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进化 计算机思维离人类心智还有多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掌握知识，并利用知识对自身行为施加影响，是构成人类行为的本质。

这一观点在多数人看来很好理解。但是另一部分人，尤其是某些心理学家，却与此意见相左，他们认为：

为什么不能简而言之，就说第一个刺激（比如，看到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相关内容）对你进行训练，然后，第二个刺激（蒂姆的评论）使你根据训练做出反应?为什么非要引出知识、信念等这些既晦涩难懂，又难以找到科学依据的话来呢?

问题在于，如果单纯就说“刺激一反应”的话，就会漏掉一个关键点。哲学家泽农·派利夏恩(ZenonPylyshyn)曾在相关著作中强调：你遇到的实际刺激（比如看到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相关内容）既不必要，也不足以解释你所产生的反应。

首先请注意，你在某个页面上看到的内容只是众多视觉刺激之一，而这些视觉刺激都能够达到同样的行为效果。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呈现：不同的纸张、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单词，甚至是不同的语言，有时甚至能够蒙蔽你的双眼。另外，刺激还可以通过非视觉的形式呈现。你可能听到某人谈论过电影《2001：太空漫游》，但谈论过程可能各有特点：不同的音量，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语调，不同的单词，甚至不同的语言。

第3章知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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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讲，也许你从未看到或听到“1968年”，但也许你听说电影《2001:太空漫游》于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登月的前一年上映，抑或如果你对电影《雾都孤儿》有所了解，知道《雾都孤儿》获得最佳影片奖是哪年，也就知道是1968年了。一旦涉及视觉或听觉的感官刺激，信息的范围就相当广泛了。

此外，“电影《2001:太空漫游》于1968年上映”这句话本身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如果这句话接在“以下所说均为谎言”之后，你就不会对蒂姆说出那样的话了。如果你是在题为“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中的常见误解”一文中看到这条信息，或者别人告诉你电影《2001：太空漫游》于1968年上映，而你却恰好认为他们是在瞎说或者撒谎，那么你对蒂姆的回应也会有所不同。

最后，刺激的关键点以及促使其生效的因素并非我们看到、听到的那样。文中的刺激因素，有的会起作用，有的则不会。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这些因素能否让你相信某事，比如“电影《2001：太空漫游》于1968年上映”。

此外，一旦你处于这种信念状态，如何到达这种状态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忽视原始刺激源的影响力，你的信念会影响你之后的任何行为，不管是语言行为还是非语言行为。不管是准备按年份整理蓝光电影，还是要举办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伟大电影”为主题的电影节，抑或是被问到关于库布里克的问题………这些行为都将受到这一信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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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利夏恩认为，智能行为在认知上是可介入的:你所做出的行为决定是基于你所相信的内容的。这与麦卡锡首次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你相信“电影《2001:太空漫游》于1972年上映”，那么你的行为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当然，并不是我们的所有活动都适用于这样的理论。例如，一些本能的反应就不适用。无论是膝跳反应，还是物品靠近眼睛时的眨眼反应，抑或是锤子砸到手指时口吐脏话的言语反应，这些都是本能的反应，不需要信念的刺激。而按年份整理蓝光电影的行为却需要信念的支持。

总而言之，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会采取行动以应对刺激。在某些情况下，映射是直接的：我们感受到一些东西，并对此有所反应。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映射没那么直接：我们感受到一些东西，产生的反应却取决于我们拥有的信念。

知识与信念

知识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的基本含义很简单：知道某事意味着“某人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看世界”。下面让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定义。

首先，当我们说“约翰知道…..”的时候，会用一个陈述句来补充省略号的部分。所以，这句话可能是“约翰知道电影《2001：太空漫游》于1968年上映”，也可能是“约翰知道玛丽会来参加派对”。在这些事物中，无论这个命题是用英语还是用其他语言表达的，知识就像是知者(如约翰)与命题之间的关系，例如，“玛丽会来参加派对”。

