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第一个战略并不新鲜，中国并不是第一个通过国家控制国内市场准入范围以建立自身经济和发展国内资本的国家。事实上，这种战略经受了时间检验，在几十年前就在一些国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比如印度和韩国，在此之前，还有日本和美国自己。[72]然而，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还与第二个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扩大中国公司对外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个方面，比较一下早期的发展计划则更有说服力。

20世纪中叶的中国经济发展举措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并且依赖进口替代（尽管有时也是说得多做得少73)和新兴国内产业之间的战略联系。该国认为，用这些谨慎的举措系统地保护国内市场，就能完全实现民族的自力更生。不管是国家主导还是企业主导，所有努力都是在民族发展的名义下进行的。确实，花了240亿美元的三峡大坝工程以及其间夹杂的民族主义口号，就是这种努力的证明。但是，即便这个巨大的工程，也必须放到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对一个穷国来说是空前的）依赖背景下来考虑，就如吉尔伯伊所解释的那样：

自从1978年实施改革以来，中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总额已经相当于日本在1945\~2000年间的10务部统计，美国公司已经在中国40000多个工程项目了400多亿美元。由于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国内市场作为国内企业的保护性堡垒—日本们的快速增长阶段就是这样做的。相反， 中国已经允许美在航天器、软件、工业设计、先进机械、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产品领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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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超国界市场体系的结构逻辑接轨，需要中国决策者接受这样一种民族经济的观念，它要求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需要让位于跨国范围内的资本积累需要。这会削弱任何在老的、局限于民族场合下的自力更生的前景，并使得民族主义的观念不再起作用，而不管民族主义的口号如何动听。[75]

由于发展通信和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跨国资本全面积累工程的主体部分，因此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个战略目标，它也可能获得中国领导人的认可。前所未有的高科技电信网络的扩建，需要比集中投资三峡大坝—这是一个典型——更大的资本投资。1997年，江泽民宣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76]五年后也就是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把这个发展蓝图写进了宪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77]

然而，横在为跨国资本—无论是来源于中国还是国外的——打造高科技信息基础道路上的阻力依然巨大。以生物学家在国际公认的“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的原创性研究论文的数量来估算，2003年只有500位中国生物学家是“多产”的，相比之下，美国的多产生物学家共有40000人，其中包括3000位中国籍生物学家。[78]2001年，中国的研发预算是125亿美元，而美国同期的研发预算则达2810亿美元。 并目，术贸易时，一直处于赤字状态。[80]

但变化也十分明显。1981\~2003年，中国在国际科技刊物上的论文发表数增加了20倍，占全球科技论文发表数的5%强。少数几个领域，比如材料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其论文发表数占全球论文总数的比率越来越大。[81在21世纪的前几年，美国大学每年毕业6万名工程学学生，中国大学的毕业人数却达到20万。[82]与印度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想方设法吸引外国的跨国公司把办公信息服务搬到中国，甚至包括基础研究、工程设计和金融分析等。飞利浦（Philips)①把它在电视、手机和声频电子技术方面的大部分研发业务转移到了上海，在那里，通用电气公司也在进行着重要的研发业务。在过去的三年里，微软在中国花费了7500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外包业务[83]。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其他高科技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100多个研发中心，它们主要集中于上海和北京，为的是吸引大批科技和研究人才，从而有效打入中国国内市场。[84]设在中国的医药和生物科技公司，比如罗氏公司(Roche)②、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也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快速发展基地，里面云集着“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们所得的报酬只是自己西方对手的一小部分”。[85]据官方消息我们得知，到2001年，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近400个研发中心。[86]从外国资本的角度看，引发这些举动的，是国内需求的刺激和廉价科技劳动力的轻易到手，而跨国生产链则把这二者联结到了一起。[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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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中国方面则在努力控制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便建立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在全球信息产业中获得一席之地。在2003年1月提交给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DavosWorld EconomicForum)的一份发展报告中，中国网通首席执行官田溯宁强调说，2000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已经接受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必须建立……以信息为主导的新经济 田溯宁宣布，“中国不久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和信息经济体”。他断言说，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投资将更集中在“软件和服务部门”，为的是“不仅把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且把……软件和服务出口给西方世界”。这种说法引发了另一个有关当前正在进行的结构转型过程的系统特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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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飞利浦：全称是“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拥有录音卡带、CD、可重写DVD、100赫兹彩电等众多发明。飞利浦在显示、储存、无线互联及数字视频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优势，是这些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之一。——译注

