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资本主义

1. ◎ Adrienne Roberts，“Financing Social Reproduction，”New Political Economy 18,no.1(2013).

1. ◎ 自由市场主义者和“新社会运动”之间不太可能结成联盟，新政权正在扰乱所有通常意义上的政治联盟，让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进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与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威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进行竞争。

尽管有女性主义的光环，或者也许正是因为有女性主义的光环，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当前形势下的缩影，这种矛盾呈现出一种新的强度。金融资本主义在削减公共服务和招募妇女从事有偿劳动的同时，也降低了实际薪资，从而增加了每个家庭养活一个家庭所需的有偿劳动时间，并促使人们不顾一切地将护理工作转嫁给他人。^㊟1为了填补护理缺口，该体制从较穷的国家向较富的国家输入移民工人。通常情况下，是来自贫困地区的种族化的农村妇女承担了以前由更有地位的妇女承担的生育和护理工作。但要做到这一点，移民必须将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责任转移到其他更穷的护理者身上，而这些护理者又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不断地，在越来越长的全球护理链中。护理的缺口完全没有得到补偿，其直接效果是劳动替代——从较富裕的家庭到较贫穷的家庭，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2这种情况符合现金紧张、负债累累的后殖民地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下的性别战略。由于急于获得硬通货，其中一些国家积极推动妇女移民到国外从事有偿护理劳动，以获得汇款，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来争取外国直接投资，这些加工区通常在纺织和电子组装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更愿意雇用女工。^㊟3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能力受到进一步挤压。

美国最近的两项发展体现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首先是卵子冷冻的普及，通常是一个10000美元的手术，但现在IT公司为高素质的、薪水高昂的女性雇员提供免费的额外福利。为了吸引和留住这些员工，苹果和Facebook等公司为她们提供了推迟生育的强大动力，实际上是在说：“等着在四十、五十，甚至六十岁时生孩子吧；把你的高能量、高产期奉献给我们。”^㊟4美国的第二项发展同样体现了生殖和生产之间的矛盾：昂贵的、高科技的、用于挤母乳的机械泵激增。这是一个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高、没有强制性的带薪产假或育儿假，以及对技术情有独钟的国家的选择。在这个国家，母乳喂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的“母乳喂养”不再是用自己的乳房喂养孩子，而是通过机械地挤出自己的乳汁，并将其储存起来，以后由保姆用奶瓶喂养。在时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双杯免提泵效率更高，因为它们允许人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上班时同时从两个乳房中挤出乳汁。^㊟5

鉴于这样的压力，近年来社会再生产的斗争爆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北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把他们关注的焦点描述为“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6。但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包括更多的内容：为住房、医疗、食品安全、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和生活工资的社区运动；为移民、家政工人和公共雇员的权利而斗争；为营利性养老院、医院和托儿所的服务部门工人成立工会的运动；为公共服务，如日托和老人护理，为缩短工作周，为慷慨的带薪产假和育婴假而斗争。总的来说，这些要求相当于要求对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大规模的重组：要求作出社会安排，使每个阶级、性别、性取向和肤色的人都能将社会生产活动与安全、有趣和有偿的劳动相结合。

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边界斗争与关于经济生产的（狭义的）阶级斗争一样，都是目前的核心问题。它们首先回应的是植根于金融资本主义结构动力的“护理危机”。在全球化和债务的推动下，这种资本主义系统地吞噬了可用于维持社会联系的能力。它鼓励双职工家庭的新理想，恢复了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与市场化的支持者一起反对社会保护的拥护者，让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令人反感，越来越像是沙文主义者。

六　另一种资本主义，抑或新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这场危机可能出现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曾数次不断改变自身。特别是在普遍危机的时刻，当多种矛盾——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再生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制度的分节点上爆发了边界战争：经济与政治的结合，社会与自然的结合，掠夺与剥削的结合，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的结合。在这些边界上，社会行动家们被动员起来，重新绘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图。他们的努力首先推动了从现代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到19世纪的自由殖民资本主义的变革，然后到20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最后到当今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也构成了沉淀危机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划分社会再生产和经济生产的边界已经成为斗争的主要场所。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秩序都受到了挑战，其结果取决于三极运动的主要两极之间的联盟：市场化、社会保护、解放。这些动力首先推动了从独立领域到家庭薪资的转变，然后变成双职工家庭。

