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

技术变革与就业挑战

让我们谦卑一点地开始。历史是由善意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无意识的、有时是悲剧性的负面效应堆积而成的。我们很难事先知道什么样的改变最具有破坏性，什么样的政策实施起来会异乎寻常地容易，以及人们身处一个以前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环境里又该如何反应。

除了让人警醒，对于应该实施哪些政策、不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我们也有一些想法和建议。我们认为合适的政策将不会阻止技术的进步，也不会使指数级的增长、数字化的进步和组合式的创新失去发展的动力。如果实施的政策阻止了技术的进步并且让创新失去了动力，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关闭所有的学校、烧毁所有的科技杂志。这是一种维持现状的做法，它是以牺牲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代价的。正像技术专家蒂姆·奥莱利( $\operatorname { T i m } \mathrm { ~ O ~ } ^ { \mathrm { { \mathrm { , } } } } \operatorname { R e i l l y }$ ）所说的，它们在努力保护过去，以免受到未来的冲击。或者可以说，这种做法是通过切断明天的技术来保护今天的工作。我们需要让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得以充分施展，并找到应对伴随它们而来的挑战的方法。

有人提出，资本主义需要进行根本的变革，对此我们也持怀疑态度。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意味着分散式生产和交换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大多数的生产手段都掌握在私人手里(与政府掌控截然相反)，大部分的交换都是自愿的(没有人能强迫你签订一个违背你意愿的合同)，大部分产品都有价格，而且价格变化所基于的是相对的供求关系而不是中央政府的限定。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大多数经济体所拥有的。即使在今天由共产党治理的中国，也具备某些类似的特征。

这些特征之所以分布如此广泛，是因为它们运转良好。资本主义能够分配资源、带来创新、奖赏努力和成就，而且能以高效的方式创造财富，在一个社会里做好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是完美的，但要比其他的选择好得多。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民主政治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体制，但是它却超越了世上已经试验过的、所有的其他政治体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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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挑战来说，最有可能改变的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也就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大部分人都是依靠向经济体提供劳动力而获得购买物品的金钱。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但如果我们的机器思维实验方向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存在已久的劳动力与金钱之间的交换关系将随时间而变得更加不可行。由于数字化劳动力正在变得日益普遍、强大，公司将越来越不愿意付给人类劳动力愿意接受并且能够让他们维持习以为常的生活标准的薪酬。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失业了。这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失业群体不会创造很多的产品需求，整体的经济增长也会随之下降。需求疲软不仅能够带来进一步的工资恶化和失业，还会导致对人力资本和设备更少的投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

这个社会的财富需要平均分配吗

有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可能会面临失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提出了一个简单而相似的解决办法：给人们发更多的钱。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政府每年给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发放相同数量的钱，而不用想办法评估谁应该得到更多的钱，谁又应该得到更少的钱。支持者认为，这种基本收入的方案实施起来比较直接，而且它既保持了资本主义特色的良性运转，又解决了一些人无法通过提供自己的劳动而生存下去的难题。基本收入确保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如果有人想在此基础上提升，他可以选择工作、投资、开创一家公司，或者做任何他们能够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不过，即使他们不做这些，也可以成为消费者，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收入来源。

第14章 长期战略：技术变革下的国家、企业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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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并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主流政策的一部分，但它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漫长历史，而且在20世纪的美国曾经几乎实现。早期的支持者之一是英裔美国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他在1797年的小册子《土地公平》(AgrarianJustice)中就主张，每个人在成年之后都应该一次性得到一笔钱，以补偿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一些人出生在拥有土地的家庭，而另一些人却不是。后来的支持者包括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和民权运动领导者马丁·路德·金。金在1967年写道：“我现在确信最简单的方法将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消除贫困问题最直接的也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办法是，给予人们收入保证。”

很多经济学家既有左翼也有右翼，都同意马丁·路德·金的观点。自由主义者，包括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保罗·萨缪尔森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Galbraith)，以及保守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赞同某种形式的收入保证，而且在1968年，超过1200位的经济学家联名给美国国会写信支持这种政策。