② 罗氏公司：以研究为导向的健康事业公司之一，始创于1896年，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经过百年的历程，罗氏业务今已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共拥有65000多名员工。罗氏两大核心业务——药品和诊断——为人类健康提供了预防、诊断以及治疗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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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还是全球一体化？

国外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的出口增长不仅在数量上—从1985年的26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3年的3800亿美元——是巨大的，而且，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进口，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的进口，也与外商直接投资联系紧密，因为进口商品通常被用来再加工成制成品出口。[89]从1984年零起步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到2001年已增加到大约4000亿美元。[90]在随后的两年中，中国又吸引了额外的10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比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吸引的都多。[91]在2004\~2005年期间，中国又吸引了12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到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已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92]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种投资如何把中国融入跨国资本主义体系？难道中国就只满足于从世界各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一般性的目的吗？中国正在踏人成为一个或另一个经济强国的主流轨道吗？或者说，中国是否正在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转型为一跨国的经济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国外资本进人中国市场的承诺是与少数几个特定的中国公司发展成跨国公司绑在一起的。 目标就是，到2010年，尽量把一批（可能有30\~50家）——出售从石油、天然气到白色商品，从钢铁、铝到计算机、电视机和手机服务的所有商品的——国有企业转变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资本单元。[93]很明显，这种努力已经获得部分成功。从收入看，已经有11家中国公司挤进了《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之列。[94]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D）2004年对大约100家投资促进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世界未来投资资本来源地中，中国排名第五，第六位是日本。[95]华为也许是中国公司在先进的电信业和网络科技领域快速建立海外市场的一个突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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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某种完美一体化的民族经济仍抱怀疑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其与跨国资本存在不明朗的联系，因此，这种挑战不应当仅仅被认为是一场树立“民族领先优势”的混战。[96]至少，很明显的是，中国企业还“远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国内科技供应网络”。[97]同时，也不应高估中国资本的全球竞争力。总之，中国企业和那些长久以来就是跨国巨头的竞争是旷日持久的，同时也是艰巨的。而且，国外建立的跨国公司自身也在中国一些关键市场部门拥有很大比例的出口额和国内销售额。1991\~2001年，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7%上升到了50%。[98]据估计，在2003年的前半年，大约占中国出口84%（以价值来计算）的商品都由非中国公司制造。[99]在高科技商品出口方面，外国子公司占中国全部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85年的3%增加到2000年的22%，因此它们的地位在中国举足轻重。在电子线路方面，外国子公司在2002年占了中国出口的91%[100]总体上看，大约80%的中国科技进口和出口商品都由外国公司控制。101]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强调，“相反，中国国内的企业在科技含量低的部门占统治地位，盒和纺织品出口领域”。[102]

