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资本主义

这第三个自然概念与人类历史密不可分，它将成为我下一步论证的中心，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置于历史之中。但这一重点绝不是排除或否定自然一或自然二。与摩尔相反，这两种概念都是正当的，并与自然三兼容。^㊟1两者都将在我的叙事中找到一个位置——作为在我们背后的客观历史力量，以及作为激励我们行动的（相互）主观信念。我们还将看到，这些信念不仅相互冲突，而且还与其他对自然的次级理解发生冲突，这些理解也拥有“反噬”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社会斗争和政治行动。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所有三种自然概念协同工作，以规划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历史进程。

四　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

到此为止，我已经从结构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危机倾向，然而，仿佛它存在于时间之外。实际上，这种趋势只在历史上的具体形式中找到表达，或者，正如我所说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我用这个短语来指代各种阶段，这些阶段的继承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每种制度都代表了一种组织经济/自然关系的方式。每种制度都有产生能源、榨取资源和处理废物的方法。同样，各种政治也表现出独特的扩张轨迹——在历史上特定的征服、偷窃、商品化、国有化和金融化的组合，吞并以前作为外部的大部分自然界。最后，各种政治制定了外部化和管理自然的战略：将损害转嫁给缺乏政治影响力的家庭和社区的方法，并认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是可有可无的；以及在国家、政府间组织和市场之间分配缓解责任的计划。那么，一个体制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在哪里划定经济和自然之间的界限，以及它如何操作这种分界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一个体制赋予自然的具体含义——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含义。

这些事项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一劳永逸。相反，它们在历史上发生转变，往往是在危机时期。那时候，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长期酝酿的影响变得如此明显，如此顽固，以至于它们再也无法被细化或忽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济/自然关系的既定组织就会出现功能失调、不公正、无利可图或无法持续的情况，并成为争议的对象。其结果是激起与之对立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广泛斗争，它们的竞争项目旨在捍卫或改变这种关系。当这些斗争不会以僵局结束时，这些斗争可能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生态体制。一旦建立起来，新的体制就会提供临时性的救济，至少克服其前任的一些困境，同时孵化出自己的新困境，其影响会在以后的成熟期变得明显。不幸的是，只要新体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固有矛盾，而只是以创造性的方式化解或取代它，那么这一结果就会得到保证。

无论如何，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普遍情况。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在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其间夹杂着特定体制的发展性危机，每一个危机都由继任体制暂时解决，而继任体制在适当的时候又产生了自己的发展危机。^㊟2稍后，我们将考虑这一序列是否现在即将结束，这要归功于一个更深层次的动态：全球变暖的划时代的、超政治的发展——逐渐累加的危机升级趋势，似乎难以阻挡，并威胁会摧毁整个过程。不管我们怎么说，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经济/自然的区分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自然的组织也是如此。我在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描绘这些变革以及推动这些变革的危机。

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历史生涯跨越了我们在前几章中遇到的四个资本积累体制：16至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自由殖民制度；20世纪后三分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在每一个阶段，经济/自然的关系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它产生的危机现象也是如此。每种制度也都引发了不同类型的掠夺自然的斗争。然而，有一点始终是不变的：在每一种情况下，生态危机和生态斗争都与其他的危机和斗争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也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基础。

五　动物体力

我从商业资本主义和能源问题开始说起。在那个阶段，和以前一样，风为帆船提供动力，而风车和水车在一些地方磨制谷物。但农业和制造业主要依靠动物的体力，包括人和其他动物（牛、马等），就像他们几千年来所做的那样。在这方面，商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J.R.McNeill)所说的“体力”体制(somatic regime)：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主要发生在生物体内，因为它们消化食物，而食物来源于生物质。^㊟3这意味着，与早期时代一样，增加可用能源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征服。只有通过吞并土地和掠夺额外的劳动力供应，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增加他们的生产力。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他们充分使用了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但其“新”世界和“旧”世界规模大大扩展。

