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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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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所有人预期中的爆发式技术增长——月球基地、机器人工厂——未能实现？逻辑上只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我们对技术变革的步调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那么多的聪明人都感到力不从心；要么就是我们的期待在本质上并非不切实际，在此情况下，我们就得问问，是什么使得技术发展之路偏离了正轨。
今天的文化分析家鲜少考虑这个问题，一旦真的推敲起来，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第一种可能。一个常见的路径是将症结上溯到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造成的幻象。许多人问，为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都对载人航天理念如此情有独钟？这从来就不是什么高效的科研路径。难道不是缘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和俄国都是开拓者社会，一个向西部而另一个向西伯利亚扩张？难道不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许诺了无限扩张的未来和人类殖民广阔空地的神话，才促使两国领导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太空时代”，其本质是要争夺对未来本身的控制权？难道不是这场争夺造就了双方对未来实际模样完全不切实际的设想？5
这显然不无道理。强大的神话在起作用。可是，大多数宏大的人类事业都根植于某种神话般的愿景，这本身不足以证实或证伪事业本身的可行性。在本文中，我想探讨第二种可能。在我看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其中一些愿景在本质上并非不切实际，而且至少有一部分科幻幻想（目前无从得知具体是哪些）确实可以被引入现实。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这样的事在过去很常见。毕竟，20世纪伊始读着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或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作品长大的人，可能会想象1960年的世界将拥有飞行器、火箭船、潜水艇、新能源、无线通信……而他们几乎所想即所得。如果在1900年梦想人类登月不算不切实际，那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梦想喷射背包（jet-pack）和机器人洗衣工就不切实际了？如果在1750年到1950年间，每隔一阵就会出现新能源（蒸汽、电力、石油、核能，不一而足），那么料想自那以后我们至少会见证一种新能源的出现，这有那么不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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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相信，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突飞猛进，技术创新的实际步伐甚至在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放缓。50年代，微波炉（1954年）、避孕药（1957年）和激光（1958年）等相继出现，这差不多就是最近一次发明的涌现。而自那时起，最突出的技术进步主要采取的形式要么是巧妙地组合既有的技术（例如太空竞赛中的情况），要么是将既有的技术投入全新的商业用途（最著名的例子是电视，它发明于1926年，但直到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才被大规模生产，旨在有意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确保美国经济不会重新陷入萧条）。然而，太空竞赛助长了这样一种观念：这是一个大跃迁的时代。60年代给人最普遍的印象是技术变革以骇人的失控方式加速迈进。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1970年石破天惊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堪称这种思路的极致体现。回头看来，这是一本引人入胜且颇具启发性的书。6
托夫勒认为，几乎所有60年代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技术变革的加速。他提及，科学新突破不断涌现，持续动摇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根基，使得美国人迷失了方向，无法明确正常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家庭的例子或许最一目了然，据托夫勒称，不只是避孕药，还有体外受精、试管婴儿、捐精与捐卵的可能，都让为人之母的概念变得过时。托夫勒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再没什么理所当然之事。人类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对变化的步伐。他为该现象创造了一个术语：“加速的推动力”（accelerativethrust）。技术进步的加速或许始于工业革命，但在他看来，到了大约1850年，其后果开始纤毫毕现。不仅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以指数级速度在变化，譬如人类知识总量、人口规模、工业增长和能源消耗量。托夫勒强调，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着手对这一进程施加某种民主控制——委托机构评估新兴技术及其潜在影响，禁止那些可能对社会造成太大破坏的技术，引导技术向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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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是，尽管托夫勒准确描述了许多历史趋势，但这本书自身的出现时间几乎恰逢大多数趋势的尾声。例如，就在1970年前后，世界范围内新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增幅开始趋于平缓，须知大约自1685年以来，论文数量每15年都要翻上一番。书籍和专利的数量也是如此。在其他领域，增长不是放缓而已，根本就完全停滞了。结果表明，托夫勒对“加速”一词的选择一语成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旅行的最高时速一直徘徊在25英里[9]。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提至100英里，并确实在随后的70年里呈指数级增长。待到托夫勒落笔写作的1970年，人类最高的旅行时速是24791英里，该纪录由“阿波罗10号”的宇航员在仅仅一年之前的1969年创下。在这样的指数级增速面前，似乎有理由设想人类在几十年内就可以探索其他恒星系。然而，自1970年起再无进一步的增长。人类旅行时速的最高纪录仍然由“阿波罗10号”的宇航员保持着。诚然，商业航空的最高时速的确在一年后达到了14000英里的巅峰，其标志是1971年协和式飞机投入使用。但是自那以来，航空速度不仅未有提升，反而在2003年协和式飞机退役后有所下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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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夫勒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弄错了，这般事实并未损害他的职业生涯。当预言落空时，个人魅力型先知本人很少会受连累。托夫勒只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分析，每隔10年左右提出引人瞩目的新主张，便总能博得公众的高度认同和赞誉。1980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三次浪潮》（TheThirdWave）的书，9论点直接基于埃内斯特·曼德尔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不同的是曼德尔认为这些变化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托夫勒则简单假定资本主义将永远存续。到了1990年，托夫勒已成为共和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的个人知识导师，后者声称自己1994年的政治宣言“与美国有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灵感部分源于这样的见解：美国需要摆脱一套陈腐的、物质主义的、工业化的思维定式，转而迎接一个崭新的、自由市场的、信息时代的“第三次浪潮文明”。
