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所以，把建立美国全国的和国际的电信系统的成就全部归功于AT&T是不对的。电信商业用户在建立这个系统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系统在“一战”前后开始形成，并在随后的年代里经历多次重大调整而逐渐定型。

无线电技术与新政

随着无线信号传输技术的出现，电信业又迎来一次转折点。尽管默里·埃德尔曼(MurrayEdelman)和达拉斯·斯迈斯(Dallas Smythe)的开创性研究现在已经被人们淡忘[18]，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他们的研究，人们才记住了无线电的故事。无线电传输不知不觉就被应用于商业用户自己所创立和推动的非广播类的、普通运营商未提供的服务。后者对无线电的忽略令人吃惊。事实上，电信商业用户在19世纪20年代就纷纷投入无线电技术，并对正在形成中的全国性网络，特别是对于即将在商业中

为了分配这个新波段（范围是从6000千赫\~23000千赫），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在1927年成立。该委员会曾报道说：“委员会被不断增加的、要求使用这些频率的申请淹没，这些申请覆盖了大量类型的服务和试验。”由于供求之间的落差太大，该委员会决定对该高频波段的属性、“在这个频段开展服务的需要和价以及公共利益、便利性或必要性’在这些问题上的适用标准展开深入研究。该委员会解释说，如果对这些高频波段的使用没有一个“科学的、有序的规划”，“在广播波段里已经出现的‘堵塞是万恶之源’现象在无线通信里也会出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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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召开了一次关于这些问题的公众听证会。与会者包括所有与电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政府行政部门，如国务院、作战部、海军部和商务部、灯塔管理处等。正如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的，主要的无线电制造商以及国内和越洋通信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然而，事实上，受高频分配方案影响的机构并不只限于上述这些熟悉的面孔。联邦无线电委员会称，“下面这些在许多情况下由卓越的无线电工程师和律师代表的团体也被依次叫上前来，让他们也为自己在高频波段占据一席之地提出郑重申请：报社……航空公司、航运公司、铁路、连锁百货店、电气化铁路、市内公交系统、电力传输系统、木材公司……电影制片厂、警察和消防系统、森林和水利巡警、牧场主、偏僻地区的度假地和旅馆、传真服务经营商……矿业和石油公司、包装商和运输商、地质学者，等等”。

以下机构和商业用户协会也急迫地表达了它们的要求：美国石油研究所：凡世通轮胎橡胶(Firestone Tire andRubber)以及它的竞争对手固特异(Goodyear)；零售商梅西-班姆博格公司(R. H. Macey and Bamberger Co. )； 环球 电影 (Universal Pic-tures)、赫斯特出版公司（Hearst Publications)、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McGrawHill)、《洛杉矶时报》、《旧金山考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传企业：美国铁路协会。在随后的讨论中意见分歧很大，竞争对手争夺频段用于“五花八门的领域，从越洋到洲际通信服务，铁路从火车机车与车厢之间的通信到调度室与变轨机器之间的通信，油公司不但用它来通信，还用来勘探，电力公司则用于紧急情况由于这些竞争的利益和需求混杂在一起而难以辨别和取舍，联邦线电委员会决定只在越洋高频波段分配频率，“这样做的目的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占用这些频段而伤害到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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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就在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潜在用户向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的时候，无线电委员会启动了所谓“大陆高频波段”（从1500千赫\~6000千赫）的分配。申请的有“好几个大公司，他们希望能够仿制大城市之间的有线系统，而在美国建立点对点的公共无线通信系统”。委员会还考虑了“大量的或多或少代表着私人利益的申请，他们想在连锁店之间、经纪人办公室之间、邮政所及其投递点之间、石油公司之间、矿井之间等等建立一种更有限的通信系统”。21]工业上对无线电频率的需求也增加了。1929年，无线电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受理的申请“超过可分配数量达几千个之多”。[22]它有点信心不足地保证，它将把“全国最好的工程学人才”召集在一起以应对它所遇到的政策问题。[23]

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大批商业用户团体开始形成一种性质全新的需要：在通常的运营商（或广播）业务领域以外接入专门的通信设施和服务，并以私人身份加入大型的商业运营。他们向司法机关抗议说，现有的运营商无所作为，不愿意或不能够以合适的价格满足他们强劲的通信需求。商业用户还开始自行组织起来，以形成永久的全国性压力集团和决策力量。

