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消失 当下的世界

村民们生活在深厚的情感关系中，感知和行动都以集体为单位。人们同观看，共聆听，行动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主体。“当村子里的人做了什么或感知到什么，无论行动还是感知，都没有主体，没有人物，也就是说参与行动或感知的人们被集体意识仪式性地吞噬了，他们的经历被赋予了代表这个地方的通用名词。”[27]集体意识制造了一个没有交际的共同体，不断重复着一个宏大的叙事，这就是村民们的世界：“他们对任何家长里短都没有意见，但他们不停地讲述唯一的一个宏大故事。”[28]村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人用一己的经验和意见来扰乱它，没有人试图让别人聆听或注意自己。如果想求得关注，首先也是为了共同体。仪式共同体是一个倾听和归属的共同体，是一个默契的共同体。恰恰在源始亲密关系消失的地方，才会出现过度交际。没有交际的共同体，让位于没有共同体的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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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故事是个闭合的形式。它有始有终。它的特点是有一套闭合的秩序。相反，信息则是附加的，不是叙事性的。众多信息没有凝聚成一个故事，没有凝聚成一首创造意义和同一性的歌曲。它们只允许无止境的积累。古老的野梨树上一片寂静，因为一切都已经被讲述过了。如今，交际的噪声取代了沉默。《谨慎安置》结尾的那句话让人隐隐作痛：“如今不再有被选中的树，村庄的歌声已然沉寂。”[29]

《谨慎安置》中的第二篇文章是《自己的死亡》(“DereigeneTod”)。在这里，纳达斯描述了他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那次死亡直接迎来了新生。它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形式。在这里，死亡不是一个结束，不是一种损失。它被想象为一个新的开始。在死亡通道的尽头，可以看见一道亮光，它变成一条产道：“我从母亲的子宫中滑出，进入产道。……椭圆形的开口，是我母亲那被扯开的外阴，那是我从产道方向认出的。我知道母亲的外阴如何被扯开，在我快要生出来的时候，张得越来越大。”[30]死亡的时刻骤然变成了出生的时刻，就这样形成一个生死周期的交互关系，它创造了一种无限。野梨树体现了周期性时间，而人类的生命则被类比为那个周期。散文《自己的死亡》被一百五十多张老野梨树的照片结结实实地环抱着。众所周知，纳达斯近乎疯狂地拍摄了这棵树在所有季节里的样子。在这里，摄影是一种闭合的仪式。这些照片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时间感，一种周期性的时间，也就是说，一种自我闭合的时间。

闭合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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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达斯笔下的那个村庄当然不是什么友善之地。对于一个古老的集体，不要期待什么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好客。鉴于原教旨主义的闭合有可能带来暴力，就不要天真地赞美这里的闭合。如今重现端倪的民族主义蕴含了对那种闭合的要求，也就是排除他者和陌生者。然而，不容忘却的是，不仅全面闭合的否定性是暴力，而且过度开放的肯定性也是暴力，也会招致一种反暴力（Gegengewalt)。

