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但是，这种逻辑有三个缺点。第一，巴伦和斯威齐认为属于流通领域的职业很明显不能涵盖整个信息部门。科学研究和工程学一般会被认为属于这个部门；那么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这两种不同情形的劳动又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信息仅仅是在流通领域内发挥作用，那么信息密集型职业的特征往往会被弄错。第二，流通和生产之间的区分过于狭隘。广告、市场调查、产业研发已经日渐与生产和分配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消费品生产和服务部门。举例来说，牙膏、清洁剂、早餐食品和影视游戏的生产往往是在彻底的市场调查后进行的，因为调查可以发现针对哪些产品特征、销售地和人群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将“流通”和“生产”分割开来越来越不可能。最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两分法曾经发挥过有效的作用。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流通领域的工作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个关键点需要加倍注意。马克思写到：

“对指明是生产性的劳动来讲，需要一些特定的质量，这些质量完全与具体的劳动内容 劳动的
使用价值无关。因此，同样内容的劳动可以是
可以是非生产性的。举例来说，米尔顿(Milton)，
《失落的天堂》，是一个非生产性的劳动者。
为他的出版商以工厂的方式生产作品的作者是一个生产性的工作者。米尔顿像春蚕吐丝一样写出了他的《失落的天堂》这书是他自我本来状态的活化。后来他以5英镑的价格卖了该作品，变成了一个商人。但是，莱比锡的 一个文学无产在出版商的赞助下，写出了诸如政治经济学纲要等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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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一个生产性的工人，因为他的生产被资本买断，而且是为了增加生产才出现的。一位唱歌动听的歌手是一个非生产性的工人。如果她为了钱而卖唱，那么某种程度上她是一个工资劳动者或商人。但同样的一位歌手，她同一位企业家定约，企业家用她的歌来牟利，那么她就变成了一个生产性的工作者，因为她直接生产了资本。一位教导其他人的校长不是一个生产性的工作者，但是一个在某机构里拿薪水的校长，他和其他人一样用自己的劳动为老板掌握的买卖知识的机构增加财富时，他就是一个生产性的工作者。”[26]

换句话说，只要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高于它的必要成本的剩余价值，它就是生产性的。[27]某一种劳动技能，不管它多么令人生厌，但如果它“被资本买断”，并且通过工资关系和市场交换而为资本积累作出了贡献，那么它就是生产性的。

到19世纪末，曾被巴伦和斯威齐视为非生产性的大部分信息密集型活动，主要还是通过自我雇佣的个人来完成的。法律、会计、广告、研发等等，既没有被组织成独立的资本家企业，也没有被纳入大工厂的劳动分工。这些活动几乎完全通过个人或几个合伙人来进行，他们将自己的服务兜售给资本家以换取金钱；没有一个资本家直接占有了他们的剩余价值，所以他们并不促进资本的生产性自我扩张。马克思因而将他们贬低为“当从总体上

但是，信息服务不会一直是一个自我雇佣的领域。[29]马克思并没有断然否认生产性劳动的定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范围的历史性扩张而拓展。他说：“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工作甚至并没有达到从形式上被归为资本的地步，本质上属于过渡阶段。”[30]

今天，这些“边缘现象”又一次变得非常重要。复杂的历史过程使得资本有能力将工资关系强加在许多以前是非工资关系的社会劳动身上。技术创新，包括信息存储、处理、复制和传送领域的创新，加快了越来越多的职业中生产者与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分离。资本主义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要求并推动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由巴伦和斯威齐所谓的“剩余价值吞噬者”(sur-plus eaters)所提供的全面商业服务的急剧扩张。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剩余价值吞噬者”。在被纳入大型企业或进入专业服务公司的岗位之后，先前自我雇佣的从业者日益转变为直接的生产性工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价值，更加重要的是为会计公司、广告代理商、研发实验室、公共关系公司和企业营销部门的老板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一趋势还在继续，而且在教育、出版、医药以及其他被资本接管的社会劳动领域，事实上还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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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巴伦和斯威齐从本原的、以历史为动力的关系中抽象得出，这种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即工资关系。该观点赞成西绪弗恩(Sisvphean)的做法，即按照假定的一套生产性活动定义，把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别开来。他们首先把社会上有用的或合乎期望的活动同经济上的生产性活动混淆在一起，然后再根据某一种给定的活动对一个被武断截取的“基础”经济部门的贡献来决定它是不是生产性的。他们的观点是非历史的，十分近似于“重农学派”（Physiocrats)经济学家在18世纪末提出的那种谬论：只有土地上或农业中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该谬论的现代变体则强调，不仅农业，而且采矿业和加工制造业也是生产性的：生产性劳动的范围甚至包括了商品本身的物质生产。然而，不管这两种说法如何有力，只有在强词夺理的密集型劳动（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劳动）才能被划为非生产性别。这样一种看法并没有充分描述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本质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永远依靠发现和开发新的动领域；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它超越了它自己的历史道路。

