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这些变化是在试图克服或者规避各种各样的阻碍、压力和限制的过程中实现的。历史上，资本在加快文化产业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面对三种彼此联系的障碍：政治障碍与抗议、产业系统发展的内部冲突、对文化商品市场的技术与疆域限制。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当然，依然存在着矛盾和阻碍—有些还是新出现的。市场的重组依然动荡不安，永远尘埃未定。然而，精英们运用了商业的或者政府的力量来战胜政治对手，突破以往的市场局限。通过这些手段，他们终于在一个资本化更加充分的基础上，在变化了的技术平台上，在跨国化的范围内，重构了文化的生产和分配。信息资本主义的这个主要产业，其全球资本逻辑的建立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重大的转变是如何源起的？它是如何被塑造和引导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融 合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连串的新媒介开始涌现，它们常常只是替代或更改了已有的形式。然而，有时候，它们提供了奇异的新形式：录像机和DVD、CD和MP3、游戏机、移动电话和其他无线装置、个人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同时，原有的建立在国内广播和电话设施之上的传播网络，开始被新的传输媒介———卫星、光纤和无线系统—联为一体；同时，每一种新的传播系统都扩展了自己的领域，成为声音、图像以及数据的全面潜在运营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专注于某一种业务。经济技术的强大动力推动着持续的扩张浪潮，席卷了网络系统与用、半导体以及消费电子等广大领域，它所导致的矛盾性结果们在前几章已经看到。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56

这股朝向多媒体与多功能网络的浪潮依然是由美国最先发动的。总体上，它常常被看做一种通信产业的“融合”（conver-gence)趋势。1983 年，伊锡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①给出了如今已经成为规范的解释：

“一个被称为‘各种模式的融合’的进程模糊了媒体之间的界限……电线、电缆以及电波在过去分别独立地进行传输服务。今天则相反，过去由某一种媒介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广播、新闻还是电话，都可由多种不同的物理方式来提供。过去媒体与它的使用之间的一对一关系今天正遭到削弱……历史上彼此分离的通信模式现在之所以发生了趋同，是由于数字电子的习性使然……电子技术把所有通信模式都融入了一个巨大的系统当中。”[4]

20年之后，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也在2004年宣告了与此类似的看法：“融合模糊了声音、影像和数据服务的界限。”这表明，融合的观念已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标准。[5]

融合的观念强调了技术升级在通信中的重要性，强调随着通信设施采用多种多样的数字电子技术，它也变得越来越多功能化。然而，融合的预言家们坚持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一种内在的技术需要而引发的，因此索勒普尔承认，他的看法是一种“温和的技术决定论”。[6]相反，我在此想要强调的是，融合肇始于与科技发展、产业战略以及公共政策有关的一系列复杂变化。

事实上，有关通信产业中的技术融合的说法不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出现。自从人们能够依据科学理论来构想并实际构造出能以电子信号的形式传送声音、文本和影像的网络之后，这种说法就已诞生。人们也花费了无数心血，来扩展电子网络容纳各种信号的能力。大卫·明德尔认为，在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前，这个趋势就开始了。[7]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①伊锡尔·索勒普尔：著名传播学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传播学的系统理论。——译注

157

1935年，杰出的工程师兼通信行业管理人弗兰克·朱伊特(Frank Jewett)就曾说，在过去的60年里，人们已经渐渐认清了“电子通信的共同基础”。[8]他挑出了1935年的几个现象作为论据。在这一年，AT&T的工程师们开始建设越洋有线电话，同时还开始尝试用无线电传送越洋电话。[9]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AT&T的工程师们积累了有关电子通信的详尽知识，涵盖了电报电话、广播、有声电影、录音以及电视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又一次认识到了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领域事实上共有一种身份——即贝尔实验室负责人朱伊特所说的“某一门应用科学的不同分支”。朱伊特解释说：“它们的功能全都依赖把某种形式的电子能量传到一定距离以外，恰当掌握这种技术，就可以实现大量情报的即时传输……此外，一般说来，只要我们能够以某种通信形式把能量传送到远处，我们就能够把这种能量用于其他种类的情报传送形式。”他强调，依靠电子能量的媒介构成了“一个共同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10]

这种认识为人们勾勒了一个未来系统发展的全面图景。朱伊特的一个工程师同事指出，“展望未来，学者们喜欢设想无线和有线电话逐渐结合在一起，从而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二来说，其原理和技术手段基本上是相同的，一方的技术进步很能对另一方也有帮助。从服务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有线和无线话在总体上是同一个东西，它们都能用于声音信息的传朱伊特同意，通信系统的实际发展将越来越以这种认识 轴“从科学的和工程的角度看，很显然，未来将产生这样一些和系统。凭借它们，每一种形式的电子通信都会覆盖全球。这通信形式大体上可以彼此转换，并且能够根据服务要求任意做调整。”[12]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58

