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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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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剧中主角隶属星际舰队（StarFleet），身在军中。此话不假；但在真正的民主社会，甚或美国这样的宪政共和国，士兵和海员常常就各类事务发表政治观点。从没见星际舰队里的哪个人说“我就不该投票给那些推动扩张主义政策的白痴，看看现在第5区被他们祸害成什么样了”或者“上学那会儿，我还积极参加禁止C级行星地球化的运动，可现在我不确定这对不对”。每当真的出现政治问题（这种时候很常见），被派来处理问题的永远是官僚、外交官和官员。《星际迷航》的主角隔三岔五就抱怨官僚。他们从不抱怨政客。因为政治问题向来只能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19
但这明显正是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顺理成章的事。我们总是忘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拥有一部堪称模范的宪法，民主管控手段远远多于当时的欧洲议会制度。只是这一切都与实际生活的运转方式无关，与星际联邦中的情况差不多。
所以说，星际联邦是列宁主义在宇宙范围内大获全胜的体现；社会不再需要秘密警察、劳改营和公审大会，因为丰富的物质和一致的意识形态结合得恰到好处，确保了整个体系完全自主的运转。
尽管星际联邦的政治构成几乎无人知晓或无人在意，但其经济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始终不乏好奇和争议。《星际迷航》中的角色分明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社会阶级已被消灭。基于种族、性别或族裔的区隔也是如此。20早些年存在过的货币被视作某种古怪的、有点搞笑的历史趣闻。低端劳动直接不存在。地板会自清洁。食物、衣服、工具和武器只需消耗能量便可随意产生，就连能量似乎也没有明确的供给方式。这一切着实招致了一些不满，如果围绕它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激起的有关未来经济学的辩论写一部政治史应该会很有意思。我清楚记得，电影人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在与《国家》（The Nation）杂志编辑的一场辩论中指出，《星际迷航》表明美国普通工人阶级比主流的“进步”左派灯塔更容易接受公开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互联网上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同样开始有所察觉，纷纷在新闻组和其他电子论坛里谴责该剧宣传左派。21但突然间，我们得知货币没有完全消失。还有拉帝锭（latinum）的存在。不过用它进行交易的是个可憎的种族，和中世纪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几乎如出一辙，除了是大耳朵而不是大鼻子。［有趣的是，他们得名弗瑞吉人（Ferengi），这个词实际上在阿拉伯语和印地语中指的是“讨厌的白人”。22 ］另外，博格人（Borg）的引入打消了人们认为星际联邦推行共产主义的念头；作为反派的博格人完全抹杀个体性，将组成它的任何有知觉的生命体都同化为一个蜂巢思维（群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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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1969年登月后，美国的规划师们不再认真对待两国间的竞争了。苏联已在太空竞赛中落败，这样一来，美国便能转移实际的研发方向，不必再关注创建火星基地和机器人工厂一类事项，更别提为共产主义乌托邦奠基的技术了。
当然了，在标准叙事里，这种优先级的转变不过是市场胜利的自然结果。阿波罗计划是经典的大政府（BigGovernment）项目，来自苏联的启发，因为它需要在同样庞大的政府官僚制的协调下倾举国之力。按照故事接下来的走向，来自苏联的威胁一旦解除，资本主义便能自由恢复到常态的、去中心化的、符合自由市场要求的技术发展路线，例如私人资助的对触屏手机等适销产品的研发、大胆开拓的初创公司，诸如此类。这确乎是托夫勒和吉尔德这样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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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分析路径。但它分明是错误的。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贝尔实验室和类似企业研发部门的鼎盛期过去后，私营部门从事的名副其实的创新性研究实际上减少了。部分原因在于税制的调整。当年的那家电话公司之所以愿意将如此多的利润投入研发，是因为利润被课以重税——究竟是将钱投入支付员工的高工资（换取忠诚度）与研发（对于一家仍陷在旧日思维模式里的公司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它相信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制造产品，而不是赚钱），还是任由同一笔钱直接被政府拿走，公司的选择一目了然。在本文导论里描述的七八十年代的变迁之后，这一切都变了。公司税大幅削减。如今越来越多地通过股票期权形式获取回报的高管们，开始不仅用利润向投资者支付股息，而且将原本用于加薪、招聘或研发预算的资金用于股票回购，提升了高管的投资组合价值，却无益于提高生产力。