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与此同时，以最新历史研究成果为学术资源，席勒挑战了有关西方文化传播发展史的流行认识，包括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历史观和雷蒙·威廉斯著名的“漫长革命”论所依据的历史分期。威廉斯把信息文化商品化的起源追溯到了18世纪的英国，并把文化领域的革命理解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革命和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革命的 继续。在席 来，威廉斯的“漫长革命”论所依据的历史分期还不够“漫长 一分期还应该被推后，直到资本主义起源的15世纪中期。也就是说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商品化发生于资本主义在英国农业领域起源时，而非之后。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问题是一个事关对信息文化发展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尤其是事关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复杂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最重要对立面（是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是农业资本家与劳工之间？)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基础等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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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不是席勒第一次修正对文化传播史及其发展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分析。他的第一本著作《新闻与客观性》就是这方面的先例，而我本人对席勒学术的认识也起源于20年前接触这本书之时。当时，我在国内已经接受了美国主流信息传播理论和《第三次浪潮》的洗礼，正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研究北美新闻客观性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源和最新发展。社会建构论者格尔·塔克曼(Gaye Tuchman)从实践层面和现象学角度分析，把客观性理解为新闻从业人员用于规避职业风险的一套“策略性仪式”。席勒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传播系的同事、媒介社会学家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发现新闻》一书中把客观性的渊源追溯到19世纪的“幼稚实证主义”和商业性便士新闻的市场诉求与电报技术在新闻中的应用。席勒则认为，新闻客观性作为超越狭隘特权阶级视角的普遍知识追求起源于美国先于便士新闻的早期劳工新闻，而劳工新闻所抗争的对象正是当时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新闻及其所服务的精英统治。这样一来，席勒就“发现”了美国新闻史中被自由主义叙事埋没，并被商业性便士新闻边缘化了的劳工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历史承接和话语霸权关系。

站得高才看得远。席勒的理论高度和历史深度成就了本书非凡的全球视角。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在本书第二部分对信息化资本主义前沿产业的全球分析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信息传播公司崛起的关注，也不仅仅体现在他那句“姚明不仅是火箭队和燕京啤酒的广告中锋，也是整个中美消费营销复合体的中锋”的惊人之语之中，更体现在他把有关中国的一篇文章作为全书第三部分和结尾这一意味深长的构思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史迈兹（Dallas Smythe)曾两次考察中国传播体制和技术发展政策对正在向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打开国门的中国提出 “自行车之后，要什么？”的发展道路问题。席勒熟知史迈兹的研究，继史迈兹之后少数从信息文化传播政策角度思考中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的西方学者，而他对中国的关注也成为我与他十多年来学术交往的基础。在我与他共事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传播系的几年中，中国信息传播业和中国发展道路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议题。2000年，我们以“与狼共舞？中国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整合”为题在加州大学系统“数字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2003年，应我之邀，席勒为在意大利召开的一个有关中国传播制度与中国“人世”的学术会议递交了论文。此文后来作为唯一研究论文发表在我作为主编之一的《全球媒体与传播》(GlobalMedia and Communication)创刊号上。这就是本书第三部分题为“中国、信息和世界经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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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看来，信息文化传播产业和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以克服积累危机的两个增长极，而中国则希望通过信息化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进一步使其信息文化传播产业全球化。席勒独树一帜的分析在于，他不是以民族国家框架来讨论美国的可能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是把问题的关键定位于信息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及其内在矛盾，以及中国在本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回避如下问题：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成功地把信息和中国作为增长点之后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信息化资本主义的跨国积累驱力与中国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张力。

当然，席勒不是站在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描述信息文化传播商品化和全球化。作为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博大国际主义情怀的美国批判知识分子，他所看到的信息化社会既不是当年托夫勒们想象的不平等社会关系被超越的“未来”，也不像今天的畅销书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所描述的那样：“世界是平的。”相反，在看到“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的崛起和半岛电视台改变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同时，他用大量数据描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新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描述信息化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动力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他看到了信息商品化条件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合理和公共服务原则的被侵蚀。他的结论不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国那些高居信息化资本主义权力金字塔顶尖人物的采访之上，而是关照到了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包括那些因电信危机而被裁员的劳工和没能享受基本电信服务的贫困人口。他不是单向度地欢呼移动技术对个体自由的增进，而把移动电话的普及与普通劳工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普遍延长这些日常生活压力加大的结构性因素相联系，与人们希望对失去控制的社会生活取得某种程度的个人控制的努力相关联。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看到了信息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民主危机的加深。他反复强调，资本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强化和“反恐”语境下的政治监控以及二者的日趋融合已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重损害，使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变得更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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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席勒并不只限于负面批判。他意在重建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理论思考和政策框架。例如，在分析2001\~2002年的电信危机后，他指出，反垄断和建立一个竞争性产业结构不应是电信管制的目标，更有建设性的目标应该是以社会需要来指导电信产业的发展。他还认为，美国应该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场危机以及随后的“新政”中吸取经验教训，设立一个有广泛参与的、类似罗斯福政府“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共政策论坛，来充分检讨电信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以至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目标和功能。

