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资本主义

在结构上，资本主义假定，并在实际上开创了自然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划分，人们常常认为自然领域为资本主义提供可免费占有的和持续掠夺的“原材料”，并认为经济领域是由人类生产出来并为人类生产服务的价值领域。随之而来的是，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原有的、被视为精神的、社会文化的和历史性的区分被进一步巩固强化，认为后者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和非历史的存在。这种区分的尖锐化也是由于之前世界的解体，在原来的世界里，社会生活的节奏在诸多方面与非人自然的节奏相契合。资本主义残酷地将人类从自然的、季节性的节奏中分开，强迫他们进入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工业制造和以利润为导向的农业之中，并以化学肥料来增加产量。它引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开启了被误称为“人类世”的全新地质时代，其中“人类活动”（实际上是资本）正在吞噬地球。 ㊟8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这种划分也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当前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例如，水资源的商品化——它们将“更多的自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带入了经济的正面故事。同时，新自由主义有望模糊自然/人类的界限：见证新生殖技术和日益推进的赛博格(cyborgs)的发展。^㊟9然而，这些发展远没有让我们与自然“和解”，而是加剧了资本对自然的吞噬。与马克思所写的“仅仅”将已经存在的自然现象市场化的圈地运动不同，新圈地运动深入到了自然的“内部”，改变了其内在文法。最后，新自由主义正在使环境市场化：看一下碳许可证和抵消以及“环境衍生物”的活跃交易，这些交易将资本从长期的、大规模的投资中抽离出来，来转变以化石燃料为前提的不可持续的生活形式。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这种对生态领域剩余部分的蚕食，正在将资本积累的自然条件变成引爆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根导火索。

五　从经济到政治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主要的认识论转变，它指向让资本主义政治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依赖于公共权力，以建立和执行其基本规范。毕竟，如果没有一个支撑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换的法律框架，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它的正面故事关键取决于公共权力，以保证产权、执行合同、裁决争端、平息反资本主义的叛乱，以及维持构成资本命脉的货币供应。在历史上，有关的公共权力大多囊括在领土国家之中，包括那些作为殖民地的地区或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亦是如此。正是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确立了看似非政治化的舞台的轮廓，私人行为者可以在其中追逐他们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不受公开的“政治”干扰，另一方面也不受来自亲属关系的赞助义务的影响。同样，正是领土国家调动了“合法武力”来镇压对掠夺的抵抗，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通过镇压这些抵抗运动而得以产生和维持的。最后，国家实现货币国有化并为货币提供担保。 ^㊟10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说，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结构性划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划分。随着这种划分的出现，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政治强权与经济强权在制度上出现了差异。像我们讨论过的其他主要划分一样，这种划分也是由于之前世界的解体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被解体的是一个社会世界，其中经济和政治权力被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对劳动、土地和军事力量的控制被赋予了单一的领主和家臣。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政治理论家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说的那样，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区分开来，每一种权力都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的媒介和运作方式。 ㊟11

然而，在地缘政治层面上，若要资本主义的正面故事成为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这里的关键在于，需要更广阔的空间组织，让领土国家可以立足于其上。鉴于其扩张主义的目标，这是一个可以让资本更容易转移的空间。但它跨越边界的能力取决于国际法、大国之间的中介和超国家制度，这些制度部分地安抚了（以资本友好的方式）一个经常被视为自然状态的领域。在整个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正面故事取决于一系列全球霸权的军事和组织能力，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学派的历史社会学家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那样，这些霸权试图在一个多国制度的框架内促进资本积累的规模日益扩张。 ㊟12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深层的结构划分：一方面是“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划分，另一方面是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帝国主义划分——两者的基本前提是，在作为“世界体系”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作为领土国家的国际体系组织的政治世界之间的更进一步划分。我们将在第五章中看到，这些划分目前也在发生巨大转变，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上吞噬了资本在历史上所依赖的地缘政治能力。其结果是把“政治”变成另一个系统性危机的主要场所。

