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Murder, and Rebellion from Reagan's Workplaces to Clinton's ColumbineandBeyond）。在书中，马克·埃姆斯（MarkAmes）遴选了一些这类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这类事件的确很快就从邮局扩散到了私营办公楼和工厂，甚至发生在UPS（优比速）这样的私营邮政服务公司，但在此过程中，它们也变得越发司空见惯，以至于其中许多起都没有成为全国新闻］，并指出报道的措辞总是将这些事件描述为莫名其妙的个人愤怒和癫狂引发的行为，而全然不考虑那些往往构成了当事人刺激源的系统性侮辱，这与19世纪新闻界报道奴隶起义的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¹¹埃姆斯留意到，在美国历史上，有组织的奴隶起义少得出奇。但是发生过相当多起事件，其中个别奴隶或小团体以类似的方式攻击了监工、主人及其家人，使用的是斧头、刀、毒药或手边任何能直接拿来实施暴力的工具。两种情境中，记者都将这类爆发归咎于个人的精神错乱或没来由的恶意。事实上，即使只是暗示对此可能存在结构性解释——比如提及奴隶制的邪恶之处，或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前，在公司文化尚能保障工人稳定的终身就业、保护工人免受上级的专横和羞辱时，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一起工作场所屠杀（奴隶发起的除外）——好像都有点不道德，因为这似乎在影射此类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当的。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套话语背后受了种族因素的极大影响。正因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邮局在工人阶级非裔美国人社区眼中是稳定、有保障、体面和社区服务型工作的典范，¹²所以在里根时代之后，它的形象承载了在极端种族主义者眼中一个福利国家会造成的一切堕落、暴力、药物滥用和低效率。（将非裔美国人与古板的官僚和骇人的随机暴力画等号，这种认知在美国流行文化中一再出现——尽管集两者于一身的情况确实很少。动作片中有一个常见的奇怪设定，特立独行的主角那循规蹈矩的烦人老板几乎总是黑人。）¹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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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邮政服务承受着符号性讨伐，其形象在大众想象中跌落到了疯狂、堕落和暴力的位置时，某种酷似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对邮政服务的痴迷再度出现。让我们总结一下迄今为止的故事经过：

军方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通信技术。

它迅速传播开来，从根本上重塑了日常生活。

它以炫目的效率著称。

因为它基于非市场原则运行，于是很快被激进分子认定为一个未来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在旧外壳下的萌芽。

尽管如此，它也迅速成为政府监视、无数新式广告传播和冗余文书工作的媒介。

通过这些术语的表述，我所指的应该够明显了。这基本就是互联网的历程。电子邮件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巨型的、覆盖全球的、电子的、超高效的邮局吗？互联网不也一样？它营造出一种非常有效的合作经济新形式，从资本主义旧外壳下出现——即便它将我们淹没在骗局、垃圾邮件和商业推广之中，并允许政府以全新的创造性方式监视我们。

不同之处是存在的。最明显的就是互联网涉及一种更具参与性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形式。这点很重要。但就目前而言，我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现象更大的历史意义，而是一个问题：这向我们揭示出官僚制本身怎样的吸引力？

