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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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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论蝙蝠侠与制宪权问题
这篇文章表面上写的是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Nolan）执导的电影《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是2012年发表在《新调查》（The New Inquiry）上的一篇题为《叠加》（SuperPosition）的文章的加长版。我之所以将它附在这里，是因为它扩展了本书第三篇文章中探讨的主权与流行文化主题。在那篇文章中，我观察到三个在历史上彼此独立的元素在我们的“国家”概念中融为了一体，我将它们概括为主权、官僚制和（英雄）政治。不过，我只是最低限度地阐发了关于主权的思考，所以我想读者或许有兴趣读读对这个主题更进一步的反思，文风还是那种宽泛的漫谈式。
2011年10月1日，星期六，纽约市警察局逮捕了700个试图穿越布鲁克林大桥游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分子。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给出的理由是抗议者阻塞了交通。5周之后，还是这位布隆伯格市长封锁了附近的皇后区大桥，整整两天不允许通车，好让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蝙蝠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黑暗骑士崛起》。
个中讽刺引发一阵热议。
几周前，我和一些“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友人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他们中的大多数是10月在桥上被捕的人。我们都知道这片子基本上就是一部超长的反占领运动宣传片。但我们并不介意。走进电影院时，我们满心期待能从这件事中找点乐子，心态差不多类似某个不是种族主义者或不是纳粹分子的人去看《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ofaNation）或《意志的胜利》（TriumphoftheWill）。我们料到了这部电影会充满敌意，甚至是冒犯性的。但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是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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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思考一下这部电影烂在哪里。因为，古怪的是，这很重要。我认为尝试弄清楚是什么让《黑暗骑士崛起》这么糟糕，本身有助于加深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关于电影、暴力、警察、国家权力的本质。
我认为有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该明确。这部电影确实是一部反占领运动宣传片。有些人还在否认这一点。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公开强调剧本是在运动开始之前写的，并声称占领纽约（“哥谭”）的著名场景参考的其实是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述，而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本身。这让我觉得很虚伪。众所周知，好莱坞剧本在创作过程中会不断改写，最后常常与初始文本面貌迥异；此外，就信息传递而言，小到一个场景在哪儿取景（“我知道了，让警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面与贝恩的追随者对峙！”）或是一个措辞上的微调（“我们把‘控制’改成‘占领’吧”）就能让一切大不相同。
还有明摆着的事实，片中反派确实占领了华尔街，也攻击了证券交易所。
我想说，毁掉这部电影的恰恰就是这种关联现实的渴望，是主创们敢于处理当前重大议题的事实。这格外令人难过，因为三部曲的前两部——《侠影之谜》（Batman Begins）和《黑暗骑士》（The DarkKnight）——都有过真正的雄辩时刻。它们反映出诺兰确实对人类心理有些有意思的见地，特别是在创造性和暴力的关系上（很难想象哪个成功的动作片导演不是这样）。《黑暗骑士崛起》比前两部野心更大。它敢于站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发声。可结果是，它变得磕磕巴巴，不能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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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时刻蕴藏着启发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们提供了某种窗口，供我们思考超级英雄电影和普遍意义上的超级英雄真正在表达什么。这反过来有助于解答另一个问题：这类电影突然大量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类电影突然涌现，有时给人感觉漫画改编电影似乎已经取代了科幻片，成为好莱坞特效大片的主流形态，更迭速度之快，堪比20世纪70年代警匪片取代西部片成为动作片的主导类型。
为什么在此过程中，人们熟悉的超级英雄突然被赋予了复杂的内核家庭背景、情感矛盾、道德危机、焦虑、自我怀疑？或者说为什么（同样真实，却鲜有人探讨），他们有了灵魂这件事似乎也迫使他们必