然而，要使这种一体化的系统发展向前推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新的研究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人们通过把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也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员）和其他人的理论贡献结合在一起，使得数字计算机、电话交换机和其他一些电子系统开始把“信息”当作“在连续的世界内以不连续的脉冲承载信号和信息的一种普通的流”。[13]

要使这种技术上的突破成为系统发展的基础，商业机构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与商业上的调整相结合，技术上的融合才得以充分展开。电信公司长久以来就试图使它们的业务突破原有的技术极限、行业边界以及服务形式，以便实现垂直整合、规模经济、降低风险和提高利润。[14]

从一开始，电话业务就与电报业务纠缠在一起。在整个20世纪，电话公司一再试图进入在它们看来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传媒行业，它们宣称原有的行业布局是不合理的。朱伊特特别指出了其中“几个电子通信领域发展起来的偶然的方式”，并且把这种现象看做通信行业之所以未能统一在电话公司之下的原因。他暗示道，“也许我们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商业领域以及政府监管方面”。他以一种似乎很坦诚但又令人困惑的口吻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全然人为的、把人们引向歧途的行业划分是被一些人有意促成的，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 ”[15]

在朱伊特的时代，通信公司就把矛头指向行业的破碎状况，以及与行业分属不同领域的裂痕重重的法规和条例，认为它们碍了利润的积累。在当时那个前数字时代，人们就已进行了多种尝试，企图通过统一的公司所有权把各个不连续的系统放到共同的屋檐之下。虽然物理理论已经把这些系统中的一些统起来，但它只不过是论证了这种抱负的合理性而已。这是因通信中的行业融合体现了商业资本主义一种十分普遍的结构化趋势。

行业融合是由保持或增加利润的永恒的商业需要驱动的，技术推动与繁荣衰退周期是这种融合的背景。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报业老板获取了数不清的广播电台的股份，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地盘——国内的新闻市场，同时也是广告收入的新来源。也是在这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当时美国最大的收音机生产商和广播商，也扩展了自己的业务。它兼并了维克多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s)，并且投资给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商雷电华电影公司（RKO)。①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20世纪整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电信中的行业融合依然极不普遍，尽管科学理论已表明它们都遵循着统一的原则。这是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导向—行业融合的第三个基本因素—倾向于支持竞争性的公司，而较少考虑雇员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一再发生的、因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企图进入相邻市场所引发的纠纷中，这种政策都是偏向增强竞争性。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讲到这种现象。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159

美国通信业巨头AT&T一直被决策者阻止进入或建立新的产业。[16]1913年，美国司法部强制AT&T出售其在巨型电报公司西联公司中的所有权。在20世纪20年代与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公司（Westinghouse)②关于无线广播的发展控制权的纠纷中，AT&T又一次被政府施压，不但从广播业，而且从其他新媒体如有声电影和音乐唱片中撤离，尽管AT&T对这些新媒体怀有实实在在的兴趣。虽然AT&T的全国性电信设施依然传送着广播网的信号，它却不能正当进入广播业务 此外，1934年，即在弗兰克·朱伊特对“把人们引向歧途的行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雷电华电影公司：美国电影制作公司，1928年成立，涵盖制作、发行、放映等业务。在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出品的著名影片，包括佛雷亚斯坦和琴姐罗杰丝合作的歌舞片，一系列高品质的恐怖片、喜剧片，以及亚弗希区考克的《深闺疑云》（1941）和奥森威尔斯的《大国民》（1941)。1951年退出电影圈，转向无线和有线电视发展。—译注

② 西屋公司：美国著名核企业，1999年3月被英国核燃料公司收购，现为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的门罗维尔。它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广泛的核电产品和服务，业务也涉及其他产业和产品。——译注

160

公开表示不满的前一年，AT&T强烈反对的一条法案得到通过。该法案正式把“广播”从普通运营商的电信业务中分离出来，把两者置于不同的法规和条例之下。最后，1956年，美国司法部对AT&T采取了法律行动，把它从计算机销售市场赶了出去。

