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消失 当下的世界

19世纪的人发明了劳动。戏剧越来越不被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去劳动而不是去游戏。世界更像是工厂，而不是剧场。戏剧表演文化让位于内在性文化（KulturderInnerlichkeit)。这种发展也反映在时尚上。舞台戏服与街头穿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戏剧性元素从时尚中消失了。欧洲人把工作服穿在了身上：“文化普遍变得严肃，似乎很难否认这是19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很少看到这种文化被演’出来。社会的外在形式不再表达更高的生命理想，不再是马裤、假发和剑那类东西。很难想象有什么比男性服饰中想象元素的消失，更能体现对游戏精神的放弃。”[17]在19世纪时，男性服装变得日益单调乏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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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它们像工作服一样千篇一律。从各个社会的时尚中可以看出其社会构成。社会的日益色情化就这样反映在时尚中。如今，时尚具有明显的色情特征，得到展示的更多是肉体而不是形式。

伴随着本真性崇拜，文身再度流行。如果放在仪式的语境下，文身象征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盟。在19世纪，文身在上层社会特别流行，那时候身体尚且是渴望与梦想的投影屏。如今，文身失去了任何象征性力量，它们只不过体现出文身者的独特性。在这里，身体既不是仪式的舞台，也不是投影屏，而是一个广告板。在新自由主义的同质化地狱里，居住着文身的克隆人。

本真性崇拜令公共空间遭到腐蚀。公共空间瓦解为私人空间，与每个人都如影随形。当人与人的私人空间直接碰撞，就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兴奋区(Erregungszonen)。在公共空间里，人们放下私人性，去扮演一个角色。那是一个好戏不断的表演场所、一个剧场。表演，演给人看，是公共空间的本质：“由种种社交仪式、惯例习俗和礼节姿势构成的表演，是塑造公共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情感意义的材料。一旦公共平台受社会条件损害和破坏，就会妨碍人们运用其表演能力。一个亲密社会里的成员，会成为被剥夺技艺的艺术家。”[18]如今，世界不再是一个提供角色扮演和仪式性姿态(rituelleGesten)的剧场，而是一个用来裸露和展示自身的市场。剧场表演让位于私人的色情展示。

本真性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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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和礼貌在表演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是一场有着美丽外表的游戏，预设了一个戏剧场景般的距离。如今，人们以本真性或真实性的名义，抛弃了美丽外表和仪式性姿态，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但这种真实无异于粗糙和野蛮。对本真性的自恋式崇拜，是造成社会日益残暴的原因之一。如今，我们生活在一种冲动文化(Affektkultur)中。仪式性的姿态和社交形式一旦瓦解，冲动和情绪就占了上风。在社交媒体中，构成公共领域的各种场景画面的距离也被撤销，结果造成一种没有距离的冲动交际。

自恋式的本真性崇拜，使我们对形式的象征性力量视而不见，它对感觉和思想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可以想象发生一场仪式的转变，从而令形式重新获得首要地位。这一转变会颠倒内在与外在、心灵与身体的关系。身体带动心灵，而不是相反。不是身体追随精神，而是精神追随身体。人们或许还会说：媒介生产信息。仪式的力量正在于此。外在形式导致内在变化。因此，出于礼貌的姿态，会产生精神效应(mentaleAuswirkungen)。美丽的外表催生美丽的灵魂，而不是相反：“礼貌的姿态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力量，它有助于治疗坏情绪，也有助于对抗胃痛，当你模仿善良、仁慈和快乐时；因为相应的动作——鞠躬和微笑—具有的好处是，使愤怒、猜忌和悲伤等与之相反的动作无法产生。这就是社会活动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们提供了模仿幸福的机会，而这种喜剧肯定能使我们从悲剧中得到治愈，这并不罕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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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与本真性文化并行的，是对礼节性互动形式的不信任。只有自发的感觉活动，即主观状态，才是本真的。刻意塑造的行为被不屑一顾，因为那是不真或外在之物。在本真性社会中，行动是内在引导，由心理驱动；而在仪式性社会中，外化的互动形式决定了行动。仪式将世界客体化。它们传达了一种世界关联。另一方面，本真性强制使一切都变得主观。因此，它加剧了自恋的程度。如今，自恋症因此日益严重，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我边界之外的社会互动意识。自恋的心理人(homopsychologicus)被困于自我之中，被困于他错综复杂的内在。他活在自我的贫乏世界里，导致他只围着自身转，这使他陷入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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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自恋横行，戏剧性在文化中就消失不见了，生命越发失去欢快和松弛的气氛。文化远离了那个神圣的游戏领域，劳动强制和绩效强制加剧了对生命的亵渎。游戏的神圣的严肃性，让位于劳动的世俗的严肃性。