须选择某种鲜明的政治倾向？有人可能会辩称，最早发生这种转变的不
是漫画角色，而是詹姆斯·邦德，他的传统形象是与邪恶幕后主使相对
照的超自然存在，在电影版中的形象也总是如出一辙。《皇家赌场》（CasinoRoyale）赋予了邦德心理上的深度。于是在下一部中，邦德已
经开始从邪恶的跨国水资源私有化分子手中拯救玻利维亚土著社区了。
蜘蛛侠也开始偏向左翼，就像蝙蝠侠开始偏向右翼那样。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理解。超级英雄是其历史渊源的产物。超人是大萧条时期流离失所的艾奥瓦农场男孩；蝙蝠侠是亿万富翁花花公子，是创立于“二战”初期（也是他本人出生的年代）的军工综合体的继承人；蜘蛛侠彼得·帕克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是个来自皇后区的自命不凡的工人阶级小子，往血管里注射了一点奇怪玩意儿。但问题又来了，在最新的电影[1]中，潜台词变得出奇地直白。（“你不是义务警察，”警官说道，“你是无政府分子！”）尤其在高潮部分，蜘蛛侠被警察的子弹打伤，又在工人阶级大团结中获救，当时曼哈顿各处的数十名起重机操作工无视城市秩序，动员起来帮助了他。诺兰的电影是最具政治野心的，但明显也是失败得最惨的。是因为超级英雄类型片本身不适合传递右翼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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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可不是过去的文化批评家倾向于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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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关于超级英雄类型片中的政治，我们能得出什么看法呢？从漫画着手似乎比较合理，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电视节目、动画剧集、电影大片）的根本来源。超级英雄漫画最初是个20世纪中叶的现象，与所有20世纪中叶的流行文化现象一样，本质上是弗洛伊德式的。也就是说，如果一部通俗虚构作品反映了什么人性或者人类动机，你能指望看到的一定是某种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有时，它甚至表现得相当直白，例如《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中“来自本我的怪物”。而通常，它只是潜台词。
翁贝托·埃科曾说过，漫画故事已经有点像梦境了。同样的基本情节强迫症似的一遍又一遍重复；什么也没改变，哪怕故事背景从大萧条切换到“二战”，再到战后繁荣时期，故事中的英雄——无论是超人、神奇女侠、青蜂侠还是奇异博士——似乎都活在永恒的当下，永不衰老，始终如一。基本情节套路如下：一个坏人——可能是犯罪头目，更常见的是一个强大的超级反派——开启了一项征服世界、破坏、盗窃、勒索或复仇计划。英雄发觉了危险，弄清了实情。经历了考验和困境，英雄在最后关头挫败了反派的计划。世界恢复正常，直到下一集，一模一样的事情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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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天才也能弄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英雄们完全是“反动的”（reactionary）。我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们只是对事情做出反应（react）而已，他们没有自己的计划。（或者更准确地说，身为英雄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计划。作为克拉克·肯特，超人可能一直在尝试睡到露易丝·莱恩，并反复失败。作为超人，他纯粹是被动反应的。）事实上，超级英雄好像完全缺乏想象力。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坐拥全世界的财富，却似乎想不到要拿它们干什么，除了再多设计些高科技武器，并满足于偶尔做做慈善。同理，超人似乎从没想过他可以轻松终结世界饥馑，或不花一分钱就从山间开凿出魔法城市。超级英雄们几乎从不制造、创造或建造任何事物。相比之下，大反派们坚持不懈地发挥着创造力。他们有一堆计划、项目和想法。很显然，我们应当首先在不知不觉中对反派产生认同感。毕竟，只有他们乐在其中。随后我们当然会为此感到内疚，转而认同英雄，然后看着超我将越轨的本我打到投降，从中获得更多乐趣。
当然了，当你开始论证漫画传递了什么信息时，通常可能会听到如下反驳：“可这不就是廉价娱乐吗！它们才没想教我们任何关于人性、政治或社会的东西，就跟摩天轮差不多。”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属实。流行文化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相信任何事。它们是为了愉悦而存在的。尽管如此，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多数流行文化项目也的确倾向于将这份愉悦融入某种论证。至于这是如何做到的，恐怖片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恐怖电影的代表性情节是某种越轨和惩罚的故事；在这种类型下最纯粹、最简单粗暴、最不隐晦的分支——变态杀人狂电影（slasherfilm）中，你总能看到同样的情节走向。正如卡罗尔·克洛弗（CarolClover）在她的权威著作《男人、女人和电锯》（Men, Women, and Chainsaws）中指出的，影片首先会不动声色地鼓励观众认同恶魔（镜头实际上选取了恶魔视角），跟随他残杀那些“坏女孩”，而在那之后，观众才会转向兼具双性特质的女主角视角，跟随她最终将恶魔摧毁。