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举个例子，16世纪，马尔西利奥·斐奇诺（MarsilioFicino）通过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的阐释，借鉴了一位真名不详的4世纪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成果，列出了如下的天使等级：

炽天使（Seraphim）：揣度上帝的秩序和旨意。

智天使（Cherubim）：揣度上帝的本质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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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天使（Thrones）：同样负责揣度，尽管其中一些会降格去工作。

主天使（Dominions）：类似建筑师，设计方案供其余人执行。

力天使（Virtues）：执行，推动诸天，充当上帝创造奇迹的工具。

能天使（Powers）：守护神治秩序不受干扰，其中一些会降格去从事人间事务。

权天使（Principalities）：照顾公共事务、国家、君主、地方政务官。

大天使（Archangels）：指导敬神事宜，照看圣物。

天使（Angels）：料理更小的事务，作为守护天使照看个人。²⁸

天使是“天国的智能”（celestial intelligence），由从事纯粹的思考到关注尘世事务的实际治理依次排序。就在欧洲的实际治理已支离破碎到无以复加时，它的知识分子们正忙着探讨在一个单一的、宏大的、统一的、想象的宇宙行政体系中的确切权力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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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晚期的宏大综合体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斐奇诺、阿格里帕、乔尔丹诺·布鲁诺等炼金术士和法师的复兴（并在此过程中融合了卡巴拉^[3]和其他灵性传统），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作为西方仪式巫术的基础得以幸存。启蒙运动按理说应当标志着与它的根本决裂。但根本的假设结构并未真正改变。笛卡儿及其后继者求诸理性，这在根本上仍然是宗教性的乃至神秘主义的志趣，而被假定为思想之本质的数学或类数学的抽象原理，也是规范自然的排序原理——无论它们被视同上帝，还是被视作上帝不存在的终极证据，都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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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很显然，我们如今不再将灵魂视同理性，而是视同一切使我们独一无二或富于想象力的东西。但这种观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产物，并且在当时几乎标志着与早前观念的完全决裂。再次说明，本文无意深入考察由此引发的关于理性、想象和欲望之间关系的论争，但这场决裂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理性”的概念，特别是官僚理性的概念，好像永远无法将自己局限于演绎推理甚或技术效率这些简单问题，而几乎总是试图把自己变成某种宏大的宇宙级规划。

三、论反官僚幻想的官僚化

我决定再也不关心（学术）工作的时刻，就是我在办公时间打游戏时不再静音的那一刻。会有某个学生在门外等他的作业反馈，而我心想：“等会儿，等我杀掉这个侏儒再说。”

$$
\frac { 2 4 } { 1 4 } + \frac { 1 } { 2 } \times ( \frac { 1 1 } { 4 } + \frac { 1 } { 2 4 } + \frac { 1 } { 1 1 } ) \times ( \frac { 1 } { 4 } + \frac { 1 } { 2 } ) = \frac { 1 } { 4 } + \frac { 1 } { 2 } + \frac { 1 } { 2 } + \frac { 1 } { 2 }
$$

