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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资本主义的前台/后台关系的适当说明,必须将三个不同的观念结合起来。第一,资本主义的“非经济”领域充当让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后者的存在依赖于前者的价值和投资。第二,资本主义的“非经济”领域有其自身的分量和特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资源。尽管如此——这是第三点——这些领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同构成,并以其与经济的共生关系为标志。
九 食人化危机
还有第四个观念,它使我们回到了我一开始提到的危机问题。资本主义的前台/后台关系包含了社会不稳定的内在来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依赖于社会再生产、自然、政治权力和掠夺。然而,它对无穷无尽的资本积累的导向,威胁着破坏其可能性的这些条件的稳定。就其生态条件而言,面临风险的是维持生命并为社会供给提供物质投资的自然过程。就其社会生产条件而言,受到威胁的是社会文化过程,它提供了支撑社会合作的团结关系、情感倾向和价值视野,同时也提供了构成“劳动力”的社会化人才和技术人才。就其政治条件而言,受到损害的是国家和跨国的公共权力,它们保证产权,执行合同,裁决争端,平息反资本主义的叛乱,并维持货币供应。在资本依赖掠夺财富的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是这个系统的普遍性——因此也是它的合法性——以及它的统治阶级通过包括同意和武力在内的混合方式实施霸权统治的能力。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个系统都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稳定的倾向。由于未能补偿或修复其隐秘场所,资本不断吞噬它所依赖的支撑。就像一条吃自己尾巴的蛇,它吞噬了让自己成为可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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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里有四种“资本主义的矛盾”——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种族/帝国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种食人类型,体现着不同的“危机倾向”。然而,与马克思所强调的危机不同,这些危机并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相反,它们的基础是经济体系与其背景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掠夺之间的矛盾。<sup>㊟4</sup>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的作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煽动广泛的社会斗争:不仅是狭义上的生产中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关于生态、社会再生产、政治权力和掠夺的边界斗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危机的回应,这些斗争是我们扩展的将资本主义视为制度性社会秩序的观点所特有的内容。
从这里勾勒的资本主义作为制度性的社会秩序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批判?将资本视为食人者意味着一种多重的批判性反思形式,很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展的那样。正如我对他的解读,马克思综合了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的系统性批判,对其内在的(阶级)统治动态的规范性批判,以及对其特有的(阶级)斗争形式中固有的解放性社会变革潜力的政治性批判。我在这里概述的观点要求类似的各种批判线索的交织,但这里的交织更加复杂,因为每条线索的内部都有多重线索。系统危机批判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讨论的经济矛盾,也包括这里所讨论的四个领域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通过危害社会再生产、生态、政治权力和持续的掠夺,破坏了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的稳定性。同样,统治性批判不仅包括马克思所分析的(以生产为中心的)阶级统治形式,还包括性别统治、政治统治、对自然的统治和种族/帝国的统治。最后,政治性批判包括多种行动者——阶级、性别、弱势群体、“种族”、国家和人民(demoi)——以及斗争的载体:不仅是阶级斗争,而且还包括边界斗争,即社会、政治、自然和可掠夺的边缘区域与“经济”的分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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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内容比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斗争要广泛得多。只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正面故事的背后,那么剥削劳工的所有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焦点——不仅仅是生产上的劳资斗争,而且还有关于性别统治、生态、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的边界斗争。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后者现在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资本主义内部、边缘,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如果他们从这些方面来理解自己,这些斗争的参与者可以合作或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解放潜力就在于他们有能力设想新的架构(configurations),不仅仅是经济架构,还有经济与社会、自然和政治的关系的架构。因此,重新看一下历史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划分,将是21世纪致力于解放运动的社会行动家和批评理论家的主要任务。
这一议程是本书的核心和灵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仔细研究我在这里概述的四个隐秘场所中的每个场所。我将结构分析与历史反思,以及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揭示每种形式的食人现象。资本主义掠夺/剥削划分的种族/帝国形态,它助长了食人资本主义对人口的饥渴,它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吞噬他们(第二章);其再生产/生产配对的性别形态,使这个系统成为消耗了大量护理工作的系统(第三章)。其自然/人类的对立造成的生态掠夺形态,将我们的地球家园置于资本的饕餮大嘴中(第四章);以及吞噬公共权力和戕害民主的形态,这是该体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标志性划分(第五章)。最后两章探讨了将资本主义重新视为食人者会产生什么实际差异:这种观点如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第六章)和新冠疫情(后记)的理解。
- ◎ 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London:Merlin Press,1971).
- ◎ Sara Ruddick,Maternal Thinking:Towards a Politics of Peace(London:Women's Press,1990);Joan Trento,Moral Boundaries: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New York:Routledge,1993).