1929年，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做出回应，给予特定的几个商业用户团体有限的权力，允许它们发展特殊的网络服务。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支持既有选择性，也精心划定了范围：它根本不足以冲击全国公共电信网络，更不足以导致后者的重组。但是，这的确为大公司和工业集团把生产性、流通性以及商业性的活动联网提供了持久的推动力。关于这些争取专用权的努力，几乎没人做过历史学的研究。但是，它们都表达了并且造成了一些特定的企业把电信与常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企图。由石油公司所开创的地质勘探和输油管服务就是一个实例。1930年，一些频率第一次被留出来用于地质服务，而到1947年，石油公司已经获得500台和49个频率的执照，以帮助它们确定矿藏地点。则是由多家航空公司组成的航空无线电有限公司 (AeronaRadio，Inc)在1929\~1930年间开展了共享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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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铁路、公共设施、电影公司和报纸都得到无线电频率，在此基础上，它们建立了专用的、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的业务服务。

在这种背景下，AT&T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羽翼渐丰的无线电广播网络所签订的协议，可以被看做试图阻止特殊用途的工业无线电系统的发展的尝试。该项协议给予电话公司无线电节目传输的垄断地位，以换取电话公司从无线电广播市场撤出的承诺。无线电广播网络以及后来出现的电视网络，在此情况下同意(后来则是受到胁迫）从AT&T租用私人线路，而不是建造自己的专属网络。

美国的工业总体上都沿用了这种做法，并都从电话公司租用线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AT&T向商业用户提供了不少于1000条的私人线路系统，其中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使用的250条。1936年，私人线路服务收费为AT&T带来了32590337美元的收入，这占了它全部州内和洲际服务费收入的10.5%，占到了它洲际长途收入的1/4。[26]此时，纽约市的私人分支交换机雇员—在宾馆、大型办公室、医院、商店以及其他地方操作接线总机的女性工作者——在数量上已经是电话公司接线员的三倍。[27]

商业用户在电信中获得了不断提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主要——尽管不是全部，正如我们看到的——是在AT&T以及西联公司主导了普通运营系统的调控情况下做到的。作为深思熟虑的公共政策结果，商业用户的需求被降格并被放到了不断转向公众的网络服务的边缘。

这部分是因为工业对频率范围的需求还相对狭小；网络化的商业进程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第二个原因是可得资源的明显匮乏——可用的电磁波频率过于稀少。然而，即使是在新政实施之前，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就制定了把商业用户获取无线频段的要求置于普通运营商要求之后的政策。这种政策考虑的是其他重要因素。“有些申请者请求从事通信业务，以服务全体公众或者全公众的特定阶层，并承担普通运营者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肯定比任何其他申请者都处于满足公众利益标准的更有利位置。”这是无线电委员会在早期情况下所持的观点。[28]在其他情况下，该机构则明确表明，“那些照搬陆地线路公司所提供服务的申请将不予核准”。要想理解该机构的论断理由以及它根据这个理由所制定的政策，请看下面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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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无线电委员会并没有责任保护有线电报公司免于无线电服务的竞争。但是，它应该有更全面的考虑。无线电委员会在鼓励无线电发展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无线电公司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与有线服务竞争，从而使广大公众的利益受损……

显然，在有线线路的资本、人力以及维护费用与线路的流量之间并没有恒定的关系。在各个小型社区内部运行的有线线路的成本并不总是由它的流量来决定。小型社区的服务器也必须经常维护，以保持服务设施对全体居民的可用性。对利润丰厚的人口密集地带线路的信息流收费必须把不甚赚钱的线路的维护费用包括进去。这样，有线公司的收费与服务之间才能达到平衡。

考虑到有线通信的上述实际情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无线电委员会不应该鼓励仅仅选取最赚钱的地点建立无线通信系统。无线电公司以低价抢占生意份额的做法可能会损害有线公司的效用与经济结构，因为后者可能会由于竞争而被迫放弃不赚钱的线路……

出于同样的考虑，无线电委员会也不应允许建立那些将依靠大公司各个服务器之间的庞大流量而带来低价格的无线线路，这实际上会导致对低盈利的、一般公众的、非经常性的通话的排斥，特别是在法律禁止有线通信公司做出这种差别性、优待性安排的情况下。[29]