情节始终是一个简单的越轨与惩罚的故事：坏女孩犯罪，她们做爱，她们没有上报肇事逃逸事故，也许她们只是些粗鲁愚蠢的青少年；结果，她们被人剥皮抽筋。接下来，罪魁祸首被贞洁的好女孩剥皮抽筋。这一切都非常具有基督教和说教特点。罪孽可能微不足道，而惩罚与之完全不对等，但传递的终极信息是：“这当然是他们应得的；我们大家也一样；无论有着怎样文明的外表，我们本质上都是腐化与邪恶的。证据吗？看看你自己吧。你不邪恶吗？你要是不邪恶，看这种虐待狂垃圾片怎么会有快感？”我说愉悦是一种论证形式，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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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一部超级英雄漫画或许看上去无害。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如果漫画只是在告诉一群青春期男孩，人人都有某种对骚动和混乱的渴望，但最终我们需要控制这种渴望，那么它的政治影响似乎不会特别糟。尤其因为这份信息仍然保有一种健康范围内的矛盾心理，就像那些似乎把大把时间花在砸烂城郊购物中心等场所的当代动作片英雄。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愿意在有生之年砸一回银行或购物中心。用巴枯宁（Bakunin）的话来说：“破坏的冲动也是创造的冲动。
尽管如此，我认为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大多数超级英雄漫画的情况中，这份骚乱确实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影响。为了理解个中缘由，我不得不简短地跑个题，讲讲制宪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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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装打扮的超级英雄根本上是以法律之名打击罪犯的，即便他们自己常常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外行动。但在现代国家，法律的地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缘于一个基本的逻辑悖论：没有体系能够自我生成。任何能够建立法律体系的权力，自身都无法受该体系约束。所以法律必须来自其他某处。在中世纪，解决方法很简单：法律秩序由上帝创建，而《旧约》已大篇幅阐明，上帝本身不受法律甚或任何可辨的道德体系的约束（同样，这合情合理：如果你创造了道德，那么根据定义，你不可能受它约束）。或者，如果不是直接源自上帝，那么就是源自神授的王权。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改变了这一切，创造出人民主权的概念——宣布曾经由国王掌握的权力现在由他们称为“人民”的实体掌握。这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逻辑问题，因为根据定义，“人民”实际上是一群受同一套特定法律约束而联合在一起的个人。那么，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创造出那些法律呢？当这个问题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后首次被提出时，答案似乎一目了然：通过革命本身。但这进一步带来了一个问题。革命是违法行为。武装起义、推翻政府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完全是非法的。依据他们土生土长背景下的法律，克伦威尔、杰斐逊和丹东显然都犯了叛国罪；就好比再过个20年，他们如果试图在自己创立的新政权下做同样的事，也会被定为叛国罪一样。
所以，法律产生于非法活动。这造成了现代政府概念本身的不自洽，因为这一概念假定国家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只有警察、监狱看守或者有正式授权的私人安保，才享有殴打你的法定权利）。警察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在执行法律；法律是正当的，因为它根植于宪法；宪法是正当的，因为它来自人民；人民通过非法的暴力行为创立了宪法。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区别“人民”和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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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
主流的、体面的回答是把问题推得越远越好。常见的路数是：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了（可能在加蓬或叙利亚之类的地区除外），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修改宪法或法律标准。这当然意味着基本结构是永远不会变的。结果可参见美国，它一直维持着包括选举人团和两党制在内的国家架构，虽然这放在1789年还相当进步，如今却令我们在世人眼里仿佛政治上的阿米什人，还乘着马拉的车到处跑。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整个系统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尽管事实是，唯一一批真正就此被征求过意见的人民生活在200年前。至少在美国，“人民”早已作古。
自那时起，建立法律秩序的权力从来自上帝，转变为来自武装革命，又转变为根植于纯粹的传统——“这些是老祖宗留下的习俗，我们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们的智慧？”（当然，不少美国政客明确表示，他们真的很想把权力还给上帝。）
