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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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本章将拓展和深化对商品化过程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从认识到不同领域的信息研究截然不同开始的。在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工程学、通信理论、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和其他领域中出现的现象具有纷繁复杂的特性。当前的信息概念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学术研究传统。

其中之一孕育于20世纪前半期，主要背景是工程复合体(engineering complex)、高科技控制系统的出现。尽管一些研究在数学上被正式认可，“信息理论” 领域的人起初质疑它的广泛适用性[1]，但大多数的人并不怀疑。[2]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 如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瓦伦·威维尔(WarreWeaver)，就强调这种理论的潜力不可限量。 其他学术巨匠同看好它的美好前景；举例来说，威尔伯·施拉Schramm)就曾带头尝试将信息理论引人通讯研究，并宣称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即研究电子通信系统的数学理论留下一些对人类沟通系统有用的东西”。[3]

施拉姆的乐观主义并不总是不合时宜。正如历史学家大卫·明德尔（David Mindell)表明的，信息理论并不是在严格的物质体系的非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4]它起源于种种创新的努力，目的是控制复杂的行为过程，包括其中物和人的因素，例如电话网络、电气节点(electrical grids)和海军火炮发射控制系统。从这些创造性举措中诞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正式的信号概念——在这一概念中，语言、图像和文本开始为了操作的目的而被包含进来，并逐渐演变成能够被看做普通电子信息流的东西。一个相对包容的大胆设想与另一个把装有程序的电子计算机变成万能系统的设想不谋而合。举例来说，早在1948年，一本让人浮想联翩的小书称，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虽然当时还没有上市）能够用于“空中交通管制、人口普查、市场调研、保险记录、空气动力设计、石油勘探、化工文献搜索以及经济规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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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键的一点是，“二战”后信息理论的普及如今还可以随意见到。这一理论把信号传输过程搬到了拥有社会基础的语义内容交换上面，即有意义的文化王国里。沟通的过程因此被剥夺了一切建构性的社会意义，就像大卫·里奇所说，“符码的统计特征”与“沟通的认知和社会过程”被混淆在一起了。[6]大卫·里奇强调：“即使最常见的人类沟通形式也只能在它们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中才能被人们理解。”[7]

虽然（或许由于）把“信息”和“文化”混淆在一起，信息理论仍然促进了社会科学的重新定位。在20世纪条时期，人们涉足各种具有深刻意义的典型问题：经济停滞和长的根源；企业资本家在政治和文化中的角色；国家的职会科学自身地位的变化等等。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 信息理论的广泛运用在转移开这些仍然重要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例来说，由于通信研究需要获得合法性支持，信息理论抛开往对教育和引导大众之力量—收音机、电影和其他新型体—的强调，开始走向具体化，而且往往在启用现代宣传功时与人际网络遥相呼应，而这一支配性的过程也对这种功能给予了支持和鼓励。该领域的主要学术研究反而转向了对信息发送者、接受者和传播渠道的抽象的、形式化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衡量个人和人际网络的态度和行为的转变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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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息构成了各类系统的兼容性和超然性的一面，而这一点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信息涉及的领域包括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现象。[9]同样，信息的定义也被延伸为“寻找目标的系统的决定力或控制力”[10]，或者如克劳斯·克里彭多尔福最终定义的，信息是一种组织化工作的潜在能力。[11]信息的概念(也许仍然只是在数据控制的情景中有效；当把它运用到社会编码过程中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占位符而已）可以用包容性的但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术语来表示：消息、模型、“关系的交流”(the communication of relationships)。[12]这一概念被影响广泛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采纳，在这种理论中，信息同样被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

丹尼尔·贝尔写到：“我认为信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数据处理；数据的存储、检索和加工变成任何经济和社会交换中的主要资源。这些交换包括：历史记录的数据处理……任务设置的数据处理……数据库。”[13]对于把自已的注意力放在宣扬信息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以及许多名气稍逊的分析家来说，信息再一次被用来侵占渗透在人类经验中的语义的社会编码过程，而且使这些过程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把信息看做“广义上的数据处理”，那么它应该与文化有着广泛的重合。然而实际上，“信息”却同时涵盖和掩蔽了它所涉及的有人类学“文化”意蕴的内容。“最广泛意义上的数据处理”和模式化的意义领域的文化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难道计算机程序不是文化产品吗？难道文化这种表现形式不拥有可用于组织化工作的信息潜能吗？

随着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理论的发展，文化观念也经历了一次复杂的修正过程。一方面，“文化”的人文主义意蕴与后工业主义的科学旨趣之间在方向上是背离的。另一方面，文化为适应种种塑造人们日常经验的冲突和斗争而作出的重新定位，却也直接造成了更多的难题。[14]在美国，人权运动、反越战斗争，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现象均表明冲突的因素是深深扎根于文化的。从南半球来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越来越多的反感，也发出了这样的附加信号，即文化不再能够被用来表示明显完美无缺的传统主义。这样的用法与后工业主义关于进步的美好预言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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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本人一直承认，“文化”就是符号化的经验表达。但是，在这种文化和有时被他称为“技术经济秩序”(tech-no-economic order)的东西之间，他又设定了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丹尼尔·贝尔试图把文化、政治和经济描绘成互不相干的领域，它们存在于各自独立的平面上，而且按照彼此独立甚至有时相反的原则来运转。[16]