目前的情况是什么？目前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否严重到足以导致一场普遍危机，我们是否应该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次重大变革？目前的危机是否会激发出具有足够大范围和远见的斗争来变革目前的制度？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会不会成功地打破主流资本主义对市场化的热爱，同时在解放和社会保护之间建立一种新联盟，倘若如此，这种新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目的是什么？再生产与生产的区分在今天可能被重新启用，可以用什么来取代双职工家庭？

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在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打下基础时，我试图说明目前的这种情况的结构和历史基础。我特别提出，今天的“护理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或者说在于这种矛盾在今天金融资本主义中所呈现的尖锐对立形式。倘若如此，那么这场危机将不会通过修复性社会政策来解决。解决危机的道路只能变革这一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最重要的是，需要克服金融资本主义对生产的贪婪奴役——但这次不能牺牲解放或社会保护。这意味着重塑生产/再生产的区分，重新构想性别秩序。结果它是否能与资本主义相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们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设想一种新社会秩序，在不吞噬自然的情况下滋养社会再生产，这也有待观察。这个问题是下一章的核心问题。

1. ◎ Elizabeth Warren and Amelia Warren Tyagi,The Two-Income Trap:Why Middle-Class Parents Are Going Broke(New York:Basic Books,2003).

1. ◎ Arlie Hochschild，“Love and Gold，”in Global Woman:Nannies,Maids,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ed.Barbara Ehrenreich and Arlie Hochschild(New York:Henry Holt&Co.,2002)，15—30.

1. ◎ “Apple and Facebook Offer to Freeze Eggs for Female Employees，”Guardian,October 15,2014.

1. ◎ Courtney Jung,Lactivism:How Feminists andFundamentalists,Hippies and Yuppies,and Physicians andPoliticians Made Breast-feeding Big Business and Bad Policy(NewYork:Basic Books,2015)，esp.130—131.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现在强制要求医疗保险公司向其受益人免费提供这种机械泵。因此，这项福利也不再是有特权的妇女的专属特权了。其结果是为制造商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这些制造商正在其中国分包商的工厂中大批量生产这种机械泵。见Sarah Kliff，“The Breast Pump Industry IsBooming,Thanks to Obamacare，”Washington Post,January 4,2013。

胃中自然：为什么生态政治学必须超环境和反资本主义？

气候政治已经转移到中心舞台。即使部分拒绝论仍然存在，各色政治行动家正在转向绿色政治。新一代的青年活动家坚持认为我们面临着全球变暖带来的威胁。这些激进分子指责长辈们偷走了他们的未来，声称有权利和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拯救地球。与此同时，去增长的运动正在赢得支持。他们确信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把我们推向深渊，因此他们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样地，北方和南方的原住民社区为最近才被承认为生态的斗争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长期以来，他们致力于保护他们的栖息地、生计和生活方式不受殖民主义的入侵和企业的开采，今天他们在那些寻求与自然的非工具性方式的人中找到了新的盟友。女性主义者也在为她们所涉及的生态问题吸引新的关注。她们认为厌女症和蔑视地球之间存在着心理和历史上的联系，她们提倡维持社会和自然的再生产的生活形式。同时，新一轮的反种族主义行动论将环境不公正列入其斗争目标。“黑人生命运动”(Movement for Black Lives)对“警察津贴”的含义持有宽泛的看法，要求将资源大规模地转移到有色人种的社区，部分用于清理破坏健康的有毒废弃物。

即使是最近与新自由主义同流合污或士气低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气候政治中找到了新的活力。他们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绿色新政的支持者，旨在通过将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与工会的高薪工作联系起来，挽回业已失去的工人阶级支持。右翼民粹主义也不甘示弱，也在进行绿化。他们拥护生态民族沙文主义，提议通过排斥（种族化）

“他者”来保护“自己”的绿色空间和自然资源。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也参与其中。有些人宣称有“发展权”，坚持认为减排的责任应该由两百年来一直在排放温室气体的北方大国来承担，另一些人则主张公有制或社会团结经济，还有一些人披着环境精神主义者的外衣，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碳补偿计划来圈地，剥削掠夺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并获取新形式的垄断租金。最后，我们不要忘记，企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也参与了这场博弈。他们从蓬勃发展的生态商品投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投资，以确保全球气候制度仍然以市场为中心，对资本有利。

