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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人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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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首先扩展一下我对掠夺作为资本主义结构性要素的定义。在前一章中，大家看到，掠夺是另一种手段——剥削之外的其他手段——进行的资本积累。摒弃了资本购买“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契约关系，掠夺是通过没收人力和自然资源，并将它们加入到资本扩张循环之中。这或许是公然暴力的没收，如新世界的奴隶制；也可能是披着商业外衣的，如当今时代的掠夺性贷款和债务赎回权。被掠夺的主体可能是资本主义外围的农村或原住民共同体，或者是资本主义中心区的主体或从属群体的成员。一旦被掠夺，这些群体可能最终成为被剥削的无产者，如果够幸运，或者说如果不够幸运，可能沦为乞丐、贫民窟居民、佃农、“土著人”或奴隶，成为薪资合同之外的被持续掠夺对象。被没收的资产可能是劳动力、土地、动物、工具、矿藏或能源，但也可能是人、他们的性和生殖能力、他们的孩子和身体器官。然而，重要的是，被掠夺的能力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简单偷窃不够用。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那种掠夺不同，我在这里所谓的掠夺是用于资本积累没收+征用。
这种意义上的掠夺涵盖了许多罪恶，其中大部分都与种族压迫相关。这种关联与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尽管仍在进行中）通行的做法有关，很明显，比如领土征服、土地兼并、奴役、强迫劳动、绑架儿童和系统性强奸。但掠夺也有更多的“现代”形式——如监狱劳动、跨国交易、公司土地掠夺和掠夺性的债务赎回权，这些也与种族压迫有关，我们会看到，这与当代帝国主义有关。
然而，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历史和偶然的。相反，资本不断求助于种族化的掠夺背后有着结构性的原因。基本上，一个致力于无限扩张和私人占有剩余价值的体系，让资本家没收主体人口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会带来根深蒂固的利润。掠夺通过两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他们的利润：一方面，通过提供廉价的投资，如能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生活资料，如食品和纺织品，使他们能够支付较低的薪资。因此，通过没收非自由或依附性主体的资源和能力，资本家可以更有利地剥削（双重）自由工人。因此，这两种情况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每一个曼彻斯特背后都有一个密西西比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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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正常”时期也是有利的，但在经济危机时期，掠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是恢复下降的利润率的一个重要的、暂时的解决办法。政治危机也是如此，有时可以通过将没收的财富从看似不威胁资本的人群手中转移到那些威胁资本的人群手中来化解或避免危机—这是另一个通常与“种族”相关的区别。 ㊟7
那么，总的来说，掠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没有得到承认的让剥削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这两种掠夺绝不是分离和平行的过程，而是系统地交织在一起，是唯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深深地彼此交织的两个侧立面。它们之间的区分线与杜波依斯所说的“肤色线”大致相关，非常清楚，一点也不模糊。总而言之，对种族化的“他者”的掠夺成为了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必要前提。
与马克思关于“原初”或原始积累的论述进行对比㊟8，我们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它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原始积累指的是资本在系统开始时掠夺最初储存的血淋淋的过程。㊟9与此相反，掠夺指的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没收过程，对于在一个容易发生危机的系统中维持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第二，马克思引入了原始积累，以解释无财产的工人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阶级划分的历史根源。掠夺也解释了这一点，但它也带来了另一种社会分工，同样是结构性和后果性的，但马克思没有系统的理论思考这一问题：（双重）自由工人（资本在雇佣劳动中剥削他们）和不自由或依附性主体（它通过其他手段吃掉他们）之间的社会分工。
第二种划分才是本书研究的中心。我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化形态已经固化，其基础是一种“标志”，它区分了被剥削的自由主体与被掠夺的依附主体。但要提出这一问题，需要将重点从“经济”转移到“政治”。因为只有通过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秩序问题化，我们才能掌握这种区别的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的产生。
三 作为臣民化的掠夺：政治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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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和剥削之间的区别同时是经济和政治的。从经济上看，这些词语指的是资本积累的机制，是分析上彼此有别但又相互联系的价值增殖方式。从政治上看，它们与统治模式有关，特别是与区分拥有权利的个人和公民与臣民、不自由的产权奴隶和从属群体的依附组织的地位等级有关。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被剥削的工人具有自由人的法律地位，他们可以合法地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以换取薪资。一旦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并被无产阶级化，他们就会受到保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被（进一步）掠夺。在这方面，他们的地位与那些劳动、财产和/或人身仍受资本掠夺的人截然不同。后者从未受到政治庇护，他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次又一次成为公平游戏的掠夺对象。因此，人们认为这些人本身就可以被随意侵犯。由于他们可以限制他人，而他人被剥夺了限制他们的手段，这些他人的状况是敞露在最具惩戒性的食人形式之下。
