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分子生物学家约克森继续写到：“生物学已经成为一块极易开垦的土地，在其中，唯一活动就是基因信息的处理和传输。”他简洁地指出：“生物技术就是一种新的程序化的自然观在工业领域的投影。”[35]借助和围绕现代生物技术的创新，构成了对商品化有着深远意义的领域。

向信息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取决于或者仅仅等同于出现一个以媒体为基础的生产部门。信息资本主义是与（至今尚无边界的）大范围信息的社会经济蜕变一道来临的。随着商品关系进入以往被忽视的生产领域，新形式的基因和生物化学信息获得与其他我们更加熟悉的类型相等同的意义。农业企业、医药巨头、能源化工企业和医疗公司——它们本质上都与各种各样的基因和生化信息流有关——均处于信息生产工具的持续技术变革当中。这种变革所取得的每一个微小进步，既关乎我们的理解，也和电视、计算机与电信之间的“聚合”趋势保持同步。传统上开辟沟通渠道的各种方式—电视节目、报纸报道、计算机数据流—与属于生物技术绝对掌控之下的方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联和重合，迫使我们去思考某个更大的单一概念性和历史性过程。

马丁·肯尼(Martin Kenney) 20年前就把这种联系说得很清楚：“生物技术是一种信息密集型技术，很容易就能契合于某种以信息为基础的、被重构的经济。事实上，生物技术给新经济提供了一根顶梁柱。”[36]其他的分析人士，包括杰克·克洛蓬博格(Jack R. Kloppenburg) 和曼纽尔·卡 特 (Manue则让这一说法更加广为人知。布朗恩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生物技术是如何凭借“其对基息’解码和编程的能力”而成为一种新信息技术的。[37

生物技术是完全成熟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产物。在肯尼所说的“产学综合体”(university-industrial complex)中，当所有权的结产的社会关系就迅速投入市场规则的怀抱。[38]

如果不强调再次在生物技术话语表面浮现出来的信息和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上面的描述就仍然是不完整的。对生物信息路径积极的技术和理论干预，使得文化的一个古老用法得以恢复，即“教化”（cultivation)——对动植物的“自然生长的看护”。[39]不过，这一用法在生物技术中引发一些深层次问题。什么是自然生长？像“看护”(tending)这样的被动词语一样，在咄咄逼人的基因重组（genetic recombination)工程与新生殖技术工程的背景下，“自然生长”一词听起来有点不协调或者幼稚。生物技术因此凸显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古老界线，这条界线远远高过习惯性反应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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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竞争性团体和利益群体都在试图把握这条预示性分界线的走向和意义，但是信息商品化这一向量的速度和范围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进入美国的超市是1994年；到2005年，根据美国食品加工产业协会(Grocery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的说法，美国 75% 加工过的食品（包括罐装谷类食品、其他粮食产品、冷冻食物和烹饪用油）都含有一定的转基因成分，而且几乎所有食用玉米和大豆产品都含有转基因元素。世界上用生物技术栽培庄稼的2亿英亩土地，2/3是在美国。[40]当然，在药品和医疗行业，类似的运用还有更多。在私人资本积累的这些关键地带，不仅资本家在想方设法重构文化以达到其自利目的，其他以各种理由反对特定生物技术应用的人，也在竭力使这些话题服从政治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私人利益。