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宗教志趣的基础之上，当然，这绝对不意味着它的发现就不正确。但我认为这确实表明，每当有人号称尝试建立一个更理性的社会秩序时，我们最好退后一步，好好琢磨一下。（尤其是当除了理性之外，他们还可以将那种社会秩序坦然标榜为更体面、更少暴力或更公正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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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中世纪如何产生了一个虚拟的天国官僚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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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遥远的古罗马官僚制为基础，²⁹那种制度被视作宇宙理性的化身。在它出现的时代，罕有真正落地的官僚制。当然了，久而久之，情况逐渐不复如此。但随着新的官僚制国家真正出现，特别是随着官僚理性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成为治理的主导原则，我们见证了一种反向运动：兴起了一个同样虚幻的中世纪构想，充斥着王子、骑士、仙女、龙、巫师和独角兽；最终发展出霍比特人、矮人和半兽人。这个世界在许多最重要的方面分明是反官僚的，也就是说，它旗帜鲜明地拒斥官僚制的几乎一切核心价值观。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观察到科幻作品已经列出了一张相当标准化的未来发明清单（从瞬间移动到曲率引擎），而且被应用得相当频繁，不仅在文学中，还在游戏、电视节目、漫画和类似地方，以至于几乎所有加拿大、挪威或日本的青少年都对它们了然于胸。奇幻文学的基本要素也是同理。尽管不同文本、不同电影之间差异明显，但存在一套相当一致的核心设定：角色类型、政体（大都基于魔法）、技术、怪兽和文化传统。不用说，它与中世纪的真实面貌几乎没有任何层面上的相似之处。但为了理解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历史渊源，我们需要回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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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将“国家”当成一个单一的实体，但实际上，我认为最好将现代国家视作三种不同元素的汇集。三者的历史渊源截然不同，彼此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并且可能已经处在分道扬镳的过程之中。

我将称它们为主权（sovereignty）、行政（administration）和政治（politics）。

主权通常被用作国家的定义性特征：主权国家是指其统治者宣称在指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大多数古代世界的政府，就此而言也可算上大多数中世纪的政府，从来不是从这个意义上宣示主权的。它们也从没想过要这样做：这是征服帝国的逻辑，绝对不属于任何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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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原则是行政。在没有单一权力中心强制执行自身决定的情况下，它同样可以存在，而这实际上经常发生。当然，它也可以被简单称为官僚制。事实上，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新考古证据表明，官僚技术的出现不仅先于主权国家，甚至先于第一批城市。发明它们不是为了规模化管理，不是为了组织已经大到无法展开面对面互动的社会。相反，似乎是在它们的促进下，人们才会聚集到这样的大型社区。至少，从记录看来似乎是这样。产品标准化、存储、认证、簿记、再分配和会计貌似都出现在公元前5千纪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小城镇，早于“城市革命”千年之久。³⁰我们无法如实了解原因和经过，甚至不清楚那时是否已有了真正的官僚（此处指的是一个明确的受过训练的办事员阶层），还是只出现了官僚技术。但自从有准确历史记载的时候起，官僚显然就存在了：我们发现大规模的庙宇和宫殿建筑群配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抄写员阶层，负责仔细登记和分配各种资源。

我们可以将第三原则称为“政治”，前提是在最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显然，在最小的意义上，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可以说带有政治色彩，因为它涉及权力争夺。但只在某些社会体系中，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才凭一己之力成为一项观赏性运动（spectatorsport）：其间，有权势的人物不断地进行公开角逐，以此笼络追随者并获取支持。我们如今视它为民主治国体系的一环，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更像是一种贵族现象。只消想想《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抑或是日耳曼、凯尔特或印度史诗中的英雄，他们一刻不停地自夸、决斗、争相组织最盛大的宴席或最壮观的祭典，或是比拼谁的馈赠更铺张。³¹这类被称为“英雄”的社会秩序，代表了政治的精髓。它们不承认主权原则，可也不建立行政制度。有时会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国王，但权力通常极为有限，或只是个纯粹的名誉领袖。真正的权力一直是变动不居的：具有个人魅力的贵族们各自聚集起一众追随者，其中最成功的会挖走对手的人马，而其他人则一败涂地，或衰落到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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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本质上始终是一种贵族现象。（举个例子，进驻美国参议院的全是百万富翁，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选举被视作贵族的而非民主的公职人员选拔方式。毕竟，“贵族制”（aristocracy）的字面意思就是“最优者的统治”，而选举公认的意思是，普通公民在其中的唯一作用就是从“最优”公民中选定一个特优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做法类似于荷马时代的家臣，或者蒙古骑兵，可能会转投某个新的个人魅力型战斗领袖。（相较之下，至少从希腊时代开始，民主的官员选拔方式被认为是抽签，即随机选取普通公民担任职务。）