换言之，减税和金融改革的实际效果几乎与其支持者声称的正相反。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未曾放弃大型国控技术开发计划。只不过重点陡变，从太空计划等民用项目转向了军事研究——不单有“星球大战计划”这一里根版的苏联式大规模项目，还有种类繁多的武器项目、通信和监视技术研究，以及类似的“安全相关”的关切。在某种程度上，情况始终如此：单是投入导弹研发的数十亿美元就让拨给太空计划的“小数目”相形见绌。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哪怕基础得多的研究也开始遵照军事优先级。我们没等到机器人工厂的最直接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间，是五角大楼输送了大约95%的机器人研究资金，而如今，它对开发无人机的兴趣远超对全自动铝土矿井或机器人园丁的兴趣。
这些军事项目确实有自己的民用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互联网。但在它们的影响下，发展确实被引向了某些极其特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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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提出更暗黑的可能性。一种有力的论证是，即使投资方向朝着信息技术和医学的研发转移，也称不上根据市场驱动下的消费者需求重新定位，而更多属于一项全方位努力中的一环，旨在从技术上击败苏联，同时取得全球阶级战争的全面胜利：美国不仅要在海外确立绝对的军事优势，还要在国内肃清所有的社会运动。几乎每一种新出现的技术最助益的都是监视、工作规训和社会控制。我们时常听说，计算机为自由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但它没有导向艾比·霍夫曼或居伊·德波（Guy Debord）设想中无工作的乌托邦，而是被用出了相反的效果。信息技术促成的资本金融化使得工人陷入了空前严重的负债，与此同时，它允许雇主创造出新的“灵活”用工制度，破坏了传统的工作保障，大幅增加了几乎各行各业人群的总体工作时长。随着传统工厂就业岗位的输出，工会运动溃败，进而摧毁了任何有效的工人阶级政治的真正可能性。23相比之下，尽管对医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投入史无前例，我们仍然无法根治癌症，甚至无法根治普通感冒；相反，我们最引人注目的医学突破以百忧解（Prozac）、左洛复（Zoloft）、利他林（Ritalin）等药物为代表，可以说专门用于确保这些新的职业需求不把我们逼成彻头彻尾的失心疯。
将来历史学家为新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时，恐怕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系统性地将政治诉求凌驾于经济诉求之上的资本主义形态。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如下两种行动方针中做选择，是使资本主义看起来像唯一合理的经济体系，还是使资本主义实际成为更可行的长期经济体系，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总是选择前者。在破坏工作保障的同时增加工作时长，当真能造就更富生产力（遑论创新和忠诚）的劳动力吗？完全有理由相信情况恰与之相反。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几乎可以肯定劳动力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消极后果——全球各地总体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低的趋势将自此得到强化。然而，它在使劳动力去政治化方面卓有成效。它同样有效促进了军队、警察和私人安保服务的迅速增长。这些是完全不具备生产力的——徒增资源消耗。事实上，为确保资本主义取得意识形态胜利而建立的机器，很可能正是最终击垮它的罪魁祸首。但由此也不难看出，倘若那些管理世界者的终极诉求，是绝对不让人感到有可能存在一个必将到来的、彻底不同于今日世界的救赎性未来，那么这必定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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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
然而，即使在那些确实获得巨额资助的科技领域也没看到最初预期的突破。
至此，散落的碎片似乎即将拼合。到了20世纪60年代，保守派政治力量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破坏性社会效应感到不安，他们将当时的社会动乱归咎于此，而雇主们开始担忧机械化对经济的影响。由于苏联威胁减退，大量资源得以被重新分配到看似对社会和经济安排挑战较小的方向上——而这样的导向最终足以支撑一场运动，彻底颠覆20世纪40年代以来进步社会运动的成果，从而取得美国精英眼中的全球阶级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优先事项的改变被吹捧为大政府项目的退场和市场的回归，但它实际只关乎政府主导研究的转向——减少关注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替代能源这样的项目，并进一步加强对军事、信息和医疗技术的关注。