那一年当选的总统、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在第一任期内一直努力使这种政策变成法律。在196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提议实施家庭救助计划（TheFamily AssistancePlan)，这一计划就具有很多基本收入项目的特征。对这一计划的支持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但也面临了一大批各色群体的反对。既有福利项目的社会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担心在这种新的体制下，他们的工作会被淘汰；一些劳工领导者认为，它会侵蚀对最低工资立法的支持；而且美国很多劳动者并不认可把他们纳税的钱分发给那些能工作却选择不工作的不劳而获者。所以，到1972年尼克松再次竞选总统时，他就废止了家庭救助计划。自那之后，普遍性的收入保证计划就没有被联邦政府当选的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正式讨论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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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既充裕又健康的社会

在未来几十年，我们需要对基本收入的观念重新思考吗？可能需要，但这不是我们首要的选择。在这一章开始的评论中，伏尔泰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厌倦、恶习和欲望工作把人从这三大恶果中拯救出来。”一个普遍性的收入保证计划只注重了需求，但却没有照顾到另两个“恶果”。而且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研究结果和证据都在让我们确信，伏尔泰是正确的。很多人参加工作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要获得金钱，也因为工作是他们获得其他很多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包括自我价值、团体意识、契约精神、健康价值、结构体系和体面尊严等。

不论目标针对的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结论都相同：工作是有益的。在个人层面上，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工作能使人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丹尼尔·平克(DanielPink)在他的书《驱动力》(Drive)中，从他的研究材料中总结了三个主要的动机：专精、自主和目的。2013年2月，《金融时报》记者对一位在线上零售业巨头亚马逊从事库管工作的年长工作者，就他工作的正面和反面的理由进行采访时，他就引用了最后一个动机：“它能赋予你自豪。这就是它能给你的，你的自豪。”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Oswald)的研究结果也强烈地支持了这个观点，他发现失业持续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就会伤害人们的幸福感，而且心理健康也会受到一定伤害。这些状况之所以会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的减少关系不大，更多的是由于自我价值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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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然而，在1980年，美国阿拉斯加州却为它的居民创立了收入保证计划，当时是通过立法实施的普遍性红利计划红利来源于永久基金。永久基金是在1976年创立的，用以管理该州对石油财富的共享；4年之后，阿拉斯加州决定，这部分财富的一部分每年应该以股息支票的形式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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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对很多国家的人们做了一份调查，这份调查再次确认了人们对工作有基本的欲求。正像盖洛普首席执行官吉姆·克利夫顿（JimClifton）在他《未来的工作战争》(TheComingJobsWar)一书中所说的：“对般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愿望不是和平、自由或民主；不是拥有一个家庭、一所房子或者一片土地；也不是和上帝有关的事情。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是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在这之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纷至沓来。”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想要摆脱“厌倦、恶习和欲望”，想要实现“专精、自主和目的”，都要通过工作来达成。

没有工作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整个社群。社会学家威廉·尤利乌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Wilson）在他1996年的书《当工作消失》(WhenWorkDisappears）中，对长期性职业价值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他的结论阐述得明白确切：

周边群体的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后果要比这些群体的贫穷更具有破坏性。一个人人贫穷却都有工作的群体和一个很多人贫穷却没有工作的群体截然不同。今天，市中心贫民区群体的很多问题犯罪、家庭破裂、社会救济、低层次的社会组织等等，基本上都是工作消失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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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2012年的书《即将到来的裂变》(ComingApart)中，社会研究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用数字解释了威尔逊描述的问题。他的研究也表明这些问题不仅局限于市中心或者与之相邻的大量的少数人群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美国白人的主流群体。默里划分出了两大群体。第一个群体由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并且拥有专业类或管理类工作的人们组成；可以给他们贴上“贝尔蒙特镇”(Belmont，以波士顿一个繁荣的郊区命名）居民的标签。第二个群体由那些仅仅接受过高中教育，从事蓝领或小职员工作的人组成；可以给他们贴上“渔镇”(Fishtown，以费城劳工阶层居住的郊区命名）居民的标签。在2010年，大约有30%的美国白人居住在“贝尔蒙特镇”，大约有20%的美国白人居住在“渔镇”。

