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然而，测试也存在一种风险，那就是它鼓励教师只教授测试知识，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学习。我们并不是认为测试性教学不好，至少通过测试，学生能真正获得一些技能，包括在全球化、信息社会中所需要的很多基本能力。但也要承认，随着机器能够处理越来越多的日常性工作，一些很难测评的技能，像创造力以及对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能力，其重要性都在逐渐增加。麻省理工学院的班格特·霍姆斯特朗（BengtHolmstrom)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Milgrom）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就表明，对完成测试目标的强烈刺激会把很难测试的目标排除在外。他们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法：用工作安排和任务分配来解决。让一部分教师承担大部分测试目标，而给那些聚焦于难以测试的目标的教师提供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并保护他们以免被淘汰。原则上，这一做法是可以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达成最佳结果的。

毋庸置疑，提升教育水平，进而提供更多我们经济所需要的、有效使用新技术的填补式技能，会大大提升我们所获得的红利。我们也希望提升教育水平能够有助于削减收入分化，尤其是在这种分化是由技能型技术变革导致的情况下。大体上，这是一种供求关系。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供应将会减轻一些促使他们薪酬下降的压力，而增加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供应将会减少一些领域的用工短缺。我们也认为，恰当的教育思路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未来前景，也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未来预期，进而能够培育我们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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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自1990年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众多公办民营学校之中的一种学校类型。特许学校是经由州政府立法通过，特别允许教师、家长、教育专业团体或其他非营利机构等私人经营者负担经费的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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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要现实地看待使用新技术教育手段的程度。在这方面，那些充分利用了当前网络教育资源的人们，有着很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知道在网上学习大学课程的有12\~14岁的孩子，对于这些课程，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然而，与他们同龄的孩子们却没有参与其中。因此，他们知识方面的鸿沟就变大了。这里的教训是，除非我们真的努力去扩展教育数字化的影响力，否则它并不能自动减少收入分化。

1. 培育创业精神

我们拥护企业家精神，但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能或者应该开一家公司。相反，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创造工作和发展机会的最好思路。随着一些传统工作种类的消失伴随着消失的还有对相应技能的需求，经济体系必须创造新的工种和行业。对此最为擅长的是富有开创精神的创业家们，而不是有心无力的政府领导者或者只是空想的学术专家。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和其他很多企业人士都开创了新的行业，大大替代了农业工作消失几十年后被淘汰掉的工作。当前经济的转型也创造了一个同等规模的机会。

至少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创作于20世纪中期、论述资本主义和创新本质的里程碑式作品问世以来，企业家精神就是“经济学101”教科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熊彼特提出了我们认为是最中肯的创新定义—“一种新型的技术或者组织手段向市场推广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创造”，而且就像我们一样，他认为创新基本上就是一个重组的过程，“是一种新组合的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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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创新在现有公司发生的可能性要低于那些正在冉冉升起、意欲取而代之的新兴公司。正像他在《经济发展理论》(TheTheory of EconomicDevelopment）一书中写道的：“一般说来，能够实现组合式创新的……绝不是从传统公司崛起的公司…这种创新模式不属于铺设铁轨的公共马车的主人。”实际上，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的引擎，也是工作机会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美国，它事实上差不多是创造工作机会的唯一引擎。在2010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考夫曼基金会的蒂姆·凯恩（TimKane）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把所有的美国公司分成两个大类：新品牌的创业公司和现有的公司（那些成立时间至少有一年的公司)。他发现在1977\~2005年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现有公司作为一个群体都是“净工作机会”的破坏者，每年要失去平均大约100万份的工作机会。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创业公司每年所创造的“净工作机会”平均是300万份。

