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资本主义

然而，问题会更为深入一些。新自由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今天的民主危机绝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危机。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危机。相反，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主要阶段都产生了政治动荡，并被政治动荡所变革。商业资本主义定期被一连串的边缘区域奴隶起义和大都市民主革命所扰乱并最终被摧毁。它的自由放任的继任者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动荡，包括多次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暴动、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反殖民主义起义，然后在世界大战时和战后时代让位于国家资本主义。后者的体制的政治危机并不鲜见，在屈服于新自由主义之前，它经历了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叛乱浪潮、全球新左派起义、旷日持久的冷战和核军备竞赛，从而迎来了当前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

这段历史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当前的民主危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困境，无论多么尖锐，都是一个更悠久的故事的最新章节，它涉及资本主义本身的政治变迁。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而且只要是资本主义都很容易出现政治危机，且不利于民主。

这就是本章的前提。在这里，我把目前的民主困境作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的一部分。但我也沿袭了前几章的做法，论证了一个更有力的论点：不仅仅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有一个矛盾，使其倾向于政治危机。与本书前面讨论的那些矛盾一样，这种危机，我称之为“政治”的基本矛盾，是刻在资本主义系统的DNA中的矛盾。那么，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民主危机远不是一种反常现象，而是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目前的金融化阶段所具有的形式。

一　“这样”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

我的论点依赖于我在第一章中阐述的扩展版资本主义的理解。正如我在那里指出的，许多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经济体系。他们专注于经济内在矛盾，将资本主义危机等同于经济功能紊乱，如大萧条、产业链断裂和市场崩溃。其结果是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说明，忽略了其非经济矛盾和危机形式。最重要的是，被排除在外的是基于领域之间矛盾的危机——当资本主义的经济需求与非经济领域的再生产需求相碰撞时产生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的健康对长期持续的资本积累至关重要，更不用说它对人类福祉的重要价值。

第三章中探讨的一个例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矛盾。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将积累的秘密置于商品生产的“隐蔽场所”，即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地方。但他们并不总是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依赖于更隐蔽的无偿护理劳动的场所，这些工作往往由妇女来完成，形成并补充“劳动”的人类主体。资本深深地依赖这些社会再生产活动，但却没有赋予它们任何（货币化的）价值，将它们视为免费的和无限的，并且很少或没有努力去维持它们。因此，如果任由它自己发展，并且鉴于它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驱动，它总是有可能破坏它所依赖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稳定。

第四章阐述的另一个例子是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依赖于自然——既作为“水龙头”，为商品生产提供物质和能源投入，又作为“水槽”，吸收后者的排放废物。另一方面，资本不承认它所产生的生态成本，有效地假设自然可以自主地、无穷无尽地自我补偿。在这种情况下，蛇也倾向于吃自己的尾巴，吞噬它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领域间的矛盾导致了一种超越经济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倾向：一种是社会再生产危机，另一种是生态危机。

我现在建议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民主目前的困境，从而摆脱政治主义(politicism)的陷阱。这样看来，我们目前的政治困境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相反，它们的基础是领域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和资本积累所依赖的公共权力的维护之间的矛盾。核心问题可以这样说：合法的、有效的公共权力是持续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条件；但资本对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驱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破坏它所依赖的公共权力的稳定性。我将在此论述这一矛盾，它是我们目前民主危机的根源所在。但我也将论证，后者与系统的其他困境密不可分，无法单独解决。

二　公共权力

首先，让我们通过注意到资本依赖公共权力来建立和执行其基本规范追求这一假设。毕竟，如果没有一个支撑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的法律框架，资本积累是不可想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权力来保证产权、执行合同和裁决争端；镇压叛乱、维持秩序和管理异议；维持构成资本命脉的货币制度；努力防止或管理危机；制定和执行身份等级制度，如区分公民和“外国人”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非官方的身份等级制度，如区分有权出售其劳动能力的可剥削的自由工人和可征用的“其他人”的身份等级制度，后者的资产和人身权利可以被剥夺。