人是一种地方生物(Ortswesen)。有了地方，才有居住和驻留的可能。地方生物未必是地方原教旨主义者。他并不排斥热情待客。由世界的全球化而造成的彻底的去地方化才具有破坏性，因为它将所有差异救平，只允许大同小异。他者性，陌生性，都会阻碍生产。这样一来，全球性就造成了同质化的地狱。正是这种全球性暴力当前，地方原教旨主义才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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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文化是一种闭合的形式。因此，它创造了一种同一性。然而，它不是一种排他性的而是一种包容性的同一性。因此，它可以接受陌生者。黑格尔在谈到希腊文化的起源时说：“我们刚刚谈到陌生性是希腊精神的要素之一，众所周知，文化的起源与陌生者来到希腊有关。”[31]在他看来，希腊人在他们的神话中以感激的心情保留了陌生者的故事，因此，普罗米修斯来自高加索地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以为一个保持血缘关系和友谊的种族靠简单发展就能得到美的和真正自由的生命，这是一种肤浅的愚蠢”[32]。相反，它“本身就是陌生者，只有通过它(即精神)获得作为精神的力量”。精神是一种闭合，一种包容性力量，然而它把他者，即陌生者，纳入自身。自身的陌生性对精神的形成很关键。如今动辄显形的主流文化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盲目地排除了陌生者。主流文化作为一种怀旧乌托邦[33]的形式，存在于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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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通过文化空间的去边界化和内爆，从而去地方化为超文化。[34]因此，它们在无空间的并置中重叠并相互渗透，一个文化超卖场就这样产生了。超文化是一种文化消费模式，它以商品的形式呈现。它没有边界，没有中心，像块茎一样扩散开来。纳达斯的那棵野梨树正是地方文化的象征，它与块茎相反。去地方化的超文化是叠加式的，它不是一个闭合的形式：“树是血统关系，但块茎是联盟，完全、绝对地是联盟。树需要动词是’，但块茎在连词与……与….…与’中找到了关联。这个连词的力量足以撼动和拔除动词是’。”[35]“是”是一个表示地方的动词。“与”的逻辑在超文化中撤销了地方。德勒兹所颂扬的那种无尽的联合最终是毁灭性的，它会导致同者的癌式扩散，也即导致同质化的地狱。

文化超卖场中也看不到陌生者。它避开了消费。全球不是一个精神的场域，因为后者预设了一个“自身的陌生性”。陌生者使人活跃，甚至激活精神。具有凝聚效力的地方原教旨主义，也即主流文化，是对全球化下新自由主义超文化做出的回应，是对超文化下无地方性的反应。这两种文化形式不可调和，势不两立。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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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都没有机会触及陌生者。

仪式的废除，首先导致本真时间(Eigenzeit)的消失。本真时间与生命阶段相对应:“这就是可以称为本真时间的东西，也是我们大家通过自己的生命经验所熟悉的东西。本真时间的基本形式是童年、青年、成年、老年和死亡。..使人年轻或年老的时间不是钟表上的时间，后者之中显然存在着不连续性。”[36]仪式塑造了生命中的基本过渡。它们是闭合的形式。没有它们，我们就会一滑而过。我们就这样老去(altern)，而不是变老(alt zu werden)。或者我们一直都是幼稚的消费者，永远不会长大成熟。本真时间的不连续性，让位于生产和消费的连续性。

过渡仪式(rites depassage)就像一年四季一样安排着生命：跨越一个门槛(Schwelle)，意味着完成人生的一个阶段并进入新阶段。作为过渡，这些门槛赋予空间和时间以节奏、清晰性，甚至叙事性。它们使人能够对秩序有深刻的体验。作为过渡的门槛，要求投入大量时间。如今，它们正在被摧毁，以支持加速的、无缝的流通和生产。如此一来，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变得日益贫乏。我们在努力生产更多空间和时间，同时也失去了时空。时间与空间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陷入沉默。门槛是会说话的，是会转换的。门槛之外是他者，即陌生者。没有了门槛的幻想，没有了门槛的魔力，就只剩下同质化的地狱。建构全球化，是通过对门槛和过渡的无情拆解。信息和商品更喜欢一个无门槛的世界。毫无阻力的平滑加速了它们的循环。投入大量时间的过渡，现在瓦解为快速便捷的通道、连续跳转的链接，以及没完没了的点击。

闭合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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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Fest und Religion

上帝祝福第七天并赋予其神圣含义。安息日要休息，这赋予创世工作以神性的庄严。这一天的休息并不是单纯的无所事事。相反，它构成了创世的一个重要部分。拉什(Raschi)在他对《创世记》的评论中指出：“经过六天的创造，世上还缺少什么呢?缺少menucha(无所事事’休息’)。有了安息日,有了menucha,世界就完整了。”[37]安息日不是跟在创世之后，恰恰相反，它使创世活动结束。没有它，创世就不会完成。在第七天，上帝不只是放下已完成的工作来休息。相反，休息正是其本质，它结束了创世，是创世的精髓。因此，如果我们让休息从属于工作，我们就错过了神性的东西。

