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不错。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确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推动了广义上的计算机通信，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但是，承认这种说法事实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相关事实，即，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这些前后一致的决定都是顺势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应电信商业用户提交给该机构的、特定的、具体的要求而做出的。这些商业用户通常与规模虽小但成长迅速的独立设备和服务公司沆瀣一气。大的商业用户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超级游说团体，其中还包括顶级的行业协会和新近建立的游说组织。在说明美国电信围绕数据网络进行的现代化过程的时候，必须指出它们的重要作用。所以，计算机通信之所以发展，并不是仅仅因为联邦通信委员会想促进它的发展，而是因为商业用户有力地动摇、进而颠覆了管制下的网络管理系统，而这个系统本身就是借助了这些商业用户的力量才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从三个主要的方面看，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网络系统已经转型成一种益发重要的商业基础设施。在这一时期，网络在组织协调汹涌的经济扩张所造成的越来越分散化的公司部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在网络上的商业支出越来越大；大量对未来的经济成长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商业用户决定以一种经常性的、强有力的方式介入政策制定，因为它们已经普遍依赖于专门的电信系统，而昂贵的、面向语音的、受管制的网络实在无法满足它们的需求。由于商业用户对计算机通信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而AT&T继续在新政的框架之中运作，因此，有关全国电信系统发展政策的看法开始出现严重分歧。对于公共网络究竟要作何使用，特殊目的的设备和服务是否有必要，以及不同的服务应当收取什么样的费用，人们的意见异彩纷呈。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考察过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政策变化情况。由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电信规范性程序，AT&T的利益与它的那些最大客户的利益形成了立。[44]商业用户要求“在对通讯设施的使用和设置上，拥有与它们已经拥有的、对于做生意所必需的成百上千的其他工具、设施和服务的使用和设置上的自由相匹配的自由”。[45]当权者也急于给它们这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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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户提供了运营商全部长途收入的大部分，而来自商业用户的全部收入又集中在一小撮大型用户那里。[46]在强大需求的驱使下，它们尝试组成压力集团，这种集团所能积聚的力量是居民付费用户所不具备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它们一直利用这种力量来争取实质性的政策调整。[47]1967\~1970年是筹划美国电信系统未来发展的分水岭。

由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①民主党政府的管理部门所发出的倡议，在把商业用户的电信自由化要求转换为两党政治协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67年，由约翰逊总统召集的一个电信政策工作小组，聚集了一大批联邦各部门和机构的成员，并且在大学和思想库中也雇用了合同制研究人员。工作组对私人线路服务中的有限竞争的认可，以及它的一般主张，即电信政策“应该形成一种永远对顾客的需求保持敏感的环境”[48]，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工作组组长、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Eugene V. Rostow)②对工作组的这条要求作了很宽泛的解释，并着手进行了他所宣称的“40年来对电信政策的最基本的、最广泛的测评”。[49]1967年秋，他的“高高站起然后从整体上看电信”的做法在工作组成员中招致强烈反对。但是，罗斯托最后占了上风，从而把起初较受研究。[50]

在工作组的研究即将结束的日子里，罗斯托直接向约翰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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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登·约翰逊（1908\~1973），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上台继任。——译注

② 尤金·罗斯托（1913\~)，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经济顾问华尔特·罗斯托的哥哥。曾在1978年邓小平访美时与其会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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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表示，他已经为政策调整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使这样的工作组建立起来并投入工作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机会不应该被浪费。在我看来，工作组打下的政策基调是温和的、平衡的、正确的，工作组报告能够起到以建设性的方式影响联邦通信委员会、产业界、国会决定的作用。我们的努力和草案章节中的讨论已经对联邦通信委员会和AT&T的政策有了显著影响。”[51]

工作组呼吁的改革把联邦通信委员会所提出的三个最重要的动议全部包括了进去。

首先，在建议保留国内公共信息电话服务的同时，工作组还公开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在“那些补充公共信息电话网络的服务”方面，“去除不必要的限制，以促进革新，鼓励对消费者需求做出更敏锐的反应”。[52]工作组巧妙地把“远程处理”定义为“补充性”服务，认为在这项服务中，“去除在分享通信线路、分割或重新出售频段、信息交换等方面的税费限制，似乎是与保持基本通信网络的完整性相一致的”。第二，工作组还支持国外附加服务的自由化，如果不这样的话，新类型的网络设备，尤其是计算机，就不能与电信设施同步运作。[53]第三个政策调整对于国内普通运营商电信十分关键。工作组用一种到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措辞，攻击当时的管理规定，呼吁电信市场进入竞争化、自由化；它认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应该为诸如微波通讯公司(MCI)那样的潜在运营商颁发执照。MCI已经向当权者申请过，要求在专门商业市场与AT&T展开竞争。[54]