第3章知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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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命题呢?与数字不同，它们是可真可假、或对或错的抽象实体。当我们说“约翰知道P”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约翰知道P是真的。”无论哪种方式，当我们说约翰知道某事物时，就意味着约翰已经形成了某种判断，已经意识到世界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转，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比如，在讨论这个判断的过程中，我们将使用命题来区分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玛丽会参加派对”，另一种是“玛丽不会参加派对”。

“约翰希望玛丽能来参加派对”和“约翰担心玛丽会来参加派对”这两句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语句中包含同样的命题，但命题与约翰的关系是不同的。诸如“知道”“希望”“后悔”“恐惧”“疑惑”等动词都表明了哲学家所说的命题态度，即行为人与命题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情况，对于命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真值条件，即如何为真：如果约翰希望玛丽能来参加派对，那么根据这个命题，约翰就是希望世界以某种方式运转。

当然，有一些语句并不会明显地提及命题。当我们说“约翰知道玛丽要带谁去派对”或“约翰知道如何到达”时，我们起码能够想象出隐含的命题：“约翰知道玛丽要带….……去派对”或“约翰知道如何到达派对现场，你先走过主街的两个街区，再左转….”等。另一方面，当我们说约翰对某人或某事有了深刻的了解时，如“约翰非常了解比尔”或“约翰知道如何向后滑”，语句中包含的有用的命题并不明显。(虽然这种“程序性”的知识非常有用，但我只会在第5章讨论，此外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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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非常关心的还有“信念”的概念。很显然，“约翰认为P”与“约翰知道P”这两句话之间是有关联的。当我们并不想表明约翰对于世界的判断完全准确，或出于某种适当的理由时，以及当约翰的决定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时，我们使用前一种说法。但这更多地是与信念有关的问题。当我们认为约翰不可靠时，也会使用前一种说法。事实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命题态度，表达出来可能是这样：“约翰对P坚信不疑”“约翰对P有信心”“约翰认为P”“约翰怀疑P”等。这些不同动词的表述仅在表明约翰不同的信念水平。

显然，一个人如何使用信念取决于他对该信念的确信程度。我们称之为信任度。这个词语适用于眼下我们不用区分知识和信念，也不担心信念程度的情况。因为我们的重点只有一个：约翰认为世界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们将在第9章中简要谈到信任度。)

意向立场

关于这种知识的叙述似乎表明：它只适用于像人类一样理解语言的主体。如果P是一个句子，那么如果某人或某物无法理解这个句子，那么他们如何知道或认为P是真实的?人类在使用知识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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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狗追逐飞盘时的动作反应并不简单。当它看到飞盘在位置A时，它奔向的地点是位置B。在起跳的一瞬间，狗已经对于飞盘的落地位置有了初步的预判。当然，预判也不一定准确：也许一阵侧风刮过，也许飞盘被绳子拴住，也许飞盘是远程可控的。尽管如此，但由于狗的表现超出了它看到、闻到、听到的东西，它才能够奔向当时并没有飞盘的位置B。我们何不将其称为信念?这条狗相信飞盘会在位置B落地。尽管狗不懂英文但我们也许会说，这是非常简单或原始的知识(或只是“知识”)，但它却与上文中提到的知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体现出来的哲学道理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当我们看待复杂的系统(生物或其他系统）时，所采取的“意向立场”往往是有用的。他指的是那些包含信念、目标、欲望、计划和意图等在内的立场，如同我们讨论人时所用的一样。因此，我们可能会说：“这只狗相信飞盘会在位置B落地，并且想要在其落地前咬住飞盘”，我们可能会说：“一个计算机下棋程序担心落子有风险，想要令其国王走先手，占据棋盘中间的位置”，我们也可能会说：“恒温器认为房间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并试图降温”。

在某些情况下(如下棋程序)，意向立场是有用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与系统进行交互。在其他情况下(如恒温器)，意向立场的作用被过分夸张且被不必要地拟人化，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与系统进行了更好的交互。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一直将狗想象成拥有意向立场的动物，这非常有用，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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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想要什么？它为什么抓门？哦，我懂了，它认为它的玩具在另一间屋内，它想要玩具。打开门，让它看到玩具并不在那里。

丹尼特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些全都是立场，它们本质上没有对错，没有真假。立场只是一种观察复杂系统的方式，它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

