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消失 当下的世界

对巴特来说，日本人的眼睛不是灵魂的家，它是空的。它不信任西方的灵魂神话：“西方人的眼睛受制于一整套灵魂神话，那套神话塑造了中心且不为人知，它的火焰从保护眼窝的空间辐射到一个感性、热情的外在世界。”[75]日本人的眼睛是扁平的，没有强度。瞳孔并没有因为深陷的眼窝而变得戏剧化(Dramatisierung)。黑格尔也紧随西方的灵魂神话。根据他的说法，眼睛应该被凸起的眼骨包围，这样“眼窝里加重的阴影给人一种深沉感和专心致志的内在性（unzerstreuteInnerlichkeit)”。“刀锋般的眼骨”凸显出深邃的灵魂。因此，眼睛不能“把自己往前推”，“就像扔到外部世界一样”[76]。东亚人的眼睛更像用画笔画在脸上，而不是深陷在眼骨里。面对东亚人那些扁平的眼睛，黑格尔会如何评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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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在符号帝国里，没有道德所指照样一切好好的。统治这个帝国的不是法律，而是规则，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礼仪社会是一个规则社会。支撑它的不是美德或良知，而是对规则的热情。不同于道德法规，这些规则没有被内化。它们只是被效法。道德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灵魂，和一个致力于完善它的人。这个人在道德的路上走得越远，自尊就越强。这种自恋式的内在性是礼貌的伦理学完全缺乏的。

规则基于一种一致性。它是由任意符号的内在联结所形成的。因此，它没有深刻的真理性，没有超越性。它没有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基础。法律则预设了一个超越性的权威机关，如上帝，他行使约束或宣布禁令。遵守规则所带来的快乐，与守法或违法的快乐不可同日而语。它归功于对游戏和规则的热情：“为了理解仪式形式的强度，我们无疑必须摆脱那样一种想法，就是以为所有的快乐都来自欲望的满足。相反，游戏和游戏的领域向我们揭示了对规则的热情，对规则的陶醉，源于仪式的而非欲望的权力。”[77]资本主义基于欲望经济学（Ökonomie desWunsches）。因此，它与礼仪社会不相容。礼仪形式归功于对规则的热情，它催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快乐形式。

符号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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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它没有任何意图。它是空的。作为一种礼仪形式，它没有任何道德内容。它是一种符号，一种与“心灵的礼貌”(Höflichkeit des Herzens)截然相悖的能指，后者将是一种道德所指：“如今我们将道德法则置于符号之上。传统形式的游戏被认为是虚伪和不道德的:与此相对的是心灵的礼貌”，甚至是欲望的极度无礼…的确，礼貌(以及全部礼仪活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78]礼貌作为一种礼仪形式，没有心，也没有渴求，没有欲望。这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艺术。纯粹交换礼仪姿态，将礼貌消解。日式礼貌的拓扑结构，作为一种礼仪形式，没有内在，没有那种能使它退化为纯粹外部礼节的心。内与外的对立恐怕不能描述它。它不居于外在，因为跟内在相比那里纯粹是表象。相反，一个人是完全的形式、完全的外在：“为了赠送礼物，我跪下来，几乎以头抢地；作为回应，对方也对我做同样的事情。一条折线连接着赠礼者、受赠者和使用这个标签的盒子，盒子里可能什么都没有，或者只装了一点点儿东西。”[79]一个“图形形式”被强加在交换行为上，“它把一切贪婪都驱逐出去”。礼物仍然“仿佛悬浮在两个消失中的事物(Verschwindenden)之间”。作为有能指无所指的礼物，是一个纯粹的中介，一个纯粹的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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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礼物兀自安放一隅：

无可触碰。

无论慷慨，

还是感激，

灵魂皆不染之。[80]

在符号帝国里，灵魂和心理学都被剔除了。没有任何灵魂会感染到仪式游戏那神圣的严肃性。取代心理学的是对规则的热情、对形式的热情。这个符号之国与如今的灵魂之国泾渭分明，后者裸露自己，永远在自我生产。符号的礼仪之邦使另一种生命形式、另一种社会得以被设想，那里没有自恋，因为自我沉入了符号的仪式性游戏之中。对规则的热情，去除了自我的内在性。

如今，道德说教不绝于耳。与此同时，社会正在变得残暴。礼貌正在消失，对本真性的崇拜无视它们。美好的社交形式越来越少。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对形式怀有敌意。道德显然并不排斥社会的日益残暴。道德没有形式。道德的内在性不依赖形式而生。甚至可以说：一个社会越是道德化，它就越没有礼貌。针对这种丢弃了形式的道德，我们要保卫一种美好形式的伦理学（Ethik der schönen Formen）。

符号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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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从决斗到无人机战争

Vom Duell zum Drohnenkrieg

在《游戏的人》(HomoLudens)一书中，赫伊津哈强调了古代文化中战争的游戏性质。从其所遵守的严格规则看，战争就很接近游戏。赫伊津哈并不否认古代社会也存在过度的暴力和残忍的杀戮，但他将战争置于神圣的游戏领域：“在阿尔忒弥斯的神庙中，有一份庄严的协议，其中规定了关于争端的规则，给出了交战的时间和地点，禁止使用所有远程武器，包括标枪（Speer）、弓箭和投石器(Schleuder），决战时只允许携带剑和长矛(Lanze)。”[81]不仅对某些武器的禁止，还有对战斗时间和地点的协议，都凸显出古代战争的游戏性质。战场像舞台一样，使用木桩或榛树枝做标记；要注意确保场地水平，以便交战各方能够正面对抗。