我认为上面说的都千真万确。但它无法解释一切。最重要的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些资金充足的研究项目关注的领域，我们迄今没有看到50年前预期的那种进展。单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果95%的机器人研究都由军方资助，为何还是不见克拉图（Klaatu）[12]式的双眼能发出死亡射线的杀手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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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军事技术是取得了进展的。我们之所以能从冷战中幸存，公认的一大原因在于，虽然核弹的效力多少与宣传的相符，投射系统却不然。洲际弹道导弹并不真的具备打击城市的能力，遑论打击城市内部的特定目标，这意味着除非你存心要毁灭世界，否则启动先发核打击意义寥寥。相较之下，现代巡航导弹堪称精准。不过，所有那些号称精准的武器似乎永远无法击杀特定的个人目标（萨达姆、本·拉登、卡扎菲），哪怕投下去几百枚。无人机只是遥控驱动的模型飞机。没有哪种射线枪（ray gun）成为现实，原因当然不是缺乏尝试——我们只能假设五角大楼已经投了数十亿美元来研制其中一种，但迄今为止最接近它的成果是激光（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在正确瞄准的前提下会造成直视光束的敌方射击手失明。这都不只是缺德了，简直可悲。可以设置击昏档的相位枪（phaser）[13]连设计图都没有；事实上，谈到步兵作战，2011年各地的首选武器基本还是AK-47自动步枪，由苏联设计，得名自它面世的年份：1947年。24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万众期待的医学突破可以说也属于类似情况。甚至（我斗胆说）计算机也一样。互联网无疑是了不起的事物。不过，如果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迷来到现在，问及这60年间最厉害的技术成就，很难想象他会给出大失所望之外的反应。他定会指出，我们所说的实际上是以超高速和全球可访问形式组合起来的图书馆、邮局和邮购目录。“半个多世纪了，这就是我们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我们想看的是真正能思考的计算机！”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纵使研究经费的总量级自70年代起经历了激增。当然，其中来自企业部门的资金增长更显著，以至于如今私营企业投入的研究经费达到政府的两倍。但鉴于总体增幅巨大，以实际美元计算的政府研发经费总投入仍然远超从前。再者，虽说“基础”研究、“好奇心驱动”研究或“蓝天”研究——其动机无关任何短期实用前景，因此最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在整体中的占比逐年缩水，但考虑到如今的资金之充沛，基础研究经费的总量级实际上还是增长的。然而，大多数诚实的评估都会承认，它们的成果着实微乎其微。可以肯定，百年之前的人类习惯乃至期待的源源不断的概念革命——基因遗传、相对论、精神分析、量子力学，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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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当资助者真要投身基础研究时，他们往往将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巨型篮子：所谓的“大科学”（BigScience）。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GenomeProject）是人们常提的例子。这项计划由美国政府发起，最终花费了近30亿美元，在5个国家雇用了数千名科学家和职工，唤起了极高的期待，结果只是发现人类基因序列与黑猩猩的几乎相同，明显不如水稻之类的基因序列复杂，而且从中得到的知识日后似乎很少有直接的实际应用。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围绕这些项目的大肆宣传和政治投入表明，就连基础研究现在似乎也受到政治、行政和营销需求的左右（像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有个公司商标似的徽标），导致越来越不可能产出特别革命性的成果。
在此我认为，我们对硅谷和互联网神话般的起源普遍心驰神往，这阻碍了我们看到真正发生的事情。它使我们想当然以为，现在的研发主要由有胆识的企业家小团队主导，或者来自那种开发出开源软件的去中心化协作。非也。这些只是最可能产出成果的研究团队。更可能的是，研究一直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它仍然由大型官僚项目主导，改变了的是官僚文化。政府、大学和私营企业日益相互渗透，使得各方都采纳了源自企业界的语言、做派和组织形式。这或许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造出能立即市场化的产品，毕竟这就是公司官僚制的初衷；至于促进独创性研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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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谈谈这方面的经验。我个人的认知来源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这两个国家，行政文书工作耗费的时间在过去30年里呈爆炸式增长，代价是几乎牺牲了其他一切。就拿我所在的大学来说，不但行政人员多过教学人员，而且教学人员还得花费至少与教学研究等量的时间履行管理职责。25这在全世界的大学里多少都是家常便饭。反过来看，文书工作的爆炸式增长直接缘于引入了企业管理技术，其正当性在于提升了效率，方式是在各个层面引入竞争。在实践中，这些管理技术总是意味着每个人最后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互相推销上：拨款提案，出版提案，学生的工作和助学金申请评估，对同事的评估，新的跨学科专业、研究所、研讨会工作坊和大学本身的简章——大学而今已成为需要向潜在的生源或捐赠方推广的品牌。