生物技术以其他方式与我们更加熟悉的文化和信息的学术领域联系到一起。例如，它让我们记住，对农业和农民的关注，得早期寻找沟通手段的重要工作转变成创新的扩散活动。克洛蓬博格的开创性作品《第一粒种子》(First the Seed)集中探讨了我们不太熟悉的信息商品化地带——植物基因，但它的内容却揭示了植物基因与通信研究这个我们更加熟知的领域存在着有趣的重要联系。[41]国际上对种子的商品地位的激烈争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因为种子是农业生产中携带信息的基本单元。联合国粮农组织（FA0）也卷入发达市场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之中。大型跨国医药和农业企业要求免费获得物种丰富的赤道地区的植物基因，但同时坚持推行知识产权国际法，以便保护它们从卖给这些地区的杂交种子和药品中获得的利益。这场争端蔓延到了公共卫生领域，并与那些致力于打造“国际信息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NIIO) 的人所熟知的那场争论明显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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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争论，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讨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跨国媒体工具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条款，这些媒体工具包括新闻、电视影片、录音和计算机数据流。经过美国数年的努力之后，“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失败了。但是，了解另一场与之同步的有关植物基因的争论是如何展开的，无疑也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失败到底是战斗的失败还是战役的失败。或许，它只是一场长期的多方面冲突的最初阶段。也许我们不欢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尽管“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的公开主题和组织背景发生了变化，但它实质性上关心的问题—伴随资本主义的信息开发而产生的系统性不公平—已经重新出现在另一个实际上相关的领域。在这些问题上，我没有给出最终结论。我的目的不止于此。如今，我们只有把“信息”这个新兴的综合性概念扩展到涵盖生物信息数据库以及它与电视节目之类文化形式的“聚合体”，才能为分析确凿且带有理论和实践的政治意味的历史联系打下基础。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明显的联系中找到例证，即农业企业一味将种子视为商品，同时媒体公司也一再利用机械复制技术成功扩大商品的范围。[42]事实上，这里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这些开发模式之间作出比较。在传统的媒体领域如影视、音乐和计算机软件当中，人们的努力目标就是复制和分发无数的标准文本复制品。但在生物技术中，整个工作都围绕这一点进行，即如何在未受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用自我复制的先天能力——即正常的种子———来取代“文本”；假如这颗种子不结果实，那就会寸步难行。这种差异暗示了这样一个理论要点：机械复制本质上不应该被我们当成分析的支点，因为可促成资本积累的复制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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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多么有预示性，仅仅在现代语境下提出商品化的问题，至少含蓄地接受了后工业主义者的这一说法：我们在表面上所处的社会突变期，其历史十分短暂，它只是从“二战”之后数字微电子学兴起才开始的。这个命题背后的技术决定论是没有根据的，可谓不堪一击。后工业主义的鼓吹者和赞同者也在背地里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不断降低或缓和后工业理论对所谓现代社会经济断裂的突发性的过分强调。由于缺乏这样的历史基础，丹尼尔·贝尔重新提出了一个看似权威但实际上模棱两可的否定性说法：“后工业社会不是西方社会现存趋势的投影或推论，而是社会技术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新准则。”[43]

尽管存在这些不充分的地方，但他们仍然没有触及令人满意的历史命题。即使是那些致力于阐述信息商品化观念的学者，也往往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现代社会，即“二战”以后的社会。因此，要搞清楚什么在描述商品化过程的历史特性方面最为重要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可以表明信息商品化走过了一段明显的历史，那么后工业理论所提出的突发断裂命题就会不攻自破。更重要的是，这时我们才可以弄懂信息商品化是如何以一种不太显眼的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过程关联在一起的。为了达到这个更加令人着迷的历史修正目标，我们有必要问，工资劳动和市场为什么、如何、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掌握了信息和文化的生产，就像掌握农业和制造业生产一样我们的意图是将信息完全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什么样的历史分期法能够让我们最为清晰地描述这个多面均衡的商品化过程？本章剩下的部分将说明，只有抓住这种隐藏的历史，才有可能给当前被广为接受的历史编纂学带来实质性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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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革命：信息商品化的历史起源

当前学术界往往把信息和文化商品化的起源定位在18世纪的英国。这种主张源于长期存在的研究传统，而有关著作权和版权法律的研究又一再申明这种主张，使之影响广泛，根深蒂固。事实证明，这种时间定位并不恰当。不过，它还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眼光，并且为思考基本的概念问题和分期问题开启了大门。

专注于欧洲版权法的起源并且把它与著作权观念的变化联系起来的学者们，经常把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当作他们的灵感源头。[44]他们无疑也受到了迅速崛起的“知识产权”以及围绕它所引发的政策冲突的影响。[45]无论如何，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历史联系重新受到置疑。简·盖恩斯（JaneGaines)用这样的洞见概括此类研究——她发现作品的原创性——加大法律保护力度的先决条件——开始得到“个人是主体”这一观念的保证；版权则建立在作者公开的“独创性或者与众不同”的基础之上。[46]这种转变被马莎·伍德曼希（Martha Woodmansee）追溯到18世纪中期[47]，那时，影响日益广泛的、被比作诗歌天赋一般浪漫的著作权观念已开始“为知识产权提供概念上的支撑和伦理上的基础”[法律学者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语]。[48]马克·罗斯（Mark Rose)详细描写了版权法在那时如何将新发现

文学领域的这种转变具有深远意义。从此以后，通常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文化生产实践终于被这些实践的主体逐步纳入法律轨道，以此来保护个人的私有产权，尤其是在他们能够依靠公认的符号体系的时候。因此，博伊尔强调，“著作权的浪漫观念继续影响着公众对信息问题的讨论——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知识产权范畴”。[50]珍尼·阿伦（Jeanne T. Allen)认为，至少有一些未能得到有力的版权保护的文化活动受到了市场的抵制

但是，事实上，版权和不断变化的著作权概念之间这种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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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先后关系，其意义要深远得多。