之后，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Haltiwanger)、亨利·海特（Henry Hyatt)和他们的同事所做的研究也证实，在初创公司里创造的“净工作机会”要明显高得多，即使在这些公司里薪酬比较低。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初创公司也会带来更多就业市场的“重新洗牌”。这听起来并不像一个让人兴奋的现象，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劳动者只是在各工种之间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重新洗牌”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它在经济衰退期间会急剧减少，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更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工作机会。然而，他们这个研究小组发现，初创公司在大萧条期间以及之后都能创造更多就业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这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初创公司对转移工作机会的劳动者能提供更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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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创业环境一直是令世界其他地方羡慕的，但让人不安的是，美国创业的土壤已经越来越不够肥沃了。由经济学家罗伯特·费尔利(RobertFairlie)组织实施的一项考夫曼基金会的研究项目发现，虽然在1996\~2011年，新商业企业信息的比率在上升，但这些初创公司大多只有一位雇员创始人。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创业精神在大萧条期间也是增长的，因为有一些创业者可能就是失去工作之后又进行了自主创业。与此同时，在1996\~2011年，雇主公司（也就是至少雇用一个人的初创公司）的再生速度却下滑了20%还要多。

这种下滑背后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潜在移民的创业潮可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在2012年，企业人士威维克·瓦德华(Vivek Wadhwa)、政治学家安娜利·萨克森尼安(AnnaLeeSaxenian)和弗朗西斯·西西里阿诺(FrancisSiciliano）一起对他们之前所做的移民企业精神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发现：“数十年来第一次，移民创建公司的增长比率开始停滞如果不是下降的话。与几十年前由移民引领的企业精神相比，在最后的7年时间里，这种发展趋势变得平缓起来。”这一变化在硅谷表现得最为明显：1995\~2005年间，在那里创建的超过一半的公司至少有一位创建者是移民。而在2006\~2012年间，这一比例几乎下降了10个百分点——即43.9%。

另一个普遍被引用的压制企业精神的罪魁祸首是过度的监管。创新研究专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指出，任何单独的监管可能很难阻止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但监管多了可能就会阻塞创业的通道。这种监管的累积效应将不断地破坏创业精神和创业机会。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这种“监管的灌木丛”事实上正在阻碍新的商业模式。例如，经济学家莱奥拉·克拉佩尔(Le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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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pper)、拉克·莱文(Luc Laeven)和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研究发现，高度的监管会削弱创业的活力。他们的研究使用的是欧洲的数据，但看起来好像其结论至少也部分适用于美国。

我们赞同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多余的以及超过负担的监管，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甚至要想改变也困难重重。首先，一旦赋予监管者权力，他们就不会自愿放弃。其次，那些受到现有监管保护的公司和行业将会毫无疑问、费尽心思地进行游说以维持他们既有的特权地位。第三监管存在于联邦政府、州和市三级层面，其监管条例是相互分离的，因此任何单一的实体都无法带来整体局面的改观。美国宪法明确指出，和商业有关的大部分权力取决于各个州，因此，未来的企业人士很可能会面临多个环节持续的混合监管。但我们仍然认为，削减监管、使商业环境更有利于企业人士的创业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期望任何人去复制硅谷模式，但我们认为政府、商业和个人可以做很多刺激企业精神的事情。比如，有一个刺激性的案例是史蒂夫·凯西(SteveCase）和考夫曼基金会正在与美国创业合作伙伴开展的合作。这项合作计划支持的是由30位企业人士引领的创业领域，它通过创设一种交流通道，使新的企业能够更容易地与财富500强公司开展合作，进而帮助它们在市场、生产制造或者销售网络方面进行创新。

1. 求职者如何找到工作、雇主如何发现人才

虽然求职类的网站，像Monster(全球首屈一指的求职类网站）和Aftercollege(主要是为毕业后的大学生服务的求职类网站)，以及工作社交类网站LinkedIn能够使雇主和雇员很容易地发现彼此，不过每年毕业的大量学生仍然主要依靠朋友、亲戚以及教授们的口头推荐选择就业。为了让人们的求职之路不再荆棘遍地，我们必须找到减少求职障碍和降低搜寻成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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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正在开发一种实时的数据库，主要是为了有效地描述公司所要寻找的工作技能，并与学生和其他潜在的雇员经过培训后所具备的技能进行匹配。有时在求职者简历上简单地记录一些信息会大有用处：比如在为安卓系统手机寻找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公司，可能意识不到一位学生简历上的软件开发课程就使用过这种操作系统。