尽管记录表明，AT&T试图进入现代通信的每一个主要领域17]，但几乎无一例外，一旦它想参与电话业务以外的市场发展，就会遇到阻力。如同索勒普尔所强调过的，几个轮次的联邦规制尽管没有达到整齐划一，但普遍的情况是，它们禁止或限制了通信公司拥有跨媒体所有权。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管制者更是推行了更加复杂而细致的行业划分。管制的壁垒分割了计算机和电信，就像它在这之前把广播从普通运营商中分离出来一样。有线电视系统则受到另一套规则法令的控制。甚至平面媒体也根据法律和政策条款在相当程度上被分割了。

任何行业的每一个单元都承担着公共责任，而在行业分割方面，普通运营商要比广播商或有线电视提供商严重得多。一系列矛盾性的因素混杂在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造成了这种分割严重的监管机制。这些因素包括：国家摆脱大萧条的努力高于一切、商业游说、可以归因于工会的对于公司权力的政治阻挠、消费群体以及新政管制者本身的因素。管制者的目的也错综复杂：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使行业的所有彼此分离的单元保持市场垄断下的稳定；防止商业公司对电信业加以恣意的控制。

从当时的情况看，尽管存在较大漏洞，对普通运营商的监管仍然是最严厉的。对于主要的普通运营商来说，这些条款不久就构成了利润增长的真正障碍。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们又一次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开始了行业技术融合的努力。在主要的城市市场，商业电视广播取得了超高的利润，这激起了人们通过新的信息传送形式如有线系统和卫星进入市场的兴趣。通信设备市场日益严重的饱和，以及增长率的下降，促使生产商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由于全球日益严重的供给过剩，销售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消费品生产企业开始尝试开发新的广告媒体。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161

最强大的压力也许来自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美国经济的整个范围之内，电信行业用户和设备专业供应商都试图在日常业务中采用新的或者改进了的计算机通信技术。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到，为了获取组建数据通信网络的执照，它们常常到处游说，希望借此改变管制下的电信系统的基本政策。如果没有这种政策的改变，它们围绕着计算机通信的创新能力就会越来越受到阻碍和限制。来自现有文化产业内部和外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希望放松甚至撤销法定的市场划分，以及对于技术应用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在网络服务的融合方面，商业和消费市场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也给这种政策提出了强大的挑战。[18]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进展被计算机、电信和消费品电子公司不断地用于产品更新。在此基础上，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又不断提供新的技术机会，新的行业融合的尝试因而得以重新开始。同朱伊特50年前所概括的情形差不多，越来越多的人类经验现在可以以各种精确度具体化和形象化为数字信号：曾有两位学者[19]把这个现象称为“1 和0 的世界语”(the esperanto of 1s and 0s)。数字信号编码、处理和传输在经济上具有相当优势：信号的生产、储存和传输具有高容量、高灵活性和高精确度的特点。人们还意识到，数字系统使机器扫描和处理信息成为可能，这样就带来了高效率。[20]

但是，在数字网络和服务内部的技术融合实现以前，上述这些还只不过是潜在的可能性。而要实现这种融合，必须首先保证自由化政策。只有经过政策调整，数字技术才有可能在彼此分离的领域之间建造出前所未有的、有着较高利润前景的联系通道对于管制下彼此分离的通信公司来说，放松原有的政策限制是必需的，只有这样，它们才可能向提供多功能服务的方向发展。外，媒体也需要自由化政策，这样它们才能根据经理层的构想流行的时尚或者精明的战略眼光融合分散的节目单元、服务能力和传播系统。这样看来，融合的趋势绝不仅仅取决于今天的通信技术。在融合实际开展之前，它已经成为政策调整的一个目标，甚至进入了议事日程。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62

大约从1970年开始，赞成行业和技术融合的意见逐渐集聚了足够的政治力量，可以反击市场分割政策了。1970年之后，这种力量更为强大。通过渐进的、有限的政策转换，融合过程从此就开始获得了有限的实际表现。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官方优先权的大面积溃败。

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攻击新旧政府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福利的支持，美国商业资本获得了持续积累利润的动力。尽管这些福利项目极不充分，但有时候它们的实际作用很明显。至少证明国家做出了一些努力，包括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社会安全补贴、环境保护、职业安全以及平等就业机会。令政治上的右派极为不满的是，通信和文化产业为这种福利主义的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伪装；这种伪装让这些秩序有了合法性。所以，融合不仅是一种搬开通信市场利润增长绊脚石的方式，而且是对那些具有压倒性政策优先权展开商业反击的切入点。