但它确实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所有关于人类知识与信念的讨论都叫作立场吗?我们能够像讨论计算机系统、狗和恒温器那样，讨论人类的行为具有的信念、欲望和意图吗？

我们现在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将在第8章和第9章中详细介绍。我们将讨论一种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处理信念问题的系统类型(即基于知识的系统)。对于该系统来说，信念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讨论方式，更是促使系统做出反应行为的因素。

这更像是我们讨论汽油对于汽车的重要性。汽车的设计和制造注定了其运行离不开汽油(至少在混合动力型和电动汽车出现之前是这样)。因此，在有关汽油的相关讨论中，立场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谈到汽车如何才能运行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讨论汽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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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型系统中，信念也是如此。

智能行为

什么是智能行为?如果我们要研究智能行为，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完全是智能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描述为人们的行为方式。观察人类自身的愚蠢行为也是非常有趣的，比如《美国搞笑家庭录影集锦秀》中愚蠢滑稽的行为和《杰里·斯普林格特秀》(The Jerry Springer Show）中吵架拌嘴的夫妻。我们周围有如此多滑稽、鲁莽和愚蠢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我们只能说它们是智能行为的例外。正如埃里克·艾多尔(EricIdle）在蒙蒂·派森(MontyPython）执导的电影《生命的意义》（The Meaning ofLife）中所唱的一样：

祈祷宇宙中存在有智慧的生灵，

因为地球上的一切令人生厌！

歌词虽然有一点儿夸张，但是核心意思却表达得很明显。

那么，当一个人确实表现出智能行为时（有点儿罕见)，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呢?我们不想把自己局限于对博弈、海德格尔(Heidegger)、计算问题的讨论中。虽然这些“智慧”活动很棒，但我们想寻求更加平凡的东西。大致来讲，我们希望能在人们利用所知获取所得时，发现智能行为。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雷(NicholasHumphrey)这样说：“当一个动物从证据中得到有效的推理时，它就会表现出智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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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亨利（Henry)，他自言自语道：

我的车钥匙去哪儿了？我需要它。我知道，它要么在我的大衣口袋里，要么在冰箱上面。我一般都放在这两个地方。但我刚刚找了大衣口袋，里面空空如也。

如果我们问：亨利接下来会做什么?答案很明显：他会想到车钥匙可能在冰箱上面。这就是智能行为：基于你所知的内容决定下一步做什么。亨利想找到车钥匙，我们希望他能根据线索推断出钥匙的所在之处。

但他会这么做吗?尽管这对他来说是“正确”的做法，而且如果亨利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行为回放的话，也会赞成我们的观点，但亨利的实际做法却与这些假设大不相同。他的思路可能会开小差，想一些完全无关的事情，比如去洗手间、吃比萨饼或者别人怎样看待他。他也可能开个玩笑。他可能跪在地上啜泣道：“我再也不乱丢钥匙了!”即使他真的想找到车钥匙，完成这件事还涉及许多因素，如：

·他的整体状态：饥饿、疲劳、动机、分心；

·他的身体状况：受伤、疾病、视力不佳、恶心；

·心理状况：焦虑、痴迷、近乎病态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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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神经病症：偏头痛、精神药物、痴呆。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对亨利这类人的智能行为感兴趣，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这些因素呢？

答案是：这取决于我们想要研究什么。事实证明，我们对于亨利这类人如何表现出智能行为并不感兴趣。这个解释太复杂，难度太高。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简化的智能行为。即使亨利这类人有时会犯傻，但他们仍可以表现出智能行为。

能力与表现

在研究人类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引入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的观点，即区分能力和表现。这个观点大致可以解释为:语言学家想要了解人类语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家要有实际的语言输出，因为语言实在变幻莫测。

例如，思考下面这句话：

The hockey players celebrated there first win. (冰球运动员 庆祝了他们的首次胜利。)

我们可能会问:在这句话中，“there(那里)”一词的语法作用是什么?答案不出意外，这个词没有任何作用；这是一个错误，这句话混淆了副词“there(那里)”与形容词“their(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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