首先，似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虽然邮政服务和互联网都源自军方，但它们可以被视作将军事技术运用于典型反军事目的的例子。正如我论证过的，有组织的暴力，作为一种沟通形式而言，是一种从根本上剥夺、简化并最终阻止了沟通的形式；作为一种行动形式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反行动的形式，因为其终极意图是防止他人有能力采取行动（要么阻止他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要么通过杀死他们从而使他们永远无法再进行任何行动）。而这里我们有一种方法，能把军事体系中典型的那些极致简化的行动和沟通形式——无论是指挥链还是二进制代码——转变为无形的基础，可供在此之上建构任何与它们不同的东西：梦想、规划、爱与激情的表白、艺术的宣泄、颠覆性宣言，或几乎任何其他事物。它们使本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关系得以被创造和维系。但所有这一切也意味着，官僚制最吸引我们，也就是最让我们感到自由的时候，正是它隐身的时候：它变得无比理性又可靠，以至于我们直接视其为理所应当，尽可以躺在数字之床上酣然入眠，而一觉醒来后，那些数字仍会像原来那般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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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官僚制的魅力时刻是当它可以被视作一种我所谓的诗性技术时，也就是说，一种通常起源于军方的机械的组织形式，可以被调动起来去实现本不可能的构想：从无到有创造城市，登上高天，让沙漠绽开花朵。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般权力只属于帝国统治者或征服军将领，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里体现了一种专制的民主化。从前，招招手就能唤来一支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去实现任何奇想的零部件大军，这种特权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有；在现代世界，它可以被细分成数百万个小份，提供给每一个有能力写信或轻按开关的人。¹⁴

这一切都暗含了某种非常特殊的自由观。而且，我认为它标志着一种逆转，逆转了早前那些影响极其深远的对理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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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解释一下这话的意思。

西方知识传统总是倾向于假设，人类的理性能力首先是作为抑制我们低级本能的方式而存在的。这种假设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已有端倪，又在经典的灵魂理论被吸纳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后得到了有力强化。按照这种论证思路，不错，我们都有动物性的欲望和激情，就好比我们拥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一样，但这些冲动终究是混乱和反社会的。理性的存在，无论存在于个体还是政治团体，为的就是控制住我们低级的本性，压制、引导和遏制潜在的暴力能量，使之不至于走向混乱和互相毁灭。它是一种道德力量。举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城邦”（polis）这个指代政治共同体和理性秩序之地的词，成了“礼貌”（politeness）和“警察”（police）的词根。因此，这一传统也总有一层暗含的意思：我们的创造力必然与邪恶有染，哪怕只是暧昧不明的关系。

正如我一直在描述的那样，官僚民粹主义的出现呼应了这种理性观的彻底反转。对于这种新的理想标准，大卫·休谟有个最著名的总结：“理性是且只应是激情的奴隶。”¹⁵在这种观点看来，理性无关道德。它是个纯粹的技术事物——一个工具，一台机器，一种计算如何最有效地达成目标的手段，而那些目标本身是不能以任何理性方式评估的。理性无法告诉我们应该欲求什么。它只能告诉我们怎样最好地得到它。

在两个版本的理解中，理性不知何故都外在于创造、欲望或激情。不过，在一个版本中，理性的作用是抑制激情；在另一个版本中，理性是为它们助力的。

将这种逻辑发扬光大的或许是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但这一逻辑与官僚制的渊源至少和与市场的渊源一样深。（须记住，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受雇于这样那样的大型官僚组织，现在如此，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认为人们可以在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做出严格区分，这一整套观念是官僚思维定式的产物，因为官僚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做事的手段与被做的事情完全分离的社会制度。¹⁶凭借这种方式，官僚制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深嵌入了至少绝大部分世界人口的常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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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更古老的关于理性的观念从未完全消失。相反，堪称截然对立的两者始终并存，尽管时有摩擦。故此，我们理解中的理性概念本身就奇怪地不自洽。这个词该表达的意思完全含混不清。它有时是手段，有时是目的；有时无关道德，有时决定着何为正当和善。有时候，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他时候，它自身就是一切可能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作为一种灵性（Spirituality）形式的理性主义

