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资本主义

一般来说，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时代，也就是说，没有同意的遮羞布的统治时代。在这个制度中，不是国家，而是跨国治理结构，如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制定了大部分可强制执行的规则，现在制约着世界各地的大量社会互动。这些机构不对任何人负责，而且绝大多数是为了资本的利益，它们正在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和“知识产权”概念“宪政化”，将它们硬塞进全球制度中，并预先阻止劳工民主化和环境立法。最后，通过各种手段，这个制度促进了私人（公司）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攫取，同时也在内部对前者进行殖民化，以私人公司的运作方式为模式。

其总体效果是掏空了各个层面的公共权力。政治议程遭到严重缩水，既有外部膨胀（“市场”“新宪政”的要求），也有内部收编（公司收购、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的传播）。曾经被认为完全属于民主政治行动范围的事项，现在被宣布为禁区，移交给“市场”——也就是金融和公司资本。那些反对者祸不单行。在当前的体制下，资本的帮凶们公然针对任何可能挑战新体制的公共权力或政治力量，无论是通过取消拒绝紧缩政策的选举和公投，如2015年的希腊，还是通过阻止那些似乎可能选择该道路的民众人物获得候选资格，如2017—2018年的巴西。与此同时，在这个时代，主要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大水果、大医药、大能源、大军火、大数据）一直在继续他们长期以来的做法，在世界各地推动独裁主义和压迫、帝国主义和战争。我们目前的难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国家行为者造成的。

那么，总的来说，目前的资本积累制度已经催生了一场民主治理的危机。但这一危机远非孤立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和自我破坏性的动态系统中。一些人所说的“民主赤字”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政治矛盾在其目前阶段所采取的历史特定形式——在这个阶段，失控的金融化淹没了政治领域，使其权力减少到无法解决紧迫的问题，包括那些危及资本长期积累前景的问题，如全球升温，更不用说地球上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就像在其他任何阶段一样，民主危机不仅仅是单个部分的，而是一个更大的危机综合体的一个方面，还包括其他方面——生态、社会、再生产和经济。我们目前的民主危机与其他的危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是金融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解决总体危机，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五　一个重大的历史十字路口

然而，关于当前的民主危机，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讲。到目前为止，我主要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它，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非偶然性展开。正如我在这里和前几章中所论述的，这种观点是必然的。但它并不足以澄清当前危机的全部范围，就像每一次普遍的危机一样，它也包括一个霸权主义的层面。

1. ◎ 我用这些用词来代表民主理论中的一系列不同观点，分别是威廉·康诺利(William E.Connolly)、安德烈亚斯·卡利瓦斯(Andreas Kalyvas)、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和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的观点。但我也可以列举一些其他人。

1. ◎ Colin Crouch,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1).

1. ◎ Wolfgang Streeck,Buying Time: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4).

1. ◎ Wendy Brown,Undoing the Demos: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New York:Zone Books,2015).

1. ◎ Stephen Gill，“New Constitutionalism,Democratisation,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acifica Review 10,no.1(1998)，23— 38.有关最近的说明，请参见Stephen Gill，“Market Civilization,New Constitutionalism,and World Order，”in 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ed.Stephen Gill and A.Claire Cutler(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29—44。

1. ◎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

1. ◎ Ellen Meiksins Wood，“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 127(1981)，66— 95.

1. ◎ 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3).关于资本无限积累的跨地域驱动力与政治统治的地域逻辑之间的冲突，可以参见David Harvey，“The