本地层面、国家层面的和全球层面的工作机会数据库都很重要。当面对成千上万同等水平的或者素质更高的求职者时，雇主经常需要把招聘的视野锁定在其中一些学校的毕业生身上。联邦政府能够提供奖励以刺激这类数据库的开发。我们也应该鼓励并支持私营公司去开发更好的运算系统和技术以辨识求职者的技能，并与雇主的招聘需求相匹配。例如，一家由埃里克负责提供咨询的名叫Knack（利用游戏揭示应聘者是否具备雇主寻求的特定技能的初创公司）的公司，开发了一系列的游戏程序，每一套程序都生成了大量的数据。通过挖掘数据，Knack公司对求职者的创造能力、持续能力、性格外向性、勤奋程度和其他依靠成绩单或者面对面的交流很难辨识的特征，都会获得令人吃惊的精确评估。其他公司，比如HireArt（是一家以招聘为服务平台的人力资源公司）公司和oDesk（是一家专注于外包服务的人才服务公司）公司，也在使用数据分析以在就业市场上创造更好的求职匹配和更少的求职障碍。我们也应该鼓励更多地使用像TopCoder（国际知名的编程竞赛公司）记分这样的测评系统，以对应聘者的技能提供客观的衡量标准。这样能使求职者更容易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也能帮助企业人士和雇主发现他们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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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创新，支持研究

持续了25年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学术的研究却在2005年开始下降了。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能够产生很大的正面外部效应。这也是政府作用的体现，当然所带来的收益也是巨大的。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互联网是从美国国防部防空网络研究项目中诞生的。GPS系统、触摸显示屏、像苹果手机Siri这样的语音识别软件以及很多其他数字化创新，也源于由政府发起的基础性研究。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硬件、软件、网络和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现在的体量、种类和发展状况。这种支持和资助还应该继续下去，最近令人气馁的美国政府对基础性研究减少资助的发展趋势，应该扭转过来。

我们也应该变革美国的知识产权体制，尤其涉及软件专利权和版权期限时。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知识产权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对创新的奖赏(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他或她就会获得专利权)，也涉及对创新的投入和付出(大多数新创新思想都是已经存在的创新思想的重新组合)。政府也因此必须小心处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们不得不提供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创新但又不至于因提供太多的保护而扼杀创新。今天很多有见地的观察人士认为，软件专利权正在提供太多、太过的保护。至少有一些版权问题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至今不清楚有什么公共利益需要法律保护才使得迪士尼公司1928年拍摄的《汽船威利号》(SteamboatWillie，米奇老鼠的先驱)一直处于版权保护之下，《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也是一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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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祝你生日快乐》的歌词于1935年被Summy公司登记了版权，该版权将于2030年过期。这是第一首有版权的歌词。1990年，Summy公司被华纳唱片以1500万美元收购，其中《祝你生日快乐》的价值被估作500万美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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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

很多创新当然不可能提前就描述出来（这也是它们之所以是“创新”的原因)。但也有一些情况是，我们确实了解我们想要探索的事情，只是需要有人去发现或者创造出来。在这些情况下，奖赏就能够起到特别的效果。①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局挑战赛提供100万美元的奖赏用于操纵无人驾驶汽车而获得的自然而然的结果。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汤姆·卡利尔（TomKalil）对于如何运转对创新的奖赏提供了以下指导：