六　从剥削到掠夺

最后，我们应该回到这样的观念，它启发了整个思路：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是资本积累的历史前提的观念。通过重新认识这一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恒定特征，而不是在当下资本主义被取代的不成熟的标志，我们可以概括出另一个“场所背后的场所”，其运作在结构上对这个社会系统是必要的。这里隐秘的必要性是掠夺——在长期的基础上，强行掠夺被劫掠和被忽视的人民的财富。虽然它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标志性剥削过程的对立面，但我们最好将掠夺视为让剥削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要知道为什么，请考虑这两个exes^㊟13都有助于资本积累，但它们的方式不同。剥削在自由契约交换的幌子下将剩余价值转移给资本：作为使用他们的劳动能力的回报，工人得到的薪资（应该）能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虽然资本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但它（应该）至少支付他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的费用。相比之下，在掠夺方面，资本家省去了所有这些细枝末节，转而粗暴地没收他人的资产，他们几乎没有为此付出代价；通过将掠夺的劳动力、土地、矿产和/或能源输送到他们公司的运营中，他们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因此，掠夺和剥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携手并进。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在由掠夺而来的能源驱动的机器上转化被掠夺的“原材料”。他们的薪资被压得很低，因为有负债的农民在偷来的土地上种植食物，以及由不自由或依赖他人的“其他人”在血汗工厂生产的消费品，他们自己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因此，掠夺是剥削的基础，并使其有利可图。掠夺并不是从资本主义时期开始的，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内在特征，与剥削一样具有构成性和结构性的基础。

此外，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对应着一种等级制度。一方面，可被剥削的“工人”是有权利的个人，具有公民地位；有权得到国家的保护，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被掠夺的“他者”是不自由的、依附性的生命；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他们毫无防备，实质上随时会遭到侵犯。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把生产阶级分为两类不同的人：一类适合于“纯粹”剥削，另一类注定要被野蛮掠夺。这种划分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条制度化的划分线——与已经讨论过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划分一样，都是构成性的、结构性的划分。

此外，就像其他那些划分一样，这个划分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定的统治模式：种族—帝国压迫(racial-cum-imperialoppression)。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任何政治保护并遭受反复掠夺的人绝大多数是种族化人口。我们只需要提到产权奴隶(chattel slave)、殖民者、被征服的“土著人”、欠债的农民、“非法移民”、被定罪的重刑犯、种族隔离国家的种族化主体及其后代——所有这些人不仅仅是被掠夺一次［就像那些成为公民—工人(citizen-worker)的人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被掠夺。因此，剥削与掠夺的区分线与全球的肤色区分线大致吻合，一点也不模糊。它牵涉一系列的结构性不公正，包括种族压迫、（新/旧）帝国主义、被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土著人。

因此，这里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结构性划分。这种划分
也取决于历史发展，也是食人化的基础。它与这里对其他部门的概括以及现在困扰它们的危机——深深纠缠在一起。当然，危机政
治、生态和社会再生产方面都与外围和核心的种族化掠夺密不可分：
它见证了资本对国家和跨国政治权力的依附，以确保获得和拥有被掠
夺的土地、受胁迫的劳动力和掠夺的矿物；它对种族化地区的依附，
在那里倾倒有毒废物，让他们提供低薪护理劳动者；它诉诸等级地位

划分和种族怨恨来化解、取代或煽动政治危机。简而言之，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危机与帝国主义和种族压迫以及与之相关的不断升级的对抗密不可分。

七　不限于经济的资本主义

对于上述每一点，我都可以说得更详细——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讨论。但到现在为止，我的论点十分清楚。在补充我对资本主义的初步描述之后，我表明，其经济前景特征取决于非经济背景条件。一个由私有制、价值的“自我”增殖的积累、社会剩余和商品生产的主要投资［包括（双重）自由劳动］的市场分配所定义的经济体系，有四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它们分别涉及社会再生产、地球生态、政治权力以及从种族化人口那里掠夺的财富日益增多。因此，为了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正面故事与这四个背后故事。我们必须将马克思的观点与其他批判理论的解放潮流联系起来：女性主义、生态学、政治、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

1. ◎ 原文为latter，应指代上一句话中的“精通话语分析的实践者”。译者注

1. ◎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资本经常被定义为价值的自我增殖。但这种表述是有误导性的。实际上，资本既通过从被剥削的雇佣工人那里剥削剩余劳动时间，也通过从护理人员、种族化人口和自然界那里剥削未被资本化和资本化不足的财富而增殖。换句话说，它的增殖并不全靠自己，而是通过吞噬我们而增殖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为“自我”这个词打上了引号。

1. ◎ Piero Sraffa,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1. ◎ Immanuel Wallerstein,Historical Capitalism(London:Verso1983)，39.

