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管者的批准才能进行大规模改革，但是，“9·11”之后凋敝的社会氛围让任何有意义的争论事实上都已归于无声。

如果在另一个时代，危机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恣意幻想，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调查这场溃败的起源和特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不但从有罪的和无罪的电信业管理层那里，还要从大批共谋者那里搜集证词：主要的投资银行和行业分析师；会计机构；顶级律师事务所；立法、司法以及行政部门；思想库；管理机构；商业用户；经济学家；商业化、公司化的新闻媒体，等等。当然，我们假想的委员会还要面向那些受害者举行一次公众听证会，雇员、养老基金缴纳者、退休人员以及住宅电话用户将参加。通过这些手段，该委员会将把涵盖广泛的大众争论集中到电信的首要结构性原则及其暗含的社会目标等问题上面。争论双方将认真审查全面自由化的主要政策前提：网络应该根据跨国商业用户的特殊需求进行组建和重整，应该首先为投资阶级的金融利益服务，而普通居民用户和上班族雇员的利益应该被放到第二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电信危机以及在电信危机之前并导致电信危机的自由化总体进程的真面目：它不仅仅是行业的和金融的溃败，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功能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并在正确的结构基础上重建电信行业，决策者必须抛弃自由市场是对垄断的充分矫正等陈词滥调。运营商必然要与公司用户结盟：福特汽车公司（FordMotor)就曾与西南贝尔通(SBC)①签订合同，后者为其设计、建造和管理元的因特网电话系统，供它的5万名雇员在110个地它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绕过进而颠覆现有受到管制的网“竞争导向的”政策只不过保证了福特公司可以自由选择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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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南贝尔通信公司：美国第二大本土电话公司，总部设在圣安东尼奥，拥有约5000万市话客户，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2005年以160元收购了老牌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从而成为全美最大的通信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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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

然而，如果适度管制的目标不是竞争性的行业结构，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它的目标应该是根据社会需要来指导和调整系统的发展。面对公司资本——运营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商业用户—越来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情况，管制者应该敢于挑战，才能够恢复网络的可靠的政治经济功能。

而实际上，铺设这样一条完全不同的管制轨道，或者退一步说，发动一场温和的公开辩论，所需要的政治引力仍然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不应把它看做单纯的臆想。我在第四章提到，1935年，作为对前一个轮次的电信危机的反应，经国会批准，联邦通信委员会开展了所谓的电话调查。那次调查引起了对电信行业最广泛的公开批评，并且对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持续性的影响。目前的状态与当时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一次，事实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公开辩论，也根本没人提出诸如开展电话调查之类的提议。

谋划一种不同的政策走向，或者打造一种上一代人叫做“代议制民主”的东西，必须从对电信行业财政状况的全面审计开始。然而，很明显，自由化已经使这样的做法不再可行：管制者作为政策依据的那些资料，日甚一日地或者由运营商本人上报，或者成了商业用户的秘密，或者由曾导致电信行业进入危机的那些华尔街分析师们所提供。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迈克尔·科普斯的、反映了市场压力的，因而可能误导我们的有害的金融、会计和市场信息。”[75]我们应该为他鼓掌。

危机过后，依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并不是由少数不法分子造成的，而是某种基本政治经济进程的后果。主流话语对此偶有提及，但是，每当这种观点过于明显时，话题就转向别处。 《纽约时报》把责任全部归结到世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博斯(Ebbers)重罪上。该报宣称，世通公司的收购不仅毁掉了行业的领军者微波通讯公司，它的“鬼怪般的快速成长还迫使曾经很强大的电信公司如AT&T降低价格、削减成本，从而磕磕绊绊地跟上它的前进步伐。这些电信公司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76]这么说并不错，但这只是症状，而不是电信行业迁延不愈的困境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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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采用另一种说法来为自由化政策开脱。一篇揭露“宽带抢夺者”(broadbandits)的报道得出结论说，“电信泡沫的破灭是一个痛苦的、然而必要的周期的一部分……宽带泡沫很快就会成为过去”。[77]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宽带抢夺者”的劫掠行为搞垮了电信行业，但是，“宽带抢夺者”之所以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危害，事实上是由管理者、金融机构、政治机构以及传媒共同造成的。通过把这场危机看做基于市场的发展过程的一个正常结果，危机的广泛意义被绕开、被遮蔽。危机被当作市场力量的阴暗面的表现，而危机过后，发展总会再一次开始：有得必有失。

