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体的阶级结构既定、我们高度不公平的财富（包括知识财富)分配既定的情况下，在扩大我们的自由方面拥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将会被用来严重压制我们真正的自由。[82]

让我们再来看看通信和信息处理中的技术变革。数字媒体，从DVD、MP3、个人电脑、移动电话、文件共享，到万能的、巨型互联网的其他功能的开发利用，为创造和交换信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制。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机制极大增强了我们把信息作为一种公共品来开发的能力。对这些技术潜能的制度反应，是否以这种新发现的能力为基础，尽可能地扩大了作为一种共享的社会资源的信息的范围？

这很难说。由于资本变得越来越依赖信息和信息体系，因此，它开始捍卫新兴的财富形式。根据一份1998年的统计，不仅好莱坞①，而且《财富》1000强企业中的80%，都是“互联网上版权和商标滥用的受害者”。[83]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营信息垃圾处理业务的美国公司大约有25家；到2002年，一位记者在好奇心被安然（Enron)丑闻②挑起的情况之下，猛然发现原来的25家已经迅速扩大到了大约600家；并且一个难以置信地取名为“国家信息破坏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Destruc-tion）的贸易集团，现在也迎合了企业数据垃圾箱的政策需要。

假如说，这不是企业对作为私人财产的信息的排外性控制有可能与社会生活机体当中的政策力量交织到一起的一个扰人信号，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检查所有数字化活动从而发现非法行为是必需的。”一位资深观察家这样写到。[85]反过来，非专有和无偿的共享常常被贴上犯罪行为的标签，甚至被归结为受到禁止的严重犯罪行为。例如，美国的千年数字版权法案(Digital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就把使用和散播可以规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技术确认为一种犯罪行为。另一个例子则是最高法院2005年的这一裁定，即文件共享公司应该对版权违法行为负上责任。所谓“数字权利管理”的实践也就因此出现快速增长势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份出版物解释说，数字权利管理运用了“一系列技术工具和方法，目的在于限制图书馆所收集和保存的资源被随意使用、流通、摘录和复制”。[86]图书馆是一个提供大众信息的基础部门，因此它对数字权利管理系统的采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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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好莱坞：好莱坞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是当今闻名于世的电影名城。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不仅满足美国电影市场的需要，还出口到世界各地，不仪输出了美国的文化，更为投资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② 安然丑闻：2001年12月2日，美国能源业巨头安然（Enron）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安然公司”在200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总资产达618亿美元，这使得它成为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公司破产案。安然案发生后，美国公众对企业财务和股市交易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事实证明，美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存在严重漏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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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控一个把信息作为私有财产的社会，资本就需要更全面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企业的安全需要进一步增加了对计算机密码的依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2005年一份调查显示，近1/4的应答者在工作场所需要输入9个以上密码才可以使用电脑。87]急剧增长的企业和政府数据库以及观测技术，例如装备了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广播频率的认证标志以及新的数据搜寻技术，均证实范围广泛而咄咄逼人的监控机制正在滋长蔓延。随着病毒、黑客等的入侵成为企业网络系统的主要威胁，以及因此而把应对措施——即加强控制手段—脆弱性也就随之产生。[88]

就像罗伯特·奥哈罗(Robert O'Harrow)所指出的那样，进行压制的一个方便而常用的借口就是安全遭到威胁，“反恐战因此为信息压制披上了新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先行越过用来限制这种类型的越界行为的界线之后，政府机构进一步壮大，并与驯服的企业达成了协议，因此足以进入巨大的电子数据库而跟踪个人的日常生活轨迹。[89]新的机制建立起来了，以便协调公私关系；而用于接入控制、系统一体化、密码系统、审查监控、结构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的神秘技术也已经得到了运用，目的是“保护那些支撑我们国家的关键设施的计算机系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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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写的那样，国家安全局大量国内监控计划的披露，预示着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正在快速走向制度化。“高级政府官员，”《纽约时报》说，“曾设法与国内大型电信公司的高层协商，试图掌握美国电信网络和国际网络之间的连接枢纽或接入口。”[91]然而，授权监测国内甚至国际电话和互联网信息流，似乎并不是2001年恐怖袭击的副产品。在国家电信安全委员会(NSTAC)的荫蔽下，政府情报官员和大型企业的电信与互联网执行官之间的年会已经举行了许多年。因此，同样的，1994年的《执法通信协助法令》(CALEA)的影响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中断之后逐步显露出来。该法令强行要求政府要有能力对每一种新电话技术加以监控，并催生《纽约时报》所说的“一个兴旺发达的、合法的窃听技术产业，让偷听更加容易”。各种推进系统的窃听技术和实践的商业会议正在稳步增加，而一个所谓“全球合法窃听产业论坛”的贸易协会也已经建立。该论坛的主席安东尼·鲁科斯基指出：“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地方的卖主没有锤炼出把窃听技术安装在设备上面的能力。”[92]

在加速商品化进程的相对较早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截然有别于后工业理论学家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带有那时还受到控制的、相对较为和睦的福利国家的痕迹。这种区别被一位评论家在1981年敏锐地捕捉到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经济的萧条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讨论的内容。人们对提升社会服务和教育的期望，以及对脑力劳动者这个新阶级’的自主性和社会贡献率的高度本能的希望，都被毫不犹豫地丢到了一边，甚至差点被完全抛弃。”

“包装成生产力’报酬的工资的削减、冻结和增长，失业，使用温和’语言、在降低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却资[31]在这一问题上，我不同意大卫·博利埃（David Bollier)的说法，他认为所谓的知识经济是一种“禀赋经济”（gift economy)，保持了如今被市场逐步削弱的共同体道德价值观。不过，博利埃也违背他的初衷，强调知识经济和市场可以共存并“相互促进”。Da-vid Bollier,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wealth(NY: Routledge, 200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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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Francis C. Steckel,“Cartelization of the German Chemical Industry,1918 - 1925",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 (2) Fall1990：329-351. 正如我所写到的，美国化工学会每年获取高达3亿7500万美元的收入，这是它从其化学摘要服务数据库所收取的费用。它正竭力限制通过公共化合物数据库（PubChem）来获取化工信息，这个公共数据库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建立的，也是免费的。Emma Marris，“Chemistry society goes headto head with NIH in fight over public database", Nature 435, 9 June2005:71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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