这一切跟龙和巫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大有关系。因为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显示，这种英雄秩序并不是伴随着官僚社会自发出现，而是作为官僚秩序的一种共生竞争出现的；它们之所以在很久以后仍然为人铭记，是因为代表了对一切官僚特质的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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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又要说回考古学了，尤其是我的朋友大卫·温格罗（DavidWengrow）关于古代中东地区的研究。³²我所说的“英雄社会”确切的发源地似乎是丘陵、山脉、沙漠或草原，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或印度河谷的伟大商业—官僚社会的边缘，再后来是罗马、波斯或古代中国等帝国的边缘。经济上，这些社会与城市中心联系颇多。它们往往为城市供应原材料，并从城市工坊进口各式各样的珍奇财宝。然而，从很早开始，双方也逐渐将自己定义为对方的反面。城市人开始将文明定义为不表现出野蛮人的举止；反过来，野蛮人最终创建的社会秩序完全颠倒了商业—官僚文明的关键价值观。一方创作出文学杰作并视若珍宝；另一方拒不使用文字，却推崇每次都能重新即兴演绎史诗作品段落的吟游诗人。一方悉心储存和登记有物质价值的物品；另一方资助盛大的夸富宴式庆典，将无价之宝分发给追随者或对手以示对物质财富的不屑，甚至可能将其丢弃、焚毁或扔进大海。一方发展出一套低调的官僚制，提供可预测的稳定性；另一方围绕个人魅力型枭雄组织公共生活，跟随他们不断地角逐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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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英雄社会出现于青铜时代，待到柏拉图或孔子的时代，它们想必已成遥远的记忆。然而，那些记忆始终鲜活。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传统都始于英雄史诗，其内容本质上都是后人基于想象对青铜时代英雄社会的重构。我们可能要疑惑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被某个城市文明嘲笑为无知蛮夷的那帮人，却常常被后继的其他城市文明重新想象为久远的英雄先祖？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被代代传颂数千年？

我认为部分答案在于，英雄社会实际上是旨在产生故事的社会秩序。这就回到了政治之本质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辩称，政治行动——即使放到微观层面上也成立——是一种会影响他人的行为方式，这种影响至少作用在人们听说或了解它的过程中。³³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公司办公室，日常政治都与制造官方叙事、谣言和报道息息相关。有理由认为，将政治上的自我扩张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的英雄社会，也会以不断产出故事的方式组织起来。一切都成了展现某种较量的平台，成了某种关于毅力、背叛、复仇、不可能的挑战、史诗冒险或伟大的自我牺牲的叙事。所以诗人才如此重要。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做让他人可能想要歌颂的事情。甚至从一开始，古埃及或巴比伦等官僚社会的居民就禁不住产生了某种对内陆蛮荒之地的迷恋，很快就把那里塑造成了满是怪物和奇异魔力的黑暗之地。当然了，越是在真实的暴力野蛮人不复存在的年代，关于他们的戏剧性故事越是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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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总是与官僚文明呈现出共生关系。这种模式在亚欧大陆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英雄社会在帝国边缘形成，甚至经常冲击并征服那些帝国（就像在罗马帝国边缘形成的日耳曼人社会，或在古代中国长城之外的北方游牧民族，抑或是在这两大帝国边境都活动过的匈人）；不过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他们往往很快便消失在传说中。³⁴