那么，一般来说，掠夺和剥削之间的区别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功能，也是政治统治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机构——首先是国家——提供或拒绝保护。而且，国家主要是在制定法律和执行上决定了各种地位的等级制度，将公民与臣民、国民与外国人、有身份的工人与依附性的乞丐区分开来。构成了可以被剥削，可以被掠夺的臣民，同时将两者区分开来，国家的政治主体化实践为资本的“自我”增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10
然而，国家在这方面并不会单独行动。地缘政治的布局也牵涉其中。在国家层面促成政治臣民化的是一个国际体系，它“承认”国家和国家边界控制合法化，以区分合法居民和“非法外国人”。我们只需要想想目前围绕着移民和难民的冲突，就可以看到这些在地缘政治上促成的政治地位多么容易在种族上法定为等级秩序。
另一套地位等级制度也是如此，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地理环境，将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从历史上看，中心区似乎是象征性的剥削中心地带，而边缘区则被认为是象征性的被掠夺场所。这种划分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种族化了，与之相关的地位等级制度也是如此：大都市公民与被殖民者，自由人与奴隶，“欧洲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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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人”，“白人”与“黑人”。这些等级制度也是为了区分被剥削的人口和地区与注定要被掠夺的人口和地区。
为了了解这一切，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政治臣民化——特别是将（双重）自由的、被剥削的公民工人与依附性的、被掠夺的臣民区分开来。这两种状态都是在政治上构成的，但方式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中心，被剥夺权利的工匠、农民和租户通过阶级妥协的历史进程成为被剥削的公民工人，这使他们的解放斗争在民族国家的自由法律框架内走上与资本利益相一致的道路。相比之下，那些成为被掠夺的臣民的人，无论是在边缘地区还是在中心地区，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妥协方式，因为他们的起义常常被武力镇压。如果说前者的统治是在同意和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后者的统治则毫不掩饰地建立在赤裸裸的镇压之上。
此外，这两种身份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共同定义了彼此。在美国，公民工人的地位获得了很多自由的光环，与产权奴隶和原住民的依附性、退化的状况形成对比，他们的人身和土地可以被反复没收而没有代价。㊟11在设定第二种人的臣服地位时，美国国家同时确立了第一种人的常规地位。
然而，如上所述，资本主义内部依附性的臣民的政治形成总是超越了国家边界。由于系统性的原因，根植于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扩张主义的相辅相成的逻辑，强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更远的地方构成被掠夺的臣民。欧洲殖民国家在全球最远的地方进行掠夺，随后是美帝国主义国家，将数十亿人变成了这样的臣民没有政治庇护，成熟并准备再次被没收。这些国家创造的可掠夺对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为剥削而“解放”的公民工人的数量。这一过程也没有随着臣民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停止。恰恰相反，大量新的可掠夺对象每天都在产生，甚至是现在，通过后殖民国家、他们的前殖民主以及为资本积累机制加油的跨国家势力——包括通过债务促进掠夺的全球金融机构的联合行动。
这里的共同点又是政治遭遇：无法设定界限和援引庇护措施。事实上，遭遇是掠夺性的最深层含义，是将其与可掠夺性区分开来的东西。而构成种族压迫核心的正是可掠夺性，即毫无防御和容易受到侵犯的条件。因此，区分剥削的自由主体和掠夺的依附臣民的，是“种族”作为可被践踏的人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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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的主张是，资本主义隐藏有种族压迫的结构性基础。当我们过于狭隘地看待这个体系时，无论是从市场交换的角度还是从自由雇佣劳动的剥削角度，这个基础都被掩盖了。然而，当我们把框架扩展到包括第三种视角，即掠夺视角时，罪魁祸首就出现了，它被理解为让剥削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与后者不同，但与后者关联在一起。通过采用一个包括“政治”和“经济”的扩展版的资本主义视角，我们获得了这个系统对不自由或被掠夺的人的非偶然的依附性，在种族上被标记为天生暴力。在资本主义构成性的剥削与掠夺的气氛中，存在着它与种族压迫长期关联的结构性基础。
四 种族化资本积累的历史体制
然而，我所描述的结构是很容易变化的。它绝不是在资本主义开始时一次性形成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在某些阶段，剥削和掠夺明显地有所区分，剥削以欧洲核心区为中心，保留给（白人男性）“劳工贵族”，而掠夺则主要在边缘地区，针对的是有色人种。相比之下，在其他阶段，这些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这种转变周期性地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压迫的动态，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它们。实际上，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