默里通过使用各种数据资源跟踪了“贝尔蒙特镇”和“渔镇”在1960\~2010年所发生的一切。刚开始的时候，两个镇在大部分的社区健康度（包括婚姻、离婚和犯罪等等）衡量指标中几乎都是不相上下的—社区里的居民都能实现充分就业。在1960年，90%的“贝尔蒙特镇”居民家庭中至少有一位成年人每周工作40个（或更多）小时，而在“渔镇”的居民家庭中这一比例占到了81%。但到了2010年，其中一个社区的情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贝尔蒙特镇”居民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年人每周工作那么长时间的比例是87%，而在“渔镇”的居民家庭中这一比例却下降到了53%。

另外，在“渔镇”还有什么变化呢？当然发生了很多事情，却没有好事情。首先，婚姻变得更不幸福了。1960年，在30\~49岁年龄段的“渔镇”居民仅有大约5%的居民是离婚或分居的；而到了2010年，离婚或分居的居民人数变成了1/3。随着时间推移，“渔镇”在双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已经减少了很多；到2004年，这一数据降低到了30%以下。与此同时，监禁率却出现了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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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4年，每10万“渔镇”居民中有213人进过监狱；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上面这一数字翻了两番还多，达到了957人。“贝尔蒙特镇”在这些领域的一些方面也见证了负面的变化，但变化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例如，即使到了2004年，“贝尔蒙特镇”上正与他们的生身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孩子仍不少于90%。

工作的消失不仅仅是驱动“贝尔蒙特镇”和“渔镇”发生裂变的唯一因素默里还聚焦于其他因素，但我们认为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证据显示，人们生活在大家有工作的社区要比生活在很多人没有工作的社区健康得多即使所有其他因素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支持鼓励工作的政策，尤其是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进步阶段。

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好消息。第一是，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干预性政策，包括鼓励和奖励那些除依靠基本收入保证之外的工作。第二是，创新者和企业人士研发了不仅能够替代人类劳动力，而且还能对人类劳动力进行填补的技术。换句话说，数字化工具不仅仅把工作从经济中解放了出来，它们还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当技术的脚步不断前行时，我们的最佳策略就是把这两个好消息整合在一起，然后努力维持一种劳动者占主体的经济模式。这样做就能解决伏尔泰提出来的三大恶果，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既能维持充裕的经济模式又能保持社会健康的最佳机会。

负所得税：比基本收入更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并不支持政府过分的干预政策，但他赞同用他所提出的负所得税来帮助穷人。正像他在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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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视节目中所解释的：

在现在的法律规定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正）所得税……但在负所得税的情况下—比如你碰巧是一个四口之家的顶梁柱，你的收入是3000美元，你既不需要纳税，也得不到任何补助，正好处在一个收支平衡点上。但假设你的收入是4000美元，你就有1000美元要缴纳所得税，在现在的税率下(14%)，你纳税的额度就是140美元。又假设今天你的收入是2000美元，那么你有权利获得3000美元的免税额扣除，但你最后得到的收入还是2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有1000美元要“缴纳”负所得税。但在现在的法律规定下，你从那些没有使用的“扣除额度”中得不到任何实惠。负所得税的理念就是，当你的收入处于收支平衡点以下的时候，你就能从政府那里以“报酬”的形式获得一部分的所得税。你将有所收获，而不是相应付出。

让我们继续上面的例子，如果负所得税率是50%，那么收入2000美元的这个人将会从政府那里获得500美元的“报酬回馈”—也就是1000美元(负的应纳税收入）乘以50%（50%的负所得税率)，而这个人那一年的收入就是2500美元。没有任何收入的人们将会从政府那里获得1500美元，因为他们负的应纳税收入是3000美元。