最后，在如何看待当代政治经济中的变革这一问题上，看法也误人歧途。为了说明这一点，看看《每月评论》的主编所谓1983\~1984年的奇怪复苏的分析，无疑是有帮助的。[31]斯齐和哈里·麦格道夫(HarryMagdoff)的文章提供了用于生产的耐用品的投资数据，如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和建材，它们的使用巩固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础。数据显示，在“高科技”产品上的投资，包括在计算机、会计、办公设备、通讯仪器和设备上的投资，远远超过1979\~1984年间在传统农业和制造业设备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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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资的这种趋势毋庸置疑。截至1985年，全美国公司用于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全部费用（以1982年美元计算）居然占到了非居民购买的、用于生产的耐用消费品总额的36%；这个比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稳步增加，在1974\~1975年衰退之后又明显加速。[32]1985年，电子产品抢到了工厂机器和运输设备的前头，成了该年最大类资本设备支出——这一比例至今依然如故。[33]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解释这些引人注目的事实？

斯威齐和麦格道夫把资本投资总体特征的这一巨大变化看做“很大程度上关注挣钱而不是制造商品”。[34]成百上千亿美元投资在计算机、电信网络、办公设备上，这些金钱和每一种先进仪器的使用“与其说是为了生产，还不如说是为了融资”；“在服务客户、设计投资和投机战略、发明新的投机手段的过程中，它们仅仅是为了维系和孕育投机热”。[35]过去的技术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且推动它走上了一段长时期的快速增长。[36]与之相比，信息革命并没有引发多么兴旺的经济前景，因为新的电子和通讯技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基础产业”领域只有“微小的次要效果”。[37]信息技术并没有引领出新一波的资本主义扩张浪潮，反而被这种观点仅仅看做导致投机泛滥的更加严峻的停滞阶段。 A

到今日，全面走向长期的经济停滞或特别的“投机热”的证据已不在少数，《每月评论》的编辑对两者进行的记录和分析措出，它们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编们深深地陷入了我所说的“信息化的资本主义” (informatilized capitalism)。但是，他们优先将生产性劳动分配给整个经济的历史性先行部门，即农业、建筑和制造等基础行业。新信息技术在所有经济部门中的作用可以从经验上观察到，并且越来越大，但斯威齐和麦格道夫拒绝认可。因为作者严格地从国内角度来看待美国经济，使得这种拒绝显得更加直截了当、貌似合理。经济活动的主要单位今天变成了跨国公司—对于这一事实，这些作者确实意识到了，并在其他地方大谈特谈过—但对此的分析却在这里无端地消失了。对于这一事实他们也是如此：跨国公司对上面所说的高科技资本投资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它们正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去统一、控制和进一步扩展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性牟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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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卫星被用来连接计算机化的报纸印刷设备，如《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 Journal)、《今日美国》(USAToday)、《多伦多环球邮报》(TorontoGlobe and Mail)、《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让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获取广告收入。研发实验室通过封装交换计算机网络跨越边界、共享数据和尖端的信息处理能力。图书出版商利用计算机系统促进严格的订单监控，使出版商、批发商、零售商和图书馆之间的配送更加便捷。信用报告和金融信息服务商通过电子网络，将数据、“资金管理”程序和金钱本身传送给公司客户。像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和波音公司（Boeing）之类的生产商直接把生产流程和工艺联合起来，并通过跨国计算机通信系统连接起自动化机器生产的“各个孤岛”。农业企业联合体和能源公司依靠卫星遥感来监测全球的收成，勘探石油和矿藏储备。信息技术融入生产和配送的这种种证据，难道仅仅只是经济废物吗？