起源于并且围绕着图书贸易，信息私人财产的合法权利首次在英国出现；在这个国家，现代的版权法可以上溯至1710年。[52]马克·罗斯曾深入探究过这样一件事情，即1710年法案提出的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导致一场有关文学作品产权的长期争论，这场争论最终在1774年达到高潮。[53]这种历史分期具有更加重要但往往含糊不清的意义：它似乎表示，在某个关键历史时刻，亦即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时刻，作者和作品在一个由制度、法律形式和文字实践所构成的持久体系—现代文化产业的本源—中相互交织到了一起。[54]

很久以来就已说清楚的这一观点确实有着重大意义。个人著作权的形成促使文化产业从它最卑微的格拉布街①起点处日益兴起。不仅图书如此，绘画、表演、摄影、电影、录音、影视和计算机软件等最显著的形式，也通过一个不均衡但又不断扩大范围和意义的进步过程，带上了版权的法律印记。私人所有权因此而在特定的文化商品中固定下来，这不仅有助于资本从消费者身上榨取垄断租金，而且有助于从工资劳动者和独立承包者那里吸取盈余，是他们的集体劳动才生产了这些商品。历史上与专利商标[55]和商业秘密相类似的主题还没有完全出现在知识产权的经济史中，但这个方向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56]

版权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日渐醒目，这是无可争辩的。单独这一事实就足以提醒我们，信息和文化的商品化延伸到了更远的过去，超过了后工业主义所描述的范围。但是，版权法甚或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确实构成了商品化的决定性（先不管是否是唯一的）基础吗？今天正在四处扩张的文化和信息产业，是否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有益的法律规制或著作权规制的产物？对法律和作者的关注，是否为分析资本——即控制着文化和信息生产手段的出版商、电影制作和发行商、电视网络商、软件企业和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那么，那些其技术被这些资本家拿去创造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的工人会如何呢？在形式上把这一切固定交给法律去管，将会把文化和信息的生产关系推到多么遥远的角落?[57]

第二章 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生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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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质疑那种把英国法律的决定性变革追溯至18世纪的观点，是因为图书贸易中的资本积累在英国版权法获得通过的两个世纪之前就已颇具规模，它为个体出版商带来的财富，足以与其他任何领域的资本家业务相媲美。[58]我们最好将这一法律看做是在一段尚未理顺的长期历史的某个时刻诞生的，而不是转变的基本矢量或首要领域。

我不是在宣称，法律仅仅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上层建筑。“知识产权法”拥有一个关键功能；没有国家的强制制裁，对资本来说，就更难对信息的使用和使用者加以限制，也难以从一些大的生产商群体那里抽取到盈余。正如阿伦所说，“法律体系对一些娱乐商品的支持”要强于其他商品，这一点已被一再证明对这些商品的成败至关重要。[59]在解释早期美国电影事业战胜歌舞杂耍和现场话剧等竞争对手的原因时，她是这样说明问题的：

在竞争中，为了获得商业的成功，大众文化产业从法律决议那里寻找帮助，也对它作出回应，因为这些决议决定该一种大众乐形式能够带来更大的控制呢？能够为垄断保护带来更多 的机遇呢?[60]

在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历史分期问题上。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和信息的生产关系问题，而不只律问题，我们就可以问：在文化和信息方面，我们能够把1纪的英国说成是商品化过程的历史起跑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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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那些早期的、影响深远的研究明确提出，在18世纪的英国兴起了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类型[61]；它们同样在这些形式和意义同步变化的文化实践中发现了听起来很有现代意味的文化争鸣。[62]用雷蒙·威廉斯的话来说，在文化和通信如教育、戏剧、新闻和语言—领域中展开的“长期革命”，与同时在英国经济和政体中发生的转变息息相关，这种转变就是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63]在他看来，文化的实践和形式构成了第三个方面的世俗变革，这一变革十分深刻和复杂，也往往被人们忽视。

后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在为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寻找历史基础的时候，是这样提出他看似全面的结论的：

“现代形式的媒体最初是与英国转变成农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一道出现的，尽管同当前的密集程度相比，18世纪的媒体显得微不足道。在这里，艺术产品第一次变成商品；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交换价值在文艺市场里得到了充分实现：植根于市场关系的文化制度也开始出现—图书、报纸和期刊；图书零售商和流动图书馆；评论和审查；新闻记者和雇佣文人：畅销书和肥皂剧本。最初的‘媒介’小说—就与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文化关系、文化生产方式、文化消费方式的这一转变同样也意义上的‘文化争鸣’。”[64]