从历史上看，有关的公共权力大多存在于领土国家，包括那些作为殖民国家运作的国家。正是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建立了看似非政治化的舞台，私人行为人可以在其中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不受“政治”干扰。同样，也是领土国家调动了“合法武力”来镇压对征用的抵抗，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和维持的。然后，也是民族国家，将主观权利赋予一些人，而剥夺另一些人的主观权利。最后，正是这样的国家将货币国有化和低价化。在这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之后，这些政治力量采取了后续措施，以加强资本积累利润和面对挑战的能力。他们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偿，引导经济发展，支持社会再生产，缓解经济危机，并控制相关的政治后果。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资本主义经济在地缘政治层面也有政治上的可能性条件。这里的问题是领土国家所处的更广泛空间的组织。这是一个资本似乎很容易流动的空间，因为它有固有的扩张主义的动力，以及从边缘地区向其中心地区吸纳财富的内在动力。但是，它跨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进行扩张、从对被征服的人民的掠夺中获利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国家—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取决于跨国政治安排：取决于国际法、大国之间的中介协议，以及部分安抚（以有利于资本的方式）有时被想象为自然状态的全球空间的超国家制度。在整个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直依赖于一系列全球霸权的军事和组织能力，这些霸权试图在多国政治制度的框架内促进规模逐步扩大的积累。 ㊟6

因此，在国家领土和地缘政治这两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经济都深深地欠着外部政治力量的债。对所有主要的资本积累流动，这些“非经济”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对（双重）自由劳动的剥削和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对种族化臣民族群的掠夺，让其财富从边缘向中心的吸纳；对金融、空间和知识的组织；以及对利息和租金的积累。政治力量（像社会再生产和非人类自然）绝不是边缘的衍生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公共权力对其运作至关重要，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化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然而，维护政治权力与资本积累的必要存在着紧张关系。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独特的制度地形学，它将“经济”和“政治”区分开。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与早期形式不同，在早期形式中，这些情况被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劳动、土地和军事力量被控制在单一的领主和臣僚制度之下。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区分开来；每一种权力都被分配到自己的领域，被赋予自己独特的媒介和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7组织生产的权力被私有化，并被移交给资本，而资本应该只应用于那些饥饿和需求的“自然”“非政治”的制裁。管理“非经济”秩序的任务，包括那些为资本积累提供外部条件的秩序，落在了公共权力上，只有它可以利用法律和“合法”国家暴力的“政治”媒介。因此，在资本主义中，经济是非政治的，而政治也是非经济的。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的构成，这种区分严重限制了该秩序中的政治范围。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交给“市场”统治（实际上是交给大公司），它宣布它们不受民主决策、集体行动和公共控制的限制。这种安排剥夺了我们在什么样的能量基础上，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集体决定要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能力。它也剥夺了我们决定如何使用我们集体生产的社会盈余的能力；剥夺了我们与自然和后代的关系的能力；剥夺了我们组织社会再生产的工作及其与生产的关系的能力。那么，根据其内在结构，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反民主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也必须是有限和脆弱的民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不处于最佳状态，无论它是否包容什么民主，也一定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麻烦的是，资本就其本质而言，试图两全其美。一方面，它从公共权力中免费获得一些保护，利用法律制度、镇压力量、基础设施和监管机构，这些都是资本积累所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同时，对利润的渴求不时地诱惑着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对公共权力进行抵抗，说它比市场调节要恶劣，并计划削弱公共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当短期利益压倒长期生存时，资本再次威胁要摧毁其自身可能性的政治条件。

那么，这里有一个深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中的政治矛盾。像我讨论过的其他矛盾一样，这个矛盾也是以危机为基础的，它不是在经济之内，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区分的经济与政治的边界上。就资本主义而言，这种区域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每种形式都走向政治危机。

三　资本主义史上的政治危机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阐述资本主义本身的这种政治危机的结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像这样”存在的，而只是以历史上特定形式或资本积累体制存在。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基本区分并非恒定的，而是饱受争议和变化的。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社会行动者在区分经济和政治的边界上进行斗争——有时会成功地重新划定这些边界。例如，在20世纪，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迫使国家承担起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责任。相比之下，在21世纪，“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改变了国际规则，强烈刺激国家放弃这种努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其结果都是修改了以前确立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划分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就像在每个阶段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的公共权力一样。