在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Rosenzweig)看来,安息日是一个“创造的节日”，一个“休息和沉思的节日”，一个“完成的节日”。最重要的是，在安息目，人们“让自己的舌头从日常话语中得到休息”，并让自己“静静聆听上帝的声音”[38]。安息日要求保持静默。嘴巴必须闭上。无声的倾听把人们团结起来，创造了一个没有交际的共同体：“...……只有在沉默中，人们才会团结起来，话语使人团结，但团结起来的人一起沉默。—因此，小圈子里一整年收集永恒阳光的凹面镜，即礼仪，必须把人们引入这种沉默。当然，即使在礼仪中，共同沉默也只能是此前完成的最后一件事，一切都只为这最后一件事做铺垫。在这类教育中，语言仍然是主宰。语言本身必须引导人们学会一起保持沉默。这种教育从教人们学习倾听开始。”[39]

神圣性要求安静：“Myein，落成仪式，在词源上代表闭合’眼睛，但首先是嘴。在神圣仪式的开始，典礼官命令’人们‘安静’(epitatteitensiopen)。”[40]沉默教人倾听。它与一种特殊的敏感，与一种深度的、沉思的专注相辅相成。如今的交际强制意味着我们既不能闭上眼睛，也不能闭上嘴巴。这是对生命的亵渎。

在这个遍及浮光掠影的数字网络中，安静和沉默毫无立足之地。它们预设了一个垂直的秩序。数字通信是平面的，那里没有什么突出或深化。它不是强度的，而是广延的，这导致了交际噪声的增加。因为我们无法沉默，所以我们必须交际。或者我们不能沉默，因为我们受迫于交际强制、生产强制。自由，从要求静默的话语中解脱的自由，表现为交际强制。自由再次变成了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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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不仅在犹太教中，而且在一般的宗教中，休息都是节日的根本。它带来一种特殊的生命强度：“然而，与繁忙日常的躁动相比，休息是节日本质的一部分：这种休息将生命强度和沉思结合起来，甚至在生命强度跃升到癫狂的时刻，也能将二者统一起来。”[41]如今，那种节日里的休息对我们来说已经完全消失不见。它的特点是同时拥有生命强度与沉思。正是在现代晚期危机中，在表现为多动症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将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纳入自身的时刻，生命才达到一种真正的强度。

休息属于神圣的范畴。相反，劳动则是一种世俗的活动，在宗教行为期间必须完全停止。休息和劳动代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形式。两者之间存在着生存论上乃至神学上的差异。休息不仅仅是为了从劳动中得到恢复，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份新工作而养精蓄锐。相反，它超越了劳动，不能以任何方式与劳动打交道：“但劳动是最初也是最明显的世俗行为。除了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劳动没有其他凭空想象出来的目的。仅仅劳动就可以使我们沾上人间烟火气。另一方面，宗教生命在节日里达到非凡的强度。这两种存在的对比此刻尤为鲜明，所以它们不能共存。如果人身上还带着世俗生命的痕迹，他就不能亲密地接近他的上帝。反之，如果仪式使他成圣，他就不能回到他惯常的营生。因此，仪式性休息不过是那种普遍不可调和性的一个特例，正是那种普遍不可调和性区分了神圣和世俗。”[42]如果休息近乎劳动之余的恢复，就像今日之所见，那么休息就失去了它存在论上的剩余价值(ontologischen Mehrwert)。这样一来，它就不再代表一种独立的、更高的存在形式，而退化为劳动的衍生品。如今的生产强制使劳动成了永动机，从而使那种神圣的休息遁于无形。生命被完全世俗化，被亵渎了。

节日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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