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也反映了这种发展。它们正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缺乏游戏性，最近几部甚至在片尾打破了男欢女爱的仪式。《天幕危机》的最后一幕就令人不安。邦德没有沉浸于无忧无虑的鱼水之欢，而是接到上司M的下一个任务。M问邦德：“活儿多着呢。准备回来开工了吗？”邦德一脸严肃地答道：“很荣幸，M……很荣幸！”

这些仪式空间正在日益严重地遭到侵蚀。在这些空间里，可以发生游戏性、节庆式的放浪形骸，因此这些空间里的破格和夸张举止从世俗生活中脱颖而出。文化正在被世俗化。如今，像《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这样的电影只会让人感到无法理解。越轨行为通常是节日仪式所固有的：“它(指文化)命令并创造了庄严的例外情况。在例外情况下，通常不被允许之事突然能拿上台面，并且在越轨的仪式中化为结伴寻欢、高奏凯歌，甚至是暴风骤雨般的激情。禁止食用某种动物的图腾社会，在此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也是弗洛伊德所熟悉的)例子。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禁令被搁置，取而代之的一条律令是：人人都得吃禁忌餐。——乐事一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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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世俗化导致了对文化的祛魅(Entzauberung)。如今，艺术也越来越被世俗化，被去除魅力。魔法和魅力本是艺术的起源，而今离它远去，让位于对话。有魅力的外界被真实的内在取代，魔法的符号被世俗的符号取代。对话性的内容取代了令人信服的、引人入胜的形式。魔法让路给透明性。透明性律令使人对形式产生敌意。就其意义层面而言，艺术变得透明，它不再具有诱惑力。魔法的外壳被扔掉了。形式本身不再言说。浓缩、杂合、多义、夸张、高度的模棱两可甚至矛盾重重，是形式语言、符号语言的特点。它们暗示了一种意义，而不是立即彰显出意义。现在，它们不见了，以迎合那些叠加在艺术作品上的简化了的意义和信息。

对艺术祛魅，把艺术变成了新教产物。它被去除了仪式性，失去了张扬浮夸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艺术空间看起来还像天主教堂一样，有许多五颜六色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形态；在那时之后，各个艺术协会像极了新教产物，向内容、口语或书面语看齐。”[21]艺术(Kunst)不是对话(Diskurs)。它是通过形式，通过能指而不是所指发挥作用的。对艺术来说，内化的过程是摧毁性的，它把艺术变得如同话语，丢掉神秘莫测的外表，去投靠世俗的内在世界。艺术的祛魅是一种自恋现象，自恋式地转向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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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自恋撤销了爱欲，使世界失去魅力。文化中的情欲资源正在明显地枯竭。它们也是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力量，并激发其进行游戏和庆祝。没有它们，就会导致社会的原子化，那将是毁灭性的。仪式和典礼是真正的人类行为，令生命显得喜庆又神奇。它们的消失是对生命的亵渎和庸俗化，是把生命变成生存。因此，通过对世界重新附魅(Wiederverzauberung)，可望获得一种治愈的力量，以抵御集体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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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e des Schließens