甚至，在边缘地区，商业资本主义代理人建立了残酷的社会生态榨取系统。从波托西(Potosí)的银矿到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的奴隶种植园，他们将土地和劳动力耕作榨取到枯竭的地步，没有努力去补偿他们的消耗。^㊟4相反，他们选择吞噬从“外部”强行纳入的新人类和非人类“投入”，在整个大陆留下了环境和社会破坏的痕迹。那些接受者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进行了反击。为了反抗资本对栖息地、共同体和生计的全面掠夺，他们的抵抗必然是综合性的。无论是共同体主义、反帝国主义还是共和主义，它都将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斗争与劳动、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的斗争结合起来。

同时，在大都市里，资本通过其他方式扩大规模。英格兰的圈地运动促进了农田向羊群牧场的转化，即使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也能扩大纺织品的生产。土地使用和财产制度的转变与16世纪的一轮重大行政国家建设——以及17世纪改变世界的科学革命——交汇在一起。后者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的机械观，这是自然一的早期版本，对自然二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机械观点强化了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继承下来的区别，将自然从意义的宇宙中驱逐出去，有效地用一个深刻的本体论鸿沟取代了对社会—自然近似性的假设。自然被对象化和外部化，现在看来是人类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允许人类“强取豪夺”的依据。^㊟5事实证明，这类哲学思想对现代科学来说是不重要的，并最终从后来的自然一中删除。

那么，总的来说，商业资本主义将边缘区域的征服和榨取资源与中心区域的剥夺和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说，事后看来，在这个时代，资本积累了生物力和认识力，其更大的生产潜力只有在后来随着新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生态体制的出现才会显现。

六　煤炭为王

这一体制在19世纪初的英国开始形成，英国是向使用化石能源转变的历史先驱。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燃煤蒸汽机为世界上第一个“外生”(exosomatic)体制开辟了道路：第一个从地壳下获取碳化的太阳能并将其转化为生物体外的机械能。由于它只是间接地与生物物质挂钩，自由殖民制度似乎将生产力从土地和劳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同时，它也唤起了一种新的历史性。煤炭，以前只是作为一种供人燃烧取暖的物质在当地受到关注，现在却成为一种国际贸易商品。从被掠夺的土地上开采出来，经过长途运输，数亿年形成的能源矿藏在眨眼之间就被消耗掉了，以便为机械化工业提供动力，而不考虑补充或污染。同样重要的是，化石能源为资本家提供了一种重塑生产关系的手段，使之对他们有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纺织品制造商因工人罢工而陷入困境，其将大部分业务从依靠水力发电转变为依靠蒸汽动力，这也意味着企业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集中利用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与农村的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生活资料更少，对工厂规训的容忍度更高^㊟6。显然，煤炭的成本（与水不同，煤炭必须购买）被强化剥削的收益所抵消。

如果说燃煤蒸汽机推动了生产方面的工业革命，那么它也彻底改变了运输。铁路和蒸汽船压缩了空间，缩短了时间，加速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远距离运输，从而加快了资本的周转，增殖了利润。^㊟7对农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随着饥饿的无产者大量涌入城市，在农村产生了无法持续的、以利润为导向的耕作就会有钱赚的现象。但当然，这种安排大大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变化的裂缝。从农村土壤中掠夺的营养并没有在开采时偿还，而是作为有机废物排入城市水道。因此，以煤炭为燃料的自由—殖民政权一举耗尽了农田，污染了城市。^㊟8

这种对土壤养分循环的大规模破坏是资本主义在其自由—殖民阶段的生态矛盾的缩影。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应对措施，因为声称要解决欧洲土壤耗竭危机的方案只能取代或加剧它。一项不可能但有利可图的事业以鸟粪为中心，由半奴隶制的华工从秘鲁海岸的陡峭岩石上刮下鸟粪，运到欧洲作为肥料出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英国投资者的主要利益。一个结果是为争夺贸易控制权而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国战争和帝国之间的战争。^㊟9另一个结果是，由于数世纪以来积累的矿藏在几十年内开始减少，化学肥料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其下游影响包括土壤酸化、地下水污染、海洋死亡区和大气中氧化氮水平的上升——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非常有害。