这里处处都是讽刺。《未来的冲击》最伟大的现世成就之一可能就是启发美国在1972年成立了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Assessment，OTA），这多少符合托夫勒对具有破坏性潜质的技术进行某种民主监督的呼吁。金里奇在1995年赢得国会控制权后，率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取消对技术评估办公室的资助，斥之为无谓的政府浪费。同先前一样，整件事似乎完全没有困扰到托夫勒。彼时的他早就不再试图通过唤起大众来影响政策了，甚至不再试图影响政治辩论；相反，他的谋生之道主要是为企业总裁和智囊团成员开办研讨会。他的见解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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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里奇好自称“保守派未来学家”。这看似语义矛盾；但实际上，我们回顾托夫勒的作品便能发现，弟子的政治观恰恰源自师承，而且谁要认为这位导师是进步分子倒更令人惊讶。《未来的冲击》的论点就是保守主义的写照。进步总被描述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诚然，他的解决方案表面上是创建民主的控制形式，但实际上，“民主”明显意味着“官僚制”，即成立专家小组来决定批准哪些发明，又搁置哪些。从这个角度，最好将托夫勒视作19世纪早期的社会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的现代版，不过在智识上略逊一筹。孔德也曾预感即将迎来一个由势不可当的技术进步所驱动的新时代，此处指工业时代；而他那个年代的社会灾难确实源自社会系统的失调。封建旧秩序不仅发展出了天主教神学（这种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方式完全适配当时的社会系统），还发展出了一种制度架构——教会，它以一种可以赋予每个人意义和归属感的方式传达和推行这样的观念。当前的工业时代发展出了自己的观念体系——科学，但科学家们并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与天主教会类似的东西。孔德的结论是，我们有必要发展一门他称之为“社会学”的新科学，而社会学家应该在一种新的社会宗教（ReligionofSociety）中扮演祭司的角色，激发群众对秩序、社区、工作纪律和父权家庭价值的爱。托夫勒没那么雄心勃勃，不指望未来学家实际承担起祭司角色。但他同样感到技术正将人类引向一次近在咫尺的伟大历史突破，又同样唯恐社会崩溃，并且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执着于维护母职的神圣地位——孔德想过在其宗教运动的旗帜上打出孕妇的形象。
金里奇另有一位确实有宗教背景的导师：自由至上主义神学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他还有不少其他身份，包括《吉尔德科技月报》（Gilder Technology Report）通讯的作者。吉尔德同样痴迷于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但奇怪的是态度更为乐观。他认同一个激进版的“第三次浪潮”，坚称自1970年以来，随着计算机的兴起，我们真真切切目睹了“对物质的颠覆”（overthrowofmatter）。在旧日的物质主义工业社会里，价值来自体力劳动，而这样的社会正逐步让位于一个信息时代，其中价值直接源自企业家的头脑，就好比世界最初从上帝的头脑中无中生有，又好比货币在适当的供给侧经济中由美联储无中生有，并落入创新的、创造价值的资本家手中。他总结说，供给侧经济政策将保障投资的长期方向，引导其避开太空计划这类昔日的政府烂摊子，转向更富生产力的信息和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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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在职业生涯之初便发愿要做“美国首屈一指的反女权主义者”，他还坚持认为，要想维持这种有益的发展，必须严格执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他没有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宗教。他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当时已与自由至上主义右派结成奇怪同盟的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就可以承担同样的职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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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无论这些古怪的人物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过分关注他们都不太明智。首先，他们出场很晚。如果存在某种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投资转向，从资助研发更好的火箭和机器人变为资助研发诸如激光打印机和CAT（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扫描仪，那么这种转向早在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出版前就已开始，更别提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WealthandPoverty，1981年）了。11他们的成功真正反映出的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入了最高权威的耳；这些问题包括担心现行的技术发展模式会导致社会动荡，需要引导技术朝着不挑战现行权威结构的方向发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正是政治家和行业领袖在考虑的问题，并且已考虑了好一段时间。12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文接下来将分成三部分，考察一些我认为阻止了万众期待的技术未来到来的因素。这些因素可归为两大类。一类在大体上是政治的，关乎有意识地转变对研究资金的分配；另一类是官僚的，管理科技研究的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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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
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开始了一次大转向，投资不再针对有可能带来别样未来的技术，转而针对强化劳动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0]