1. ◎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65)；Nancy Fraser，“Can Society Be Commodities All the Way Down?，”Economy and Society 43(2014).

1. ◎ Karl Marx,Capital,Vol.1,trans.BenFowkes(London:Penguin,1976)，873—6.

1. ◎ 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8)；David Harvey,The New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在这里阐述的情况与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想法有很大不同。诚然，乍看之下，我们所说的主要特征似乎是“经济”。然而，这种外表具有误导性。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会把它的结构性社会关系看成经济关系。事实上，我们很快会发现有必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让这样的“经济体系”得以存在的“非经济”前提条件。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我们并不是抹去经济特征的痕迹，而是需要把它们纳入我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理解之中。这意味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认识到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同样，我所勾勒的图景也不同于将资本主义视为统一的道德生活形式的观点，其特点是普遍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在这种观点中，正如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那篇著名文章所说的那样，商品形式殖民了我们所有的生活，在法律、科学、道德、艺术和文化等各种现象上打上了商品的烙印。^㊟1在我看来，相比之下，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尚未达到普遍存在。相反，在它存在的地方，它的存在依赖于非商品化的区域，而这些区域也逐渐被资本系统地吞噬。

无论是社会、生态还是政治，这些非商品化的区域都不是简单地反映商品逻辑。每一个都体现了它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本体论语法。例如，面向再生产（相对于生产）的社会实践倾向于生产关怀、互助和团结的理想。^㊟2同样地，相对于经济而言，面向政治的实践也经常提到民主、公共自治和集体自我决定的原则。然后，与资本主义在非人类自然中的背景条件相关的实践也倾向于培养诸如生态管理、不再支配自然和代际间的正义等价值观。最后，与掠夺相关的实践，或者说与抵抗掠夺相关的运动，往往一方面促进总体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促进共同体自治的价值观。

当然，这些“非经济”的规范性往往具有等级性和狭隘性（在再生产的情况下）、限制性或排他性（在政治的情况下）、浪漫性和宗派性（在非人类自然的情况下），以及对阶级不敏感性和物化性（在掠夺的情况下）的伪装。因此，不应该将其理想化。但重要的是，要记录下它们与资本主义前景相关的价值观的分歧：首先是增长、效率、等价交换、个人选择、消极自由和贤人政治的进步。

这种分歧让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远非单一的、无所不在物化的逻辑，它在规范上是有差异的，包含了各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社会本体论的明显的多元性。当这些本体论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支撑它们的结构已经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独特的规范拓扑学产生于我们所确定的前台/后台关系。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关于它的批判性理论，我们必须用一个更为特别的、结构性的观点来取代将资本主义作为道德生活物化形式的观点。

如果资本主义既不是一种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道德生活物化形式，那么它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最好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与封建主义等差不多。以这种方式理解资本主义突出了它的结构性区分，尤其是我所谓的制度性区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构成是“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区分，这种性别上的区分是男性统治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基础，即使它也使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成为可能，并通过这种剥削使其官方认可的资本积累模式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还包括“经济”与“政治”制度性的区分——可以将这种区分定义为将经济议程从领土国家的政治议程之中驱逐出去，使资本在跨国的“非人”区域中自由驰骋，在逃避政治控制的同时获得霸权主义秩序的益处。对资本主义来说，最根本的也是本体论上的划分，（非人）“自然”背景和它（显然非自然）的“人类”前景之间的划分是预先给定的，但却得到高度强化。最后，同样基础的划分是剥削与掠夺的划分，它将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双重）自由与种族化的“他人”没有得到认可的主体性相关联。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以这种划分为前提的制度性的社会秩序，是为了表明它与性别统治、生态退化、种族/帝国压迫和政治统治的非偶然的、结构性的混合——当然，所有这些都与它同样结构性的、非偶然的（双重）自由劳动剥削的前景动态条件密切相关。

