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消失 当下的世界

每日面包没有刺激。刺激皆易逝。重复，在毫无刺激的地方，在不显眼的地方，在一根细丝之中，发现了一种强度。另一方面，那些总是期待新鲜和刺激的人忽略了已在之物。意义、道路皆可重复。一个人不会对道路感到厌倦：“我只能重复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尽管眼角一瞥（日间的光或沉沉暮霭)的确让我感到高兴；即便一次日落也充满故事，不可复制；我甚至不能重复一束光线或一次黄昏，而只能重复走一条道路（必须准备好邂逅路上的全部石子，包括新出现的）。”[10]

如今，我们在追逐新鲜刺激，追求兴奋和非凡体验的过程中，正失去重复的能力。新自由主义的处置方法，如本真性、创新或创造力，含有一种永不止息的强制出新。然而，最终，它们制造的只是相同事物的变体。旧时的、过去的、那些容许有所实现的重复(erfüllendeWiederholung)都被铲除殆尽，因为它同生产制造的增长逻辑截然对立。然而，重复会稳固生命，其本质特征是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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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新事物很快就沦为常规。它是一种消费品，并重新激发求新之需。强行拒绝常规，制造出更多常规。新事物有一个固有的时间结构，使它很快就淡化为常规。它不容许出现圆满的重复。生产强制就是强制出新，它只会加深常规的泥潭。为了逃避常规，逃避空虚，我们消费更多的新事物、新刺激和新体验。恰恰是这种空虚感推动了交际和消费。作为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招牌，强度生命无非就是强度消费。鉴于强度生命的幻觉，我们需要思考另一种生命形式，它比持续消费和交际更具强度。

仪式带来一个琴瑟和鸣、节奏一致的共同体：“仪式创造了社会文化上确立的共鸣轴线，沿着这些轴线可以体验到纵向(对神、对宇宙、对时间和永恒）、横向(在社会共同体中)和斜向(与物相关)的共鸣关系。”[11]没有共鸣，人就会被抛回自身，莹莹子立。越来越多的自恋抵消了共鸣体验。共鸣不是自我的回声，它含有他者的维度，它意味着琴瑟和鸣。抑郁症产生于共鸣的零点。如今的共同体危机是一场共鸣的危机。数字交际由一个个回音室组成，人们在其中首先听到的是自己的说话声。点赞、加好友和转发不会形成共鸣的土壤。它们只是在放大自己的回声。

生产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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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具身的过程，是身体的登台表演（Körperinsze-nierungen)。一个共同体的有效秩序和价值观通过身体得到体验和巩固。它们被刻进身体，被体验，也就是说，被身体内化。通过这种方式，仪式带来了一种具身的知识和记忆，一种具身的身份，一种具身的关系。仪式性的共同体是一个身体（Körperschaft），这样的共同体含有一个身体的维度。数字化削弱了共同体的纽带，因为它具有去身体化的效果。数字交际是一种去身体化的交际。

感觉(Gefühle)也参与到仪式行动中，但它们的主体不是与世隔绝的个体。例如，在哀悼仪式中，哀悼表达一种客观感觉、一种集体感觉。集体感觉与个体心理没有关系。在哀悼仪式中，共同体是哀悼的真正主体。共同体在面对损失的经验时将其强加于自身。这些集体感觉巩固了共同体。社会的日益原子化也影响到社会的感觉平衡。共同体感觉的形成越来越少，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时的冲动和情绪(Affekte und Emotionen)，这就是一个子然独立的个体状态。与冲动和情绪不同，感觉是能够形成共同体的。数字交际主要由冲动驱使，它有利于即刻发泄冲动。事实证明，推特就是一个完美的冲动媒介。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是冲动政治。政治是理性和调解，而理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如今，它越来越让位于有效期短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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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新自由主义制度令人们陷于孤立，同时它又召唤共情(Empathie)。仪式性的社会不需要共情，因为它是一个共鸣体。正是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中，对共情的呼吁才变得响亮。目前的共情炒作首先由经济决定，共情被当作一种有效的生产手段。它被用来在情绪上影响和控制他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而且是整个人。事实证明，情绪管理比理性管理更有效，后者比前者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体内。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致力于激发肯定的情绪并充分剥削它。最终，连自由本身也被剥削殆尽。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与工业现代主义的生命政治有所不同，后者的运作具有纪律强制和命令的味道。

如今的数字交际正日益发展成没有共同体的交际。新自由主义制度通过把每个人都挑出来作为为自身生产的人，迫使人们进行没有共同体的交际。生产可以追溯到拉丁语动词producere，意为示人或使之可见。法语单词produire仍有呈现的意思，seproduire的意思是让自己受人瞩目。德语口语中的sich produzieren或许可以追溯到相同的词源。如今，我们到处都在被迫自我生产，比如在社交媒体上。社会领域完全受制于自我生产。每个人都在生产自我，以引起更多关注。自我生产强制(Zwang der Selbst-Produktion)引发了共同体危机。如今随处可见的所谓“社区”，本身只是共同体的最弱级，甚至是共同体的商品形式和消费形式，它缺乏任何象征性的约束力量。

生产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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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同体的交际可以被加速，因为它是加法的。仪式则是不允许加速的叙事过程。符号是静默的。信息则不然，它们通过流通而存在。静默只意味着交际的停滞，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在后工业时代，机器的噪声让位于通信的噪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交际，保证带来更多的生产。因此，生产强制表现为交际强制。