今天，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工薪阶层直接和间接从事这些运用新信息技术的工作，如何看待他们的劳动呢？新的生产过程受到不断投资到技术方面的大量资本的支持，利用这样的新生产过程，工人们创造出了传统工业、矿业和农业产品，以及信息产品和服务。信息服务岗位高度集中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和数据处理服务的从业人数增长了三倍多；广告行业—它在所谓商业服务经济领域中是个发展相对迟缓的行业，包括了大部分的协议信息服务—与工业的整体平均水平相比，岗位也增长了两倍多。[38]在这10年里，整个商业服务行业的非管理岗位雇员的人数增长了两倍，超过了400万，是整个非农业经济增长率的四倍。[39]这还不包括其他信息服务工人，如在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内部劳动的雇员。上百万的工薪人员还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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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农业，接着在制造业和其他领域，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式曾经慢慢掌握了所有生产。[40]其他不同的看法无疑反映了对政治经济基本趋势的视若无睹。这些基本趋势集中在通信和信息的关键作用上，而达拉斯·史迈斯（Dalls Smythe)几年前就发现了这种作用。[41]在日渐兴起的跨国劳动分工中，一个国家的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集中在服务（和军工）产业。这样的经济尽管看起来让人不那么舒服，但它确实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延伸到了新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仍然是生产性的。事实上，有人就认为，虽然目前在某些关键方面出现了明显停滞不前的趋势，但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信息产业完全获得了以前某些先导产业的特征。这些产业包括铁路、电子和汽车，它们在自己的时代都引起了持续的经济扩张。

结 论

工资劳动和市场一直是人类社会组织不完善的产物。两者都不是以最终的形式突然产生的，它们的不断扩展成了资本面临一项主要任务。工资关系的出现并不均衡，经常是对特定贸易产品的性质和控制不断争斗的结果。市场变成日益广泛和一体化的商品交易机制也是缓慢的，国家、通信和交通技术以及强烈的处置剩余价值的要求，决定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渗透一直是且仍然是一个动态的和未完成的过程

这是一个拥有两个基本维度的过程：随着新的民众被纳入工资关系，新的产品、服务和生产程序推动了资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部门进行自我扩张。总体来看，假设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善与恶的决斗（Armageddon)或基本的社会转型，其终点只有当所有社会劳动进入工资领域、所有产品及服务都作为商品交换时才会到达。当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朝着这一理论终点“进步”。尽管受到自动化的影响，但工资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到21世纪，工资形式已经在全球推行，并对所谓的不发达国家造成了深刻冲击，在前苏联和中国表现得尤为显著。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就认识到了这种扩张的深远重要性。这位美联储主席在2005年证实，“这些工人，加上来自印度—这个国家如今在参与世界贸易体系方面同样经历着一个显著增加的过程的工人，使整个劳动力的供给几乎翻了一倍”。[42]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工资的范围曾经不断向前延伸，包括了以前的自由职业者和数量前所未有的女性。同时，21世纪的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来讲，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将自已解脱开来或者解脱后保持自我都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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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分析的“矩阵”，当代信息转型必须被置人其中考虑。对干信息理论家认为信息意味着组织的观点，我们表示赞同：但信息本身是有条件的，并且是被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和关系构筑起来的。今天，这些社会关系正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创造出特殊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后工业主义者认为信息的价值在于它作为资源的内在属性，对此我们表示反对：信息的价值仅仅来自它向商品的转变—通过工资劳动和市场在历史上被不断运用干信息的生产和交换；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被重估，其内涵被重新界定。工资被持续地强加到新的社会劳动领域，尤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包含了信息领域。市场发展成了决定性的交易机制，该机制适用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并同样涵盖到了信息。于这些原因，与那些认为信息是非生产性的政治经济学家相我们最终认为，信息商品已经变成当代资本在世界市场体系内为了世界市场体系而进行扩张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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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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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梅西基金会支持了有关“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或“cybernetics”的十次著名会议，在让来自工程学、数学、心理学、精神学、人类学、化学、哲学和其他领域研究人员熟悉新出现的信息理论的概念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参与者花了绝大部分时间来探究一些概念的意义，包括控制、反馈、自我平衡和其他与自己领域的信息理论有关的概念。寻找分析的信息组成部分可以有用地延伸到任何系统，这样的信念让对不同系统的信息工作方式的认识日渐精确。对生物学而言，信息理论被证明是一个促进理解的有力因素。生物信息加工的知识越来越成熟，这表明，这样的自然系统可以为当前人造信息网的设计者所面临的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正如一个研究人员指出，“加工在自然系统中无所不在”，计算机科学家通过自然和人工的背景来看待“建筑、数据结构和计算法则”，试图加深对它们的理解。J. R. Sampson, Biolog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urrent Theory andComputer Simul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Sons, 198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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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ane Yurow, Issues in Information Policy, Department of Commerce Publication No. NTIA-SP-80-9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54.

[23] 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6), 125,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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