由于供给不足，而城市商业用户的需求又非常之大， 在频段分配和系统发展上，有必要给予面向公众的全国系统以优先权利。后来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理念。然而，更直接的强化是，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后来做出了把无线电技术嵌入越来越多元化的电信的尝试，从而说明有必要把现存的破碎的联邦管理体制加以整合。州际商业委员会在名义上行使着全国范围内的电报与电话的裁决权；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则监管着无线电。然而，正如上面的引文所显示的，无线电与有线系统的交汇表明，二者都应该落入某一个管理者的职权范围。我将在第五章返回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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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无数问题，也权衡了多方利益。然而，商业用户的利益却遭到忽视，这种轻慢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在严重经济衰退和重大技术变革的背景下，有影响的商业用户们终于行动起来，试图建立一个涵盖更广泛的通信管理机构。由于对国际无线电报缺乏有效的价格管理，一个号称是“电报与无线电用户保护委员会”的组织坚持就建立一个新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并授予它定价权力的必要性举行国会听证。这些大型商业用户宣称，运营商与英国邮政（British Post Of-fice)①沆瀣一气，从它们身上攫取了高昂的收费。

在这之前，由于短波无线电和镍铁导磁合金电缆投入使用，且北大西洋线路顺次出现了能力过剩，因此价格下调的条件已经具备；只有保持较低价格，那些抱怨者—包括50多家银行、股票和商品交易所以及进出口商——的电信支出才能被控制在合理范围。但是，运营商反而大摇大摆地企图联合推行互惠的价上涨。在经济衰退时期，这种掠夺行为是严重违法的。电报与线电用户保护委员会的主席给参议院洲际商业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迪尔(Clarence C. Dill）写信反映：“很不幸，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具有充分权限的法律部门，来考察和处理公司与它客户之间的冲突。”信的最后说，“我们的唯一要求就是，马上建立这样一个机构”。[30]在国务院的敦促下，国会通过了相应立法；尽管AT&T的经理们气恼万分，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还是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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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国邮政：总部位于伦敦，主要从事邮递包裹货运服务，具有全球性的能力和灵活范围的连接服务，曾多次上榜《财富》500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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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时期，如何克服经济停滞局面是政策制定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使得新政的管理者们启动了对电信系统发展的彻底调查。[31]通过1935\~1939年间进行的“电话调查”，他们开始对 AT&T垄断的内部经济运作感到不满。在对 AT&T调查之后，紧接着就是波及全美国的工业调查。这场调查始于1939年，由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牵头进行。巨大的政策调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调查之后接踵而来。

尽管在裁决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但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和业已存在的国家公共设施委员会还是试图发展出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合作，他们才有足够能力对全国电信网络系统加以全面监管。随着新政给冷战让路，这个新管理框架的界限缩小了，但是，管理者还是成功调整了这个框架，把它置于有限公共服务的基础之上。通过提供政府贷款来建设网络，通过巧妙平衡短途和长途价格，管理者和立法者提高了居民的需求。在“二战”以后的长期景气中，长期以来地方住宅电话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终干得到缓解，不仅城市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乡村地区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全面的电话接入也因而成为新政在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成就。除此之外，也有其他方面的政策调整。

例如，劳动改革的涉及面更广，它对电信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建立雇员协会以及引进其他福利资本主义改革， “一战”结束后的十年内，AT&T的官员们成功掌控了单个工会的活动。而，随着《全国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1935年的通过，以及在法案通过后的十年间由左派所领导组织联合会（CIO)①、美国通信协会（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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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产业组织联合会：美国20世纪40\~50年代最重要的工会组织之一。1955年与劳工组织联合会（AFL）合并，组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组织联合会”（AFL-CIO)。对于许多人来说，AFL-CIO成为工会的代名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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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联合电力工人协会(UnitedElectricalWorkers)以及在1947年大罢工中形成的较为保守的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的建立，使得由各个独立工会进行集体协商的原则深深扎下根来。[32]一项单独但十分重要的政策改革在AT&T的知识产权中打开了缺口。1949年，AT&T卷入一宗联邦反托拉斯诉讼案，结果是该公司控制电话服务市场的企图遭到了限制。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一美国最卓越的工业研究机构——被迫接受了一项新的专利强制共享规则。

公共服务并没有完全体现它所应体现的东西；有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精神从来没有得到体现。电话行业在雇佣活动中存在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就是一个例子。五角大楼左右电信政策的权力是另一个。管理者屡次试图对AT&T无拘无束的子公司西部电子(Western Electric)行使真正的监督，但屡遭失败，这构成第三个对公共服务的严格限制。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它开始以“工业”称之的无线电申请者的不间断支持，则表明了对普通运营系统发展的最后一个但却是越来越重要的限制。[33]