1.把问题或机会公布于众。

1. 只对结果进行奖赏。

3.针对一个不会预言谁或哪种方法最有可能成功的宏大目标。

1. 以超越往常的挑剔、怀疑的眼光去发现一流人才。

1. 鼓励私营部门以高出奖金额度很多倍的投资额进行投资。

1. 重视学科之外的知识和观点。

1. 提供一定的展示平台以激发冒险行为。

8.设立清晰的目标验证标准和验证条款。

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政府和私人机构专门为奖赏提供的资金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达到了3.75亿美元。这种奖赏力度是非同一般的，但也仅仅占到政府花费在研究上的投入的一小部分。所以，就增加创新竞赛的体量和种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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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奖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14年英国议会所设立的经度奖(TheLongitudePrize)。当时虽然纬度是相对比较容易测量的，但经度却是一个大难题，尤其是在远洋航海时更会用到经度。于是，在整个18世纪，英国政府提供了总额达到100万英镑的数次悬赏以奖励对经度的测量。1919年，奖金达25000美元的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奥特洛奖(OrteigPrize)激励了一系列的航空探险活动，最终在1927年以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Lindbergh）的飞行成功而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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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1. 升级基础设施，引进人才

在经济学家中几乎有一个普遍性的共识，即政府应该参与建设和维持基础设施街道、高速公路、桥梁、港口、水坝、机场、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等。这是因为，就像教育和研究一样，基础设施属于正面外部效应。

优良的基础设施会使一个国家更适合居住，也更适合从事商业活动。然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在201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给美国整体的基础设施评分是D+。据估计，美国整个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所积压的投资超过了3.6万亿美元。然而，仅有超过两万亿美元一点的预算是要在2020年前花掉的，还有巨大的鸿沟等待填平。你可能会认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上会存在明显的偏见，但数据证实了这一切。在2009\~2013年，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额实际上下降超过了1200亿美元，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把美国的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等级，将是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征途中最值得投入的投资之一。正像我们在2013年写到的，随着能源价格将要下降部分是由于美国国内发现了大量的页岩油，以及中国这样的国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我们经常从商业领导者那里听到一些如西门子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斯皮格尔(Eric Spiegel）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话：“美国是发展生产制造业的沃土。我们在这里生产产品，然后再出口到中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确保生产基础设施能够到位，以消化、吸收增长的工作岗位。”

在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历史趣闻。富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名字就是与鼓励刺激性花费的思想学派联系在一起的，在大萧条期间的1936年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建议。他认为政府应该把钱放在瓶子里，然后再把它深深地埋在从前的煤矿中，最后把挖出这些瓶子的权力卖掉。如果能这样做，他半开玩笑似的说，总比“不去做要好”，因为它能在劳动力和资本无处释放潜能时创造需求。经济学家们激烈地争论这样做能否发挥作用，却很少争论优良的公路和桥梁或者政府的参与能够带来正面外部效应的成功因素。出于这些外部效应，我们支持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我们的观点完全独立于凯恩斯的刺激性策略—我们代表的是经济学领域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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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这个世界的天才

由自由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是一个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和进步派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American Progress，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倡导的任何政策变革，都有各方面的支持。比如说移民改革方案，就是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倡导国外合法劳动者和公民移民美国的方案。慷慨的移民政策是“经济学101”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政策在经济学家中拥有广泛的共识，它惠及的不仅仅是移民自己，也有益于接收移民的国家的经济。

一些研究发现，移民接收国的一些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由于受到移民影响，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他们的工资会下降，但其他研究发现却不支持这种结果。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卡特(DavidCard)评估了1980年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Boatlift，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的古巴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马列尔事件在不到一年之内就把十几万人移民到了这个城市，使其劳动力增长了7%，然而卡特发现：“实际上，这对劳动者的工资或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率没有任何影响，而对那些早先移民来的劳动者也是这样。”经济学家蕾切尔·弗里德伯格(RachelFriedberg)对来自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国家对以色列的移民进行研究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在1990\~1994年，以色列的人口增长了12%，但这些移民并没有给以色列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明显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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