由于这些政策调整都被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政策在两方面立刻变得不稳定起来。一方面，通过把计算机网络看做补充服务，决策者实际上为商业用户和专门的供应商创造了空间，使他们可以在政治经济的纵深之处建造起强大的新网络，吸收新的网络技术。只要时不时地延伸这一政策，“补充性”的计算机网络就能够被用于全国电信系统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承认新核准的运营商“可能对统一网络造成严重问题”的同时，工作组也承认“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给予新运营商在价格方面的足够弹性以应付竞争、通过增强法规的权威性以避免破坏性的竞争等方式得以解决”。[55]我们在下一章就会看到，尽管工作组对与“破坏性竞争”相关问题的担忧最终被证明确实有道理，但它却无法保证能够成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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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户对于系统发展的最初要求事实上触及电信政策的核心。首先，他们提议，他们自己应该是把新技术引入电话网络而取得成本降低的主要受益者，这种收益不应该被用在其他地方(例如维持地方住宅电话的低价格)：如果接受这个原则，以全面的网络进入为目的的整个价格结构将变得非常不稳定。更加激进的是，商业用户们还建议给自己和正在涌现的专门服务商以一定的权利，使他们可以支配大量的且越来越多的网络程序：如果同意这一点，“新政”关于面向公共服务的网络设施的全方位管理条款都将被颠覆。

逆时而动，即更新公共服务的概念使之涵盖计算机通信网络，定会让这个概念重新焕发生机。这样一个大胆的公共利益原则将体现谁的需要？体现何种需要？它应该如何被提升？它应该极力体现什么政策？对于刚刚进入实施阶段的普通电话服务的需求，是否应该被扩大为包含公众对网络化的信息服务的全面利用？无歧视是否意味着提供对所有计算机通信用户来说相同的服务？是否应该赋予计算机工业以公共事业的地位？由于商业用户的干扰，联邦通信委员会绕过了这些重要问题，而倾向于把所权和计算机网络控制权的基本决定权移交给拥有网络的公司。过一个又一个的步骤，政策法规的控制被削减了，市松散了。自由化的进程从面向公共服务的网络周边转到了中随着所有权和网络技术控制权从曾经束缚着规范性的网络管理统的义务之网中解放出来，AT&T自己的战略构想也最终演变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竞争构想。这股潮流的高峰是导致1982\~1984年AT&T解体的联邦反托拉斯诉讼案。正如阿伦·斯通所说，减少由一个受到管制的、处于垄断地位的服务商提供的点对点以通用为目的的服务，意味着曾经构成新政政策核心的“公共服务原则的萎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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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类似的原因，在国际电信领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动议。自从19世纪在水下铺设长途电报系统以来，国际网络在功能上就相当于十足的“帝国的工具”(tools of empire)[57]，被用来宣扬帝国主义精英分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权力。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把由美国的国家公司来控制超国家的网络，看做二个十分重要的政策目标。在与欧洲的对手尤其是英国以及日本的战略竞争中，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公司掌权者从20世纪初开始就全力投入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电信系统的工作，但他们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58]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最初的“国际卫星通信机构”(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consortium)①的建立，由美国提供并控制的超国家系统才最终变成现实。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研究总结了主流意见，认为国际卫星通信机构是“二个在制度、资金和运作方面都大获成功的案例，必须被看做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胜利”。[59]

国际卫星通信机构是由世界大部分地区控制着国内电信网络的各国机构共同组建的，许多国家的通信部门以签署的方式加人了这个主要属于一家美国私营公司——移动通信公司（Com-sat)②——所有的体系，这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卫星系统的发展。通过其价格策略，国际卫星通信机构保证了它日益成长中的网络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信息流量大的线路——尤其是跨越北大西洋的线路—收取的费用事实上超过了成本基准价格，为的是支持组建一个可以通达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统一网络；信息流量小的线路—如巴西和南非之间、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之间的线路—收取的费用则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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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卫星通信机构：是一个由18个国家成立的卫星通讯公司，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就标志着有了一个全球性的商用卫星通讯网络。它在1965年发射了第一颗Intelsat的通讯卫星，也就是“晨鸟号”，可以提供240路双向电话线路或一路电视信号。