我是说乐趣（fun）同样非常重要，它直接驳斥了这个国家当前提出的那种使人在工作中激烈竞争的伦理道德，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要不了多少年，所有工作反正都会由机器代劳。有一整套价值体系在教导人们延迟享乐、把钱全存进银行、购买人寿保险，尽是一堆对我们这代人根本毫无意义的事。
——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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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体系自18世纪确立以来，促成了史无前例的极高速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它的拥趸一向以此为凭，为该体系同时造成的剥削、苦难和对社区的破坏辩护。即使是它最著名的批评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说对资本主义有什么赞赏，那就是它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正是这种趋势，或者更准确而言，正是资本主义对不断革新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将最终导致它的覆灭。
有没有可能他们说的话是对的？有没有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家这个阶级也开始领会到这一点了？
马克思的具体论点是，出于某些技术原因，价值和利润只能来自人类劳动。竞争迫使工厂主以机械化生产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这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单个企业，但这种机械化的总体效应实际上是在拉低所有企业的整体利润率。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围绕这套论述是否属实争论不下。但假使它成立，那么实业家们自60年代起就不再注资研发人人翘首以盼的机器人工厂，而是开始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或全球南方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厂区，这个原本难以解释的决定就完全讲得通了。13
据我观察，有理由相信针对生产过程（意即工厂本身）的技术革新步伐在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大幅放缓。显然，当时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反差主要是美国与苏联竞争的连带后果。从两点来看，这似乎属实。一是一项有意识的政策：冷战期间，美国的产业规划师14想方设法将现有技术运用到消费者身上，营造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乐观情绪，希望以此削弱激进的工人阶级政治的吸引力。1959年，理查德·尼克松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11]可谓清晰展现了这一政治理念。“你们的共产主义‘工人国家’可能在外太空打败了我们，”尼克松掷地有声，“但资本主义创造了洗衣机这样的技术，切实改善了劳苦大众的生活。”另一点就是太空竞赛。无论哪种情况，其实都是由苏联首倡的。美国人很难记得这些，因为随着冷战结束，苏联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从可畏的对手迅速沦为可悲的废物——一个典型的“根本行不通”的社会。而早在50年代，许多美国规划师在工作时都忧心忡忡，怀疑苏联体系的运行效力很可能远远强于本国。他们无疑对这个事实记忆犹新：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陷入萧条时，苏联却保持着几乎史无前例的每年10%到20%的经济增长率。取得这一成就之后，苏联旋即打造出击溃希特勒的大规模坦克部队，当然还有1957年发射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随后是1961年的第一个载人航天器“东方号”。当赫鲁晓夫向尼克松保证苏联的生活水平将在7年内赶超美国时，许多美国人担心他可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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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把阿波罗登月计划说成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最伟大历史成就。的确，要是没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宇宙野心，美国根本无从设想这样的壮举。即使这样的措辞都让人略吃一惊。“宇宙野心？”在美国人通常的印象中，政治局不过是一帮缺乏想象力的灰制服官僚。虽说苏联确实由官僚执掌，但这群官僚从一开始就敢于构想。（世界革命只是诸多梦想中的第一个。）当然，他们的大多数宏伟计划——让大江大河改道之类的——不是给生态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就是像斯大林规划修建的苏维埃宫（有100层楼高，顶部另有一尊20层楼高的列宁雕像）那样从未落地。苏联太空计划取得最初几次成功之后，大部分项目都停留在了纸面上。但这不妨碍苏联领导层不断提出新项目。即使是80年代，当美国最后一次尝试自己的宏大计划“星球大战计划”（本身流产了）时，苏联仍在规划和设计通过创造性使用技术来改造世界的方法。如今，在俄罗斯之外的地方，曾被倾注了大量资源的项目，大部分都被人遗忘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旨在拖垮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大多数这些项目都是和平的。比如说，试图通过采收湖泊和海洋中的一种名为螺旋藻的可食用微生物来解决全球饥荒问题，或是通过一项惊心动魄的计划来解决全球能源问题——将数百个巨型太阳能发电平台发射进地球轨道，并将产生的电力传送回地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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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科幻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在美国和苏联同时到来的。16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幻迎来了鼎盛期，也是在那时首次发展出了力场、牵引波束、曲率引擎这些今天的8岁小孩都耳熟能详的未来发明标配（就像他们知道要想杀死吸血鬼，最好借助大蒜、十字架、木桩和阳光一样）。或者想想《星际迷航》这一美国科幻创想的集大成者吧。里面的星际联邦有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和严明的军事纪律，明显没有阶级差异和任何多党民主制的迹象，这不就是一个以美国视角构想出的更仁慈、更温和，尤其是真正“行之有效”的苏联吗？17
我认为《星际迷航》系列格外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不仅其中没有民主制的迹象，而且几乎没人留意到这种缺失。诚然，《星际迷航》宇宙已历经数不胜数的完善，有多部剧集、电影、书和漫画，甚至有百科全书，更不用说几十年间花样百出的同人小说了，所以星际联邦的政体问题总归要被摆上台面。这种时候，谁也不能真的说它不是民主国家。因此，该系列最近一两次讲到星际联邦时，恰如其分地添上了选举产生的总统和立法机构。但这无济于事。真正的民主生活在剧集中完全无迹可寻，没有一个角色哪怕顺口提过一句选举、政党、争议议题、民意调查、口号、公投、抗议或竞选活动。就连星际联邦的“民主”是否基于政党制度都要打个问号。如果是，那么政党有哪些？各自代表了怎样的思想体系或核心选民？我们从整整726集里看不到一点蛛丝马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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