还有一个更讽刺的问题。资本主义中心区的化石燃料生产在整个自由—殖民时代不断扩大。但是，正如鸟粪策略(guano gambit)所显示的，从土地和动物体力中解放出来的表象是一种幻觉。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外在工业化是建立在边缘地区基于身体的榨取资源主义的隐秘场所之中。使曼彻斯特的工厂嗡嗡作响的是大量进口的“廉价的自然资源”^㊟10，这些“廉价的自然资源”是由大量不自由和依赖他人的劳动力从殖民地的土地上掠夺而来的：用廉价的棉花来喂养工厂；用廉价的糖、烟草、咖啡和茶来刺激“看不见之手”；用廉价的鸟粪喂养哺育工人的土壤。因此，表面上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节约实际上是一种环境负荷的转移——对生物物质的需求从中心地带转移到了边缘地带。^㊟11殖民国家通过精心策划的努力来消灭其殖民地的制造业，从而加剧了这一过程。英国故意破坏埃及和印度的纺织品生产，使这些土地沦为其工厂的棉花供应商和其产品被掌控的市场。 ㊟12

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现在才开始计算这种成本转移的全部范围^㊟13，同时也揭示了反殖民主义和原环境主义的密切联系。农村反对自由—殖民掠夺的斗争也是“穷人的环境主义”，是争取环境正义的先驱。^㊟14这些斗争也是关于自然的意义和价值的斗争，因为欧洲帝国主义者以遥远的科学概念为基础，试图征服那些没有明确区分自然和文化的社区。

在资本主义中心区，的确出现了人们做出的这种区分，（原）环保主义看似有些不同。最著名的版本是将“自然”视为人类的他者，就像资本所幻想的那样，但却被认为是崇高的自然，不在价格系统之内，因此需要敬畏和保护。作为“自然二”的反面，这种自然也是意识形态的自然。但它远没有为资源榨取提供许可，而是为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依据。自然崇高最初是游牧式的，而且是倒退的，它为独立的“富人的环境主义”注入了活力^㊟15，而这种环境主义的重点是保护荒野。在这个时代，人们常常认为它穷尽了整个（原）环境主义，但实际上它与另一种观点共存，即把资本对自然的攻击与阶级不公正联系起来。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恩格斯，前者的生态社会主义包括一个强大的美学维度，后者的社会环境主义最初侧重于工业主义对城市工人阶级健康的有害影响，后来侧重于“自然的辩证法”，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同进化论和生物突变论。这两位思想家都孕育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生态学传统，这些传统后来被狭隘的对环境主义的单一问题的理解所掩盖，但现在正在被恢复和扩展。^㊟16

七　汽车时代

当然，自由—殖民资本主义的主要遗产不是环保主义，而是改变世界的外生能源转变，它“解放”了无数年来安全封存在地壳下的碳化石燃料的储备。这一遗产给我们带来了全球变暖，在接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被接受和扩展，因为一个新的全球霸主导致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取代了英国，围绕内燃机和精炼石油建立了一个新的外生工业综合体。结果是汽车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自由的标志，催生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住宅郊区化，排放了二氧化碳，并重塑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因此，燃煤的“碳民主”让位于美国提供的以石油为燃料的形态。 ㊟17

精炼的石油也为社会民主提供了动力。汽车及相关制造业的利润为战后富裕国家的社会供给提供了相当大的税收收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北方国家增加社会福利的公共开支，而全球南方国家却加强了对自然的掠夺，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到。显然，只有允许资本在这里为一些社会再生产成本买单，才能在那里躲避更大的自然再生产成本账单。^㊟18这一安排的关键是石油，没有石油，整个行动就会停滞不前。为了保证供应和控制，美国在波斯湾和拉丁美洲发起了一系列政变，确保了大石油和大水果的利润和地位。后者和大食品公司一样，利用不断发展的耗油、消耗臭氧的冷藏运输技术，将不可持续的工业化食品系统区域化，同时进一步污染了大气。^㊟19总而言之，国内以石油为燃料的社会民主是建立在国外军事扶植的寡头统治之上的。 ㊟20