- ◎ Nancy Fraser,“Struggle over Needs:Outline of a Socialist-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of Late-Capitalist Political Culture,”in Unruly Practices:Power,Discourse,and Gend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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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贪食的惩戒:为什么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是种族主义者
资本主义总是与种族压迫深深联结在一起。这一主张显然对应于17至19世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资本主义。但对于20世纪的吉姆·克劳法<sup>㊟1</sup>(Jim Crow)下的工业化资本主义来说,这也同样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合理地怀疑种族压迫在当今时代的非工业化、次贷化、大规模监禁的资本主义中继续存在。尽管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但这些“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形式没有一个是不涉及种族问题的。在其迄今为止的所有化身中,资本主义社会都与种族压迫联结在一起。
这种联结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偶然的还是结构性的?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偶然产生的吗,在原则上,是否不会是这样?还是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准备按种族来区分不同的人了?那么今天呢?种族主义是否被硬塞回到当代资本主义之中了?或者说,在21世纪的今天,是否可能出现一个非种族的资本主义?
这些问题绝不是新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都是十分深刻但未被重视的批判理论潮流,它们被称为黑人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蓬勃发展,包括C.L.R.詹姆斯(C.L.R.James)、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奥利弗·克伦威尔·考克斯(Oliver Cromwell Cox)、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 、 曼 宁 · 马 拉 布 尔 (Manning Marable) 、 芭 芭 拉 · 菲 尔 德(Barbara Fields)、罗宾·D.G.凯利(Robin D.G.Kelley)和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这些杰出人物。<sup>㊟2</sup>尽管他们在具体细节上有分歧,但这些思想家都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关系。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思考处于现在许多人所说的批判种族主义理论的最前沿。<sup>㊟3</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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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后,资本主义与种族问题的关联就从批判理论中消失了。随着新左派激进主义的衰落和真正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严肃话题,而越来越多人也不再关心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因此,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实际上让位于自由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也对主流和批判种族理论作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和种族压迫之间的关系。
然而,今天,新一代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家正在为这个问题注入新的活力。由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鲁特·威尔森·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塞德里克·约翰逊(Cedric Johnson)、芭芭拉 · 蓝 思 必 (Barbara Ransby) 和 基 安 加 - 亚 玛 塔 · 泰 勒 (Keeanga-Yamahtta Taylor)等思想家组成的这一代人正在根据21世纪的发展<sup>㊟</sup><sup>4</sup>,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关系。一方面是新一代的极端种族主义激进分子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极右的白人至上的民粹主义的崛起,这极大地提高了批判性种族理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现在觉得应当更好地理解他们正在与什么东西战斗。许多人现在也意识到,这两种发展的大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这种危机同时加剧了种族压迫的形式,并使其越来越明显。最后,“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禁忌词,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复兴。在这种情况下,黑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再次变得十分重要。资本主义是否一定与种族主义相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克服种族压迫吗?
在前一章中,我提出了一个扩展版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在这里,我借此推进这一问题。我提出的方法打乱了结构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通常的尖锐对立,这些对立掩盖了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是偶然的人相反,他们认为种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本主义体系与种族压迫始终存在着关联,我坚持认为,这种关联有一个结构性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基础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两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两个资本积累过程判若云泥但彼此纠缠在一起,即剥削过程和掠夺过程。正是剥削和掠夺的区分,让我们可以区分两群不同的人,从而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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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坚持认为不可能存在不带种族压迫的资本主义,对于这样的拥趸,我将论证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不同性质的种族化资本积累制度。在每个阶段,剥削和掠夺的历史性具体配置支撑着独特的种族区分的景观。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会发现一些新东西:有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它模糊了剥削和掠夺的历史区分。这种形式不再把人们区分成两个不同的人群,这似乎正在消解四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种族压迫的结构。不过,我认为,种族压迫仍然会以既非严格必要,亦非纯然的形式继续存在。其结果是,它为21世纪的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行动派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
在本章中,我分三步来阐述这一论点。首先,我为这样一个论点辩护:鉴于资本主义依赖掠夺作为剥削的必要条件,这就为种族压迫提供了结构性基础。然后,我描绘出剥削和掠夺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主要阶段的变化形态,从历史上来思考这一结构。最后,我思考了一个新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克服种族压迫的前景,这个社会仍然以剥削和掠夺为基础,但不把人们区分成两个不同的人群。自始至终,我阐明了这个系统带有将人口种族化的倾向,以便更好地吞噬他们——因此,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对他们贪食的惩戒。
一 交换、剥削、掠夺