为了说明这一双重条件，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为一系列的种族化资本积累制度。在这里，在我论证的第二步，我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主要阶段中掠夺和剥削之间的特定的历史关系。对于每个制度，我具体说明了剥削和掠夺的地缘关系和人口统计：它们彼此区分的程度，它们位于不同的区域，并区分了不同的人口。对于每个政权，我也注意到剥削和掠夺的相对比重，以及它们相互联系的独特方式。最后，我确定了每个阶段的政治臣民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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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或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开始。这是马克思在创造“原始积累”这一用语的时代。通过这个短语，他发出信号，在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资本积累的主要动力不是剥削，而是掠夺。没收是这场游戏的名称，表现在核心区的圈地运动和对整个边缘地区的掠夺、抢劫和“商业狩猎黑皮肤的人”，这两方面都早于现代工业的兴起。㊟12在大规模剥削工厂工人之前，欧洲，特别是非洲和“新世界”，身体、劳动力、土地和矿产财富被大规模掠夺。在商业资本主义中，掠夺与剥削相比简直相形见绌，这对地位等级制度有重大影响。
当然，这个制度产生了种族化臣民的先兆，在后来的阶段中变得如此重要。“欧洲人”对“土著人”，自由人对产权奴隶，“白人”对“黑人”。但是，在一个几乎所有失去财产的人都具有臣民地位，而不是有权利的公民地位的时代，这些区别就不那么明显了。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人都缺乏免于被掠夺的政治保护，大多数人的状况不是自由，而是依附性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后续阶段，当核心区的多数民族男性工人通过政治斗争赢得自由权利时，后一种地位的臣民并没有被专门污名化。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大都市国家的民主化和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剥削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的兴起，“自由种族和臣民种族”之间的对比才变得尖锐起来，产生了我们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关的全面的白人至上主义地位秩序。 ㊟13
这正是19世纪商业资本主义让位于自由殖民资本主义时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新制度中，这两种形式更加平衡，关联更加密切。当然，土地和劳动力的没收仍在继续，因为欧洲国家巩固了海外殖民统治，而美国则在国内剥夺了土著人的财产，实现了永久的“内在殖民”，首先是通过扩大种族化的奴隶制，然后在废除奴隶制后，通过股份种植制度将自由人变成债务人。然而，现在，对边缘地区的不断掠夺与中心地区的高利润剥削密切相关。新的东西是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制造业的兴起，它塑造了马克思所想象的无产阶级，颠覆了传统的生活形式，引发了广泛的阶级冲突。最终，使大都市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为被剥削的工人提供了一个符合文明制度的公民权。然而，与此同时，对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残酷镇压确保了对边缘地区的长期奴役。因此，依附和自由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并且越来越种族化，被映射到人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上。这样一来，自由的“白人”，即被剥削的公民工人就成了自身让其成为可能的被贱民化(abjected)的人的反面：种族化的被掠夺的臣民。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找到了现代种族主义的长期锚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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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殖民主义政权中，掠夺和剥削的区分进一步强化了种族化。在这一阶段，掠夺和剥削似乎对应于不同的区域，并区分着不同的人口——一个是被奴役或被殖民的区域，另一个是（双重）自由的区域。然而，事实上，这种区分从来都不是那么清晰的，因为一些采掘业雇佣了殖民地居民从事雇佣劳动，而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只有少数被剥削的工人成功地完全逃脱了被反复掠夺。此外，尽管表面上看它们是分开的，但掠夺和剥削在系统上仍然混合在一起：正是对边缘地区（包括中心区的边缘地区）人口的掠夺，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食物、纺织品、矿砂和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对大都市产业工人的剥削就不会有利润。因此，在自由主义—殖民主义时期，这两个区域是不同的，但在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们相辅相成地为资本积累机制服务。
1. ◎ 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分与白人相较往往是较差的，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较为弱势的地位。——译者注
2. ◎ “黑人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来自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Robinson)，他提出了黑人解放思想的独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概念。参见Robinson,Black Marxis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Press,1999)。但罗宾逊并没有认可这一传统，而是将自己定位为它的批评者。