同时，美国也孕育了一场强大的环境运动。一股源自前政权的自然浪漫主义的潮流，滥觞于19世纪，通过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来保护荒野，通常以迫使土著人迁移来达到目的。这种富人的环境主义是“进步的”，而不是落后的，是补偿性的；目的是使（一些）美国人能够暂时逃离工业文明，它既不对抗后者，也不寻求改变它。然而，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孵化了另一种环境主义——一种针对政权的工业核心的环境主义。在生物学家和保护主义者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的激励下，这股潮流推动了国家采取行动，遏制企业污染。其结果是成立了环境保护局，与支持社会再生产的新体制相类似。环保局成立于1970年，处于国家管理时代的尾声，是该体制通过将外部因素“内在化”作为国家监管对象来化解系统性危机的最后一次重大努力。其皇冠上的明珠是超级基金，其任务是用资本的钱来清理美国领土上的有毒废物堆放场所。该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对石油和化学工业的税收，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机构实现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这与目前的碳交易计划不同，后者用胡萝卜代替大棒，依靠市场来推进。

无论在这方面如何进步，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监管（就像对社会再生产的监管）是建立在不承认的成本转移基础上的。它把生态外部性不成比例地转嫁给中心地区的贫困社区——特别但不仅仅是有色人种社区——同时在边缘地区加强资源开采和环境负荷转移。此外，美国环保主义的工业部门对其企业污染的核心问题存在框架错误(misframing)。它把国家—领土作为生态政策的相关单位，没有考虑到工业排放的固有的跨国界特点。^㊟21有人证明这种“疏忽”在温室气体方面特别致命，因为温室气体的影响从定义上讲是全球性的。虽然这个过程在当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但随着该制度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无情地排放二氧化碳，这大大加快了这颗定时炸弹的引爆速度。

八　新圈地运动，金融化自然和“绿色资本主义”

今天，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所有这些“坏事”都以类固醇的方式继续存在——虽然基础有所改变。制造业转移到全球南部，扰乱了以前的能源地理学。体力和外生形态现在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一些地区并存。与此同时，全球北方越来越擅长于IT、服务和金融的“后物质”三要素，即谷歌、亚马逊和高盛。但是，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表象又一次被误导了。北方的“后物质主义”依赖于南方的物质主义（采矿业、农业、制造业）——以及在其后院使用液压破裂技术和海上钻井。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北方的消费更加碳密集：见证了航空旅行、吃肉、水泥铺路和整体物质吞吐量的急剧上升。

同时，资本继续快速地产生新的历史本质。其中包括新的必备矿物，如锂和钶钽铁矿——后者是智能手机的基本成分，是中非的矿产，也是一种超级有利可图的商品，在某些情况下是由受奴役的刚果儿童开采的。其他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商品是新圈地运动的熟悉物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水，水的私有化受到民众的激烈抵制，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还要保护“生命之源”以及对自然/共同体关系的相关次生观点。 ㊟22

虽然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每个阶段的组成部分，但目前的体制产生了新的形式，既隐蔽又巧妙。著名的是，尖端的生物技术与先进的知识产权法相结合，设计出新型的垄断药品的租金。在某些情况下，大药厂声称拥有本土植物药的所有权，例如那些来自印度楝树的药，他们最近对楝树的基因组进行了解码，尽管有关的治疗特性在整个南亚地区已经有几个世纪的认知和使用。同样地，大农业公司试图以所谓的基因“改进”为基础，为印度香米(basmati rice)等作物品系申请专利，以剥夺开发这些品系的农业社区的权利。相比之下，在其他情况下，征用者通过生物工程创造新的历史性质，而这些性质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孟山都公司的“无籽”种子，它被故意设计成不育的，因此农民必须每年购买这些种子。在这里，一个跨国公司故意扼杀了种子繁殖的自然生命更新过程，以充实（强化）了资本赖以再生产自身的人为的生命灭绝过程。^㊟23资本现在有效地颠覆了它自己对自然二的概念，拒绝他人使用它自己一直依赖的“免费礼物”：自然的自给自足能力。其结果是超级利润和多重痛苦的纠缠，其中环境与社会纠缠在一起。农民债务的急剧上升导致了农民自杀的浪潮，使已经在全球环境负荷中占有越来越大份额的地区更加贫困：城市的极端污染，农村的过度采掘，全球变暖日益形成巨大影响，与之相对，这个全球环境太脆弱了。