雷蒙·威廉斯在讨论戏剧时同样肯定了18世纪这一时间定位：“18世纪的中产阶级打破了旧的戏剧形式，因为旧的戏剧式所立足的价值体系和利益群体早就不存在了。其他的形现了，但它们比较孤立，也只是取得了一时的辉煌。只是过很久之后，当中产阶级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框架的时候另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才在各个层面上出现转机。”[65]这种通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力的，因为它是下面这种根深蒂固历史观念的必要补充：人们普遍相信，在18世纪晚期经济和政治领域爆发的、首先并主要由英国代表的那场“双重革命”，使得欧洲成了现代发展进程的模式或范例。[66]在这种观点看来，工业化和民主构成了现代社会已然确立的两根支柱。文化领域，经过像威廉斯这样的评论家的修正，变成了第三根必要的，但在此意义上是补充性的支柱。对18世纪的不断强调，显然只会助长这种说法。

第二章 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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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依赖这样的时代划分，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就会在显得一帆风顺的同时，似乎主要是通过地位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或者伊恩·瓦特（IanWatt)所说的日益占据首位的经济个人主义无处不在的、精心打造的形象而不断进行的。这些批评家们有时意识到了邻国法国的历史而倍感尴尬，于是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限于这个新兴社会阶级与那个被急剧边缘化的、迅速衰落的贵族阶级之间的冲突范围内，来塑造英国的文化实践。

毫无疑问，这种暗藏的批判传统引起许多强有力的见解。它还影响了18世纪更大范围的文化实践，如体育、商业娱乐和消费品等等。[67]无疑，我们在18世纪的英国确实见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重组和增长。然而，这种繁荣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基础是脆弱的。它在历史上的时间定位需要重新审视，正如它围绕信息和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阶级动力也需要重新审视一样。

霍尔曾明确谈到英国向农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并将此作为文化产业出现的背景。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始于18世纪，而是像某个知名的历史学术机构认为的那样开始得更早些。[68]从15世纪到18世纪，失地工资劳动者、地承租资本家和商业地主之间的三维关系侵染到了英国的农业中。到18世纪，随着农业资本主义最终走向成熟，这一长期变过程也就完成了。[69]事实上，资本主义基础的奠定是早于后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70]因此，掌控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是某个正在出现的都市资产阶级，而是变动不居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一个社会联合体，后者的成员既包含贵族分子，也包括资产阶级分子。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某些人所编造出来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同结成了农业资本家地主(agrari-an capitalist landlords)及其衍生阶级，并与被剥削的农业工资劳动者形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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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有必要把这种历史年代的转变纳入英国文化发展的通行叙事中加以考虑。[71]这种通行叙事之所以往往值得称道，是因为它对霸权的历史根源进行了追溯：文化产业是如何在18世纪城市资产阶级的主体性这一最初基础之上成功地建立起面向其他社会集团的外向性的？[72]资本主义霸权的现实毋庸置疑，但它的历史基础、社会起源和发展动力必须接受公开拷问。难道我们不该从开始就摆脱开各个领域的商品化与阶级利益、文化偏好或者已经成型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意识之间的简单等同？我们必须重新强调被忽视的社会生产关系，并更新这方面的事实依据，因为资本自身之前的发展就是通过它而进行的。

那些坚持通行观点的人对文化实践的特殊条件的关注，比不上对这些文化实践所推动建立的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关注。他们特别强调形式和类型。举例来说，霍尔很快就把他的结论推及艺术产品，但他所举的扎根于市场关系中的文化类型，只是把商品化过程与文学作品、文学市场甚至特定的文学类型如小说和新闻的历史阶段毫无例外与中产阶级有关。 所有这些都带来严重的疏忽和失误。

文化和信息的巨大能量由于依赖传统的文艺类型概念（如地图、科学图表、大众魔术和政府记录）无形中却被人们忽视。 显然，公开的集体表演同样也被忽略了。例如，倘若霍尔选择了析戏剧—它是威廉斯著作中分析特别透彻的那一章的题[73]—那么他对现代媒体起源的描述就需要做重大修正。到伊丽莎白时代（16世纪晚期），随着固定演出场所（剧院）的出现，罗拉·塔伯（LoraTaub)认为，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开始渗入并逐渐改变了戏剧。[74]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新兴的出版业，就会发现从它在15世纪晚期的英国和其他地方出现开始，它也是按照无可阻挡地扩张的资本主义轨迹组织起来的。[75]重要的文化形式根本就不是出现在18世纪城市中产阶级的胜利前夕；几个世纪以前，它们已经着手开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新道路。以戏剧为例，就如罗拉·塔伯所提及的那样，它们甚至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76]因此，由于这一忽视，通行的观点截短并误读了文化和信息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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