黑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支持者的作品包括C.L.R.James,The BlackJacobins(London:Penguin Books,1938)；W.E.B.Du Bois,Black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860—1880(1938)；Eric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Carolina Press,1944)；Oliver Cromwell Cox,Caste,Class,andRace:A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Monthly Review Press,1948)；Stuart Hall，“Race,Articulation,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Dominance，”Sociological Theories:Ra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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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alism(UNESCO,1980)，305—45;Walter Rodney,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Washington,DC: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81)；Angela Davis,Women,Race,and Class(London:Women's Press,1982)；Manning Marable,How Capitalism Under-developed Black America(Brooklyn:South End Press,1983)；Barbara Fields， “Slavery,Race,and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181(May—June 1990)，95—118;Robin D.G.Kelley,Hammer and Hoe:Alabama Communist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0)，Race Rebel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lack Working Class(New York:Free Press,1996)；Cornel West，“The Indispensability Yet Insufficiency of Marxist Theory”和“Race and Social Theory，”都收录于The Cornel West Reader(New York:Basic Civitas Books,1999)，213—30 and 251—67。
3. ◎ 这种说法最初是指旨在阐明法律与种族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此后，它被美国的右翼分子所绑架，他们用它来指定和授权任何形式的系统性反种族主义研究。我在这里以及在本书中使用这个短语，并不带有贬义，而是褒义的，以指定广泛的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理论，但不限于黑人解放理论。
4. ◎ Michael C.Dawson,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Ruth Wilson Gilmore,Golden Gulag:Prisons,Surplus,Crisis,and Opposition in Globalizing Californ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Cedric Johnson,Revolutionaries to Race Leaders:Black Power and the Making of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 Barbara Ransby,Making All Black Lives Matter:Reimagining Freedo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Keeanga-Yamahtta Taylor,From #Black Lives 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Chicago:Haymarket,2016)；and Keeanga-Yamhatta Taylor,Race for Profit:How Banks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Undermined Black Homeownership(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21).
5. ◎ 如果说马克思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过程，那是错误的。相反，他在《资本论》中写到的，例如，关于奴隶制、殖民主义、驱逐爱尔兰人和“劳工的后备军”等。但除了最后一点，这些讨论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它们也没有形成在他的资本主义概念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结构性作用的类别。见KarlMarx,Capital,Vol.I,trans.Ben Fowkes(London:Penguin,1976)，781—802;854—70;914—26；和931—40。相比之下，后来的一系列思想家试图将对种族压迫的分析纳入马克思主义。见第46页注释1和第47页注释1。我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概念论证。
6. ◎ 这一表述与杰森·摩尔(Jason Moore)的想法相呼应，他指出，资本不断依赖于（从自然界以及从人身上）掠夺无偿工作，以此作为资本主义营利性生产的条件。他写道：“当生产力最大化的技术开始大量掠夺未被资本化的自然界时，它们就会恢复系统的理想的资本积累。每一个阿姆斯特丹背后都有一个维斯塔拉盆地。每一个曼彻斯特背后都有一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Jason W.Moore，“The Capitalocene,Part II:Accumulation byAppropriation and the Centrality of Unpaid Work/Energ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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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我会在下一节解释，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产生了各种种族的地位等级，将公民与臣民、国民与外国人、自由人与奴隶、“欧洲人”与“土著人”、“白人”与“黑人”、有身份的“工人”与依附性的“乞讨者”区分开来。
8. ◎ Marx,Capital,Vol.1,873—6.
