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消失 当下的世界

劳动属于世俗领域，它使人孤立无援，形单影只，而节日则使人聚集起来，结为一体。节日的周期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会定期感到聚集在一起的需要，因为集体性是他们的本性。节日周期符合劳动和休息、分散和聚集的往复交替：“构成宗教狂热的本质是节日周期，它在固定时间内规律性地重复出现。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对这种规律性重复的偏好究竟来自哪里：宗教生命所服从的节奏只是社会生活节奏的一种表现，前者是后者的结果。社会只有在聚集的前提下，才能使其自身的感觉活跃起来。但它不能一直进行这种聚集。要把日子好好过下去，就不允许社会无休止地聚集。所以社会会解散自己，以便在它觉得有必要时再次聚集。这种必要的交替变化，遵循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的定期交替。……此外，这种节奏可能会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解散时段很长，长到极点，那么聚集的时段也会大大延长。”[43]

42 仪式的消失

节日作为游戏，是生命的一种自我表达。它的特点是过剩。它表达了一种不追逐任何目标的丰盈的生命。它的强度正在于此。它是生命的强化形式。在节日里，生命只关乎生命本身，而不是让自己从属于一个外在目的。如今，时间完全受控于生产强制，是没有了节日的时间。生命日益贫乏，僵化成生存。

我们庆祝节日，但不可能庆祝劳动。我们可以庆祝节日，因为节日就像一座建筑一样常驻在那里。节日时间是一个常设时间。它过去了，但没有流失。它让驻留成为可能。时间作为一连串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时刻，被按下了暂停键。没有让人奔赴的目的地。恰恰是奔赴，让时间流逝。节日的庆祝活动抵消了时间的流逝。节日中蕴含了一些不朽之物。节日时间，是一个高光时间（Hoch-Zeit，字面意思为“婚礼时间”)。艺术也起源于节日：“艺术中的时间体验，本质在于我们学习驻留。这或许相当于我们所谓永恒。”[44]艺术的本质在于赋予生命以持久性：“在犹豫不决的时刻，可能会有一些持久的东西’—这就是今天的艺术、昨天的艺术，以及自古以来的艺术。”[45]劳动的强制性破坏了生命的持久性。劳动时间是一个正在逝去、正在流失的时间。如果生命时间与劳动时间完全吻合，生命本身就变得极为易逝。

节日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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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尔德林来说，节日是一个“高光时间”，是与众神共度的高尚时光。在节日里，人们更接近神灵。节日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神灵之间建立了一个共同体。它使人们能够参与到神性之中。它带来了厚度。诸神体现了人类生命的本质。在劳动和生产中疲于奔命的生命，是生命的绝对最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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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高光时间也即高校时间(Hoch-Schule)。在古希腊语中，学校是scholé，即休闲。相应地，高校就是高级的休闲。如今，它已不再是高级的休闲，它本身已成为一个必须生产人力资本的生产场所。它提供培训而不是教育。教育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在教育中，精神指向自身，而不是让自身从属于一个外在目的。

中世纪的大学完全不是培训机构，那里是演绎仪式的场所。权杖、印章、博士帽、职务项链和长袍都是权力和学术仪式的标志。如今，大学里的各种仪式被消除殆尽。作为一个拥有客户的企业，大学不需要仪式。仪式无法与劳动和生产相容。即便它们被重新启用，也只是装饰性的，毫无效力。它们不过提供了又一个机会，进行自拍或看到自己的成绩得到确认。在一切都按照生产模式塑造的地方，仪式消失不见了。

如今的节日或节庆活动与那个高光时间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是事件管理的对象。事件作为节日的一种消费形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结构。它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eventus，意思是“突然出现”。它的时间性是不可测的，是随机的、任意的、没有约束力的。然而，仪式和庆祝活动却并不是偶然和无约束力的。偶然性是如今事件社会(Eventge-sellschaft)的时间性。它与节日的约束力和义务性格格不入。与节日相反，事件也不会制造出一个共同体。节庆活动是大众性活动。大众不会形成共同体。

节日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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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制度把生产变成了极权。于是，生命的所有领域都要受制于它。生产的极权化导致生命的完全世俗化。即使休息也被生产占用，并被降级为休闲，成为一种恢复性休息。它并没有迎来一个神圣的聚会期。对某些人来说，休闲是一段空档的时间，是一种空虚的恐惧(horrovacui)。越来越大的绩效压力，甚至让忙里偷闲也变得不可能。许多人正是在闲暇时生病的。这种病已经有了一个名字：休闲病。在这里，休闲时间代表了劳动的一种折磨人的空洞形式(Leerform)。积极的、仪式性的休息，让位于折磨人的游手好闲。