三

席勒的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有什么意义？毕竟，我不止一次被告知，西方政治经济学分析在中国会遇到一种因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的尴尬，因为在中国，问题不是商品化和市场化过分了，而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和在信息传播核心领域没有私人资本这一“真正”市场主体，而且信息商品化的社会解放潜能还有待进一步释放。但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真正”的、不受政府权力构建的市场？为什么信息文化传播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关键资源的私人占有必然带来社会自由和民主？面对席勒把中国信息文化传播业的发展置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之中的分析，我们是否应该不但从“信息社会”乌托邦，而且从线性历史逻辑思维定势和民族国家分析框架中解放出来？事实上，在国内，连“114”这样最基本的电信公益服务资源都已以拍卖“优先报号权”的形式被商品化，进而失去了其作为公共资源被分享的特性（《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2日，C20）。可以说，我们在某些方面的商品化程度不但不比美国逊色，而且可能更超前了。在政策层面，从电信改革方向到“三网融合”的目的与制度机制，从信息文化产业政策到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也许我们能从席勒的分析中得到一些启发？在学术层面，面对中国信息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工具理性导向和如何处置以往理论和制度历史遗产的困境，也许席勒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的学术风格和他跨学科、跨产业的分析能为中国信息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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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此书中的许多观点并不是我第一次面对。例如，早在1984年，也即《第三次浪潮》出版后4年，丹·席勒的父亲赫伯特·席勒就出版过一本《信息与危机经济》（Informationand theCrisis Economy)的书，揭示信息经济的本质。然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学术界拥抱了“冷战”斗士施拉姆、信息理论和托夫勒，而冷落了赫伯特·席勒的信息文化传播思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丹·席勒在本书中尽管尽量避嫌，还是给了他父亲的思想应有地位。

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的时候，在我和其他学者为此书英文原版写了封底推荐语不到一年时间高兴有机会向国内读者推荐丹·席勒的这本新书。不管你化办公室的官员还是新闻出版、电信和广播电视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不管你是邮电、信息管理和文化传播研究者还是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管你是新闻记者、新旧媒体的经营者还是对当今世界发展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此书都会让你受益匪浅。几年前，丹·席勒曾对我说，他收到的中国学生求学信中，不乏有希望向他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把信息和文化商品化者。我可以说，本书对信息文化传播商品化前沿的描述也不会令以此为阅读动机的读者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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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对我的信任，感谢译者，更感谢王绯和她的同事对我的耐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邀我在北大短期讲学，徐泓教授和吴靖教授为我提供了在北大小住的优越条件，使我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下以上文字，在此深表谢意。

赵月枝

2007年12月7日

北京大学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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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一书将通过一系列相关联的理论的、历史的和当代的研究，关注在信息、技术和文化领域发生的具有变革性的政治经济变化。

这样一种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合法性？它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信息”，毕竟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因特网泡沫正在成为渐渐淡去的记忆。翻开《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我们也会发现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在2005年，这本记录我们国家点点滴滴的期刊不再把它每周一的商业版面冠以“信息产业”的标题。很显然，官方话语已经不再停留此处。

然而，有趣的是，信息不只是被遗忘，而且被明确地拒斥不到十年之前，学者们还在坚持信息是公司谋略的新支点，到了2000年中期，他们却同样肯定地宣称这个见解并不适当。《哈佛商业评论》(Havard Business Review)前执行主编尼古拉斯·加尔(Nicholas G.Carr)问道：它（信息）有什么要紧?①他的回答是响亮的“没什么要紧”。在另一个方向，左派们发动了一种同样奇怪的立场修正。《新经济之后》(After the New Economy)①就欣然庆祝了所谓信息社会的鼓吹者幻梦的破灭。