资本主义一定是种族主义的吗?一切都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确切含义——以及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它。有三种方法值得探讨。第一种方法,在经济学课程中讲授,在商业中假设,并形成常识,通过市场交换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第二种是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和其他劳工斗争的人物熟悉的角度,从更深的层次看待资本主义的关键,即在商品生产中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第三种观点是由帝国主义的批评者发展起来的,它把焦点放在资本对被征服民族的掠夺上。在此,我建议,通过结合第二和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获得这三种方法中每一种方法所遗漏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压迫的结构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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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一下交换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体系。它被组织起来以实现增长和效率的最大化,它以市场制度为中心,在那里,自利的、公平的交易者彼此交换等价物。以这种方式来看,资本主义不会关心人的肤色。如果没有其他干扰,它会遵循自己的经济逻辑,这个系统就会废除业已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避免形成新的等级制度。从交换的角度来看,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完全偶然的。
对于这种观点,人们会有很多不同看法,但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它通过定义,让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脱钩。将资本主义狭义地定义为一种本身不关心人的肤色、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以交换为中心的观点将任何种族化的冲动归结为市场之外的力量,这些力量扭曲了市场运作。因此,罪魁祸首不是(它所理解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之外的更大的社会。种族主义来自历史、政治和文化,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外部因素,只是与资本主义有偶然的联系。其效果是将资本主义形式化,将其还原为一种手段/目的经济化逻辑,并剥离其历史和政治内容。这样一来,以市场为中心的观点就掩盖了第一章所阐述的关键点,也是我在此论点的核心:由于结构性原因,资本主义经济需要“非经济”的前提条件和投资,包括一些产生种族压迫的条件。由于没有考虑到这种依赖性,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体系独特的资本积累、支配和吞噬机制。
相比之下,我们的第二个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中的一些奥秘。马克思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将资本主义重新视为一个剥削体系。最主要的是,他从市场交换规范视角深入到商品生产的更基本层面。在那里,他声称在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中发现了资本积累的秘密。对马克思来说,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工人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奴隶,而是合法的自由人,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劳动市场,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当然,实际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选择;由于被剥夺了直接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他们只能通过签约为资本家工作以换取薪资来确保活下去的手段。这种交易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好处。在马克思看来,第一个角度是等价交换,是一种花招。资本主义的工人只得到了他们自身再生产的平均社会必要成本的补偿,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些剩余价值反而都归资本家所有。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对马克思来说,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剥削,而这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拥有社会生产资料并占有其剩余劳动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自由但没有私有财产的生产者,他们必须零散地出售他们的劳动能力才能生存下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经济,而是一种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其核心是资本在商品生产中对自由劳动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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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视角有许多优点,其中有一个优点毋庸置疑。通过从剥削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它揭露了在交换视角下所掩盖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双重)自由工人的阶级统治的结构性基础。然而,这种关注未能揭露种族压迫的任何重要的结构性基础。至少在这一点上,剥削视角与交换视角非常近似。虽然证明了资本是在剥削自由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但它对种族如何在这个系统中出现,以及为什么它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几乎没有任何启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它只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个系统与种族压迫的关系是偶然的。
然而,这一结论过于草率。问题在于,在紧紧围绕着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过程时,马克思没有系统考察一些与剥削有关的同样基本的过程。我想到了两个这样的过程,它们在被探究时可以揭示出与种族压迫的根深蒂固的联系。第一个是不自由的、依赖性的和无报酬的劳动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指的是被掠夺的劳动,而不是被剥削的劳动,受制于不以薪资合同为中介的统治。第二个问题是政治秩序赋予了“工人”自由个人和公民地位,同时将其他人作为更低级的存在者——例如,作为产权奴隶、契约仆人、被殖民者、“附属国”的“当地人”、债务人、“非法移民”和重罪犯。<sup>㊟5</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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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时,这两个问题—依附性劳动和政治奴役——就会浮现出来:掠夺的视角。如前一章所述,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由帝国主义理论家发展而来,它将框架扩大到“大都市”之外,包括对“边缘”地带人民的征服和掠夺。采用全球视角,其实践者披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隐秘的野蛮底层:在同意和合同的表面礼节下,隐藏着野蛮的暴力和公开的盗窃。其效果是为交换和剥削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些现在似乎是更大、更险恶的冰山一角。
可以肯定的是,掠夺的观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但我们不太清楚,帝国扩张是否在结构上与资本主义是一体的,如果是的话,对依附的、被征服的民族的掠夺与对(双重的)自由工人的剥削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得到一个系统的说明,如果有关系的话,这第三个视角——掠夺——与种族压迫有什么关系。
我的主张是,掠夺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它与种族主义的关联。简而言之,我将说明,那些被资本掠夺的人的臣服是它所剥削的人的自由的一个隐性前提。如果不揭示出第一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第二种情况。我们也无法瞥见资本主义与种族压迫的历史关联的结构基础。
为了解读这一主张,我将使用第一章中介绍的经过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它结合了这里所阐述的后两种视角的要素。它深入到我们熟悉的交换层面之下,将马克思的剥削“隐秘地”与更加模糊的掠夺要素结合起来。通过对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考察,我将确定资本主义与种族压迫的长期关联的结构性基础。
二 作为资本积累的掠夺:经济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