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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人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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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结构论证
说资本主义是全球变暖的主要社会历史动因是什么意思？在一个层面上，这种说法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因果关系的陈述。与通常的“人为的气候变化”的模糊说法相反，它不是把责任归咎于一般“人”，而是归咎于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家阶层，他们设计了化石燃料的生产和运输系统，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当转向我论证的历史部分时，我将在后面的论证中以经验方式为这一主张辩护。但这里有比历史因果关系更多的工作。根据我的理解，资本主义因其结构本身，非偶然地推动全球变暖。我现在要解读的正是这一强有力的系统性主张，而不是其较弱的经验表达。
我首先要预先说明一个可能的误解。说资本主义非偶然地推动气候变化，并不是说生态危机只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反，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环境困境而灭亡，包括一些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比如古代帝国由于砍伐森林或轮种作物失败而毁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同样，一些自称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通过无休止的日常燃煤和惨烈的一次性灾难（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这些案例表明，生态破坏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
然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尽管有“爱护自然”的世界观，并且主要是由于无知——例如，未能预测到森林砍伐和过度种植的后果，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还是发生了。这些危机本来是可以预防的，而且有时是通过社会学习，促使社会实践的转变来预防的。这些社会的内在动力并没有要求产生这些损害的做法。对于自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世界观和这些承诺都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内部动力。它们的根源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发芽的地缘政治土壤个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所构成的世界体系，由这种环境所培育的“追求”资源开采的心态，以及由它所青睐的化石燃料的巨型工业化模式。这样说并不是要让这些社会的统治者脱罪；他们将永远为在充满恐惧和痴迷于保密的官僚体制环境中作出的灾难性决定负责，这是他们有意培养出来的素质。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并不要求这种环境或这种决定。如果没有普遍的外部限制和内部变形，这样的社会原则上可以发展出与非人类自然互动的可持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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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已知的社会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核心是巩固了生态危机的根深蒂固的趋势。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已经准备好产生反复的环境危机。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态困境不能通过增加知识或绿色的名义来解决。所需要的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为了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概念。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经济体系，而是一个更宏大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组织经济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也是一种组织生产和交换与其非经济可能性条件的关系的方式。许多人都明白，资本主义社会将一个专门的经济领域——一个所谓的“价值”的抽象概念的领域——制度化，在那里，商品由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在私人拥有的生产工具上生产，由私人公司在定价市场上出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利润和资本积累。然而，人们经常被忽视的是，这一领域在构成上依赖于——或者可以说是寄生于一系列社会活动、政治能力和自然进程，而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定义为非经济活动。这些不具有“价值”，并在经济之外的东西，构成了经济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当然，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说，如果没有形成和维持从事雇佣劳动的人类的社会再生产的无偿劳动，商品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如果没有支撑私有制和契约性交换的法律秩序、镇压武力和公共财产，这种生产亦不可能存在。最后，我将在这里详细解释，如果没有保证重要投资（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来源）可用性的自然过程，利润和资本也都无法存在。这些“非经济”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外部因素，而是资本主义的整体要素。忽略这些方面，资本主义概念就是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与它的经济等同起来，就是鹦鹉学舌，是这个系统自己的经济主义的自我理解，从而错过了对它进行批判性质疑。为了能进行批判，我们必须更广泛地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它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那些所谓的非经济的活动、关系和过程，它们让经济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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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经过修订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为关键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及其“他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包括所谓的“自然”。在本质上，这种关系是矛盾的，而且容易爆发危机。一方面，该系统的经济基本上依赖于自然，既是生产投入的水龙头，又是处理其废物的水槽。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了十分鲜明的区分——将经济构建为生产价值的人类创造性活动，而将自然定位为物质领域，没有价值，但可以无限地自我补充，一般可以在商品生产中加工为商品。