① Nicholas G. Carr, Boston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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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自然有其道理，对既往智慧的修正也是必需的；这是这部书所包含的两种视角。然而，我将提出，正如以往对信息的接受流于肤浅一样，最近对信息的拒斥流于仓促。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当代社会的驱动力和发展方向，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对信息做一番仔细的思索仍然是必要的。信息的地位之所以一直让人琢磨不定，是由于它从未被充分审视。信息社会理论的支持者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主要批评者也没有。因而，同因特网泡沫破灭以前一样，信息的当代结构性角色的问题依然重要，依然发人深省。

在这部书中，我以明确的理由指出，大约从1970年开始，政治和经济的精英们越来越意识到信息的战略重要性。这其实体现了一种使市场扩张进程持续下去，即，围绕信息构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扩张性的企图。如果信息对这个谋划的重要意义最终淡去—是否如此是有争议的——我们应当试图弄明白这之中的缘由。而且，如果信息之梦并没有破碎，那又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哪种情况，由信息引发的变化都已经深深植入经济与社会之中；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对之进行研究。

行文至此，已经很明显，在这本著作中，“信息”以一种速记的形式出现，它处于文化、传媒以及电信的交汇领域。这些领域当然不是同一的。在后面的篇章中，我将厘清那些既把信息和文化连接在一起又把它们分离的语义纠缠；我将详述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交汇进程。从开始到结束，我始终强调这种对信息的宽泛视角能够带来关键性的洞察。

我们正亲身经历着朝向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的转变。1970年前后开始执行的政策造成了持续的商品化进程—从事商品生产的雇工不断增加，用于流通商品的市场机制不断增强。这个进程也席卷了全球的信息和通信部门。与此同时，通信和信息开始渗入宏大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 Doug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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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对这一进程做一些基本的探询。是什么引发了这个历史性的阶段变化？文化、通信和信息正在被如何重组，这种重组对整体的政治经济将产生什么影响？对信息的重视具有何种政治寓意？信息会成功地把市场经济从停滞中拯救出来吗？

在第一部分，本书将对蔓延在信息和文化领域的商品化进程做初步的探析。第一章将在政治经济语境中对当代关于信息的思考做一些界定。在第二章，关于信息的讨论将更明晰化、历史化。本章将讨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信息”与“文化”的相通与相异之处。第三章的分析更为深入，我们将把信息置于始于1970年前后的日益强烈的商品化进程中，探讨它对当代政治经济的重要意义。随着商品化的加速，有关知识产权法规、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以及电信系统发展的政策也发生了巨大调整，以使信息领域中私有化的快速发展持续下去。商品化也加剧了已经让人感到担忧的反民主倾向。

在第二部分，我将分析在一些具体条件下进行的商品化进程。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分析电信网络和服务，以展示这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又产生了何种结果。惯常的做法是仅仅从供应方的立场描述这一进程，即把变化解释为直接来源于电信供应商的策略和结构调整，但是，我不准备这么做。此外，网络调整所遵循的逻辑也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友善、顺畅。事实上，服务对象在电信发展中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常常被忽视。在第四章详细探讨服务对象的作用之后，我将在第五章表明，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化政策导致具有很大危害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第六章和第七章将把注意力转向人们很熟悉的文化领域。我将通过对迅速变化中的文化产业的各方面的评估，对技术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性发展做出估量。文化领域内加速进行的商品化不仅导致日益增强的“融合”势头，模糊了以前媒体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还产生了一种跨国的资本逻辑。因特网系统和服务并没有偏离这些潮流，事实上，它们本身就体现了这些潮流。然后，我将勾画出赞助体系，即文化产业约定俗成的赞助方的新发展方向。第八章讨论无线技术的爆炸性成长。我将阐明，在必要性和需求的驱动下，无线技术将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中引发效果持久的致残性趋势，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称这种趋势为“移动的私有化”。

前 言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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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章，我将通过分析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把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统一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对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以及这一区域中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探究将把我们引向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我们是否已经为一个资本主义最深刻、最难以控制的难局，即过度生产引发的经常性经济停滞的趋势找到了应对措施？

本书是对我20多年来研究的总结和综合，它直接面对一个活跃的、不完整的、充斥着矛盾与冲突的历史发展阶段。我试图把握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建设性的解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信息的评判在许多重要方面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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