这种看法表达了一种“赢者王侯”的基本理念。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R. Varian)在危机涌现的初始阶段就表达了这种常见的逻辑：“投资过度看起来似乎是浪费，但是，很难察觉投资是否过度，比赛结束才能定输赢……美国风格的资本主义的伟大力量就是它能够为一些疯狂的念头提供资金—因为时不时地，这些念头就会带来巨大收益。”[78]但问题是：究竟是谁获得了这些收益？是谁陷入了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困境（如失业、决策中缺乏民主等）？这些问题都被他们有意回避了。

不应该把危机的根源推到市场身上，然后就完事大吉。人们应该讨论市场力量在危机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惜这种讨论并没有出现。电信行业甚至又一次求助于游说者、管制者和政客，以期中止该行业的不幸。[79]它轻而易举地就忘记了，危机本身恰恰是由管制政策的失误造成的；而且，网络系统的发展仍然控制在同样的管制者手中，同危机的预备阶段一样，它仍然服于同样的机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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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电信的危机远远没有停止，它只不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一开始，美国电信自由化政策的鼓吹者就要求一件事：赋予公司资本组建和控制电信网络的权力，这种权力应该类似于它已经取得的对生产的控制权。决策者同意了这个要求，打开了电信市场，任由竞争的资本单元在其中创新和扩张。电信行业因而发生了金融崩溃。这种强烈的政策转变后面所跟随的系统发展过程体现了一种矛盾性的市场逻辑：公司用户、网络提供商、投资者等拥有的私人控制力越强，社会的控制力和民主的力量就越小。

没有迹象表明基本的政策会发生调整。国家机构和大型公司所进行的努力不是传说中的改头换面，而是围绕私人网络公司的重建，这其实是在继续过去的进程。它们只是试图以有选择性的、片面的方式避开或者遏制自由化系统发展所产生的那些不稳定力量，而不是解决危机中暴露的根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对这一轮新的规范和干预将如何重塑电信系统做出断言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瞥见这种规范和干预后面的真实意图。

政府和行业战略家努力减少网络容量的过剩，或至少引诱资本再一次眷顾这个行业。特别是在2004年的大选中，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强调了使宽带（高速因特网）服务触手可及的必要性。[80]为让这个过度建设的行业走向合理化，政界有很多人支持进行新一轮的大运营商之间的并购，如AT&T并入西南贝尔通信公司，威瑞森公司①收购微波通讯公司，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行业巨头进行这种巨额并购的动机，不过是想改变与商业用户交易的条件，以让自己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的自私愿望。尔街日报》也在社论中承认了这一点：“AT&T和微波通讯都在退出住宅电话市场，而集中精力服务于大型公司客户，这就是这些并购的真正含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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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瑞森公司：美国最大的无线通讯企业，是由美国两家原地区贝尔运营公司—大西洋贝尔和 Nynex 合并建立 BellAtlantic后，又在2000年6月 30日与独立电话公司GTE合并而成的，在美国、欧洲、亚洲、太平洋等全球45个国家经营电信及无线业务。2005年收购了微波通讯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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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显得很突出。一方面，行政、司法和电信管理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以加强对这个被称为“关键性的基础设施”领域的行政监管。政府和企业的这种合作显然是为了行使自上而下的控制，从而提高“反恐战争”的协调能力。这其中也蕴含了压制民主和侵犯人权的严重危机。[83]另一方面，当“9·11”攻击、2003年大停电①以及卡特里娜飓风②那样真正的紧急情况接连发生时，自由化的网络设施却表现拙劣。[84]管制者同样指责“不对称管制”已经过时并成为障碍，因为它针对有线电视公司、通信运营商和频率独立的广播公司制定了不同的规则。在管制者看来，新的现实是“合并”，所以应抛弃“1934年以来就从未改变过的粗陋机制”[85]，而允许各种类型的通信公司拥有最大的免除责任的自由，从而使它们能够继续在因特网和移动服务领域发展多功能的私营系统。与此同时，政治压力也在渐渐增强，它试图阻止建立这样的系统，或者说试图把这样的系统导向由市政部门提供，而不是由商业公司提供。[86]