这就是我说的主流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于激进左派和独裁右派而言，制宪权是个相当现世的问题，但二者处理暴力这一基本问题的方式截然相反。左派经过20世纪灾难的洗礼，很大程度上已经远离了从前对革命暴力的推崇，更偏好非暴力形式的抗争。那些人之所以能以高于法律的名义行事，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像暴徒那样行事。而在右派看来（自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以来一直如此），革命暴力存在特殊之处，有别于单纯的犯罪暴力。这种观点纯属自以为是的扯淡。暴力就是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暴徒不能成为“人民”，因为无论如何，暴力才是法律和政治秩序的真正来源。任何对暴力的成功运用都自成一种形式的制宪权。这就是为什么瓦尔特·本雅明说，我们忍不住会去钦佩“伟大的罪犯”：因为，正如多年来许多电影海报上写的，“他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毕竟，任何犯罪组织都免不了要着手制定自己的一套内部规章制度，通常还相当详尽。它们不得不借此来控制暴力，避免暴力以完全随机的形态出现。但在右翼角度看来，这就是法律一直以来的全部内涵。它是一种控制暴力的手段，暴力使它存在，而它最终又通过暴力得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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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犯罪分子、犯罪团伙、右翼政治运动和国家武装代表之间常常十分惊人的密切联系。归根结底，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以武力为基础制定自己的规则。因此，这类人通常共享同一种广泛的政治感知。墨索里尼或许剿除了黑手党，但意大利的黑手党成员仍然敬仰墨索里尼。在如今的雅典，贫困移民社区的犯罪头目、法西斯帮派和警察之间有着活跃的合作。事实上，这个例子中明显体现了一种政治策略：在民众可能起义反对右翼政府的预期下，警方首先从移民帮派周边的社区撤出保护，随后开始暗中支持法西斯分子（结果，一个公开的纳粹政党迅速崛起。据报道，大约一半的希腊警察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投票给纳粹政党[2]）。但极右翼政治正是这样运转的。对其而言，在法律秩序之外运作的几股不同的暴力势力（或者就警察的情况而言，有时只是擦着法律的边）在一个空间内彼此互动，其间，新的权力形式得以出现，进而带来新的权力秩序。
那么这一切与乔装打扮的超级英雄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因为这正是超级英雄和超级反派生活的空间。一个本质上具有法西斯性质的空间，其中只有黑帮分子、未来的独裁者、警察、暴徒，彼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警察有时墨守成规，有时贪污腐败。有时警方自己也会陷入私刑主义（vigilantism）。有时他们会迫害超级英雄；至于其他让他们另眼相看的超级英雄，他们则会提供帮助。反派和英雄偶尔会联手。力量阵线始终在变化。如果有什么新东西出现，那一定出自这种变化的力量。无他。因为在DC（侦探漫画）和漫威宇宙中，上帝或人民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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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潜在的制宪权只可能来自暴力输出者。事实上，只要超级反派和邪恶幕后主使不是一心梦想着完美犯罪或沉迷于随机恐怖行为，他们便总在谋划某种新的世界秩序。可以肯定，如果红骷髅、征服者康或毁灭博士当真接管了这个星球，他们很快会制定出许多新的法律。那些想必不是什么好法律。而它们的创造者无疑不会受其制约。但除此之外，我们预感那些法律会得到严格执行。
超级英雄抵制这种逻辑。他们不想征服世界——哪怕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偏执狂或疯子。结果，他们成了反派的寄生天敌，就像警察是罪犯的寄生天敌那样：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他们负责捍卫一种似乎凭空出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无论它有多大的缺陷或者多么堕落，都必须加以捍卫，因为仅有的那个替代选项要糟糕得多。
他们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只是普通的、正派的、有超能力的人，身在一个法西斯主义是唯一的政治可能性的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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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一种以如此奇特的政治概念为前提的娱乐形态会出现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美国，恰逢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之际？这是某种美国版的奇幻文学吗？不尽然。法西斯主义和超级英雄都更像是出自一个相似的历史困境：当革命的理念本身被摒弃之后，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政治想象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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