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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人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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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生产分开，将社会再生产与妇女联系起来，并掩盖了其重要性和价值。然而，矛盾的是，官方经济同样依赖于同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他们不承认这些过 程 的 价 值 。 这 种 分 裂 (division)— 依 赖 (dependence)— 异 议(disavowal)的特殊关系是动摇(destabilization)的秘诀。事实上，这四个D字开头的单词概括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依赖于社会再生产；另一方面，它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驱动力有可能破坏资本和我们其他人所需要的再生产过程和能力的稳定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将定期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社会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深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中的“社会矛盾”。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经济矛盾一样，这个矛盾也是危机趋势的基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位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而是位于分隔（和连接）生产和再生产的边界之上。它既不是经济内部的，也不是家庭内部的，而是在这两个领域各自的规范语法—行动逻辑之间建立起了冲突。当然，通常情况下，这种矛盾是不明显的，相关的危机趋势也是不明显的。然而，当资本对扩大积累的驱动力与它的社会基础脱节，并与之背道而驰时，它就变得更为尖锐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济生产的逻辑凌驾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之上，破坏了资本赖以生存的过程——损害了长期维持积累所需的社会能力，包括家庭内部能力和公共能力。破坏自己的可能性条件，资本的积累动态模仿了衔尾蛇，自己吃了自己的尾巴。
二 资本主义护理的历史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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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矛盾，铭刻在资本主义的DNA之中。但它在这个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事实上，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它往往是政治争论的结果。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社会行动者对划分经济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工作与家庭的不同边界提出争议，有时还成功地重新划分了这些边界。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这种“边界斗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与经常被左派所推崇的生产斗争一样，都是它的核心问题，它们与生产斗争交织在一起。而这些斗争产生的转变，往往标志着划时代的变革。
以这些变革为前提的看法，在资本主义史上区分四种社会再生产和经济生产制度。这些制度与第二章中调查的种族化资本积累制度的顺序相吻合，它们与这些制度的变革相互交叉和重叠。在这里，我们也遇到了16至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的自由殖民制度；20世纪中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当今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我在这里的重点是社会再生产的劳动，它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它在每个阶段的位置。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被定位为家庭成员、在私人家庭中工作的（无偿或低偿）家务人员、营利性公司的雇员、社会活动家和公民社会的志愿者，还是受薪的公务员？
对于每个政权来说，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因此，经济生产的社会再生产条件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危机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就是通过这些危机现象表现出来的。最后，在每一个政权中，这种矛盾激起了独特形式的社会斗争——当然这些是阶级斗争，但也是边界斗争，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都是解放斗争。
三 殖民化与家庭主妇化
首先，看一下16世纪到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在新兴的帝国商业中心区，这一制度使创造和维持社会关联的事务与以往差不多，即在村庄、家庭和延伸的亲属关系中，由习俗和教会来管理，国家并没有涉足其中，相对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这个政权暴力地破坏了边缘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联系——掠夺农民、奴役非洲人、劫掠原住民，所有这些都无情地无视家庭、社区和亲属的礼节。随之而来的反抗代表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社会再生产斗争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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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下，随着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巩固，对边缘区域社会性的大规模攻击仍在继续。但大都市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早期制造业中心，工业资本家们把妇女和儿童拖进工厂和矿场，渴望得到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和驯化。这些工人拿着绵薄的薪资，在不健康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成为资本无视支撑其生产力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的标志。㊟3因此，在这里，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性似乎是相互直接矛盾的。其结果是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是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危机，他们的维持和补偿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的道德恐慌，他们对自己摧毁了家庭和消除了无产阶级妇女的性别感到羞愧。这种情况是如此可怕，甚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精明的批判家都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早期正面冲突误认为是最后的结果。想象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终危机，他们认为，随着这个系统对工人阶级家庭的驱逐，它也在铲除妇女受压迫的基础。㊟4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处理这一矛盾的资源—部分是通过创造现代形式的“家庭”；发明新的、强化的性别区别的含义；从而让男性统治现代化。