一句话，到处都是生态政治学。气候变化不再是独立的环境运动的专有财产，现在似乎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每个政治行为者都必须采取立场。这个问题被纳入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议程中，根据与之相伴的不同承诺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结果是，在表面的共识之下，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认为全球变暖是对我们所知的地球上的生命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对推动这一议程的社会力量并未达成共识，对阻止全球变暖所需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共识。他们在科学上有（或多或少）的共识，但在政治上有（或多或少）的分歧。

实际上，“同意”和“不同意”这两个词太过苍白，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目前的生态政治学是在一个划时代的危机中浮现的，其标志就是这场危机。当然，这是一场生态危机，也是一场经济、社会、政治和公共健康的危机，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普遍危机，其影响无处不在，动摇了对既定世界观和统治精英的信心。其结果是霸权危机——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肆虐。政治领域不再符合统治者的常识，它拒绝了框架之外的选择，现在是一个疯狂探索的年代，他们的探索不仅是为了更好的政策，而且是为了新的政治项目和生活方式。这种不稳定的气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苗头，但由于疫情爆发而大大加强，这种不稳定的气氛渗透到生态政治学之中，而生态政治学也被迫在其中出场了。因此，气候方面的分歧充满了矛盾，不仅是因为地球的命运悬而未决，也不仅是因为时间紧迫，还因为政治气候也受到了世界动荡的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地球需要建立一个反霸权框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将目前的意见分歧化解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的共识，从而引导一个广泛共享的改革项目。当然，这样的共识必须消除大量相互冲突的观点，并确定社会中哪些方面必须改变，以阻止全球变暖，从而有效地将气候科学的权威发现与气候变化的社会历史驱动因素的同样权威描述联系起来。然而，要反霸权主义，一个新的共识必须超越“纯环境”。为了解决我们总体危机的全部范围，它必须将其生态诊断与其他重要关切联系起来，包括生计无保障和劳动权利被剥夺；公众对社会再生产的投资减少和护理工作的长期低估；民族—种族—帝国压迫以及性别和性统治；掠夺、驱逐和排斥移民；以及军事化、政治独裁主义和警察暴力。显然，这些问题与气候变化交织在一起，并因气候变化而加剧。但新的共识必须避免简约版的“生态主义”。它绝不是把全球变暖当作唯一压倒一切的王牌，它必须从这种威胁回溯到潜在的社会动力系统，这套动力系统也推动着当前危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只有通过解决这场危机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环境”和“非环境”，并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设想出一个反霸权的架构，支持一个共同计划，并拥有实际可行的政治力量。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使其成为可能的领域的是一个“快乐的巧合”(happy coincidence)：所有的道路都指向一个观念——资本主义。根据前几章定义的意义，以及在这一章中的延伸，资本主义代表了气候变化的社会历史驱动力，因此是为了阻止资本主义，并废黜资本主义核心制度的形态。但是，如此定义的资本主义也深深牵涉看似非生态形式的社会不公平，从阶级剥削到种族—帝国压迫以及性别和性统治。而资本主义也在看似非生态的社会难题中占据中心地位：护理和社会再生产的危机；金融、供应链、工资和工作的危机；治理和去民主化的危机。因此，反资本主义可以——确实应该——成为新共识的核心议题。它揭示了多种不公正和不合理的联系，代表了发展一个强大的反霸权的生态社会变革计划的关键。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在本章中要论证的论点。我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发展它。首先，在结构层面，我认为资本主义，正确地理解，隐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生态矛盾，这使它倾向于环境危机。但这一矛盾与其他几个矛盾纠缠在一起，同样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能从这些矛盾中抽象出来完全加以解决。接下来，我将转向历史领域，描绘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在该系统发展至今的各个阶段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与单一问题的生态主义相反，这段历史揭示了生态危机和生态斗争与其他危机和斗争的广泛关联，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未完全分离出来。最后，在政治层面上，我认为今天的生态政治学必须超越“纯环境”，成为全面的反系统。在强调全球变暖与我们总体危机的其他紧迫方面的纠缠时，我提出绿色运动应该转向超环境，将自己定位为更广泛的反霸权集团的参与者，以反资本主义为中心，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拯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