赫伊津哈指出，战争的仪式化大大地提高了“道德水平”[82]。与对手交流寒暄是仪式性对决的特点，这种交流的前提是明确承认对方是一个平等的对手。交战双方向对方致敬，把武器作为礼物交换。仪式一般都有很强的形式力量。战争作为一种仪式性对决，通过施加严格规则的形式之衣(Formgewand)来约束暴力。暴力让位于对游戏的激情(Spielleidenschaft)。

决斗也是一场仪式性对决。它可以追溯到古代文化中的法庭对决。它有一个神圣的层面。裁决类似于神的判决：dike(希腊语，“正义”)和tyche(希腊语，“命运、偶然、神意”)在此融合。决斗作为近代法庭对决的一种形式，也具有一种裁决权。在决斗之前，要召集所谓的荣誉法庭。它与民事法庭的诉讼程序没有明显区别。作为一种仪式性对决，它受到严格的规则约束。决斗双方的对等性要得到最细致的考察。决斗具有仪式性的游戏形式：“决斗的场地是一个运动场（Spielplatz)；武器数量应该完全一致；听从信号开始和停止；射击次数或子弹数量是规定好的。”[83]任何拒绝遵守决斗规则的人，会被视为有失颜面，被赶出赛场。这种仪式性对决的目的不是为消灭对方，而是为荣誉。决斗者通过当面对决、命悬一线，来证明他们的荣誉—“男人的荣誉”。无论结果如何，决斗都能恢复荣誉。决斗结束后，决斗的双方都被社会认为是有荣誉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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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欧洲的军人荣誉概念大体上脱胎于骑士荣誉法则。根据这一法则，趁人之危攻击敌人是不光彩的。只有在战场上攻击敌人才是光荣的，而暗杀敌人是不光彩的，比如下毒。对等性和交互性得到严格遵守。战斗手段的对等对于公平竞争尤为重要，因为那是仪式性对决。如果我的对手只有一把剑，那么我使用弩箭就该遭到唾弃。在战争史上，限制杀人手段的做法层出不穷，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这有助于遏制战争。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作《战争论》中，将战争定义为一种仪式性对决：“我们不想在这里对战争笨拙地做出一个大众传媒式的定义，而是坚持它的要素，即对决。战争不过是一场放大了的决斗。”[84]战争是一场有序的、遵守规则的对决。正如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所说，是“借助其他手段的政治”[85]。在这种表述中，重点不是像通常以为的落在“其他手段”即暴力上，而是落在政治上。既然战争始终是一种政治，那么在战后就有可能通过非暴力手段重返战争。所有交战方承诺的游戏规则，确保战后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无节制的杀戮、纯粹的暴力则破坏了政治空间。那时的战争作为一种放大了的决斗，与如今的战争行为有天壤之别，如今的战争行为越来越退化为无情的杀戮。

从决斗到无人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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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完全缺乏游戏性质。基本公式也适用于此：生产强制破坏了游戏。现代战争是一场生产之战。因此，不是主权游戏者，而是像劳动奴隶一样的士兵在战斗：“因此，我谈到现代战争的无能：病态积累起来的过剩财富，不能无止境地积累，被那些害怕死亡的仆人挥霍一空。他们不会游戏，除非以悲惨的方式。”[86]瓦尔特·本雅明也将现代战争追溯到生产遵循的破坏逻辑：“如果生产力的自然利用受到财产制度的限制，那么技术辅助、速度、动力源的增加就会推动生产力的非自然利用。它在战争中找到了它们。……帝国主义战争最可怕的特征，是由巨大的生产资料和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未充分利用（换句话说，由失业和销售市场匮乏)之间的差异决定。”[87]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的论点“媒介即信息”，也适用于作为媒介的武器。媒介并不只是信息的载体。相反，信息是由媒介本身产生的。媒介不是一个中性的容器，可以运载不同的内容；相反，新的媒介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内容，比如一种新的感知。因此，启用完全不同的破坏性媒介，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相反，它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因此，卡尔·施米特一想到战斗机便陷入沉思，因为它的加入令战争不可能成为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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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

交战双方的正面对抗，反映出他们在法律上甚至道德上的平等地位。对手作为敌人(iustushostis)得到明确承认。然而，使用战斗机作战则不允许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拓扑学意义上的优势，即占敌人的上风，引发了对敌人的另一种心态。破坏性媒介的不对称性，导致其所有者对敌人做出另一番评价，将其贬低为罪犯：“占上风者认为，他在武器方面的优势证明他拥有正当理由（iustacausa），并宣布敌人是罪犯，因为人们不再能够正当理解敌人的概念。”[88]于是，媒介即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道德上的优势。技术和伦理是互为前提的。

需要通过发动战争去对抗的敌人，不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消灭的罪犯。相反，他是一个地位平等的对手，一个游戏中的对抗者。因此，他被赋予同样的权力。无人机战争将不对等性发挥到极致。把对手贬低成罪犯加以歧视，是定点杀戮的前提条件，这类似于警察行动。无人机战争完全废除了对等性，即废除了构成战争作为仪式性对决的双边关系。进攻者完全隐藏在视野之外，而屏幕并不能被称作“对手”(Gegenü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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