劳动有始有终。因此，劳作期之后是休息期。另一方面，绩效既无始也无终。绩效没有期限。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必然要求，绩效把劳动调成永动模式。正如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Durkheim)指出的，在仪式社会里，如果劳作期即分散活动期过长的话，那么集体生活、节日活动有时候会达到一种过度的形态，也即一种狂热。节日一个接一个。如今，劳动恰恰呈现出一种狂热的形态，感觉不到有任何节庆和聚集的需要。生产强制就这样导致了共同体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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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资本主义经常被解释成宗教。但是，如果人们把宗教理解为religare(拉丁语，字面意思为“捆绑”)，理解为约束，那么资本主义就绝对不是宗教，因为它缺乏任何聚集性和一体化的力量。金钱就已经有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功效。它把我从与他人的私人联系中解放出来，以此增加我的个体自由。例如，我付钱让别人为我劳动，而不与他们建立私人关系。宗教的本质则是沉思性的休息，这是与资本截然相反的景象。资本不会休息。就其本质而言，它必须一直处于劳作和运动中。人与它相似，因为他自己失去了所有沉思性休息的能力。此外，将神圣与世俗区分开来，从根本上说就属于宗教范畴。神圣之物将那些使共同体充满活力的事物和价值统合起来，共同体化是其本质。相反，资本主义通过把一切世俗化来救平这种区分。它使一切都可以拿来比较，从而也就没有差别。它制造了一个同者的地狱。

基督教是高度叙事性的宗教，复活节、五旬节和圣诞节等节庆是整个叙事中的亮点，提供了意义和指南。每一天都获得了一种叙事的强度，一种来自整体叙事的意义。时间本身变得具有叙事性，也就是具有重要性。资本主义不是叙事。它不叙述任何东西。它只是在计算。它拿走了时间的全部意义，使其被世俗化，成为劳动时间。日子由此变得千篇一律。

节日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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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先把资本主义和宗教等同起来，又把朝圣者和观光客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寺庙里的信徒，或跋山涉水从一个寺庙到另一个寺庙、从一个朝圣地到另一个朝圣地的朝圣者，相当于如今在一个被异化成博物馆的世界中疲于奔命的观光客。”[46]朝圣者和观光客实际上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秩序。观光客在毫无意义的非-地中旅行，而朝圣者则被约束在聚集和连接人们的地方。聚集是地方的本质：“地方向着自身聚集，成为至高和至大。聚集弥漫和渗透一切。这个地方，这种聚集，自我追赶，保留被追上的东西，但不像一个封闭的胶囊，而是以一种透视和照亮聚集物的方式，这样才能释放到它的本质中去。”[47]教会也是一个聚集之地。Synagogue(会堂)可以追溯到希腊语中的synagein，像symbállein，意思是发起聚会。它是一个共同庆祝宗教仪式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里与他人一起关注神圣事物。宗教是religare，同时也是relegere，即专注、凝神。这就是寺庙与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博物馆参观者和观光客都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他们是大众或人群。地方也被世俗化为景点。到此一游是relegere的消费公式，它缺乏深度关注。景点与那个照亮聚集者并将其释放到其本质中的地方有着根本不同，前者没有创造共同体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层效应。在景点，人们只是路过，那里不容驻留和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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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面对越来越多的生产强制和绩效强制，从生命中开发别样的、游戏性的方式是一项政治任务。当生命不再屈从于外在目的，而是关乎生命本身时，它就重新获得了游戏性。那就是沉思性的休息。如果生命完全失去了沉思性元素，人就会在自己的活动中窒息。安息日由是表明，沉思性的休息、安静，对宗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宗教与资本主义也截然相反。资本主义不喜欢安静。安静将是生产的零点，在后工业时代，它也将是交际的零点。

节日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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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l um Leben und Tod

游戏的荣耀与主权并驾齐驱，主权的意思无非是脱离了必要性、目的性和实用性。主权揭示了一颗“超越功利心”的灵魂。[48]正是生产强制破坏了作为生命形式的主权。主权让位于一种新的服从，却伪装成自由。新自由主义的绩效主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仆人，它自愿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剥削自己。

乔治·巴塔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游戏：强游戏和弱游戏。在一个功利主义成为主导原则的社会中，只有弱游戏才被认可。它符合生产的逻辑，因为它相当于从劳动中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强游戏不能与劳动和生产原则相协调。它让生命本身链而走险。主权让它与众不同。

巴塔耶指出，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他的《金枝》一书中讲述了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个仪式：“卡利卡特国王的王位和生命取决于一场战斗的结果，这个节日被称为大牲节’，每十二年举行一次……仪式举行得非常隆重。地址靠近如今的铁路线。经过时正好可以瞥见寺庙，它几乎隐藏在河岸边的树丛后面。从寺庙的西门出发，有一条笔直的小路，勉强高出周围的稻田，被一条美丽的林荫道掩映着；一直走了半英里，来到一片群山之巅，山岩陡立，上面还可以看到三四个缓坡。就在这些缓坡的最高处，在那个多事之秋，国王开始布阵。上面的景色非常壮观。温柔的河水蜿蜒流过平坦的稻田，人们的视线向东延伸到高地，那儿的下坡隐藏在森林中；而在远处，宏伟连绵的西盖茨山脉清晰可见，在它的后面，湛蓝的天空下，几乎看不见耸立的尼尔赫里斯或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