毕竟，危机并不仅仅是社会机制中的一个困境。无论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障碍，还是治理系统中的不通畅，都不值得在真正意义上称为“危机”。在这种意义上，危机不仅包括系统性的困境，还包括社会行为者对它们的反应。与贫乏的“系统理论”理解相反，在经历危机之前，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算作是危机。在外部观察者看来是危机，在社会参与者将其视为危机之前，不会成为历史性的危机，例如，直到他们直觉到，他们所经历的紧迫问题不是在既定秩序下出现的，而是因为既定秩序无法在其中得到解决。只有到那时，当一个临界点出现时，认为秩序可以而且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加以改变，客观困境才会获得主观上的呼声。然后，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在更恢宏的意义上来谈论危机，即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重大历史十字路口。 ㊟1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况。金融资本主义的政治功能失调不再“只”是客观的，它已经找到了一个主观因素。观察家们早先可能认为的危机本身已经变成了危机本身，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民群众已经脱离了常规政治。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2016年，当时全球金融的两个主要大本营的选民投票通过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选举胜利，打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师的脸。但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因为民众放弃了推动金融化的执政中间派政党，而选择了声称反对金融化的民粹主义新贵。在许多地区，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承诺从全球资本、“入侵”的外来移民和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家，成功地吸引了主体族裔的工人阶级选民。他们的左翼同行虽然在选举上不太成功（除了在拉丁美洲和南欧），但在公民社会中表现强劲，为“99%的人”或“劳动家庭”（定义为包容性的群体）欢呼，反对有利于“亿万富翁阶层”操纵的制度。

当然，这些政治组织之间判若云泥，它们各自的命运在随后几年里跌宕起伏。但总体来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政治风向的重大转变。在刺破了新自由主义常识的面纱，破除了市场的浪漫之后，民粹主义浪潮使许多人敢于跳出条条框框去思考。由于最好通过私人公司之间的全球自由市场竞争来实现社会调节的“确定性”，政治创造的范围扩大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替代方案变得可以想象了。结果是资本主义危机孕育的一个新阶段。各种制度困境的“单纯”汇聚起来，现在就是一场全面的霸权危机。^㊟2

在这场霸权危机的中心，是对当前经济和政治之间界限的公开争议。公共规划大大低于竞争性市场的观点不再是自明的，现在已经被严厉驳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以及不断膨胀的阶级不平等和肆虐的种族不公正，新近活跃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起，试图恢复公共权力。一些人以国家为框架，倡导政府采取大胆行动，保护公民免受金融化的破坏性影响——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另一些人——反全球化和环境正义活动家——则设想了建立新公共权力，在全球或跨国范围内，具有控制投资者和克服对地球的跨国界威胁的力量和管辖范围。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如何重组公共权力，人们存在着深度分歧。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认为，政府可以在不扰乱资本主义的基本财产关系和资本积累动力的基础上，保证就业和收入、公共卫生和一个宜居的地方。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生态学家则不同意这一点。这些问题被公开辩论，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已经到崩溃的边缘。它也证明了更多的东西：现在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分界线，即使是在内部，它们是分裂的，这个分界线旨在重新划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界限，以加强政治能力来管制经济能力。

在新冠疫情之下，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力推动。尽管出现了反口罩、反疫苗的自由主义和经济导向的狂热，新冠病毒还是成为了我们需要公共权力的教科书式的证明。迫切需要采取公共行动来维护基础设施和保证供应链；通过强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就地封控来拉平感染曲线；通过核酸检测、病例跟踪和隔离感染者来减缓病毒传播；开发、资助、测试、批准和分发疫苗及治疗药物；保护一线工人和高危人群的安全；维持收入和生活水平；组织护理和学校教育—所有这些都要确保负担和利益的公平分配。事实证明，这些重要的需求都无法由私营部门来满足。各国在成果方面的巨大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涉及降低感染率和拯救生命时，那些在政治文化上重视公共权力并授权其广泛、积极行动的国家远远超过了那些贬低公共权力并限制其使用的国家。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新自由主义将是一个逐渐消失的记忆。^㊟3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根据定义，这个世界充满着非理性。因此，我们不能假设目前的危机会迅速或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解决。相反，金融和企业资本的代表在跨国和全球层面牢牢控制着各种权力的制度杠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规则仍然有效，仍然阻碍着民众制定新路线的努力。此外，在国家层面，尽管有公开的反对意见，资本的代理人仍在操纵着一切，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保持或重新获得政治权力。即使或特别是在他们的民粹主义挑战者上台后令人失望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得到坚决的支持。