② 美国移动通信公司：主要通过卫星向海上船只提供话音和因特网服务。2002年宣布与挪威 Telenor 公司合并，并改名为 Telenor 卫星服务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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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分缜密的考虑，里根政府最后决定放弃美国所取得的这项成就。美国之所以会放弃其在国际卫星通信机构中的原有地位，是因为美国对空间的垄断遭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强烈反对，跨国公司用户也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禁止某一国的单方面控制——通过这种控制，某些国家就可以操纵价格和一些重要的卫星服务项目。[60]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因素：新的、私营的卫星运营商已开始成为国际卫星通信机构的竞争对手。

通过设立进入国际市场的自由化规则，里根政府批准了竞争性的私营卫星系统，这种系统因而随着由他国和外国资本家所建立的地区性网络而扩展开来。由于美国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默认了1997年的基础电信协议，里根政府的自由化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大踏步的前进。即使是在美国，带有国家标志的运营商也开始被超国家的公司控制的网络取代，电信领域被核准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也大大增加。[61]

美国的谈判者相信，即使本国的运营商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在其他国家大肆吞并或设立新的分支，也只有很少数的国外公司会通过在美国兼并或开设具有强烈国家意义的运营商的方式来回应。在本书写作的阶段，这种看法看起来是站得住脚的美国的运营商和投资者在数十个其他国家获取网络基础设施股的同时，美国市场的规模、实力再加上政府的不时干预，使得外国资本很难进人。正当繁荣期接近尾声的时候，欧洲最大的运营商之一———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将不得不支付 500 亿美元以兼并当时全美排行第八的移动通信公司声流无线（VoiStream Wireless；重命名为 T-Mobile)。[62]即使这样，我们在下章依然会看到，国际电信的自由化最终还是引发了剧烈的变化和新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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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的起飞

通过上述这些步骤，一个可以在其中构建非中心化网络的空间得以形成。但是，在此阶段，人们对这种空间可以派上何种用场还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因特网的观念并不是坐等诞生的。20世纪 90 年代因特网的崛起也不仅仅是万维网(World Wide Web)大肆扩张的结果，或是由电子邮件习惯的迅速养成所造成。隐藏在这两者之后的，是复杂的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工业的崛起，以及随后把单独的个人计算机演变为新的通信媒介的局域网络和广域网络的兴起。

这些进展又一次把我们带回商业用户。个人计算机（PCs)的普及，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计算机技能的普及，首先在商业用户那里发生。[63]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连接个人计算机的内部网(local area network)、外围设备，以及其他计算机装备都是首先在大公司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厄尔斯·冯伯格(Urs Von-Burg)[64]研究了电子网络是如何迅速扩大的。他把其原因部分归结为一种在它们的内部网产品[以太网（Ethernet)]中依靠非专属性的或者说“开放的”技术标准的聪明的营销策略。

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那些不断做出的、依然与罗斯托电信政策工作组的建议相吻合的决议，这些局域网（LANs）构成了公司和计算机兜售者的“资料处理”网络，不受针对普通运营商或者公众设施的条款的限制。到1986年，各个组织的内部网络和私人的具有附加值的网络已经扩张成不受规章控制的广大领域。然而，全美国仅仅有2/3的网络投资是由公共网络运营商做出的，而在1980年，这个数字是 [65]大公司网络用户的支出也相应猛涨。[66]但是，相比之下，这只是网络投资在世纪之交达到顶峰时的繁荣期的序曲，后者把广义上的信息技术（特别是因特网）转变成政治经济的核心要素。

公司内部网络的扩展刺激了对廉价的、广域的互连性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正如冯·伯格指出，采用另一种非专属标准即TCP/IP的因特网提供了对这种需求的潜在解答，而在20世纪90年代，公司局域网“迅速成为这种因特网的重要导引”。[67]90年代剧增的因特网投资的大约三分之二由商业用户做出，主要用来建立封闭的“企业内部互联网”（intranet)[68]，而只有1/3的这种投资被用于公共因特网的扩展。[69]由于企业内部互联网的扩张，商业用户之间的新联系方式得以建立，供应链被迅速重组，以充分利用新的网络能力。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因特网电子商务的最大账目往来于商业用户之间，而不是往来于公司与消费者之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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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对电信业的大规模检查并不是一个平稳有序的过程；它也没能建立起一个公正的，甚至哪怕是平稳运行的新制度体系。相反，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泛公司化重建带来了矛盾和危机。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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