在欧洲的核心地区，调整过程以保护性立法开始。其目的是通过限制在工厂劳动中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来稳定社会再生产。在中产阶级改革者与新生的工人组织的联合推动下，这一“解决方案”反映了不同动机的复杂组合。㊟5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的一个著名论点是，在一场划时代的战斗中“保护社会，反对经济”，他将这场战斗命名为“双重运动”，即自由市场主义者与社会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对抗。㊟6另一个动机是为了缓解对“性别平等”的焦虑。但这些动机也与其他东西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在家庭中，坚持男性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威。㊟7因此，为确保社会再生产的完整性而进行的斗争，与维护男性统治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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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的预期效果是在资本主义核心区淡化社会矛盾——即使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在边缘地区将其提高到一个极端的高度。自由殖民资本主义创造了被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称为“家庭主妇化”的东西㊟8，作为殖民化的反面，阐述了一种新的性别想象，即独立领域。将妇女塑造成“家庭中的天使”，其支持者试图为经济动荡创造稳定的压舱物。残酷的生产世界被一个“无情世界的避风港”所包围。㊟9只要每一方都保留自己的领域，并作为另一方的补偿，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就会一直被掩盖着。
在现实中，这种“解决方案”被证明是相当不稳定的。当工资仍然低于养家糊口所需的水平时，当拥挤的、被污染笼罩的公寓剥夺了隐私、损害了生育能力、损害了健康、缩短了生命时，当就业本身（如果有的话）由于破产、市场崩溃和金融恐慌而产生剧烈波动时，保护性立法无法确保劳工的再生产。这种安排也没有让工人满意。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他们成立了工会，举行了罢工，并加入了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日益尖锐、广泛的阶级冲突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似乎没有任何保证。
可以证明，将各领域分开也同样有问题。贫穷的、种族化的和工人阶级的妇女无法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务理想；如果保护性立法减轻了她们的直接剥削，它也没有提供物质支持或对工资损失的补偿。那些能够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中产阶级妇女也不总是满足于她们的处境，她们将物质上的舒适和道德上的声望与法律上的少数和制度上的依赖结合起来。对这两个群体来说，独立领域的“解决方案”主要是以妇女为代价的。但它也使她们彼此对立——例如19世纪关于卖淫的斗争，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妇女的慈善关注与她们的“失足姐妹们”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 ㊟10
在边缘地带，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里，随着资源榨取的殖民主义对被奴役人口的蹂躏，没有人可以确保独立领域和社会保护。都市的强权非但没有寻求保护本地人的社会再生产关系，反而积极推动其破坏。农民被掠夺，他们的社区被破坏，以供应廉价的食物、纺织品、矿脉和能源，没有这些东西，对大都市工业工人的剥削就不会有利润。同时，在美洲，被奴役的妇女的再生产能力被粗暴地剥夺，并屈从于种植者的利润算计，她们的家庭经常被拆散，因为她们会被转卖给不同的主人，相隔遥远。㊟11原住民儿童也被带离了他们的社区，被塞入传教士学校，并接受强制性的同化训练。㊟12当需要合理化的时候，辩解者可以很容易地援引原住民妇女不具有自然能力，还有非西方性别关系太过落后、处于父权制状态。后者的理由在殖民时期的印度很有效，慈善的英国妇女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公共平台，敦促“白人男子从棕色男子手中拯救棕色妇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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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和中心这两种环境中，女权运动发现自己在政治雷区上踟蹰不前。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拒绝隐蔽场所和独立领域，同时要求有选举权、拒绝性行为、拥有财产、签订合同、从事专业工作和控制自己的工资的权利，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似乎更看重像男人一样的对自主的渴望，而不是像女人那样被养育的理想。在这一点上，即使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际上也会同意。后者认为妇女进入有偿劳动是通往解放的途径，他们也喜欢与生产有关的价值，而不是与生殖有关的价值。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性别关联是意识形态上的，但它们背后有一个深刻的直觉：尽管它带来了新的统治形式，但资本主义对传统亲属关系的侵蚀包含了一个解放元素。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者陷入了双重困境。许多人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的任何一边都没有找到安慰。无论是依附于男性统治的社会保护，还是无视社会再生产的市场化，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她们的需求。由于既不能简单地拒绝也不能完全接受自由主义秩序，一些人试图发展第三个方向，他们称之为解放。在女性主义者设法令人信服地体现这一术语的范围内，他们引爆了波兰尼的两极模式，有效地将其转化为一个三极运动。㊟14在这种三极冲突中，保护和市场化的支持者不仅相互冲突，而且还与解放支持者发生冲突：他们当然会与女性主义者，但也与社会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发生冲突，他们都努力将波兰尼的两极对立起来，甚至在他们之间发生冲突。
尽管在理论上很有希望，但这样的战略却很难实施。只要“在经济中保卫社会”的努力与维护性别等级制相联系，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统治的反对就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蹂躏工人阶级和边缘区域的经济力量的认可。当自由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在其多重矛盾的重压下崩溃之后，在帝国主义战争、经济萧条和国际金融混乱的阵痛中，可以看到，这些关联长期存在，并最终在20世纪中期让位于一个新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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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福特主义和家庭薪资
