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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的消失 当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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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90 | PRINTED_PAGE=82

通过点击鼠标杀人，比狩猎游戏更加残酷。狩猎根本上不是无情的杀戮。它本身要遵守严格的游戏规则，并在狩猎之前、之中和之后举行仪式。猎人和动物之间保持着一种对等性、一种对称性。动物只能被面对面地杀死。在杀戮之前，必须特地跟它“打招呼”。绝不能在动物睡觉时杀死它，所以它得是醒着的。此外，只允许伤及某些部位，比如不能打伤动物的眼睛，这样动物的目光(Blick)能一直保持到最后时刻。即使在狩猎过程中，这种双边关系也得到维持。他者就是目光啊。

无人机战争的完全不对称性使战争概念变得过时。卡尔·施米特针对空战谈到过一种强制措施：“交战双方都有一定的机会，都有一丝获胜的希望。一旦这种可能性消失，那么对手就只是一种强制措施的对象。”[89]作为仪式性对决的战争，无非是一种强制措施。战争是一场游戏，交互性是其特征。无人机战争作为一种强制措施、一种缉捕行动，完全失去了游戏性质。死亡在这里是机械制造出来的。无人机飞行员轮流倒班劳动。对他们来说，杀人首先是一项工作。下班后，他们会被隆重送上一张“记分卡”，证明他们杀了多少人。即便在杀人方面，也要首先看绩效，就像其他工作一样。算法支持机械制造的死亡。杀戮作为一种数据驱动的操作，本身具有色情和淫秽意味。对方被溶解在数据中。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说法是：“我们根据元数据来杀人。”敌人作为要去消灭的罪犯，现在只是数据的总和。无人机战争是一种杀戮的数据主义。杀戮发生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没有任何戏剧性，没有任何天命时刻。杀戮在数据流的无情照耀下机械地发生了，目标是实现杀戮在数据上的透明。如今，一切都切换到生产模式。制造死亡的战争，与作为仪式性对决的战争截然对立。生产和仪式无法共存。无人机战争描绘出那样一个社会，那里把一切都变成有关劳动、生产和绩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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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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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斗到无人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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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93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从神话到数据主义

Vom Mythos zum Dataismus

在古代文化中，不仅是战争，就连知识的传播也采取了游戏的形式。神圣的谜语之战构成了祭祀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和祭品本身同样重要。它们使神话富有生命力，将神话强化为一个共同体的认知基础。赫伊津哈猜测，哲学的起源就在仪式性的猜谜游戏里：“早期的哲学家们以先知和迷狂(Enthusiasmus)的口吻说话。他们的绝对自信就是祭祀牧师或密教传播者的自信。他们的问题关乎事物的源起，探讨开端’(arche)和自然’(physis)。古老的宇宙观问题，从混沌之初就以谜语形式被提出，以神话形式被解决。”[90]

在希腊，最初阶段的哲学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特点，即它是游戏和竞赛：“可以肯定的是，从最古老时代的寻求智慧者到后来的智者和修辞家，都以典型的斗士姿态示人。他挑战竞争对手，用唇枪舌剑攻击他们，并以古人所有的蓬勃自信心将其个人观点美化为真知灼见。这些在风格和形式上的早期实验，具有论战性和煽动性。他们总是以第一人称说话。当埃利亚的芝诺与他的对手交锋时，他以制造两难(Aporien)为武器，也就是说，他表面上从对手的前提条件出发，却从中得出两个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结论。这种形式还明确暴露了这个解谜任务的范围。芝诺问：如果空间是个东西，它会置于何处?对于‘黑暗者’赫拉克利特来说，自然和生命构成了一个格里弗斯(Griphos)、一个谜。他自己就是解谜者。”[91]智者演绎了一种争执的艺术、一出机智的游戏，其目的是设置陷阱来欺骗对手。希腊语中的问题叫作problemata，原指提出问题给对手解决。这里的“解决”应从字面上理解。它意味着将自己从羁绊中解放出来，从陷阱中解救出来。哲学的好斗性格描摹了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进程，即源始对立物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执过程。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战争乃万物之父。根据恩培多克勒的观点，决定世界进程的是爱(希腊语：philia)和争斗(希腊语：neikos)，这两个源始性原则决定了世间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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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95 | PRINTED_PAGE=87

即使柏拉图式的对话也有游戏的成分。对话《会饮篇》的结构就像一场仪式性的竞赛。在竞赛中，参与对话者向爱神厄洛斯(Eros)致以赞词。柏拉图本人在这里谈到了裁决：“阿伽通说，苏格拉底，你是一个爱嘲弄别人的人。不过我们很快就会解决智慧的问题，我和你，并把狄奥尼索斯作为我们的仲裁者。但现在你只能先去吃。他说，在苏格拉底跟其他人一样落座吃饭之后，他们会把酒拿来，在向神大唱赞歌之后，依照礼节，他们就开始畅饮。”[92]

在对话《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和卡利克勒斯(Callicles)像决斗者一样登场。那更像是决斗而不是对话，更像是对抗而不是讨论。它类似于一场仪式性的对决。它具有戏剧化的特征。权力和正义没有可比性，二者之间不可能进行调解。这只是一个输赢的问题。对话的好斗性是显而易见的：“读过这段对话的人都明白，不是谁会说服对方，而是会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被征服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格拉底在这次对话中的方法，几乎没有比卡利克勒斯的方法更体面。在这里，目的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性：目的是要获胜，特别是在目睹这一幕的年轻人面前。”[93]柏拉图的对话都有戏剧的特征。“剧院之乐”(Freuden des Theaters)[94]决定了