营销和公关就这样渗透进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是，大量关于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件，诞生于旨在把任何实际表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里的环境中。我不是科学家。我从事社会理论研究。但我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目睹了后果。过去30年间，美国没有出现任何重磅的社会理论新作。相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中世纪学究，没完没了地注解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理论，纵使我们心虚地意识到，哪怕当代美国学术界出现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米歇尔·福柯或皮埃尔·布迪厄再世，他们很可能会被研究生院拒之门外，即便设法进去了，也几乎铁定评不上终身教职。26
学术界一度曾是怪诞不经、才华横溢和不切实际之人的社会庇护所。此情此景不复存在。如今，它是专业的自我推销者的地盘。至于那些怪诞不经、才华横溢和不切实际之人，在当今社会似乎根本找不到容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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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大部分仍然由个人开展，开支极小；如果社会科学领域尚且如此，物理学者的境况有多糟可想而知。事实上，一位物理学者最近就告诫那些有意以科研为业的学生，即使你总算熬过了动辄十年之久的跟在他人身后阿谀奉承的阶段，你最棒的想法还是会四处碰壁。
你（将）把时间花在做计划而不是做研究上。雪上加霜的是，因为你的研究计划会被竞争对手评判，所以你不能追随好奇心，只能将精力和才能用于预判和转移批评，而非用于解决重要的科学难题……众所周知，原创想法是研究计划的绝唱；因为它们的有效性还未经证实。27
这基本回答了为什么我们没有瞬间移动装置或反重力鞋的问题。常识表明，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创造力，你只需找来一些聪明人，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便他们实现脑海中的任何想法，然后给他们一段独处的时间。大多数人或许会一无所获，但一两个人很可能会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要想将意外突破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你只需告诉那同一批人，他们获取资源的唯一途径就是花费大量时间争相说服你，让你相信他们知道自己即将发现什么。28
这基本就是我们现有的系统。29
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管理主义的暴政，还存在研究成果的悄然私有化。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ie）近来提醒我们的那样，“开源”研究并不新鲜。从学者共享材料和成果的意义上看，学术研究一直是开源的。竞争固然存在，但借用他精妙的说法，竞争是“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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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onvivial）：
友好竞争是指我（或我的团队）希望成为证明特定猜想、解释特定现象、发现特定物种或恒星或粒子的第一人，就像我和朋友比赛骑车时的那种求胜心。但友好竞争并不排斥合作，身为竞争对手的研究人员（或研究团队）会共享初步成果、技术经验……当然，共享的知识可以通过书籍、文章、计算机软件或是直接与其他科学家对话获得，由此构成了一个知识公域（intellectual commons）。30
显然，对于在企业部门工作的科学家来说，情况不复如此；那里的研究发现受到严防死守。但企业精神在学院和研究机构内部的传播，导致即便受公共资助的学者也越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视作个人财产。发表出来的成果越来越少。学术出版商又使得发表出的那些研究成果更难被人获取，从而进一步封闭了知识公域。就这样，友好的、开源的竞争逐步滑向了更贴近经典的市场竞争的模样。
私有化的形式多种多样，甚至包括大公司在内，因为担心影响自身经济效益而直接买断并雪藏某些会惹麻烦的发现。31人们都多有关注这些事儿。更不易察觉的是管理层精神本身如何不利于开展从长远看来显得冒险或古怪的项目，尤其是在看不到短期成效的时候。奇怪的是，互联网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在公司或学术界工作的人对如下场景多有目睹：一群工程师坐在一间屋子里，彼此交流想法。讨论中浮现了一个似乎颇具前景的新概念。紧接着，角落里的某个人用计算机在谷歌上迅速搜索后，宣布这个“新”想法实际上是旧的；它（或与之差不离的想法）已经被尝试过了。结果非成即败。如果它失败了，那么任何想保住饭碗的经理人都不会同意花钱再做尝试。如果它成功了，那便有了专利权，可想而知是无法进入市场的，因为第一个想到它的人享有“先发优势”，会创造“进入壁垒”。以这种方式被粉碎的看似有前景的想法，得有数百万之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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