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诞生的这个体制，试图以一种全新方式来化解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将国家权力放在再生产的一边。这个时代的国家对所谓的社会福利承担了一部分公共责任，试图对抗剥削和大规模失业对社会再生产的侵蚀作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民主福利国家和边缘地区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这一目标，尽管它们各自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有着天壤之别。
同样，其动机很复杂。一部分开明精英认为，资本榨取最大利润的短期利益必须服从于长期维持资本积累的要求。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建立，是为了避免让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崩溃，避免在大众动员的时代出现革命幽灵。从生命政治角度来看，生产力和盈利能力要求培养一支健康的、受过教育的、与制度有关的劳动力，而不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革命乌合之众。㊟15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以至于工人阶级不再拥有自我再生产的手段，在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儿童保育和养老金方面的公共投资，由企业提供补充，这些都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不得不走向内在化，纳入资本主义秩序的管理范围。
该项目与经济“需求”的新问题相吻合。为了平息资本主义特有的枯荣周期，经济改革者试图通过使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工人作为消费者承担双重责任来确保持续增长。接受工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和公共部门支出（创造就业机会），政策制定者现在将家庭重塑为国内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日常用品的私人空间。㊟16这种福特主义一方面将流水线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消费主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支持的再生产联系起来，形成了市场化和社会保护的新的综合体——波兰尼认为这两极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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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首先是工人阶级——包括妇女和男性——带头为公共供给而斗争；他们出于自身的原因而行动。问题在于，他们是民主公民在社会中的成员，因此，尊严、权利和受尊重程度，以及安全和物质福利，所有这些都被理解为需要稳定的家庭生活。因此，在拥护社会民主时，工人阶级也在评价社会再生产，以对抗经济生产的所有消耗性动力。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家庭、国家和生活世界投票，反对工厂、制度和机器。与之前体制的保护性立法不同，国家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是阶级妥协的结果，代表了一种民主进步。与之前体制不同的是，新的安排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稳定社会再生产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多数种族化的工人来说，他们家庭生活的物质压力缓解了，这促进了政治融合。
但在我们急于宣布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让这些成就成为可能的东西，存在一个基础性的排斥。和以前一样，在中心区对社会再生产的保护与（新）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福特主义为社会权益提供资金，部分是通过对边缘——包括“中心国家中的边缘国家”——的长期掠夺，这在去殖民化后以或新或旧的形式持续存在。㊟17同时，处于冷战夹缝中的后殖民地国家将已经被帝国掠夺殆尽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大规模的发展项目，这往往需要掠夺“自己”的原住民。对于边缘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再生产仍然不在治理的范围内，因为农村人口只能自生自灭。就像它的前身一样，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也与种族等级制度纠缠在一起，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样。美国的社会保险排除了家庭和农业工人，有效地削减了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权利。㊟18奴隶制时期开始的再生产劳动的种族分工，在吉姆·克劳法时期有了新的表现，有色人种妇女找到了低薪工作，为“白人”家庭照顾孩子和打扫房屋——这是以无法护理她们自己的家庭为代价的。㊟19然后，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依赖于一个新的工业—能源综合体，以内燃机和精炼油为中心。其结果是将全球北方的社会再生产收益建立在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之上，但这种破坏不仅仅存在于全球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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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安排中依然存在性别等级制度。在一个时期——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当女性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公众的关注时，几乎没有人质疑这样的观点：工人阶级的尊严需要“家庭薪资”，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以及明确意识到性别差异。因此，在中心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趋势是重视异性恋，男性养家糊口，女性勤俭持家这样两性分工的家庭模式。对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投资强化了这些规范。在美国，福利制度采取了二元化的形式，一方面为缺乏男性薪资的（主要是“白人”）妇女和儿童提供名声不太好的贫困救济，另一方面为那些被视为“工人”的人（主要是“白人”男性）提供带来尊重的社会保险。㊟20相比之下，欧洲的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巩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在许多情况下，母亲的养老金和与有偿劳动挂钩的权利之间的划分，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国家内部竞争产生的鼓励生育议题而推动的。㊟21这两种模式都证明并鼓励家庭薪资。对家庭和工作的制度化理解，使异性恋、性别二元论和性别等级制度变得十分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平等现象从政治议题中剔除。
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民主主义为社会保护和市场化的联盟牺牲了解放，即使它在数十年间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开始解体；首先是政治上的解体，在60年代，全球新左派运动爆发，以解放的名义挑战其帝国、性别和种族隔离，以及其官僚家长制；然后是经济上解体，在70年代，滞胀、“生产力危机”和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迫使新自由主义者努力解除了市场化的束缚。如果这两方联合起来，最终被牺牲掉的将是社会保护。