在第一章中，我所谓的“边界斗争”，这种变革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如果我们采用一种视角，我们可以区分出我在前几章中确定的四种历史上的资本积累制度的政治对应物：现代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的自由—殖民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中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当前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条件在国家—领土和地缘政治层面上都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在每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也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在不同的危机现象中得到体现。最后，在每个政权中，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激发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

首先，考虑一下资本主义最初的商业阶段，这个阶段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大约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是部分地与国家分离。土地和劳动力都不是真正的商品，道德—经济规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日常生活交往，甚至在欧洲中心地带的城镇也是如此。专制主义统治者利用他们的权力来管理其领土内的商业，即使他们从外部掠夺（通过军事力量实现）和远程贸易（在热那亚和荷兰的霸权下以资本主义方式）中通过扩大奴隶、贵金属和奢侈品的世界市场而获利。其结果是内部/外部的划分：国家领土内的商业监管，国家领土外的“价值规律”。

虽然这种区分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无法持久。随着在国际上运行的价值逻辑开始渗透到欧洲国家的国内空间，这种秩序中的紧张关系加剧，改变了地主及其家属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在城市中心培养了新的职业和商业环境，成为自由主义甚至革命思想的温床。同样具有腐蚀性的后果是统治者的债务不断增加。由于急需收入，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召开他们最终无法控制的议会机构。而这在一些情况下导致了革命。

由于这种经济腐蚀和政治动荡的结合，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在19世纪被一种新的制度所取代，这种制度通常被称为“自由”或“放任”资本主义——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术语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这个阶段，经济/政治的关系得到重新配置。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直接使用公共权力来管理内部商业。相反，他们构建了“经济”范畴，其中生产和交换似乎通过“纯经济”的供需机制自主运作，不受公开的政治控制。这种构建的基础是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它体现了合同、私有财产、定价市场和相关的“自由人”的主体权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视为功利最大化、公平交易者。其结果是，在国家层面上，国家的公共权力和资本的私人权力之间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分野。

但是，当然，国家一直在使用镇压权力，使土地掠夺神圣化，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双重自由的无产阶级。这样一来，他们就为大规模剥削雇佣劳动创造了阶级的前提条件，而雇佣劳动与化石能源相结合，为工业制造的大规模起飞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阶级冲突。在一些大都市中，激进的劳工运动和他们的盟友能够迫使统治阶级妥协。主体族裔的工人赢得了投票权和政治公民权，同时有效地承认了资本统治工作场所并在其中剥削他们的权利。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区，这种妥协并不存在。欧洲殖民国家撕下了一切政治的伪装，调集军事力量镇压反帝国的叛乱。为了确保对被征服人口的大肆掠夺能够长期继续，他们在英国霸权下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基础上巩固了殖民统治——所有这些都让人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这一说法产生怀疑，并让我改为说“自由—殖民资本主义”。

此外，几乎从一开始，这个体制就受困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在中心区域的民主化国家，政治平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在一些人看来，政治权利的扩大与边缘地区正在进行的残酷压迫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他们感到不安。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诊断的自由殖民主义经济逻辑的无限性、超地域性和其民主政治的有限性、局限于地域的特点之间的矛盾。^㊟8难怪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强调，可以证明，这种经济/政治的区分会带来长期不断的危机。在经济方面，“自由”资本主义会遭遇周期性的萧条、崩溃和恐慌；在政治方面，它产生了激烈的阶级冲突、边界斗争和革命——所有这些都被国际金融混乱、反殖民主义叛乱和帝国主义之间战争所助长和推动。^㊟9到了20世纪，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多重矛盾已经转移到了一个长期的总危机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个新体制的确立，这个危机才最终得到解决。