如此古怪的事态值得推敲，因为它是我们理解官僚制概念的核心。一方面，有观念认为官僚体系只是中立的社会技术。它们只是从一处去往另一处的方式，对事情的对错没有任何影响。我的一位朋友曾就读于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2]，一个举世闻名的高水平管理者培训基地。我清楚记得他曾又惊又喜地告诉我，他刚刚被要求修一门叫作“价值无涉伦理学”（valuefreeethics）的课。这从表面上听来很荒谬。但的的确确，官僚角色所秉持的观念——他们是公仆，而仆人的职责就是听从主人的任何吩咐——必定会导致上述概念出现。然而，鉴于他们的主人是所谓的“公众”，这就造成了某些问题：怎样才能确切弄清公众究竟想让他们做什么？“价值无涉伦理学”课程是这样教导初出茅庐的公务员的：比方说，规划师需要设计一套高速公路系统，就可以应用定量方法来确定一些事项在公众心目中的相对重要性：（a）上班不迟到，（b）不在车祸中丧命或残废［套用经济学行话，就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显示性偏好（revealedpreference）］，再参照结果设定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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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社会中遗存的早前观念与此截然对立，它将理性视作道德秩序，因而就是目的本身。几乎任何持乌托邦愿景的人，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市场论者，就这点而言也可以算作宗教基要主义者，都梦想建立一种不同于当前安排、具有某种自洽意义的社会秩序，而那将代表理性战胜了混乱。¹⁷无须多言，事实一再证明，任何这类项目的奠基石都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官僚制。

围绕“理性”在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几乎总是伴随着这两种矛盾思想的拉锯和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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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尝试追溯基本的定义，情况非但不会好转，还会在许多方面恶化。哲学家们甚至在“理性”一词的含义上都没能达成共识。例如，根据一种传统，理性就是运用逻辑，运用纯粹的、不受情绪影响的思想；这种纯粹客观的思想后来被视作科学探究的基础。这种定义被广为接纳，但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科学探究本身已经证明它不太可能成立。认知心理学家一再证实，不存在脱离情感的纯粹思想；没有情感的人根本无法思考。¹⁸

其他人偏好一种更实用主义的方法，只是声称可以将理性论证定义为既基于经验现实，又在形式上逻辑自洽的论证。这里的问题是，两项标准之间并无太大关联。一个关乎观察，另一个关乎推理。¹⁹它们能有什么共同点？主要的共同点大概就是，当有人给出妄想的或不自洽的论证时，我们都可能会认为那人脑子不太好。某种程度上，这不无道理：我们确实会形容疯子是“非理性的”。但如果照这样看，那么形容某人或某个论证是“理性的”，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这种表述相当无力。你只是在说他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精神错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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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过来看，你会意识到，声称自己的政治立场基于“理性”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述。事实上，它傲慢至极，因为这意味着持不同立场的人不但错了，而且疯了。同样，说一个人希望建立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其言下之意是当前的社会安排怕不是由疯人院病人设计的。当然了，如今我们所有人都曾在某一刻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但别的不说，这是个极其不宽容的立场，因为这意味着你的对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知道什么才叫正确，除非奇迹发生，他们愿意过来领受理性之光，并决定接受你自己的概念框架和观点。

这种将理性奉为政治美德的倾向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效果，惹得那些反感这种自命不凡或自我标榜的人断然拒斥理性，信奉起“非理性主义”。当然了，如果只考虑对理性的极简定义，那么任何此类立场都是荒谬的。你无法真的给出一个反对理性的论证，因为要使该论证令人信服，那么它本身必须在理性的框架下进行。但凡一个人愿意与另一个人论辩，那他就必须接受，至少是默认接受，基于准确评估现实而做出的论证要好过那些缺乏准确现实依据的论证（也就是说，把所有建筑物都由鲜奶酪制成作为前提假设的任何论证都不值得认真对待），还有，遵循逻辑规律的论证要好过违背逻辑规律的论证（亦即，由于辛辛那提市长是人，因此所有人都是辛辛那提市长，这种论证同样可以不予理会）。

