人口的大多数，即使整体的经济份额一直是在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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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数据呢？在勒德分子对技术反抗以来的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率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数据表明，就业一直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这说明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总是在破坏工作机会。人们甚至还禁不住推想，正像技术支持者有时声称的，生产率的提升还创造了工作机会。然而，正如我们在图11-1中所看到的数据也表明，在最近(20世纪90年代末期)，工作的增长就同生产率的提升分离了。根据贾里德·伯恩斯坦的说法，反勒德主义者把这一事实看作令人头疼之事。我们应该从哪段历史中得到教训，是两个世纪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终结了，还是自从终结之后又过了15年？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对技术的解读告诉我们，指数级的、数字化的以及组合式创新的力量，以及机器智慧和网络智慧黎明的到来，都在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更大突破。

当机器人充满了世界

想象一下，明天有一家公司引入了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能够做人工能做的所有工作，包括制造更多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且它们也非常廉价，维护费用也接近于零。它们每天都在工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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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进步的经济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首先，生产率和产量将会突飞猛进。机器人将会在农场和工厂里劳作，廉价的食物和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事实上，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它们的价格将降低到接近原材料的成本价格。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都将会看到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种类和可购性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机器人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红利。

它们将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每一个在经济上理性的雇主都会倾向于使用机器人，因为与他们的生产现状相比，使用机器人能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同等的工作。因此，这些雇主将会很快用机器人代替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人类劳动力。企业家将持续研发新的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并创建新的公司，但在这些公司里，他们会使用机器人，而不是人类劳动力。机器人的拥有者和其他固定资产或者自然资源的拥有者将会抓住经济体中的所有价值，然后进行充分的消费。而那些没有资产的人们将只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劳动力还将变得毫无价值。

这种假设反映了一个现实，即技术进步一定会伴随着更多工作机会的创造这一铁律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对这种假设稍微改变一下，即机器人能够做人类劳动力能做的所有工作，除了有一种技能不具备，比如说烹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结果还是没有变化，除了仍然需要人工厨师以外。接下来，由于这些工作肯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以雇用厨师的公司只能提供少得多的薪酬，但即使这样，仍然可以填满空缺的职位。经济体中花费在烹饪上的总时长还将保持不变（只要在餐厅就餐的人数不变)，但厨师们总的工资水平将下降。仅有的例外可能是拥有多种烹饪技能以及声望难以企及的超级明星厨师。超级明星厨师仍旧可以拥有高薪酬，而其他厨师则无法做到。因此，除了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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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也会带来极大的收入分化。

那么，我们提到这些假设有什么用处呢，和当前的现实相比，哪一种假设更像是科幻小说？今天，全功能的类人机器人仍然没有徜徉于美国的公司里。事实上，它们还不存在，直到最近我们在制造能够取代人类劳动力的机器时，才出现了像模式识别、复杂沟通、传感器和移动性这类的技术进步。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在最近一些年里一直在加速。

更好的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力。更可能的情况是，它们会驱动具有相同技能的人类劳动者的工资下降。从经济学和商业战略中得到的经验是，你不要想着与和你接近的替代物竞争，尤其是如果它们拥有成本优势。

但一般情况下，机器和人相比，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当工程师尝试着放大这些不同，把研发重点放在机器占优势而人类占劣势的领域，那么机器就更有可能填补人类的技能，而不是替代他们。高效的生产更可能的是需要人类和机器的共同投入，当机器的力量增大时，人类投入的价值将会增长，而不是萎缩。从经济学和商业战略中得到的第二个经验是，对日益充裕的事物进行填补，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创造我们人类或者仅仅模仿人类的机器此前从来没有创造过的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机会。这些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基于产出增加而不是减少投入的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一条途径。

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讲，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失业就是一个拉响的警报，我们将不得不绞尽脑汁思考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对于那些以前的工作被自动化替代了的劳动者，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化解他们空闲出来的时间和能量。通过创造技术和商业模式而不是仅仅对已经存在的技术进行自动化，我们可以增强和放大人类独特的创造更多新价值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正像我们在下一个章节里所要讨论的，这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我们的企业人士以及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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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扩张：生产的全球化将走向终结？

技术并不是改变我们经济的唯一因素。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另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全球化。这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位数工资萧条的原因吗？一些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生产要素价格平衡的问题。这意味着，在任何单一的市场中，竞争将倾向于把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看作是单一的、共同的价格。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信成本的降低为很多产品和服务开拓了全球市场。

商业公司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辨识和雇用掌握它们所需要的技能的劳动者。如果一位中国的劳动者能够做一位美国的劳动者的工作，那么根据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单一价格法则，他们获得的工资也是相同的，因为市场会“套利掏空”他们之间的不同，就像对其他商品所做的那样。这对于那位中国劳动者以及整体经济效率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于那位面临低成本竞争的美国劳动者来说则不是一个好消息。一些经济学家对此也进行了评论。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在他精彩的书《下一次大趋同》(TheNextConvergence)中解释说，全球市场的整合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中。

生产要素价格平衡的问题会产生一个尝试性的预测：美国生产制造者将倾向于把生产转移到海外，尤其是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而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就业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戴维·多恩(David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预测，来自中国的竞争能够解释美国生产制造领域的就业率为何降低了1/4。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数据，全球化的故事可能会变得更不吸引人。自从1996年，中国生产制造行业的就业率也出现了下降，并且也非常巧合地下降了大约25%有超过3000万的劳动者在这个行业就业，虽然数量比以前少了，但产量却飙升了70%。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劳动者正在被中国劳动者代替，而是在自动化技术的带动下，美国和中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更高了。结果，这两个国家都正在用更少的劳动者生产更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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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与当我们对比和类比人类劳动力的工资和假设有辨识能力的机器人的工资时，所使用的概念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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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自动化最大的影响可能不是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而是对以低成本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你把机器人和其他自动化机器投入到生产之中，而不用考虑劳动力的大部分成本，那么低工资的竞争优势基本上就会消失。这种状况已经在发生了。富士康公司的郭台铭把成干上万的机器人投入到生产线上，以代替同等数量的人类劳动力。他说，他计划在未来购买数百万的机器人。第一批次将发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工厂，但一旦一种产业基本上自动化之后，那么把工厂建立在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如果当地的商业生态系统是良性的，能够很容易地获取备用配件、补给品和客户定制组件，那么在物流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随着时间发展，当降低制成品周转次数的优势以及距离目标消费群体更近、工程师和设计师等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者的数量更多，或者甚至是离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更近的优势得以展现时，这种生产的惯性也有可能被消除。生产制造业就有可能重返美国，正像罗德尼·布鲁克斯这样的企业家一直在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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