当资本进入这个混合体时，其本体论上的鸿沟变成了汹涌的地狱。一个被设计成“自我”增殖的货币化抽象物，资本永无止境地进行资本积累。其效果是激励那些希望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产者尽可能便宜地掠夺“自然的馈赠”，这些馈赠是完全免费的，同时也免除了这样的义务，即补偿自然因掠夺而损失的东西，修复自然遭到的伤害。损害是利润的反面。由于他们的生态再生产成本打了折扣，让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所有主要投资都大大获益——不“只是”原材料、能源和运输，还有劳动力，因为当资本从自然界以廉价的价格夺取食物时，工人的工资随着生活成本的下降而下降。在每一种情况下，资本家都会以利润形式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攫为己有，同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那些不得不承受这些恶劣后果的人，包括人类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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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不仅是一种与劳动的关系，也是一种与自然的关系一种吃人的、榨取的关系，它消耗越来越多的生理和物理财富，以积累越来越多的“价值”，同时不承认生态的“外在性”。并非偶然的是，同样积累起来的，还有一座不断攀升的生态残骸之山。大气层被碳排放破坏；气温攀升，极地冰架消融，海平面上升，塑料岛堵塞航道；生物大规模灭绝，生物多样性下降，气候性的生物和病原体迁移，致命病毒的人畜共患传播风险增加；超级飓风，肆虐的干旱，巨型蝗虫群，到处蔓延的森林火灾，滔天的洪水；死亡区域，毒化的土壤，无法呼吸的空气。资本主义经济在系统上已经准备好搭上便车，但代价是一个无法真正自我补偿的大自然，它总是动摇了让它自己成为可能的生态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生态矛盾，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这个社会在经济和自然之间建立了关系。这种矛盾深植于系统的结构之中，被概括为四个以字母D开头的单词㊟1：依赖、分裂、异议和动摇。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社会使“经济”依赖于“自然”，同时在本体论上将它们区分开。这种安排允许最大限度地积累价值，同时将自然界定义为未参与经济之中的，这种安排使经济不承认它产生的生态再生产成本。随着这些成本成倍增加，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并且定期地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豆腐渣式的大厦(jerry-rigged edifice)。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同时需要和破坏自然，它也是一个吞噬自己重要器官的食人者。像衔尾蛇一样，它吃掉了自己的尾巴。㊟2
这一矛盾也可以用阶级权力来表述。根据定义，资本主义社会把组织生产的任务交给了资本，或者说，交给了那些致力于资本积累的人。这个系统允许资本家阶级提取原材料、生产能源、控制土地使用、设计食品系统、生物勘探药物和处理废物，有效地将对空气和水、土壤和矿物、植物和动物、森林和海洋、大气和气候——也就是对地球上生命的所有基本条件——的大部分控制权交给他们。因此，资本主义社会赋予了一个有强烈动机去破坏自然的阶级以管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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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有时会进行事后干预，以减轻损失，但总是被动的，以追赶的方式，并且不会影响所有者的特权。因为他们总是比温室气体的排放者晚一步，所以环境法规很容易被企业的变通方法所颠覆。而且，由于它们保留了允许私人公司组织生产的结构性条件，它们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系统给了资本家们掠夺地球的动机、手段和机会。是他们，而不是一般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全球变暖—但不是因为偶然或单纯的贪婪。相反，支配他们的行动并导致这一结果的动力已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
无论我们从哪种说法开始，我们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组织的社会在其DNA中镌刻着生态矛盾。他们有能力催生“自然灾难”，这些灾难在他们的历史上定期发生，但不是偶然的。因此，这些社会有一种内在的生态危机的倾向。他们不断地产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作为他们工作方式的一部分和组成部分。尽管并不总是很严重，甚至不明显，但这些脆弱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堆积起来，直到达到一个临界点，危机就会爆发。
二 彼此关联的各种矛盾
说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消除我们社会秩序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特征，我们就无法拯救地球。首先需要的是把支配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权力从目前垄断权力的阶级手中夺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头开始重塑这种关系。但这需要摧毁他们的权力体系：武装力量和财产形式、有害的“价值”本体论和冷酷无情的资本积累，所有这些都共同推动了全球变暖。总而言之，生态政治学必须反资本主义。
这个结论在概念上十分重要。但它还没有说清楚整个故事。为了使画面更为完整，我们需要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影响到自然，以及围绕自然而进行的斗争。这里最关键的是我之前提到的一点：自然界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非经济前提条件，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危机爆发点。相反，正如我们知道的，资本主义生产还依赖于社会生产和政治前提。而这些安排也是有矛盾的——不亚于围绕自然的布局。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以我们忽视的方式与后者相互作用，从而给我们带来危险。它们也必须包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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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里，资本主义组织的也不仅仅是生产。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说过，它还构建了生产与社区和家庭中——但不仅仅是妇女的事情——所从事的多种形式的护理工作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持构成“劳动”的人的生命，并建立使合作成为可能的社会联系，护理工作对任何社会供应系统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资本主义组织工作的独特方式与它组织自然的方式一样，都是有矛盾的。在这里，这个系统也是通过区分来运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把生产从再生产中区分开来，只把前者作为价值的中心。其结果是允许经济搭上社会的便车，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吞噬掉护理工作，耗尽提供护理工作所需的能量，从而危及其自身可能性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在这里，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社会再生产危机。