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如何？确实，中国正在加强与日本资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相互联系。2002年，日本占中国制出口的23.7%，而香港达4.9%，亚洲其他国家（不包括西占33.1%，美国占12.2%，欧盟占16.8%。湾地区、韩国和东盟成员国家的贸易一直处于赤字状态。此，东亚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需求的增长，这个事实困扰着各国的决策者，比如朝鲜人民共和国。[105]北京已经与10个东南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与东盟国家、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但不包括美国）建立了年度东亚高峰会议。[106]在这个地区方阵中，一些对信息部门产生战略性推动的力量得以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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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日本信息技术服务业协会、中国软件业协会和韩国信息行业协会共同合作，联合各自的政府推动东亚优先使用源代码开放的软件，而不是继续依赖微软[107]（大体说来，这种区域性的联合部分响应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提议，当时日本试图发明一个替代微软的操作系统。日本的努力遭到美国政府的强硬反对，理由是，那样会对美国公司也就是微软构成“贸易壁垒”[108])。在相关发展领域，一位受雇于香港文化传信集团(Culturecom Holdings)①的中国计算机专家发明了一种计算机芯片，它具有直接对中文和其他亚洲语言作出反应的功能，因而很有可能让个人计算机摆脱美国公司——英特尔和微软—用英语开发的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这种独立无疑会获益颇丰。[109]

但是，一个自满自足的地区系统—不管是由日本掌控还是中国掌控，都将很难获得成功。一方面，离心力在阻碍这种发展，重要的是，美国在东亚的政策会阻止这两股强大力量走到一起。[110]同时，日本领导人对20世纪上半叶侵略中国死不认错的姿态也会继续刺激中国人的情感，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另一方面，不断变动的经济关系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单一的地区观。惠普，一家占全球市场17%份额的计算机制造商巨头，200年在回应东亚开放源代码这一举措时宣布，它将在亚装有由一家日本软件公司拓林思开发的Linux系统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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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化传信集团有限公司：原为由香港漫画家黄玉郎所创立的传媒机构玉郎集团，主要经营香港及日本漫画的出版业务和报章《天天日报》（已停刊）的出版。于1986年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1990年星岛日报集团收购玉郎集团，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公司更名为文化传信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公司邀请到被称为中文电脑之父的朱邦复及其研发团队加入，发展中文资讯科技。与此同时，朱邦复成为文化传讯的最大单一股东及副主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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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美国和欧盟的研发中心在中国的投资继续以空前的规模增长，而且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向中国内地注入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亚洲国家，都在中国内地设立了研发基地，实施把出口打入第三国市场（尤其包括美国）的策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强调，东亚投资商向中国注人外商直接投资，其目标就是“把中国作为向西方市场出口的平台”。[113]方面，中国正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商，不久之后，也将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114]另一方面，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商（紧接着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出口额达到1250亿美元。[115]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增长，从2002年9月的2586亿美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上升到了2004年初的4160亿美元和2005年初的6000亿美元。[116]尽管中国的排名仍然落后于日本（2001年12月份，日本购买美国政府国债达3180亿美元，2004年1月增至5770亿美元，此时，日本掌握了美国国债市场的40%)，但中国的投资商很快成为美国政府债务市场的第二大力量，其购买量从2001年12月的770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1月的1480亿美元。[117]这两种情况都是为了支撑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这样才能保持这些亚洲国家出口的增长。[118]当然，其间也存在着互惠的证据：在信息和通讯领域，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例如思科、谷歌、微软、雅虎、Skype 网络电话公司、Sun Microsystems 公司①等，就曾帮助中国当局安装过限制、
软件。[119]

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系超越了任何一种两极状态。与美国一样，中国的区域和全球市场发展举措都在迅速付诸实施。[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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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un Microsystems公司：创立于1982年，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硅谷，足迹遍及150多个国家。其业务范围涉及大型计算机系统、服务器、工作站、计算机软件系统以及网络集成等的开发、生产和服务各个领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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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为全球过度生产危机提供安全机制？

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市场增长的两极都有一个共同起源：即在全球的所有传统产业都过度生产的情况下，资本的扩张需要开发和同化新的积累场所。[121]一方面，新兴信息经济部门的有意的、大力的开拓，乃是对20世纪70年代普遍出现的利润下降和经济停滞现象的反应。另一方面，遭受同样强大压力的，也包括中国重新融入一个更充分地跨国化体系的过程。由于现有市场已经饱和，开发一个消费品和服务的巨大新市场就是一个不能阻挡的诱惑。在中国极端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外包生产，由此带来的竞争优势也是压倒性的。