最后一种情况在美国发生了，特朗普在2016年就任总统后，抛弃了他在竞选时宣称的支持工人阶级的政策，转而采取支持公司的选项。尽管特朗普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转移注意力，但在少数几个关键的摇摆州，有许多的特朗普支持者叛变，从而使他在2020年被一个奥巴马队友击败，他承诺恢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尽管事实上，正是这个政权为政治创造了条件，首先给我们带来了特朗普主义，并将继续滋养它到今天。然而，必须承认，左翼民粹主义政府也令人失望。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后者依然存在着内部缺陷；但他们的脱轨牵涉很大一部分外部力量：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被欧盟“三驾马车”(Troika)碾压，意图表明任何将99%的需求置于投资者需求之前的任何要求，都不会被允许。

无论如何，特朗普、博尔索纳罗(Bolsonaros)、莫迪(Modis)、埃尔多安(Erdogans)等人都有些空洞。他们就像《绿野仙踪》中的表演者，在幕布前趾高气扬，而真正的权力却藏在幕布后面。当然，真正的力量是资本：大型企业、大型投资者、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对利润的无止境的渴求使全球数十亿人的生命受到限制和缩短。更重要的是，这些表演者对他们支持者的问题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他们与造成这些问题的力量同流合污。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用特技和奇观来转移注意力。随着困境的恶化和解决方案的失败，这些前台人物以更多离奇的谎言和恶毒的替罪羊来提高赌注。这种态势必然会升级，直到有人拉开帷幕，揭穿这个骗局。

而这恰恰是主流进步反对派没有做到的事情。主流的“抵抗运动”不仅没有揭开幕后力量的面纱，反而长期与他们纠缠在一起。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性少数者权利和环保主义等流行社会运动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分支就是这种情况。在自由主义的霸权下，它们多年来一直作为进步新自由主义集团的小伙伴发挥作用，该集团还包括全球资本的“前瞻性”部门（IT、金融、媒体、娱乐）。因此，进步人士也充当了前台的角色，尽管方式略有不同——为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性政治经济披上一层解放魅力的外衣。

毫无疑问，他们运动的结果是绝对解放性的。这个邪恶的联盟破坏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从而创造了滋养右派的土壤，这一切并不“简单”。此外，它还将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等与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确保当大坝最终破裂，大批人拒绝后者时，其中许多人也会拒绝前者。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受益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反动的右翼民粹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陷入了政治困境，陷入了两个派别对立的前台演员之间的虚假作战，一个是倒退的，另一个是进步的，而幕后势力则一路笑到银行。

我们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没有新的方案，我们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局面，没有更大氛围内的合法的霸权统治集团，也没有任何明确和可信的反霸权挑战者。在这种情况下，近期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系列钟摆式的摆动，政府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进步或倒退，包容多样性或排斥多样性，自由民主或亲法西斯）和自称的反新自由主义（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或社会民主或共同体主义）之间来回摇摆，确切的组合将由各国的具体情况决定。

这种政治摇摆标志着目前是一个间歇期：用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话说，这是一个“旧事物正在死亡，新事物尚未诞生”的时期。这种间歇期的持续时间是任何人都能猜到的，就像它演变为全面的专制主义、重大战争或灾难性崩溃的可能性一样，而不“仅仅”是缓慢解体。无论如何，这个系统的僵局将继续磨灭我们的生活方式，直到有一天能够组建一个可靠的反霸权集团。在此之前，我们将在大量的“病态症状”中生活（和死亡），这些症状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死亡阵痛，以及它所造成的普遍危机。

无论发生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像这样的危机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从历史上看，这些危机代表着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铰链点，是社会生活的形态争夺的关键时刻。在这种时候，最关键的问题是：谁将成功构建一个可行的反霸权力量，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建构？换句话说，谁将引导社会转型的进程，为了谁的利益，以及为了什么目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遍的危机导致社会重组的过程在现代历史上多次上演——主要是为了资本的利益。通过这个过程，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重塑了自己。为了恢复盈利能力和驯服反对派，它的拥护者重新划分了经济/社会的分界线，重新分配了这两个“领域”，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与社会再生产、非人类自然、种族和帝国的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重组了政治统治的模式，也重组了既定的剥削和掠夺形式——因此，这个过程也导致了阶级统治和不平等的地位等级，以及政治上的服从。重新塑造这些分裂层，他们往往设法将反叛的能量导入新的霸权计划之中，而这些计划对资本有极大的好处。