对边界的开放和消除已经泛滥无度，且成为当下的主流。它使我们荒废了闭合的能力，把生命变成纯粹的加法。死亡的前提是，生命本身会完成。如果生命被剥夺任何完成的可能性，它就会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结束。如今，就连感知也无法闭合了，因为它从一个轰动事件(Sensation)奔赴另一个轰动事件。只有沉思性的驻留才有可能闭合。闭上眼睛是沉思性闭合的象征。纷至沓来的图像和信息让人无法闭眼。如果没有否定性的闭合，就会造成无尽的叠加积累，造成肯定性的过剩，造成信息和交际的癌式扩散。有可能无尽连接的空间里，没有可能闭合。随着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闭合的形式被消除殆尽，这导致系统的梗塞。

新自由主义要求优化和绩效，不允许出现闭合。它把一切都变成了临时和未竟。没有什么是最终的和完成的。被迫进行优化的不仅是软件，还有一切生命领域，甚至教育也不例外。终身学习不容任何完成，这无异于终身生产。新自由主义的专制正在消除闭合形式与完成形式，以提高生产力。即使有能力共同行动的“我们”，也是一种闭合的形式。如今，“我们”瓦解成了自愿剥削自身的一个个自我，成了自身的雇主。各种责任义务，作为闭合的形式正在被消除。通过无情地破坏责任义务，强制实现灵活性。当形单影只的绩效主体对一切都保持开放，当他如此灵活可塑，他就是在最彻底地自我剥削。

无力结束，也与自恋有很大关系。自恋的主体不是在已结束的事情中，不是在已完成的工作中，而是在不断推陈出新的绩效中得到最强烈的自我体验。已经结束的，已经完成的，作为自我的一个对象，独立于自我而存在。这样一来，主体就避免去完成某件事情：“期望值的不断提高，使各自的行为永远不会成为令人满意的体验，相应地，也就无力对任何事情作结。那种达到一个目标的感觉被规避了，因为这将使一个人自身的经验客观化，它将具有一个形态、一种形式，并因此独立于自我而存在。……自我的恒定性，其未被完成和不可完成（(Unabgeschlossenheit undUnabschließbarkeit)的持续激动状态，是自恋的一个基本特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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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消除边界，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持续泛滥无度，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律令。全球化还消除了所有闭合的结构以加速资本、货物和信息的流通。它把世界去边界化、去地方化为一个全球市场。地方是一个闭合形式。全球市场是一个非一地(Un-Ort)。数字网络也消除了地方。网络同样是一个非一地，所以在网络里是不可能定居的。我们在网上冲浪。游客在没有固定地方的世界中旅行。他们本身就像货物和信息一样不断流通。

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在他的散文《谨慎安置》(“Behutsame Ortsbestimmung”)中描述了一个村庄，这个地方有闭合的仪式。在村子中央矗立着一棵古老的野梨树：“自从我住在这棵巨大的野梨树附近以来，当我想要眺望远方或回首过往的时候，就不必再离开。”[23]这个村庄代表了一种闭合的秩序。它使人们可以流连忘返。因此，人们不必“离开”。一种引力从古老的野梨树上散发出来，使人们团结在一起，产生深厚的感情。村里的居民聚集在那里，唱起一首歌：“温暖夏夜里，人们在野梨树下轻轻哼唱。村子在轻唱。当然不想将夜晚冒昧打扰。”[24]在这个地方，没有太多交际。没有因交际而起的噪声扰乱清净：“人们感觉到，这里的生命内容不是个人经历………而是深沉的静默。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一个拥有个体意识的人，总是不得不说出比他所知要多的东西；然而在前现代环境中，每个人说的东西都大大少于人所共知的。”[25]在野梨树下，村庄沉浸在“礼仪沉思”，也就是一种仪式性沉默当中，并为“集体意识的内容”而祝福。[26]闭合的仪式稳固着这个地方，创造出一个认知图谱(kognitivesMapping)。然而，这个图谱正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解体。

闭合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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