这些措施强化了自由化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事实上的反民主倾向。一方面，冷漠的破产法庭只是裁决不同的投资阶级所表达的相反的要求，而置普通大众的要求于不顾。另一方面，以国土安全为借口，专门机构从本来就很不充分的监管机制中取消了政府的电信决策作用。重要的决策力量越来越掌握在让人捉摸不透的执行机构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委员会”(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Board)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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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3年大停电：2003年8月14日，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英国伦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悉尼、瑞典和丹麦、意大利全国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大面积停电事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停电事故。停电事故给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电力工作者对供电可靠性的普遍关注。——译注 C

② 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29日，飓风“卡特里娜”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登陆，给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阿拉巴马等州造成巨大破坏，死亡1100多人，经济损失达600亿美元。此次重大自然灾害给美国国民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及重大国内国际影响，触及美国全球战略行动的实施，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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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协议和暗室交易不会增加电信系统的安全性，因为安全性是与普通大众的日常需要息息相关的。针对家庭消费者的价格上涨、裁员以及代表着投资者、跨国商业用户和军事机构利益的网络建设，也不会增加系统的安全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管制者不但支持进一步的并购，而且还在自相矛盾地推进那种支持持续竞争的市场准入、新一轮的网络建设、更富竞争性的投资的政策？当破产了的运营商（例如微波通讯公司和环球通讯公司）获准重新进入市场，无债一身轻、准备在价格水平下跌的情况下再次展开竞争的时候，新的运营商和更便宜的服务提供商，特别是网络电话服务提供商，也在跃跃欲试。[87]与此同时，光缆系统经营商和本地交换运营商之间针锋相对的竞争也即将展开。[88]这难道没有表明政策出了偏差，出了错误吗？管制者是不是还没有吸取危机的教训，没有认识到无拘无束的网络建设和竞争对行业的崩溃负有责任？为什么还要再次尝试呢？即使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要准许高度的竞争，这难道没有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还在控制着我们的决策者吗？

在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它与竞选捐款、公司为卸任的管制者敞开的岗位大门，以及游说活动的支出等等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意识形态之外，现实的结构在重新开始的自由化尝试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尽管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得到避免，但电信产业再也不能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了，一个新的系统即将建立。最终，这个系统将从公司资本的目标和优先权出发而建立，因为网络系统和服务仍然并且仍被看做是任何可能会发生的系统性成长的中枢。尽管这种系统发展进程可能会招致新的“伤亡” 但是，大资总体上盈利的增长才具有高于一切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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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乔治·吉尔德鼓吹的承诺了“无限带宽”的“电信主义”结果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反而成了运营商的墓场，而需求方的商业用户却在许多市场和应用领域以极端便宜、前所未有的价格享受到越来越宽广的网络系统以及服务创新。如果供应方的不稳定可以通过准许以前不可想象的运营商之间的合并来得到缓解，这当然很好；但是，即使不能，自由化政策也会保证经济领域上上下下所充斥的那些围绕网络的企业重建是个自由的过程，正如网络的监管者所希望的那样。继续占上风的，不会是对公共服务的义务，而是商业公司的优先权。