当中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安装生产线和生产设备，同时也建立分配体系时，带来的后果就是堆积如山的商品被同时运往中国本国市场和更大的世界经济中进行销售。中国的国内市场是否能够消化更大的出口份额呢？或者说，中国的融入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出现的全球过量生产的紧迫局面，从而破坏已不稳定的跨国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决策者试图通过鼓励银行借贷和简易信用来创造资本生长的土壤，这保证了国家的巨大资本支出和快速的经济增长。122在消费者借贷市场上，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银行卡的使用在快速增长，而跨国市场新面孔如花旗银行也在尝试扩大消费者信用卡市场。[123]然而，我们知道，中国的整体借贷在2003年已十突出，大约相当于经济出口的160%。[124]通过借贷机制的扩张一动力似乎是有限度的，但这还没有穷尽这个 问题。

事实上，中国总理温家宝2004年3月就曾承认：“在过去的些年中，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和不平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决。”[125]据一家金融类报刊2004年的估计，90%的中国生产令人惊讶地处于“过度供给”状态—“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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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并在2003年贡献了47%的GDP”。[126]国内借贷者和外国公司认为，这种持续的投资狂热非常危险，它将与实际的销售和利润相脱节—到2004年，官方认为将近20%的总借款属于无效贷款。127]现存的生产能力过剩必定会继续增加，而且有时增加幅度还是很大的。例如，2003年，通用汽车（GM)、大众汽车(Volkswagen)、丰田(Toyota)、本田（Honda)、尼桑(Nissan)、标致—雪铁龙(Peugot Citroen)、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和福特集体宣布将在中国投资200多亿美元。在可预见的将来，这足以保证汽车生产市场将提供近两倍的可售汽车。[128]当中国成为“全球汽车制造商都看好的地方”时，刚出道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又加入了竞争的行列，比如上海汽车工业集团、长安福特汽车公司和东风汽车公司正努力把在中国制造的汽车销往欧洲和北美。[129]因而，这种大幅度的产业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司无力扩展饱和的中国市场、公司的实力以及不屈不挠的决心所激发的。

同时，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快速引入加大了地区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并带来了社会服务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以及失业人口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越来越多。[130]农民占有13亿中国人口的70%，但就业却只占全国的一半。在这些乡村地区，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如今也许已经有2亿“流动”人口[131]—委婉地说，他们是为了找工作而不断地迁移。加入这支“流动人口大军”中国城市街头的打工仔。[132]在这种情形 国官方必定要面对持续爆发的社会失序和不满。[133]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已开始向农村地区实行政策倾斜，领导人也已经认识到有必要把多的国家资金策略性地投向农村。然而， 即使这样做的很明显（但依然不清晰），但操作的余地却有限的有关中国农民阶层生存状况的调查发现， 半以上的口落入了世界银行所说的‘第四世界’类型， 均购买力低收入国家组”。[134]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还不太协调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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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创建这样一个市场的努力一目了然，但还需付出多年的持续努力。有人预测，贫困的农村和分裂的国内市场给中国过剩的吸收能力所带来的限制，很快就会得到解决。这样的预测无疑是愚蠢的。

结 论

通讯和信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它的快速扩张表露了资本抗拒经济停滞和利润下滑的需要。第二个源于同样动力的增长引擎，则是围绕把中国重新纳入跨国市场体系而运转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增长极相互关联，它们交叉融合所构成的整体，远远大于其部分之和。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信息和通讯领域不仅得到实质性表现，而且表现得纷繁复杂。另一方面，就像《经济学家》（Economists)指出的那样，外国制造商进人中国的趋势“支配着从钢材到芯片的所有东西的全球价格，”[135]因此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持续存在的过度生产问题。让人无所适从的是，这两个增长极的成功开拓有可能再次引发经济危机，而这种危机恰恰又是推动它们自身以往发展的动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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