在这种观点看来，“信息”在运行时不经意地把自身与经验意识拉开了距离。这段距离十分重要，而且不明显。信息客观性的科学光环，导致它本身被扭曲成某种具体事物；“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这两个词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这也是很显然的。“信息”因此引导分析家们避开了关于“文化”的大量争辩一这些争辩采用了“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大众文化”（mass如谁的经验是标准的，谁的经验应该得到推广等等。通过这些式，“信息”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它需要一个语境具体的词—“信息社会”——来扩大它在这方面所指涉的范围。相比较而言，“文化”却独立地衍生出了一种整体的、尽管也许不那么容易共享的生活方式。于是，“信息”的理论家们在转而讨论他们所提出的新领域是指哪些领域时，就带来了分析上的距离使得信息远离了活生生的、经常处于社会冲突当中的人类经验。

尽管文化和信息有着未被察觉的相似之处，但这两个概念仍然是不同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信息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幻境，它也就推动和回报了那种探寻进入社会过程的新概念入口的努力：现代产业内部的工作重组、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于批判的分析家们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是“信息”能够让有关这样的分析和争论走向新生：社会演变的主要原则和过程是什么？在更加宏观的历史中，不断变化的聚集过程在何处进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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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围绕信息的新用法进行的知识扩展绝对不能被抛弃一样，作为人类经验集合的文化也是不能被丢弃的。与其去寻找“文化”和“信息”的机械式共同之处，倒不如尽力把作为组织化工作潜在能力的信息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人群经验文化之间不太明朗的关系搞得更清楚。

商品化的过程

我们也许可以从把信息看做商品开始，走出一条比后工业理论更加令人满意的道路。与后工业理论从工业社会开始并声称工业社会正在被超越不同，信息商品理论家们则从资本主义开始，认为资本主义还没有被超越。后工业分析家们将其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信息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规则的，信息劳动天生就与其他形式的工作分属不同类型；而信息商品理论家们却认为，同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什么是商品？这个关键概念让我们历史上被模式化和对立化的社会经验被再次引人讨论。在第一章里，我曾极力主张对商品加以明确而严格的界定，这样的概念只是存在于社会关系当中而不是个人的喜好和偏爱中。一件商品不仅仅是在任何时间何地点对任何人都有用的产品或资源，而且与当前的另一种用也是不同的：大宗或大批量生产的产品（相对于定做的或手工的产品而言)。[18]商品是通过工资劳动、面向市场而生产出来的资源。不管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服务，是备受青睐还是广受唾弃，是消费用产品还是生产用中间产品，商品都包含了与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市场交易的实质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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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情况下，把注意力放在商品本身，还不如关注商品化的过程。[19]二个非均衡但又持续性的商品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基础性的；它在信息层面的历史性扩张构成了当代政治经济的里程碑。就信息而言，商品化涵盖了两类情况或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是终端产品；第二，信息是生产的一个中间环节。在任何情况下，就像不同的分析家认为的那样，我们都应该专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被非资本主义形式排斥或接纳的途径。[20]其间包含各种相互关联却又经常冲突的历史趋势：借助劳动工资和私人占有来生产；借助资本主义市场来交易；创造生产、分配信息和其他文化商品的新手段；附带重新建构劳动过程；更加纵容和默许特定信息不仅有成本还有价格的考虑（就拿现在的例子来看，有线电视正在用订购电视服务和付费节目来取代免费收听的广播）。

此外，特定劳动领域为什么会在特定时候朝这个方向演进，至今也没有什么内在的、跨历史的解释，更不用说特定劳动领域的演进为什么会止于这个方向。社会领域是由其他同样重要的过程来建构的，这些过程经常与商品化过程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值得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永远需要新的市场、新的原料和生产过程、新的更为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或非熟练劳动力。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所施加的特定条件和压力，导致信息和文化产品的独特实现过程最终走上商品化。下面这个图表与其他解释性事例一起，共同说明了这种可能性。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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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过程不应放在任何特定的职业里来研究。通常，按照生产和分配特定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过程的范围和相互联系的产业来考虑是比较合适的。[21]一本书变成一件商品，并不一定是因为它的作者直接在一种工资关系内工作；通常他或她也不是这样工作的。书在生产过程中成为一件商品，是因为在出版行业的整个组织内，工资劳动和市场交换就是法则。这并不意味着出版业的所有劳动部门都与工资关系有关，或者所有交易都必须按照市场来组织。