一个类似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依赖一系列的政治支持：依赖遏制异议和实施镇压；依赖保障私有制和允许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依赖使私营企业能够盈利的多种公共产品。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条件，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但资本主义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方式也会动摇自己的根基。这种安排将资本的私人力量与国家的公共力量区分开来，激励了前者掏空后者。那些以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为存在理由的企业完全有理由逃税，逃脱监管，将公共产品私有化，并将其业务离岸化——吞噬其让其成为可能性的政治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吞噬其尾巴的准备，它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危机，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是资本的另外两个矛盾，它们也遵循分裂、依赖、异议和动摇的四个D打头单词的逻辑。从这个角度考虑，作为分析性的抽象概念，它们与这里剖析的生态矛盾密切相关。但这种说法误导了人们。这三个矛盾事实上并不是平行运作的，而是彼此互动的，而且是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矛盾互动的。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此密切，如此相辅相成，以至于若其中某个矛盾一旦脱离其他矛盾，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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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一下，社会再生产劳动，和生与死的问题密切相关。对儿童的护理不仅包括社会化、教育和情感培育，还包括妊娠、分娩、产后护理和持续的身体保养。同样，对病人和临终者的护理也侧重于治疗身体和减轻痛苦，以及提供安慰和保证他们的尊严。每个人——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无论生病还是健康——都要靠护理工作来维持他们的住所、营养和卫生，以利于身体健康和社会联系。总的来说，社会再生产工作的目的是维持同时具有自然和文化的人的存在。它融合了这种区别，是社会性和生物学、共同体和栖息地可以彼此交互的界面。
因此，社会再生产与生态逻辑再生产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前者的危机也是后者的危机，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关于自然的斗争也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斗争。当资本破坏了支持人类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时，它同时也危害了护理工作——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生计和社会关系。反之，当人们反击时，往往是为了一举捍卫整个生态—社会关系，似乎是为了忽略资本主义的划分的权威性。生态批判理论家应该以他们为榜样。除非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与它的社会再生产矛盾放在一起考虑，否则我们无法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尽管该系统致力于将自然、护理与经济区分开来，但它同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广泛的互动关系。但这些互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
这同样也适用于生态和政治，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密切相关的。公共权力，通常是国家，提供法律和军事力量的保障，使资本能够免费或廉价地掠夺自然财富。而当生态破坏变成直接的威胁，以至于其威胁无法再忽视时，人们就会求助于公共权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责成国家监督经济和自然之间的界限：促进或限制“发展”，监管或放松排放；决定在哪里丢弃有毒废弃物，是否以及如何减轻其影响，保护哪些人，以及将哪些人置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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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经济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意义不止一种。这些斗争通常集中在国家为保护自然不受经济影响而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具体政策上，它们往往变成关于公共权力的限制、其控制私人（公司）权力的权利和能力的冲突。这种斗争的关键还在于管辖权：对全球变暖等问题进行干预的适当规模和机构，根据定义是跨地域的管辖。同样有争议的还有自然的语言：赋予它的社会意义，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与它的关系。最后，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的，每一场生态竞赛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元政治问题。究竟谁应该决定这些问题？因此，在每个层面上，自然与经济的关系都是政治性的。除非我们掌握资本主义当前危机的生态层面与政治层面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它。若不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也不可能解决第一个问题。
最后，生态学也与资本主义在剥削和掠夺之间的基本区分纠缠在一起。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这种划分大致相当于全球的肤色区分线，把那些社会再生产成本由资本通过支付生活工资而被剥削的人口，与那些劳动和财富被资本纯粹掠夺而几乎没有任何补偿的人口区分开来。前者被定位为自由的、有权利的公民，能够获得（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政治保护，而后者则被定位为依附性或不自由的臣民，他们被奴役或被殖民，无法要求国家保护，并不拥有一切自卫手段。这种区别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从新世界的种族化产权奴隶制时代到直接统治的殖民主义时代，再到后殖民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在每一种情况下，对一些人的掠夺都是对其他人进行有利可图的剥削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需要反对这一配置，这一配置是资本主义自身叙事的核心，并让其长期继续存在。
