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证据，但一些人还是担忧低技能劳动者持续的大规模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会伤害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前景。不过自2007年起，向美国迁移的纯粹的非法移民看起来就好像接近于零，或者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负值。而且由布鲁金斯学会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数量已经超过了低教育程度的移民：在2010年，30%的移民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而只有28%的移民缺少与高中教育同等的教育水平。

美国的企业精神，尤其是科技相对集中的经济部门，更需要移民所带来的刺激作用。根据瓦德华、萨克森尼安和他们的同事所做的研究，在最近一些年，外来移民人口占到国家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3%；但在1995\~2005年，在所有新的工程和技术公司中，超过25%的公司至少有一位创建者是移民。这些公司在2005年的销售总额超过了520亿美元，雇用了差不多45万人。根据移民改革倡导小组美国创业合作伙伴的数据，在1990\~2005年，在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中有25%的公司是由国外出生的企业人士创建的。正像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在一篇经典论文中阐明的，对本土工程师来说，增加移民工程师的数量实际上能带来更高的工资，而不是更低的工资，因为移民有利于“枝繁叶茂”的创造性生态系统的形成。毫无疑问，硅谷出色的软件设计师工资是很高的，他们被那些拥有同样或者填补式技能的移民包围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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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孤立于这个世界之外。

今天，移民正在给美国带来巨大而有利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因为美国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移民到美国的人们经常被描述为是行动迟钝、思想复杂、效率低下并且极其机械的群体。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达洛尔·韦斯特(DarrellWest）在2011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吸引人才：美国移民政策的再思考”(Brain Gain: RethinkingU.S. Immigration Policy)。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基于他自己的卡夫卡式（Kafkaesque)①的经历，因为他娶了一位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的德国女子。他写道：“事实上，对很多移民来说，不菲的移民费用、复杂的移民资料和烦琐的移民手续都是很难应付的事情。即使我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但对于各种的复杂申请表、费用、文件资料、面谈，以及不断地拜访’移民办公室，都会筋疲力尽……美国移民面对的是21世纪的世界，走的却是19世纪的流程。”

除了复杂烦琐的申请流程，美国还存在着适得其反的移民政策。在科技类专家之中，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每年要对H1-B签证（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用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的签发数量设置上限。这些政策允许美国雇主在特殊行业，尤其是科技行业，雇用国外劳动者，时间可达6年。在21世纪初，每年这类的签证签发量是195000张，但在2004年这类签证的限额下降到了65000张（在2006年，这项政策被扩展到要包括2万名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H1-B签证政策还应该继续扩展。如果拥有高等毕业文凭的移民想要获得美国绿卡，我们需要大开方便之门；如果有企业人士，尤其是获得了大量投资资金的企业人士，想要在美国开创自己的事业，我们也需要给他们提供方便，专门为他们签发创业签证。这些想法最受美国风险投资人士和商业群体的支持，不过，还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澳大利亚、英国和智利都发起了吸引早期阶段企业移民的项目，而且在2013年1月，加拿大宣布了一项完备的创业签证项目一也是世界第一个此类的移民签证项目。但与此同时，在2013年夏天，全面的移民改革方案却在美国国会搁浅了。

第13章 竞争与选择:如何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

①从卡夫卡的小说引申而来。卡夫卡的小说荒诞诡谲又充满现实的压迫紧张感，不仅使学者痛心，普通人读来也如经历噩梦一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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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税收调节收入、调控生产

一般情况下，征税会打击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征税往往被看作一件坏事情。但有时未必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对一些负面的商业行为进行征税。但也有一些产品和服务是处于规则之外的税收未必会带来生产的下降。经济学家们会认为，这些生产和服务的供给从税收角度来讲是无弹性的。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利用这样的事实。

庇古税

一家工厂可能会发现把污染的废水排入河道中冲走是既经济又方便的一种办法，但这样做带来的结果就是有毒的废水、毒死的鱼、难闻的气味，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东西。经济学家把这类有害的效应称为负面外部效应。很多污染都被完全禁止了，但想要完全禁止所有的污染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明智的。例如，公用事业公司在电力生产的过程中会带来污染，而今天的汽车虽然比以前更清洁了，但它们仍然会释放出温室气体。在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很多类型的生产行业在生产出好东西的同时，也会生产出坏的东西。