从结果来看，以下三个具体行动最为重要。第一，政府开始放松那些限制通信产业所有权集中和跨媒体并购的规定；这是对原有企业主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胡萝卜”。第二，他们还准备了一根“大棒”，用来对付那些把不同模式的电视广播、电信和印刷媒体分割开来的市场划分和服务限制。断断续续地，对于行业各单元所有权以及把这些单元连为一体的服务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日益巩固。随着AT&T的分拆1996年《电信法案》的通过，以及因特网的兴起，自由化政策空间越来越明朗。

结构和实践上的双重变化引发了第三个具体行动：推行一种支持性的理念，用它来使新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稳固。这种开启了对原有公共服务责任机制的批评。在政策逐渐改变的起初阶段，索勒普尔第一个发难。他认为，人们把融合当成了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他说，天色渐渐变得阴沉，因为广播和电话领域中久已存在的国家干预正在打算彻底消灭伴随数字电子时代而来的脆弱的自由。索勒普尔宣称，融合给决策者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相当棘手的难题：或者坚决地伸长政府控制的触角，或者转而奔向技术自由的无穷潜力，他本人就把希望寄托在技术自由上面。对索勒普尔来说，与印刷媒体相联结的法律传统是民主的，它与所有形式的政府管制都相抵触，而在广播和电信领域，政府的管制太多了。然而，在索勒普尔那本标志性的著作出版后的几年内，融合的意识形态又向前推进了。管制型干预的坏处继续遭到攻击，同时，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其他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163

决策者在向公众说明融合具有不可避免的技术和经济必然性的同时，还坚持说自己的最大职能就是推动开发具有多重目的的竞争性传播系统或“平台”。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在2005年宣称：“发展中的技术，正在对过去被看做自然垄断的行业发起竞争性的攻击。”随着卫星电视向有线电视服务供应商靠拢，无线通信与有线系统融合，“技术导向的竞争”否定了“对于管制下的经济来说十分合理的自然垄断”。[21]

在贸易协会、公共关系部门、企业技术人员、主流经济顾问以及行业律师的共同鼓噪下，制定政策的政客和官僚们开始把通信中的“公共利益”越来越刻板地与市场竞争的自然的、应有的状态等同起来。在1996年《电信法案》的第401款中，竞争电信行业开始被公然神化，被看做公众迫切需要的东西。还为一些时常会跃入电信政策话语之中的不着边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编造了聪明然而很虚假的理由。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问题，即电信领域的集中（concentration）会以阶级为基使公共责任的说法无立足之地。

对管制者来说，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放弃以前的所作所为，即不再为文化产业巨头的直系祖辈谋取利益。自由市场派抱怨，随着从前分离的行业和公司连为一体，新的竞争对手已开始寻找“为顾客提供集通信、宽带甚至媒体服务于一身的服务方式”，但主要的政策却依然规定“那些可以彼此互换的服务……应该遵从不同的法律标准”。[23]律师和学院派经济学家十分强调“对称管理”，认为“管理均等”越来越具有必要性。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电信产业的单元，都不应该遵守那些同样不应加在其他单元身上的管理规定。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64

“管理均等”支持者的理由看起来很简单：随着融合的深化，政策应该随之做出改变，这才能保证所有服务供应商在统一的管理环境下运作。我们对电话公司的要求不应该比对网络系统的要求更多，因为它们二者都在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大体相似的影像、声音和数据服务。如果不这样想，就是歧视。“如果某个管理体系仍然对可以互换的平台区别对待，那么市场就会遭到扭曲，因为这将会人为地导致某个竞争者对于其他竞争者的优势地位，并引发其他问题。”[24]这种立场（通过强调效率）传达了一种言外之意，即在官方政策认为引导管理均等的两个显而易见的政策选择中，有一个根本行不通。

我认为行不通的是这样的做法：重新建构一个更大的、更有力的公共服务责任体系，让它遍布融合中的整个电信行业。简单地调换美国运营商的传统的非歧视原则，只不过迈出了这个复杂而困难的计划的第一步，因为，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牵涉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平面、有线或者无线的媒体资源制定一些政策也是不够的。事实上，要想这么做，公共服务原则的基础必须被重新构想，重新采用。[25]

甚至在更为友善的环境下，这样一种计划要获得成功也必须充分开动脑筋，强烈的集体政治意愿也是必需的。主要的程序要求很简单：一次可行的、范围广大至覆盖全球文化供给系统的民主威权实践。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在对商业赞助的文化加以严格限制的同时，扩大公共资金对文化的投入；消除系统进入的限制和服务获取的限制；对数据资料加以有力保护，使其免于公司和政府的监视；扩大人们界定和自由使用各种不同形式文化资源的权利。每个措施都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措施。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