本文无意展开分析这种情况导致的多种逻辑陷阱和矛盾。我只是希望弄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此，我想我们唯有追本溯源，回到公元前1000年中叶南意大利的那些希腊城邦，看看西方概念中“理性”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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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以理性主义者形象示人，并将理性本身视作一种价值的哲学学派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它既是哲学学派，也是科学学派，还是某种政治教派或帮会，一度控制了数座意大利城市。²⁰根据他们伟大的思想发现，在几何、音程和星球运行中可以观察到的数学比例之间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宇宙至少在某种终极层面上由数字构成。这种观点如今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归功于听不见的“天体音乐”这一迷人概念。根据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说法，宇宙是理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是一种对数字、音高和振动之原理的表达，而当人类心灵（或灵魂）运用其理性力量时，它只是在参与更大的理性秩序，那个为一切赋予生命的冥冥之中的“世界灵魂”。²¹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采用的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宇宙观，而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到一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哲学学派都采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基本思想的变体；不单是新柏拉图学派，还有斯多葛学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伊壁鸠鲁学派。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古典时代晚期兴起的一种信仰的基础，这种得名自汉斯·约阿斯（Hans Joas）的“宇宙宗教”（cosmic religion）融古希腊宇宙学推论、古巴比伦占星术和古埃及神学元素为一体，通常还结合了犹太思想和各种民间的巫术传统。²²就像约阿斯指出的，这种宇宙宗教——假定上帝、理性和宇宙是同一的，而人类的高等机能本身就是参与这一理性宇宙秩序的形式——纵然宏大，却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退让。与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一样，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一向热衷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经常试图在理性基础上对其进行重组。在罗马帝国治下，这是不可能的。一切政治议题都已尘埃落定。一套单一的、显然也是永恒的法律和官僚秩序规范着公共事务；知识分子并无改变这种结构的抱负，而是越来越多地彻底倒向神秘主义，渴望找到新的途径完全超越尘世的体系，上升至各种天体之间，洗脱自己的物质属性，进入纯粹理性的纯净空间。而在那个神圣国度里，超验的数学法则支配着时间和运动，并使其终成虚幻。这些法则不是上帝强加的，他就是这些法则。这样一来，人的理性不过是那个神圣原理作用于我们之内。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不仅仅是一种灵性概念，它还是神秘主义的，是一种与神性联合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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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关于理性本质的假说经由圣奥古斯丁被吸收进了基督教，也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哲学，尽管它很难与一个超验的随心所欲的造物主的概念相调和（而事实上，许多中世纪哲学的关切正是探讨调和两者的不同方式）。

在很多方面，所有这些假设仍存在于我们中间。就说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这个概念，大多数人都当它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理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具备推理的机能”）。这是非常具有中世纪色彩的概念。²³仔细想想，它好像也没多少道理。如果“理性”只是有能力差不多准确地评估现实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大多数动物都极为理性。它们随时都在解决问题。大多数动物在这方面或许不如人类那么擅长，但这够不上物种间的根本区别。在其他机能中，还有很多更合适的备选项，它们似乎的确为人类所独有。一个明摆着的选择是想象力。动物始终在以看上去是理性的、计算的、以目标导向的方式行事，但很难证明它们中的大多数参与创造了有自我意识的幻想世界。²⁴因此，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曾说，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不在于拥有不朽的灵魂，而在于能够想象自己拥有不朽的灵魂。²⁵当然了，如果灵魂是理性之所在，是人身上的神性元素，那么说人类拥有不朽的灵魂和说他们是理性的生物，实际上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²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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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性作为人类在生物界独一无二的证明，是存在巨链（GreatChainofBeing）逻辑不可避免会推导出的结论。依照该逻辑，所有生物都同处一个理性阶序之中，与上帝越接近，理性程度越高，而人类在自然秩序中位列最高，介于动物与天使之间。

古典时代晚期的宏大宇宙阶序包括执政官、行星和众神，整体遵循抽象的理性法则运转，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图景不过是罗马的法律和官僚秩序的超级放大版。不寻常之处在于，这幅从根本上官僚化的宇宙图景，何以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仍然存续了千年之久。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创作了数不胜数的小册子来探讨天使的等级；在古代哲学家的一众构想中，天阶体系呈现宇宙的方式可谓最成体系的官僚式。²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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