掠夺也是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资本可以非常廉价地获得能源和原材料，即使不是免费的。这个系统的发展部分是通过吞并自然界的大块土地，而它不需要为这些土地的再生产支付费用。然而，在掠夺自然的同时，资本也掠夺了人类社区，对他们来说，被没收的物质和被污染的环境是他们的栖息地、他们的生计手段和他们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因此，这些社区承担了全球环境负荷中极不相称的份额。他们的掠夺使其他（“白人”）社区有机会得到庇护，至少暂时不受资本吞噬自然的最坏影响。因此，这个系统对生态危机的内在倾向与它为掠夺而创造有种族特征的人口的内在倾向紧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批判理论也不能脱离第二种情况而充分理解第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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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不能与该系统的其他基本矛盾不合理地和不公正地区分开来。采用单一视角的环境主义的还原性的生态学观点会忽视后者，就是错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的制度结构。这个社会不仅将经济与自然区分开来，而且还将经济与国家、护理和种族/帝国的掠夺区分开来，这个社会建立了一个相互影响的矛盾关联，批判理论必须在一个框架内部来共同追踪这些矛盾。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历史上，这一结论会获得更多支持。
三 讨论“自然”的三种方式
不过，首先要谈一下“自然”。这个词被普遍认为不好理解，它在前面几页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我现在建议将其区分开来，然后再引入第三种含义。在谈到全球变暖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时，我假定自然界是气候科学研究的对象：当碳汇㊟3(carbon sinks)被淹没时，自然界会通过生物物理过程，在我们背后进行反噬，与我们是否理解这个过程无关。这种科学实在论的概念，称为“自然一”(NatureI)，与我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另一个含义相抵触。那里的“自然”是指从资本的角度，作为“人类”的本体论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东西的集合，没有价值，但可以自我补偿，可以作为实现价值增殖的系统手段。这种概念，称为“自然二”(Nature II)，它是资本主义的建构，在历史上特定阶段上出现的，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虚构或单纯的观念。它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运作，而资本积累也是系统地进行的，独立于我们的理解，它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自然一有重大的实际影响。
然而，现在，当我们转向历史时，我们准备迎接另一种自然的概念。这个概念，即自然三(Nature III)，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具体的、随时间变化的、总是已经被其人类和非人类元素之间先前的物质变换所标记的。这是与人类历史关联在一起的自然，由后者塑造，也塑造了后者。我们从生物多样性的大草原转变为单一种植的农田；从用树木种植园取代古老的森林；从破坏雨林为采矿和养牛开路；从保护“荒野”和开垦湿地；从养殖动物和转基因种子；从气候和“发展”引起的物种迁移引发人畜共患的病毒传播中看到了这一点，这些都是地球历史上（相对短暂）资本主义阶段的例子。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杰森·W.摩尔(Jason W.Moore)提出用小写的复数“历史上的诸多自然”㊟4取代大写的单数“自然”时，让我们想起了“自然三”的观念。我将在下文中使用摩尔的说法，以及“社会生态学”，将社会/自然描绘成一个互动的历史关联——一个资本试图控制但现在有可能将其抹去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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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这四个以D开头的单词分别是依赖(dependence)、分裂(division)、异议(disavowl)和动摇(destabilization)。——译者注
2. ◎ 我对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阐述，得益于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对“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的开创性理论思考。他借鉴了卡尔·波兰尼的思想，他概括了“生产条件”和资本破坏这些条件的趋势，从而为此铺平了道路。参见“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with anAddendum on the Two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in JamesO'Connor,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NewYork:Guilford,1998)，158—7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资本主义与生态学》中正确地指出了奥康纳论述的一些还原论的方面。“Capitalismand Ecology:The Nature of the Contradiction，”Monthly Review54,no.4(2002)，6—16.但这些对于奥康纳的中心观点并不重要，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见解的采纳。
3. ◎ 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1997年12月，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由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正式生效。由此形成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简称“碳汇”）。——译者注
4. ◎ Jason W.Moore,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Ecology and the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5).不幸的是，摩尔似乎假设自然三可以简单地取代自然一，他接着将其斥为“笛卡尔式”的自然。这种假设在政治上是无效的，因为它实际上使气候科学失效。它在概念上也是混乱的。正如我在下面解释的那样，这些自然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冲突，而且可以协调使用。关于我与摩尔的分歧，参见Nancy Fraserand Ra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Theory,ed.Brian Milstein(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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