起初，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它所要做的只是分析局势，并根据“战争结束后由于各种目的而增加的频率需求”来提出建议。[34]由于大萧条期间商业用户对特别用途的网络需求减少，在这之后又是尽全力满足战争通信，导致该机构在这方面的政策制定相对滞后。但是，联邦通信委员会原来的设想，即它也许要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满足工业电信用户的需要，但结果证明远不足以应付眼前的任务。冷战期间急剧增长的商业需求以及温室网络技术的发展，迫使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再重新审视公司用户的专业通信系统问题——尤其是，把另一项更根本性的革新即电子计算机整合进来。

在这个迁延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新政对公共电信服务的强调遇到了越来越强大的阻力。围绕网络进行的技术革命因此是伴着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倒退一并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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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现代化：商业用户与计算机通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动员，有力地促进了电子、电信、计算机和航天领域的革新。涉及网络化过程的系统发展，则受到一股不甚明显、也较少为人所知的力量的推动，它来自20世纪 50 年代末针对AT&T、IBM 以及 RCA的反托拉斯诉讼案的判决。[35]通过强迫以上公司以特惠条款准许别人使用他们的专利，美国司法部成功地完成了反托拉斯领袖斯坦利·巴恩斯(StanleyN. Barnes)所宣称的“开辟通信领域的计划”。[36]

美国计算机工业起飞的基础不只是军方对于计算机尖端技术的“成本加价”式的采购合同；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它越来越趋向于建立在工业、商业、金融业等使用卡片打孔资料处理设备的行业对高成本效率设备的需求之上。计算机工业由此起飞。1962年，计算机工业的领跑者IBM在它的新计算机系统上所赚取的利润超过了传统的打孔系统，这使得决策层试图在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领域（1964年诞生的360系列）寻求突破。[37]然而，这一次的景气也不仅仅是由供应方的导引性政策所造成的。皮尤（Pugh)和阿斯普雷（Aspray）写到：“二战”后“向和平时代经济的回归，打开了‘二战’中被夺去设备的各行各业的需求闸门。人们在‘二战’期间构想出了许多新方法和新技术，二战’后它们被应用于和平时代的各种活动，这进一步激发了资表、人事档案、保险纪录、会计、银行、存货控制以及制造业生产规划连接到了一起。[39]

在军方“半自动地面防空警戒系统计划”(Project Sage)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辅以几家大公司所研发的、在当时和未来有广泛商业应用前景的防空系统—的触发下，通过电话线进行资料传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40]商业用户尤其希望发展计算机通信网络，以使它们的整个机构都具备这种集中处理资料的能力；它们还希望改进远程资料处理技术，由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与IBM合作开发的“Sabre 航空旅行采购系统”就是这样一种尖端技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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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电话网络是为语音应用而设计和发展起来的，并不很容易转向数据传输。保罗·巴伦是因特网基础数据包交换技术的设计者之一。他在1967年曾说：“今天普通运营商的语音传输系统，起初是为提供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声音到耳朵或者打字机到打字机式的联系而设计的。今天的通信管理条款仍然只是把计算机看做那些业已存在的电话、打字机和电报网络的另一个用户。用电话网络传输数据和把10号的脚塞入5号的鞋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彼此最基本的通讯特色差异太大，不过是被强行放到了一起。”[42]

改造和调整美国的电信系统必然会带来公共政策方面的难题。计算机系统是否应该被结合人一个被管制的、高度统一的、主要为居民用户提供点对点声音传输服务的公共电信设施系统？究竟要投靠哪一方，广阔而动荡的数据通信领域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开发？是投靠由AT&T控制的电信工业，还是投靠差不多被IBM垄断的、正在热切地向电子数字计算机工业转型的打孔资料处理行业？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这将作何解释？为什么包含因特网的计算机通信最终以这种奇怪而间接的方式发展演化？ 19.

一份由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名职员写的报告自以为是地断言：“为了给全国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数据网络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有利环境”，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35年间，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一系列步骤，最终决定了“依靠电信设施提供的、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服务，不应该置于普通运营商的管理规范之下”。为了说明这一点，这份报告称，“委员会认为，因特网的成长和发展需要一个未加管制的环境”。[43]这是否意味着联邦通信委员会有远见的、前后一贯的管理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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