作家是名义上独立的手工业劳动者，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来换取金钱或可能以版税形式兑现的金钱。对于许多音乐家、演员和运动员来说，情形也是这样。正如约翰·克拉克(JohnClarke)和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看到的，在从事文化生产的行业中，同样也在信息生产领域，全部的生产和分配都与“半独立的或小的商品”生产者的创造性劳动密不可分。[22]但是同作家、演员等签订合同的那些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也雇佣了成千上万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

“不平衡发展”是指这样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没有同时涵盖所有社会劳动。[23]考虑到地理和社会因素，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必然抢先占据特殊的地点和空间。家庭、社区、地区和整个文化当中的劳动分工，其特殊门类在其他门类之前就被商品化了。商品化过程也已经渗入信息生产的新手段中：即信息客体化技术的演进序列，开始是印刷，接着是平版印刷术、照相术、电影、录像、数字信号处理和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认为这些技术能够转作他用，对这种说法一定要小心对待。用历史学的语——也是唯一相切合的术语——来说，这些技术曾经为资本义积累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人们更多地是努力开发可替代的或者相反的用途，这方面的历史重要性远比通常所认识到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或国家不断地进 迫(coercion遏制（containment)和增选（cooptation）。[24误和错失机遇一再出现。举例来说，尽管有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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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的国内市场最初并不是按预期实现的。[25]

在不平衡发展的广阔背景下，恢复和扩大积累的专门努力从来就不注定会成功。要想利用新的客体化技术来拓展商品化进程，资本就必须与目标受众或用户群体的社会经验相契合。许多文化商品，包括美国的都市日报、短篇小说、电影和摇滚唱片，在如何满足这种复杂的契合过程方面，都经过了小心翼翼的、有效的研究。人们可以经常看到，文化商品的社会定位偶然会交织或逆向折射出不同阶层、性别和种族所共享的经验。[26]

在20世纪末，上述图表的第一层—面向市场的、借助工资劳动的生产—愈发表现为整个信息和文化的生产和交易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下半个世纪里，非市场导向的创造性劳动和符号性生产迅速走向衰落。”[27]商品化已经在一些部门变得十分引人注目，而它以前在这些部门只能发挥有限或间接的作用。对于商品化的所有功绩，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归结为“统一市场”，这样做毫无用处，因为“统一市场”意味着市场扩张的动态和不均衡过程已经完成。[28]资本主义依靠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来获得支撑，今天这一趋势仍然在信息和文化中延续。

商品化过程并不只是在信息变成终端产品或服务时就停止。我们也必须思考信息作为资本或中间产品时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也不能过分强调越来越先进的、越来越增多的信息生产技术手段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关注经常用诸如“信息资源管理”或“知识管理”等行话表达出来的“生产中的知识这表明企业规划者和系统分析家已经十分注意把信息对利润率白预期贡献纳入常规性研究领域。[29]这一点，对于生产非信息产和服务如汽车、牙膏的公司和更加典型的信息公司来 ，都是样的。这一重视程度因公司不断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资而日益到提高。20世纪80年代，美国计算机巨头所建立的基地，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这样的办公室云集的城市，而且散落芝加哥、底特律和费城这样的工业城市。纵贯本书，我强调的是：在电信基础设施的支持下，信息已经成为一种跨越所有经济部门的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些经济部门涵盖农业、制造业和高科技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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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信息当作一种资本从表面和深度上加以开发，这既是商品化过程日益扩大的表征，也是其一部分。企业寻找一个衡量信息生产的价值和产值的标准的努力要早于数字计算机的问世；它差不多与公司形式被运用于商业企业是同步的。[30]通过一百年前就已开始的一系列实践，公司结构合理化和工作重组的过程就已经以研究生产如何进行的管理信息为基础，且反过来产生新的信息。[31]科学和技术信息则从另一个方向日益决定着生产过程和产品开发过程。[32]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描写的那样，这些信息的投入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往往是由小型经营者进行的，现在则逐渐转向工资劳动和市场交换。会计、公关、银行家、律师和其他信息服务的工作者即使作为独立的商人而为自己劳动（或者有时作为家庭雇员），也难逃变成资本主义巨型企业雇员的命运。[33]

通过考察商品化过程最重要的现代领域之一的生物技术，我们或许可以掌握这一过程的其他属性。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基因及其相关的生物学领域获得重新界定，以便符合信息日益备受瞩目的大趋势。爱德华·约克森（Edward Yoxen)写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物学的决定性的、令人振奋的观念及其力量和活力的源头就是”：

将有机体看做信息处理的机器。它们一开始是一组信息的集合，通过程序化的自我集成过程来组织自身。它们依据基因的指令以某种受到控制的方式活动于周围环境当过把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压缩成一种可以传输的形式来复制自身———这一过程携带了一个包含指令的信息，指令是用有机体能够“读取”的编码编写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生命恰恰就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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