八　边界斗争

然而，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制度划分是恒定的。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和政治、人类和非人类自然、剥削和掠夺之间的划分的位置和方式，会随着资本积累制度在历史上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对商业资本主义、自由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概括：在历史上，有四种不同的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在任何地方和时间，资本主义秩序的精确布局都取决于斗争——取决于社会权力的平衡和政治斗争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的划分绝不是简单的给定，这些划分经常成为冲突的焦点，因为行为者们会组织起来挑战或捍卫彼此分离经济与政治、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剥削与掠夺的边界。由于其目标是在系统的制度性地图上重新定位各种争议过程，资本主义主体在我们已经确定的不同区域基础上，得出了规范的视角。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例如，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利用与再生产的关怀和责任有关的理想，来反对教育商品化的努力。另一些人援引与生态学相关的自然管理和代际公正的概念，来推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化。还有一些人援引政治性的公共自治的理想，来倡导国际资本控制，并将民主责任扩大到国家之外。还有一些人引用了关于抵抗掠夺的共同体自治的规范，提出取消监狱和警察的津贴。这些主张，它们必定会引起的反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斗争的基本内容——与马克思认为的争夺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分配控制权的阶级斗争一样重要。这些斗争，我称之为“边界斗争”，决定性地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3这些斗争在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的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不要误解边界斗争，我所勾画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侧重于证明每一个实例是如何支持这个系统的。当然，我一开始就把社会再生产、生态学、政治权力和掠夺描述为资本主义经济正面故事的必要前提，强调它们让商品生产、劳动剥削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但这一理解并没有把握到资本主义的前台/后台关系的全部故事。相反，它与另一个我们曾经暗示过的要素共存，这种要素同样重要，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态和边缘化/可掠夺区域作为“非经济”规范的资源特征中。这意味着，即使这些“非经济”秩序让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它们也不能被还原为这种功能。这些隐秘场所远没有完全被资本积累的动力揭示出来，或完全服从于资本积累的动力，每一个隐秘场所都蕴藏着独特的社会实践和规范性理想的本体论。

此外，这些“非经济”理想包含着批判性政治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它们可以被用来反对与资本积累相关的主要经济实践。在这种时候，各种规范性划分，在它们自己的制度范围内的结构中往往会被削弱。当这种划分无法维持时，资本主义的主体——他们毕竟生活在不止一个的领域之中——就会经历规范性的冲突。他们远没有从“外部”引入思想，而是利用资本主义自身复杂的规范性来批判它，反过来，在之前以前景/背景划分为前提的制度性社会秩序中，彼此共存的多样性的理想被动员起来，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因此，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秩序，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从其内部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然而，这种观点也表明，把社会、政治、自然和边缘地区浪漫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外围”，并与其内部对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今天，相当多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家和左翼活动家，包括文化女性主义者、深度生态主义者、新无政府主义者和非殖民主义者，以及许多“多元”“后增长”“自给”和“社会团结”经济的支持者都有这种浪漫的观点。这些潮流往往把“关怀”“自然”“直接行动”“公共化”或（新）“共同体主义”(communalism)视为内在的反资本主义的策略。因此，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钟爱的实践不仅是批判的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在我看来，社会、政治、自然和可掠夺的边缘区域与经济同时出现，并与之共生发展。它们实际上是后者的“他者”，只是在与经济的比较中获得了它们的具体特征。因此，再生产和生产是一对概念，每个术语都是由另一个术语共同定义的。两者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产生任何意义。政治/经济、自然/人类、中心/边缘的情况也是如此。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没有一个“非经济”领域提供了一个完全外在的立场，可以支撑起一个绝对纯粹和完全激进的批判形式。相反，那些诉诸他们所想象的资本主义“外部”的政治项目，最终只会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因为他们将女性的抚育与男性的侵略、自发的合作与经济计算、自然的整体有机主义与人类中心的物种主义、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把自己的斗争建立在这些对立上，不是为了斗争，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映射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