对于这些情况，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支持收取污染税。这类被称作庇古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Pigou）是早期的倡导者之一。这类税收能带来两大益处。首先，它们能减少不良的污染行为。如果根据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量对其进行征税，那么它就有强大的动力去投资清洁技术以使得天空更加洁净。第二，庇古税能给政府带来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用来补偿那些被污染（不论是为了任何目的）伤害的人们。这是一种双赢策略。这种类型的税收在政治领域以及很多其他领域都广受欢迎，庇古俱乐部一个由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认同并支持的群体性组织，其成员就包括了艾伦·格林斯潘和拉尔夫·纳德尔(RalphN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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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升测量和评估的手段，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能够使得庇古税更加可行。比如说到交通拥堵，当所有的其他驾驶员都加入已经拥堵不堪的公路上并使得交通更加拥挤时，我们每个人都会为此付出成本。在交通高峰时段，洛杉矶405州际公路的行驶速度只能达到每小时14英里，所用的行驶时间是正常驾驶时间（8分钟）的4倍还多。而现在，在实行电子化通行手段或者数字化摄像头的情况下，拥堵性收费将能够动态地调整道路的通行成本，因此，驾驶员只有在最后生成的总的出行成本（包括额外拥堵费）低于出行价值的时候，才会选择驾车出行。

减少拥堵的做法，像拼车、错高峰上下班、自行车出行、远程办公和公交出行，都属于拥堵性收费所带来的放大效应。庇古原理已经被应用于基础设施中能带来收入的部门和领域，像收费公路和伦敦的拥堵收费路段，它不仅能够减少交通流量，还能够通过向在高峰时段驾车驶入市中心的机动车驾驶员收取费用而获得财政收入。而与此同时，新加坡所实施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也大大减少了拥堵状况。

美国总体的交通堵塞已经超过了1000亿小时，这是道路收费没有被广泛实施的一大实证。一些人预测，在理想状况下，交通拥堵费所带来的收入将足以抵销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州税。在过去，要想以最佳成本效益的方式评估道路的使用情况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并没有对道路进行计价，只能在漫长的公路上忍受着等待的煎熬，就像苏联排队购物的长长队伍一样。数字化公路收费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寻回失去的时间—让收费的公路代替财政收入的其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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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租金进行征税

一些产品的供应（如土地）是完全无弹性的—土地的供应量是一定的，不论对它征多少税。这也就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收入所得税(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租金”）将不会减少它的供应。结果，这种税收是相当有效率的它们并没有扭曲经济刺激或商业行为。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只需要一种单一的税种就够了也就是士地税。虽然这是一个迷人的想法，但现实的情况是，土地租金收入还无法补偿政府提供的所有服务开支。虽说如此，但考虑到经济体的其他租金形式，包括那些来自政府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收入，租金收入还将会有大幅提升，进而对政府提供服务的补偿也会超过现有租金收入所能达到的补偿水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很多超级明星高收入的一大部分原因也是“租金”。因此这样的问题就变成了，对大部分的职业运动员、首席执行官、媒体人或者摇滚明星来说，一般情况下真正激励他们的是绝对水平的报酬，还是相对水平的报酬、他们的名声以及他们对工作固有的热爱。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对高收入者增加边际税率而提高政府收入，比如通过在年收入100万和1000万之间引入新的纳税等级。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能够证明，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税会削弱他们的创业精神，进而损害经济增长这种反驳性的论点。事实上，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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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在与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的合作研究下发现，对收入分配顶层的人士所征收的最适宜税率可能要高达76%。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这种水平的税收，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比尔·克林顿政府最后一次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之后一年的时间里，经济还能得以迅速增长。事实上，正像经济学家陈庚辛所注意到的，在高税收比率和整体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至少对于美国来说是这样。

我们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所鼓励、支持的政策能很容易地适应当前的政治背景，或者只要这些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它们就能迅速地恢复充分就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时代：在经济大萧条以及随后的缓慢恢复期间，很多人的财富都受到了损失，而且被技术和全球化这两个双重力量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不平等和其他形式的收入分化都在增加，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所有红利。

就我们在上面所描绘的政策建议来说，其实目的很简单：能够给整体经济带来高速的增长。如果这一切能够发生，那么劳动者和求职者的未来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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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长期战略：技术变革下的国家、企业和个人

“厌倦、恶习和欲望—工作把人从这三大恶果中拯救出来。”

——伏尔泰（Voltaire）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

我们在前面章节里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将能够帮助提升红利水平，并能削减或扭转收入的分化。但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融进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和棋盘的另一半时，“经济学101”教科书能否足够维持工资和工作的良好前景呢？

当我们再向前看时，比如说21世纪20年代以及更远的将来，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它们看起来并不像电影《黑客帝国》(Matrix)或者《终结者》里的机器—有一些甚至还没有肉体；在未来的一些年里，它们不会对我们发动战争，也不会代替所有或者是大部分的人类劳动者。但正像我们在前面章节里所看到的，技术已经渐渐具备了人类的技能和能力。那么，在未来机器人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我们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又将如何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