生产强制牵出了绩效强制。从力比多经济层面看，绩效与工作不是一回事。在工作中，自我不一定要处于中心位置，而在创造绩效时，自我特别在乎自身。他不只是生产一个客体，而是生产他的自我。那些被客体力比多吸收的人不生产自我，而是耗费自我。自恋的自我指涉性构成了绩效的内容。自我力比多支配着绩效主体。他取得的业绩越多，获得的自我(Ego)就越多。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将自我力比多列入死亡本能。自恋的绩效主体由于自我力比多的致命累积而崩溃。他自愿而热情地剥削自我，直到崩溃。他把自我优化到死。他的失败则被称为抑郁症或倦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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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抑郁症不会发生在一个由仪式来决定的社会。在那里，灵魂被仪式的形式完全吸收，也就是被清空。仪式是入世性的（Welthaltig），它们创造了一个连接世界的强固纽带。抑郁症则是基于夸张的自我指涉，完全无力走出自我，走入世界，一个人把自我封闭在自身中，世界消失了。人在空虚感中只有围着自我打转，而仪式则减轻了自我因自身而产生的负担，它们对自我进行去心理化和去内在化。

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往往被刻进仪式。通过美的演绎，它们也可以为统治蒙上光环。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象征性的圈地活动。罗兰·巴特也从圈地角度来思考仪式和典礼，它们保护我们不堕入存在的深渊：“仪式……像房屋一样保护着我们：它让人感到可以栖居。例如，哀悼…”[12]哀悼仪式就像在皮肤上涂了一层保护膜，使它在面对心爱之人的死亡时免受悲伤的烧灼。仪式充当保护机制之处，就是生命完全失去保护之时。生产强制将无法处理这种超验的无保护性和无家可归状态，最终令其愈演愈烈。 [13]

生产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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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强制 Zwang der Authentizität

本真性社会(Gesellschaft derAuthentizität)是一个表演型社会。每个人都在表演自我。每个人都在生产自我。每个人都沉湎于对自身的盲信和膜拜。在这种崇拜中，人是自身的祭司。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人的本真性崇拜是一种“道德力量”：“忠于自我无非是忠于自我的真实性(Originalität)，而这是只有我才能明确表达和一探究竟的东西。我在表达它的同时，定义着自身。由此，我意识到一种原本就属于我自身的可能性。这种说法的背景是现代的本真性理想（Authetizitätsideal），以及通常被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正是这个背景，为本真性文化中哪怕最腐朽、最荒诞、最琐碎的形式，也赋予了道德力量。”[14]不过，一个人对自我的身份设计不能是利已的(selbstisch)，而必须在一个社会意义的视域中进行，使其具有超越自我的意义：“只有当我生活在一个由历史和自然的要求、人类同胞的需要、国家公民的责任、上帝的召唤或其他类似地位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世界中，我才能以一种不至琐碎平庸的方式确定自我的身份。追求本真性，与要求超越自我并不矛盾，而是以这类要求为前提条件。”[15]照此看来，本真性和共同体并不相互排斥。泰勒对本真性的形式和内容做了区分。自我指涉性只涉及自我实现的形式，不过按照泰勒的要求，其内容不能是利己的。本真性仅仅通过身份筹划(Identitätsentwurf)来证明自我，而身份筹划是不由自主的，也就是说要根据与共同体的明确关系而定。

与泰勒的假设相反，事实证明，本真性是共同体的敌人，其自恋气质阻碍着共同体的形成。对本真性的内容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其与共同体或另一更高秩序的关系，而是其市场价值。在市场价值面前，所有其他价值都黯然失色。因此，本真性的形式及内容合而为一，两者都为自身效劳。本真性崇拜将身份问题从社会转移到个体身上，持续忙于自我生产，从而使社会原子化。

泰勒对本真性的道德辩解，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个微妙进程，这个进程扰乱了自由的理念和自我实现的理念，并将其变成了一个有效的剥削工具。新自由主义制度剥削着道德。控制在伪装成自由的那一刻就已经大功告成。本真性构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形式。一个人自愿进行自我剥削，却认为这是在自我实现。通过本真性崇拜，新自由主义制度占有了人本身，并将其转变为一个更高效的生产车间。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人都被生产过程征用（verb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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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本真性崇拜是社会衰败的一个显著标志：“当一个人被判定为本真，或整个社会被说成有本真性问题，那么这种说法便揭示出社会行为被贬低的程度之大，以及心理成分比重的日益增加。”[16]本真性强制导致了自恋式的内省，导致了对自我心理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关注，就连交际也成了精神层面的活动。本真性社会是一个由亲密和裸露构成的社会。灵魂一赤裸主义(Seelen-Nudismus)使它具有色情特征。社会关系越是裸露出隐私和亲密关系，就越是逼近本真。

主导18世纪社会的仍然是各种仪式性的互动形式。公共空间类似于一个舞台、一个剧场。身体也是一个舞台，是一个没有灵魂和心理活动的着装木偶，要配上标志和符号来美化装扮。假发之于人脸，就像画框之于图画。时尚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人们其实是爱上了舞台场景式的表达。甚至女士发型也按戏剧场景来塑造。它们要么代表历史事件，要么代表感情。然而，这些感情并不反映任何灵魂状态。首先要带着感情去演戏(gespielt)。脸本身成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借助点痣妆(mouche)来刻画某些人物。例如，如果痣点在眼角，它就意味着激情；如果点在下唇，就表示这个人心直口快。作为舞台的脸，绝不是如今在“脸书”上发布的那种“脸”。

本真性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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