从神话到数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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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96 | PRINTED_PAGE=88

游戏事件。

尽管他的对话中存在明显的游戏元素，柏拉图还是启动了从神话到真理的过渡。以真理的名义，他与游戏保持距离，而智者则沉溺于游戏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责备他们不够严肃：“现在这种事情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只是玩笑，因此我还要说，他们在跟你游戏。但我之所以称之为游戏，是因为即使一个人学会很多或全部类似的东西，他也不会更好地了解事物本身的行为方式，而只会跟别人熟练地玩着游戏，通过充满歧义的语言给他们使绊子，放倒他们；就像有人把想坐下的人身体下面的椅子挪开，等着他向后栽下去，看他笑话。”[95]智者算是那种只沉迷于游戏的流动艺人。现在，游戏必须让位于真理的劳动(der Arbeit an derWahrheit)。

赫伊津哈的功劳或许在于，他在古代文化中发掘出人类行为的游戏性质。但他把游戏绝对化了，因而误判了西方知识传播中关键的范式转变，即从神话向真理的转变，这与从游戏向劳动的转变相吻合。在通往劳动的路上，思越来越远离它曾经的起源——游戏。

启蒙运动加剧了对游戏的排斥。康德使游戏从属于劳动。他的美学也是由劳动的首要地位决定的。在美面前，认知力，即想象力和知性，处于游戏模式。美使主体感到愉悦，催生一种快乐，因为它刺激认知力量的和谐互动。美本身并不产生认知，但它维持着认知的齿轮。通过这种方式，美促进了认知的产生。作为自身目的的纯粹游戏，深深困扰着康德。音乐无力推动“思的事务”，凭这一点就该回避之，因为它“只是玩感觉”[96]。在康德看来，造型艺术比音乐更可取，因为它们与“思的事务”即认知生产相适应。与音乐相比，它们“将想象力投入了一场自由自在同时又与知性相称的游戏当中”。于是“它们通过制造一种有助于理解概念的……的产品，来同时经营一项事务”[97]。康德在这里特别提到“产品”，而且还谈到“事务”，一如既往。想象力的游戏本能要受到限制，以便使它能够为理解力，为认知的生产服务。游戏要服从于劳动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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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97 | PRINTED_PAGE=89

启蒙运动从认知主体的自治开始，这是由康德的“哥白尼转向”开启的不是我们围绕着对象旋转，而是对象必须朝向我们:“这里就像哥白尼的最初想法一样，用整个星群围绕着观星者旋转来解释天体运动，并不广为采纳；他想尝试一下，如果让观众自转，让星星静止，会不会更好。在形而上学中，就对对象的感知而言，人们现在可以用类似方式进行尝试。如果感知必须遵照对象的特性，那么我不知道人们如何能够先验地对它有所了解；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对象)以我们感知能力的特性为指针，那么我就可以很好地想象这种可能性。”[98]对世界的认知归功于先验的，即经验上先验的、预先确定的形式，这些形式是认知主体本身所固有的。康德的观念论基于如下信念:人类主体是认知生产的主人。康德的世界运转的核心是：自由、自治的主体是提供认知形式和法则的权威机关。

从神话到数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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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98 | PRINTED_PAGE=90

如今，另一个范式转变正在悄然发生。哥白尼式的人类学转向，曾将人类提升到自主知识生产者的地位。如今，这个转向被数据主义转向取代。人必须以数据为导向，放弃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身份，把自己的主权交给数据。数据主义终结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99]人不再是知识的主权主体，不再是知识的发动者。知识现在由机器生产。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是在人类主体和意识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铺天盖地的数据使人失去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核心地位。人自己也成为一个数据集，萎缩成一个可以计算、可以操控的量值。

由大数据制造的知识是无法理解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容量太小。处理器之所以比人快，正是因为它们不思考、不理解，只计算。数据主义者会宣称，人类发明了思维，因为他们的计算速度不够快；还会说，思维将始终是一个短暂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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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99 | PRINTED_PAGE=91

透明作为一种数据主义的必要条件，导致一种强迫性，也就是将一切转化为数据和信息、转化为可见之物的强迫性。它是一种生产强制。透明度并不宣布人们是自由的，而只是宣布数据和信息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有效的统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全面交际和全面监视成了一回事。统治冒充自由。大数据产生了一种统治之道，使得干预和控制人类的心理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数据主义对透明的要求不是启蒙运动的延续，而是其终点。

生产强制破坏了游戏和叙事的空间。算法计算劳动不是叙事性的，而只是叠加性的。因此，它可以随意加速。另一方面，思考则不允许加速。理论仍然具有叙事性的特点。算法计算，但它们并不讲述。从神话到数据主义的过渡，是从讲述到纯粹计数的过渡。数据主义使知识生产变得色情化。思比计算更激发情欲，放飞思的也是爱神厄洛斯：“我称它为爱神，根据巴门尼德的说法，它是最古老的神。每当我在思中迈出重要的一步，冒险进入未知领域时，那个神扇动的翅膀就会触动我。”[100]没有厄洛斯，思的步骤就会退化成计算步骤，也就是工作步骤。计算是赤裸裸的，是色情的。思把自已打扮成数字。它的花饰造型(verschnörkelt)不算罕见。另一方面，计算则遵循一个线性路径。

从神话到数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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