负所得税和最低收入保证结合在一起，就能激励人们去工作。在起征点(1968年是3000美元，而在2013年大约是20000美元)以下，每得到一美元就能获得1.5美元的收入。这就鼓励人们开始工作，并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即使他们获得的薪水并不高。这种政策也鼓励人们进行纳税申报，并使他们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一部分。另外，对行政管理人员来说，这种政策也是易于实施的，他们可以利用现存的体系架构进行报税以及发放“报酬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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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比较认可负所得税的理念。现在，美国联邦税收系统就包括了体现这一理念的收入税减免(The Earned IncomeTaxCredit，缩写为EITC）政策。然而，相对于弗里德曼40年前的提议，收入税减免的规模并不大；在2012年，它为有3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最高发放了不少于6000美元的“报酬回馈”，而为没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的金额不少于500美元。另外，这种政策不能使用在没有收入的人们身上。即使收入税减免的规模不大，其作用却是不小的：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切蒂和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Hendren)，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帕特里克·克莱恩(Patrick Kline)和伊曼纽尔·赛斯共同研究的成果显示，收入税减免政策实施得比较好的州，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Mobility，即一个人在总体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在多大程度上由他上一代的位置所决定，或者说父辈的收入如何影响了下一代的收入）的幅度也比较大。

我们支持通过扩大规模和覆盖面把收入税减免政策转变成完整的负所得税。我们认为收入税减免政策的实施也应该更容易、更直接，但仍有大约20%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没有使用过它，可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项政策的存在，或者被它的复杂性吓退了。

收入税减免政策确实是对劳动力的一种补贴—以红利形式对劳动力收入的补贴。它实践了某些最古老的经济信条：对不想要的事物征税，对想要的事物补贴。比如，我们要对香烟和高油耗汽车进行征税，而要对太阳能板的安装进行补贴。当然，这种理念是以征税的方式提高产品的使用成本，这样就可以减少不良行为（比如吸烟和驾驶高油耗汽车）的发生概率。我们同意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汤姆·科汉(TomKochan)的观点，他认为失业是一种“市场失灵”，会带来负面外部效应。反过来说，增加就业所带来的福利减少犯罪率、获得更多投资、更加紧密的社群关系，能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雇主和雇员的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失业带来了负面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该对就业进行奖赏，而不是对其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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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理念并不是一直会得到遵从。美国政府对劳动力进行征税并不是因为它想要人们懒散，而是因为它有聚拢资金的需求，而收入和劳动所得税在历史上就是惯常采用的方法。收入所得税首次出现是在美国国内战争期间，而在1913年的宪法第16次修正案中列为永久性条款。到2010年的时候，在联邦政府所获得的收入中超过80%都来源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工资税。相应地，工资税也被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是雇主从他们的雇员中截留的工资税；第二类是对雇主本身征收的平均雇员税。工资税主要是为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等提供资金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仅仅占到联邦税收的大约10%，但现在它却占到了大约40%，这一数额大体上和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相当。

虽然收入所得税的原意并不是阻止人们去工作和就业，却仍然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同样，工资税也会带来相似的结果。实际上，这一税种设计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影响中低收入群体，但它们却能够促使公司和组织机构放弃雇用额外的国内员工，而是选择把工作外包或者签订兼职合同。随着数字化技术不断获得新的技能和能力，这些公司和组织机构还将拥有另外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使用数字化劳动力，而不是人类劳动力。使用人类劳动力的成本越高，雇主就越倾向于选择机器。而且由于工资税使得人类劳动力成本更高，因此这些工资税很有可能对雇主的选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像雇主承担的医疗保险全覆盖这类的委托管理，也会起到类似的效果；委托管理从表现上看类似于对人类劳动力征税，因此也会像其他政策一样对工作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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