这个过程今天会不会重演？

解决当前民主危机的斗争，就像这场危机本身一样，不能局限于社会的某一部门，或整个危机的某一环节。它不仅涉及政治机构，还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和最普遍的问题。我们将把经济与政治、社会与自然、生产与再生产的界限划在哪里？我们将如何在工作和休闲、家庭生活、政治和公民社会之间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们将如何使用我们集体生产的社会剩余？究竟由谁来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盈利者会不会设法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变成积累私人财富的新机会？他们会不会在重组社会统治的同时，招安一些重要的反对派？或者，如本雅明所说，对资本的大规模反抗最终会成为“乘坐（这辆失控）火车的人类踩下急刹车的行为”？^㊟4

答案部分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坚持熟悉的政治学家的解释，我们就会把民主的困境理解为一种孤立的政治问题。我们会把对文明、两党合作和尊重真理的需要道德化，而忽略了问题的深层结构来源。我们高瞻远瞩地超越了那些被蒙蔽的“可悲之人”的关切，我们将忽略全球那些拒绝新自由主义和要求根本变革的关键群众的主张。如果不承认他们的正当的不满（无论被如何错误地解释和误导），我们将使自己在目前建立反霸权的斗争中失去意义。我在这里提出的另一种选择，将民主目前的困境视为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中的深层矛盾——也就是说，视为我们社会秩序总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其实质性的优势之外，这种解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提供了一些实际的指导。它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激励我们揭开帷幕，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并废除资本主义这个功能失调的反民主秩序。

然而，应该用什么取代食人资本主义，目前并不那么清楚。我在下一章中研究了一些可能的情况。

1. ◎ Reinhart Koselleck，“Crisis， trans.Michaela,W.Richter,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7,no.2(April 2006)，357—400.

1. ◎ 关于目前民主危机的霸权层面的更全面分析，参见Nancy Fraser,The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London and NewYork:Verso,2019)。

1. ◎ 有关将新冠疫情视为“资本主义非理性和不公正的狂欢”的更全面讨论，请参阅本书后记。

1. ◎ Walter Benjamin，“Paralipomena to 'On the Concept ofHistory，’”in 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Vol.4,1938—40,ed.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Jennings,trans.EdmundJephcott et al.(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06)，402.这句话来自“论历史的概念”的一个预备说明，但没有出现在最终版本中。引文全文如下。“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也许事情是非常不同的。可能是革命是人类在火车行驶时踩下急刹车的行为。 ”

第六章

思想的食物：在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意味着什么？

我在本书第一章开始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归来。那么，我在结尾时，说“社会主义”归来，那是多么好哇。这个词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回归，部分是由于作为资本主义替代品，社会主义之名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如果“资本主义”回归反映了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当下的分裂状态，那么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也重新出现，对此，不应感到震惊。

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也归来了！几十年来，这个词被认为是一种尴尬——人们鄙视它的失败，认为它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残余。现在不是了。至少在美国不是。今天，伯尔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亚历山大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美国政治家自豪地佩戴着这个标签并赢得人民支持，而美国民主社会党等组织则大量吸引新党员。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无论多么受欢迎，对这个词的热情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其内容的认真反思。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或应该意味着什么？

前面几章的论点提出了一个答案。那里概述的扩展版的资本主义概念意味着我们也需要一个扩展版的社会主义概念。毕竟，一旦我们放弃了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体系的观点，我们就不能再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如果资本是在吞噬商品生产的“非经济”支持，那么一个理想的替代方案必须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权做得更多。除此以外——我全心全意地赞同——它还必须改变生产与它的背景可能性条件的关系：社会再生产、公共权力、非人类自然，以及位于资本的官方渠道之外但却在其范围之内的财富形式。换句话说，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不仅必须克服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而且还必须克服它对护理工作无偿劳动的压榨、对公共权力以及从种族化臣民和非人类自然中掠夺财富的免费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