五 双职工家庭
就像之前的自由殖民政权一样，国家资本主义秩序在漫长的危机中解体了。到20世纪80年代，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家可以看出一个新体制的雏形，它将成为当今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这个制度促进了国家和企业对社会福利的投资，同时大量招募妇女加入有偿劳动队伍——将护理工作外化到家庭和社区，同时削弱了她们的能力。其结果是一种新的、双重化的社会再生产组织，对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是商品化的，对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是私有化的，因为第二类人中的一些人提供护理工作，以换取第一类人的低薪。同时，女性主义批判和非工业化的一举两得，明确地剥夺了家庭薪资的所有可信度。这个社会民主的理想已经让位于今天的“双职工家庭”的新自由主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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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以及这一制度的关键特征，是债务成为了中心。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债务是全球金融机构向国家施压的工具，用来削减社会开支，强制执行紧缩政策，并与投资者勾结，从手无寸铁的人群中榨取价值。全球南方的农民也主要是通过债务被掠夺——被新一轮的企业土地圈地运动所掠夺，目的是垄断能源、水、耕地和“碳补偿”(carbon offsets)的供应。在历史的中心区域，资本积累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债务进行：随着低薪、不稳定的服务劳动取代了工会下的工业劳动，工资下降到社会必要的再生产成本以下；在这种“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持续的消费支出需要扩大消费信贷，而消费信贷则以指数形式增长。㊟22换句话说，现在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债务吞噬劳动力，规训国家，将财富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并从家庭家族、社区和自然界攫取价值。
其结果是加剧了资本主义在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前一个体制允许国家使私人公司的短期利益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长期目标，部分是通过公共供给来稳定再生产，而当下的体制允许金融资本为了私人投资者的直接利益来规训国家和公众，特别是要求公共投资脱离社会再生产。以前的制度是将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结合起来，反对解放，而现在的制度则产生了一种更反常的构造，即解放与市场化结合起来，破坏社会保护。
新体制是在两个斗争的命运交汇中出现的。一个是自由市场主义者一心想要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与核心国家日益衰落的劳工运动对立起来；后者曾经是支持社会民主的最强大的基础，现在即使没有完全被打败，也处于守势。另一个斗争使反对性别、种族、民族和宗教等级制度的进步的“新社会运动”与寻求维护既定的生活世界和（适度的）特权的人群对立起来，这些人现在受到新经济的“世界主义”的威胁。在这两个斗争的碰撞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后果：一个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它推进“多样性”、贤人政治和“解放”，同时废除了社会保护，重新将社会再生产外部化。其结果不仅是将没有防御能力的人群抛弃在资本掠夺之下，而且还以市场方式重新定义什么是解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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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运动参与了这个过程。所有这些运动——包括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性少数者(LGBTQ)解放和环保主义——都产生了对市场友好的新自由主义潮流。但鉴于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对性别和社会再生产的关联，女性主义的发展尤为重要。像它之前的体制一样，金融资本主义在性别的基础上将生产与再生产的划分加以制度化。然而，与之前体制不同的是，它的主流相反是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妇女应该在每个领域与男人平等，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来实现她们的才能——也许特别是在生产领域。相比之下，再生产似乎是一种落后的残留物，是一种必须以某种方式甩掉的进步障碍——在通往解放的路上。
1. ◎ 本章的早期法语版本已于2016年6月14日在巴黎作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马克·布洛赫讲座发表，可在该研究院的网站上查阅。我感谢皮耶尔-西里尔·奥特考(Pierre-Cyrille Hautcœur)的讲座邀请，感谢约安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的讨论，感谢马拉·吞(Mala Htun)和爱礼·撒列茨基(Eli Zaretsky)的有益评论，感谢塞兰·埃贝(Selim Heper)的研究协助。
2. ◎ 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提出了这一版本的论点。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表述包括Eli Zaretsky,Capitalism,the Family,and Personal Life(London:Pluto Press,1986)；and Lise 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Boston:Brill,2013］。另一种更有力的阐述可以 参看Nancy Folbre,The Invisible Heart(New York:New Press,2002)。 后来社会再生产理论家的阐述包括Barbara Laslett and Johanna Brenner，“Gende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989)；Kate Bezanson and Meg Luxton,eds.,Social Reproduction(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6)； Isabella Bakker，“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 Gendered Political Economy，”New Political Economy 12,no.4(2007)；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Remapping Class,Recentering Oppression,ed.Tithi Bhattacharya(Pluto Books,2017)；Susan Ferguson,Women and Work:Feminism,Labor,and Social Reproduction(Pluto,2019)；and Cinzia Arruzza,Tithi Bhattacharya,and Nancy Fraser,Feminism for the 99%：A Manifesto(Verso,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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