在这个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中心国家开始在自己的领土上更积极地使用公共权力，以防止或缓解危机。在美国霸权下，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承担社会再生产的一些成本，促进（接近）充分就业和工人阶级消费主义，接受工会作为三边合作主义谈判(trilateral corporatist bargaining)的伙伴，积极引导经济发展，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偿，并为了自身利益普遍约束资本。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确保持续的私人资本积累的条件，同时在广义的政治范围内也驯服了资本：它们通过提高公民身份价值和给予他们在系统中的利益来吸纳潜在的革命阶层。其效果是在几十年内稳定了局势，但也付出了代价。为资本主义中心区主体民族产业工人提供“社会公民权”的安排建立在一些不太良好的背景条件上：建立在妇女对家庭工资的依附性上，建立在对种族和民族的排斥上，建立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持续帝国式的掠夺上。即使在非殖民化之后，后者仍以新的手段进行，严重限制了新独立国家稳定其社会、引导发展和保护其人民免受市场媒介掠夺的能力。其结果是埋下了一些政治定时炸弹，这些炸弹的引爆最终会与其他进程汇合，促使这个政权垮台。

最后，国家资本主义也遇到了自己的矛盾，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矛盾。工资上涨和生产力提高的普遍化结合在一起，降低了中心地区制造业的利润率，促使资本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使市场力量摆脱政治监管。同时，一个全球性的新左派爆发了，挑战整个大厦所依赖的压迫、排斥和掠夺。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漫长的危机，时而尖锐，时而缓慢沸腾，在此期间，国家资本主义解决方案被目前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悄然取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四　双重打击

金融资本主义再次重塑了经济/政治的关系。在这个制度中，中央银行和全球金融机构已经取代国家成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的仲裁者。现在是他们，而不是国家，制定了许多最重要的规则，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关系：劳工和资本之间，公民和国家之间，中心和边缘之间，以及对上述所有关系至关重要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最后这些关系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并渗透到所有其他关系中。现在，资本主要是通过债务来吞噬劳动力，约束国家，将价值从边缘地区转移到中心地区，并从社会和自然界吸走财富。当债务流经国家、地区、社区、家庭和公司时，其结果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的制度允许国家让私人公司的短期利益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长期目标。相比之下，这个制度允许金融资本为私人投资者的直接利益而约束国家和公共机构。其效果是双重打击。一方面，以前（某种程度上）对公民有反应的国家机构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后者的问题，或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阻碍国家能力的中央银行和全球金融机构“政治独立”：不对公众负责，可以代表投资者和债权人自由行动。同时，紧迫问题，如全球变暖，其规模超过了公共权力能解决的范围和分量。在任何情况下，后者都会被跨国公司和全球资金流动所超越，而这些都是被束缚在边界范围之内的政治机构所无法控制的东西。总的结果是，公共权力越来越没有能力控制私人权力。因此，金融资本主义与“去民主化”和“后民主”这样的新词汇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向以债务积累为中心的制度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危机管理框架中的资本控制、固定汇率和黄金兑换制度，另一方面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为经济自由化的推动者——这两个举措都是由美国推动的，有助于延长其霸权。很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导的对发展型国家进行攻击，首先是通过“华盛顿共识”，然后是通过“结构调整”进行的。当大国将自由化强加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债务下时，债务国通过开放出口加工区和促进劳动力移民以获得汇款来争夺硬通货。同时，制造业向半边缘地区的转移在两个方面增强了资本的力量：首先，在南方建立了一场向底层的竞赛；其次，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消灭了强大的工会，从而削弱了对社会民主的政治支持。同时，废除资本管制和欧元的建立，剥夺了几乎所有国家对其货币的控制权，使其受制于债券市场和评级机构，并使这个关键工具失效了。^㊟10中心国家被推到一个边缘国家早已熟悉的位置上：服从于他们不可能希望控制的全球经济力量。

一个反应是政策的转变，该政策由知名学者科林·克劳奇提出，即从公共凯恩斯主义到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11前者利用税收和支出来刺激消费需求，而后者则鼓励消费债务，以促进在实际工资下降、不稳定因素增加和公司税收下降等其他不利条件下的持续高消费水平。这种转变被“证券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给我们带来了次贷危机，引发了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者的结果是最不正常的。当权者的反应非但没有促使经济/政治关系的深度重组，反而巩固了私人债权人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在策划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中央银行和全球金融机构迫使受到债券市场攻击的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这意味着将他们的公民放在盘子里供国际贷款人吃掉。曾经被认为是“后国家民主”的化身的欧盟，急于听从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吩咐，在许多人眼中已经丧失了其民主合法性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