这些不对称性因新的、金融化的监管模式而变得更加复杂，其前提是新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然二。随着公共权力的去合法化，出现了新/旧观念，即市场可以作为有效治理的主要机制，现在的任务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拯救地球。但是，碳交易计划只会将资本从世界经济去化石化和改变其能源基础所需的大规模协调投资中抽走。资金反而流向了排放许可证、生态系统服务、碳补偿和环境衍生品的投机性交易。促成这种“监管”的是一种新的绿色资本主义想象，它使整个自然界受到一种抽象的经济化逻辑的制约，即使它没有直接将其商品化。这里的烧煤工厂可以被那里的植树造林所“补偿”，这种想法假定了自然是由可替代的、可交换的单位组成的，其地点的特殊性、质量和经验意义都可以被忽略掉。^㊟24环境经济学家所钟爱的假设性拍卖方案也是如此，该方案旨在根据不同行为人为实现其对“自然资产”的竞争性“偏好”而付出的代价，为“自然资产”分配价值：原住民社区是否对保护其当地的渔业资源有足够的“投资”，以平衡威胁要耗尽这些资源的大企业队伍的行为？若非如此，对“资本”的合理使用就是允许其商业开发。^㊟25这些绿色资本主义方案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内化自然的新方式，它将认识论的抽象性提高了一个档次，达到了元水平(meta level)。但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如同其前身自然二一样，金融化的自然也是一种吞噬的工具。

在这些条件下，生态政治学的语法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变暖取代化学污染成为核心问题，排放许可市场也取代了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成为首选的监管机制，而国际也取代了国家，成为生态治理的首选舞台。环境行动主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荒野保护的潮流已经减弱和分裂，一个分支倾向于绿色资本主义的权力中心，另一个则倾向于日益坚定的环境正义运动。后者现在包括了广泛的次级行动者——从南方的穷人环境主义抵制圈地和土地掠夺，到北方的反种族主义者针对暴露于毒化物质的差异，到土著人的反抗运动，到生态女性主义者反抗森林砍伐——其中有许多重叠并在跨国网络中相互联系。同时，最近被搁置的国家重点项目现在正以新的活力重新出现。由于左右两派的民粹主义起义打破了对“自由市场”的神奇特性的信念，一些人又回到了国家权力可以作为生态社会改革的主要工具的观点：一方面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新生态”，另一方面是绿色新政。工会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其成员的职业健康和安全，但对限制“发展”持谨慎态度，现在期待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来创造就业机会。最后，在光谱的另一端，“去增长”(de-growth)的潮流在年轻人中找到了新的成员，他们对不断上升的物质投入和消费生活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文明批判，并通过素食主义、平民化和/或社会和团结经济来实现“美好生活”(buen vivre)的承诺。

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是什么，它会产生什么？

九　时空之中的食人化自然

到此为止，我已经提供了结构性的论据和历史性的思考，以支持两个命题：第一，资本主义本身的基本生态矛盾，使其非偶然地倾向于环境危机；第二，这些动力与其他“非环境”的危机倾向纠缠在一起，不能孤立地解决这些危机。其政治含义在概念上非常简单，但在实践上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能够拯救地球的生态政治学必须是反资本主义和超环境的。

这里提供的历史思考加深了这些命题。我最初提出的是一个抽象的以四个字母D打头的单词的逻辑，其中资本被设定为破坏它所依赖的自然条件的稳定性，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具体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展开。它的轨迹大致是这样的：源自中心区的社会生态僵局引发了边缘区（包括中心地区的边缘）的新一轮掠夺，其目标是毫无自我保护的人的自然财富。无论如何，这种修复也涉及对一种新的历史性的创造和占有，以前是废物，但突然变成了黄金，一种必须拥有的世界商品，被随便看成是无主之物，任人榨取。最后，在每个案例中，随之而来的是不受控制的下游效应，这引发了新的社会生态困境，促使循环的进一步迭代。长期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