在国际上同样越来越明显，决策者也开始愿意冒系统发展严重不稳定的风险。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逃脱了或者挺过了风暴的一些国家的网络经营者，到2000年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可以进行跨国扩张的绝佳时机一—这主要是美国运营商以及它们的支持者的困顿所带来的。例如，南方贝尔公司（BellSouth)①卖掉了它在南美和中美洲建立的庞大的无线网络，而集中精力应付动荡的国内市场。西班牙的Telefonica公司②买走了这个系统的大部分，加上它在这个地区已有的380亿欧元的投资，到2004年，Telefonica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无线运营商，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运营商，拥有分布在12个国家的4000万用户。[89]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控制的跨国运营商墨西哥电话公司(Telefonos de Mexico)的崛起更加令人震惊。尽管遇到来自AT&T以及微波通讯公司的强烈竞争压力，墨西哥电话公司还是保住了自己在本国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在2004当两个美国运营商都停滞不前的时候，墨西哥电话公司却从微通讯公司手中抢到了后者在巴西举步维艰的有线网络，并且以当初所花费成本的十分之一价格从AT&T那里获得了它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以及秘鲁的网络。[90]另一个案例：中国第二大运营商中国网通公司伙同其他公司耗资8000万美元收购了破产的环球通讯公司的一家区域子公司，而该公司的账面价值达12亿美元；这之后不久，中国网通又出钱从伙伴那里买得了这家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地位。[91]印度塔塔集团(Tata Group)①旗下的VSNL 公司(Videsh SancharNigam Ltd)从一家美国公司那里买来了连接三个大洲的37000英里的网络；卖主泰科国际（Tyco Inter-national)②已经全部亏损了在该系统中的血本无归的投资，只卖了这家印度公司1.3亿美元—同它原来的成本相比，其中的损失高达35亿美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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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方贝尔公司：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通讯公司，总部在亚特兰大，在美国拥有4500万用户，服务于全球14个国家。2006年7月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6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译注

② Telefonica公司：西班牙电信巨头，世界第五大行动电信公司，在全球19个国家运营，为客户提供固定、移动、数据、互联网、内容等服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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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手到地球南部国家的资本家手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转变。随着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的资本以探底的价格获取了跨国网络，以前微薄的、有时候不存在的商业兴趣，突然找到了加入排他性国际俱乐部的途径，就像拥有了核武器一样。除此以外，这还意味着资本以外的社会运动也拥有了有选择性地利用过剩电信的能力。我们将在第五章谈到这些利用了这种过剩但本身并不由过剩所造成的项目——如卡塔尔建立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它们标志着国际电视新闻的关键领域开始出现不稳定。

两股彼此对立的潮流加剧了这个动荡、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资本进入国际电信市 更不用说在这个市场中已经很成气候的日本和欧洲公司——肯定会、至少在短期会增加潜在战略对手的战略筹码；现有资本之间的竞争因此会进一步加剧，而且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还会造成越来越强烈的多极化趋势。这样就很可能导致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分歧，而且，随着外包的工作总是被推向低工资的国家，因此必然会导致有关急剧变化的全球分工的政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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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塔塔集团：19世纪后期由印度商人塔塔（Tata）创建，开始时从事纺织业，并逐渐扩展到钢铁、电力、汽车、化工等行业。后来根据经营多样化的思想，又进入了金融业、旅馆业、电信业和IT行业。塔塔集团有80多家子公司，公司资产约为113亿美元。——译注 HH

② 泰科国际：美国一家多元化的生产与服务型企业。世界最大的电气、电子元件制造商和服务商；海底通信系统的设计、生产、安装和服务商。公司业务机构遍布100多个国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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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低估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在电信行业中继续追求利益的深度和广度。美国的领导者很清楚，围绕因特网技术构建的跨国网络系统如果大行其道，就使单单占有物理的电信线路不会再起到过去曾在对国际电信的控制中起到的那样大的作用。配置和重新配置因特网的控制工具——路由器——的权力；通过域名系统制定和改变因特网的逻辑属性的权力；开发新的跨国服务和监督管理手段的权力，这些权力的每一项都与美国的利益密不可分。因特网统辖权很有希望成为政策制定的关键，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也会成为国际以及资本之间冲突的关键领域。

随着加速进行的商品化进程控制了通信、文化和信息领域，电信的危机也就成为一个更为全面的转变过程的一部分。为了把分析进一步推进，我们下一章将讨论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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