现代奇幻文学可以说起源于晚期的骑士文学，如“高卢的阿玛迪斯”（Amadis of Gaul）或“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但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实际成形则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正值大众对邮政服务的热情达到巅峰的时候。它的时间设定非常特殊。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时间不过是童话故事中“很久以前”的现代版，既是某种悬浮的、语焉不详的过去，也是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并存的异次元（正如许多故事认定的，仍然存在某些门户，可以从我们的世界通往时空迥异的奇境）。但这种奇幻文学的调性与童话故事的截然不同。童话故事反映了女人和儿童看待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的视角；其中的英雄更可能是挤奶女工和精明的鞋匠之子，而不是宫相和王子。而在被认定为奇幻文学的作品里，这个“很久以前”由于英雄史诗的大量注入而改头换面。我这里说的“奇幻文学”，最主要是指有时被称为“剑与魔法”（swordandsorcery）的类型，其开创者是一些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物，如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和邓萨尼勋爵（Lord Dunsany），而最熠熠生辉的后继者始终是托尔金、C.S.刘易斯和厄休拉·勒古恩。³⁵正是在这个传统下，形成了包括标准的角色设定（战士、教士、法师）、咒术类型、怪物类型等在内的一套剧目，在数以百计的当代小说中以不计其数的另类变体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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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仅因为它们给生活在官僚社会的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白日梦素材。它们最大的吸引力在于继续提供了一种对一切官僚特质的系统性否认。就像中世纪的教士和魔法师喜欢幻想一个光辉灿烂的天国行政体系一样，如今的我们幻想中世纪教士和法师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一个官僚痕迹被从各个方面小心抹除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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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最简单的解释是，这属于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预防针。从历史上看，一个权威体制自我宣传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不是直接谈论自己的优点，而是创造一幅生动的反面图景，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了——比方说，父权制权威、资本主义或国家——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当这幅图景在某种层面上具有强烈吸引力时，这招最为奏效。³⁶一个人先是被另一个世界的愿景所吸引，通过想象它而间接体验到一种快感，但最终又会在自身欲望的影响下畏缩。

罗马游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帝国出现之前，大多数地中海城邦都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通过公共集会讨论公众关心的问题。在民主政体中，就连法律案件也由数百名公民组成的公共陪审团审理。在帝国治下，这些实践当然都被剥夺了权威，终至消失不见。取而代之，市民在公共场所大量聚集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圆形剧场，目的是观看战车赛或角斗赛，或是围观罪犯被野兽撕成碎片。如果说这些公民有过任何投票经历，那就是通过拇指朝上或朝下来表决该不该处死某个被击败的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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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换言之，帝国确立合法性的途径，除了主要靠在臣民中强制推行统一的法律体制之外，还有鼓励这些臣民形成有组织的私刑暴民（赞助这些游戏的通常就是主持庭审的治安法官），仿佛在说：“民主？现在你们知道它会带来什么了。”这招效果显著，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其间大部分时候，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坚决反对民主），关于民主危险的警告坚持认为，“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终将表现得像罗马圆形剧场中的暴徒：被暴力的派系斗争撕裂，非理性地在极端仁慈和极端残忍之间摇摆，在盲目追随个人魅力型偶像和摧毁他们之间反反复复。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人基本上还会觉得，即使他们愿意在社会的某些方面勉为其难地接受一些民主元素，也必须将其与司法和立法完全分离。

我不想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好像所有这些制度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操控大众而设下的小把戏；或者就当它们是，它们好像就不会适得其反一样。罗马圆形剧场或许异常有效，是名副其实的史上最出色的反民主制度之一，但说到另一个著名的例子——醉酒庆祝暴食、反叛和性欲的中世纪狂欢节，显然就有争议了。更富裕的赞助人无疑将狂欢节视作一种警示大众的方式，提醒他们社会等级制度一旦瓦解，将招致怎样的恐怖。但很明显，实际负责组织和开展大部分庆祝活动的许多普通民众，并不认为这种前景有那么恐怖（事实上，狂欢节经常变成真正的反叛场合）。³⁷

毫无疑问，奇幻文学也是这样一个争议地带。作者自己常常也不能确定其作品的政治立意。比如，托尔金曾经说过，他在政治上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是“非立宪的”君主主义者——好像始终无法做出抉择。³⁸这两个立场的共同点当然就是它们都极度反官僚。这一点几乎适用于所有奇幻文学：只有邪恶之人才会维持行政体制。事实上，我们可以逐一考察奇幻文学的关键特征，并从中看出对官僚制某个面向的精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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