9. ◎ 关于将原始积累的概念延伸到原初储存之外的另一种说法，参见RobinBlackburn，“Extend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in The Makingof New World Slavery: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1492—1800(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0)。
10. ◎ 资本积累对臣民化的依赖是一个更宏观现象的特殊情况。在其他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的存在也依赖于它的外部条件，包括一些只能由政治权力保证的条件。显然，资本积累需要一个法律框架来保证产权、执行合同和裁决争端。同样需要的还有镇压力量，镇压叛乱，维持秩序，管理异议。然后，旨在管理危机的政治举措也被证明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不同阶段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公共提供的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当然还有货币。请参考本书第五章和“Legitimation Crisis?On the PoliticalContradictions of Financialized Capitalism，”CriticalHistorical Studies 2,no.2(2015)，1—33。相比之下，我在这里着重讨论政治臣民化的同样必要的功能。
11. ◎ Judith Shklar,American Citizenship:The Quest for Inclus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2. ◎ Marx,Capital,Vol.1,915.
13. ◎ Nancy Fraser and Linda Gordon，“A Genealogy of 'Dependency’：Tracing a Keyword of the US Welfare State， , 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no.2(Winter 1994)，309—36.再版收录于Nancy Fraser,Fortunes of Feminism:From State- 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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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时代里，掠夺和剥削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从战时开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国家资本主义新制度软化了这两种形式的区分，但并没有废除这个区分。在这个时代，掠夺不再排除剥削，而是直接与之结合——如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分工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些情况下，资本从种族化的工人那里索取带有没收性质的溢价，支付给他们的薪资远远低于“白人工人”，也低于他们再生产的社会必要成本。因此，在这里，掠夺与剥削直接结合，以二元化工资账目的形式进入了雇佣劳动的内部。
非洲裔美国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农业机械化，许多人被驱赶到北方城市，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之中，但他们沦为二等工人，被分配最肮脏、最琐碎的工作。在这个时代，对他们的剥削被掠夺所覆盖，因为资本未能支付他们再生产的全部成本。支撑这种安排的是他们在吉姆·克劳法下持续的政治奴役。在整个国家资本主义时代里，美国黑人被剥夺了政治保护，因为种族隔离、剥夺公民权和无数其他制度化的羞辱继续剥夺了他们的完全公民权。即使在北方工厂或西方造船厂工作，他们仍然被视为或多或少可以被掠夺的人，而不是完全自由权利的拥有者。因此，他们同时被掠夺和剥削。 ㊟1
即使它混淆了这两种情况之间的界限，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也提高了与之相关的地位差异。在资本主义中心区新建立的福利国家为公民—工人的地位提供了额外的象征和物质价值，因为它们扩大了对那些可以申请的人的保护和福利。建立劳动权利、公司谈判和社会保险，它们不仅稳定了资本利益的积累，而且在政治上纳入了那些“仅仅”被剥削的“工人”。然而，其效果是加剧了与那些被排除在这一名称之外的人的令人反感的对比，进一步羞辱了种族化的“他者”。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和黑人权力活动家(Black Power Activists)走上街头，后者的脆弱性成为持续的激进抗议的目标，因为这种对比过于不正常，也在经验上是不正义的。
与此同时，在海外的边缘地区，非殖民化的斗争爆发了，在某个时期，掠夺和剥削的区分被合并了。独立承诺将前殖民地居民的地位从附属国臣民提升到有权利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人阶级确实实现了这种地位的提升，但不稳定且条件较差。在一个以不平等交换为前提的全球经济中，对他们的剥削也充满了掠夺，因为尽管殖民统治被推翻，但对他们不公平的贸易制度将价值掠夺到了中心区域。此外，一些人享有的有限的进步被剥夺了，绝大多数人仍然在工资关系之外，被公开征用。然而，现在，掠夺者不仅是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还有后殖民国家。后者的发展战略主要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中心，往往需要征用“自己”的原住民。即使那些认真努力改善农民和工人状况的发展型国家也不能完全成功。紧张的国家资源、新帝国主义的投资和贸易制度，以及持续的土地剥夺，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确保了在后殖民时代，剥削和掠夺两种状态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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