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权。⁴⁸通常，能行使这种暴力的只有特定的获得职务授权的公务人员（士兵、警察、监狱看守），或者经这些公务人员授权的人（机场安保、私人保镖等），并且要以法律明确指定的方式行使。但到头来，最高权力其实仍然有权抛开这些法律义务，或者在执法过程中对其加以修订。⁴⁹美国或许自诩“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但正如我们近年来了解到的，美国总统可以下令实施酷刑、暗杀、国内监视计划，甚至可以设立关塔那摩监狱这样的法外之地，以便对囚犯不择手段。即使在最基层，执法者也并不真的受制于法律。就比如，一名警察无论对一位美国公民做了什么，都很难被判有罪。⁵⁰

布莱恩·萨顿—史密斯认为，在当代世界中，旧观念里“自上而下”的玩，也有人称之为“黑暗玩法”（darkplay），实际不再占据主流。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系列更轻松愉悦的自下而上的话语取代，后者从多个角度将玩理解为颠覆性的、有教育意义的或富于想象力的行为。这无疑是属实的。但在我看来，旧概念并未完全消失。⁵¹不出意外，它在一种政治层面上得到了保留，每次专断的权力行为都倾向于强化这种感觉：有问题的不是权力，而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也就是自由本身。⁵²

实际上，这几乎正是在共和政体（现在大都被错误地贴上了“民主”的标签）成为常态的地方发生的事。法律秩序，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暴力成为规则终极执行者的区域，已经扩张到定义和规范了几乎所有可能的人类活动。因此，如前所述，我们为一切制定了法规：哪里可以供应或消费不同种类的饮料，怎样工作，何时能或不能下班，以及街边可见的广告牌大小。武力威胁几乎入侵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采用的方式是在埃拉伽巴路斯、成吉思汗或苏莱曼治下根本无从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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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写过这种法规和暴力对我们生活的全面入侵。这里我想论证的是，这种强制要求归根结底源自一种默示的宇宙观，其中玩的原则（延伸一下就是创造力）本身被认为是令人恐惧的，而类似游戏的行为则被认可为透明和可预测的，结果就是，所有这些规章制度的推进本身给了人某种自由的感觉。

即使在最远离国家暴力威胁的语境下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学院管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前面探讨过，人类学家公认地不愿意将分析工具对准他们自身的制度环境，但也有例外，其中绝佳的一例就是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Strathern）对英国所谓的“审计文化”的分析。审计文化背后的基本思想是，若无清晰“透明”的标准可供了解人们的工作开展情况，学术界便只会成为一个建立在独断专行的个人权威基础上的封建体系。这从表面上很难反驳。谁会反对公开透明呢？斯特拉森担任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期间正赶上这些改革，她在《审计文化》（AuditCultures）一书中记录了这种官僚化的实际后果。⁵³剑桥大学本身是一所典型的封建机构，经年积累了无数习俗和传统，而人类学尽管建系较晚，也有自身的传统研究路径，需要开展各种各样没人能说清道明，也确实没人能完全理解的工作。但为了对管理层“透明”，他们不得不开始阐明它们；落到实践中，这意味着他们得把形式上向来微妙不定的工作流程转化为一套明确的规则。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将习俗变为某种桌面游戏。面对这样的要求，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吧，行啊，我们就写给有关部门交差，实际操作还按老样子来。”但在实践中，这很快变得不可能，因为一旦发生任何冲突，双方都会自发诉诸规则手册。

此类改革的目的可能是消除独断专行的个人权威，但显然从未见效。个人权威不过是升了一级，变成了在特定情况下搁置规则的能力（又是一种主权的缩影）。然而实践中，改革未能在任何意义上达成既定目标，这般事实并未损害改革的合法性。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任何人反对这种个性化权力的途径，只能是要求更多的规则和更高的“透明度”。突然间，自由和正义当真使一切都沦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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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这种事一直在发生，甚至在无关个人专权的情境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语言。可以称之为“语法书效应”。人们不是通过编写语法来发明语言，而是通过观察人们说话时似乎在应用的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默认规则来编写语法的，至少是任何既有语言的第一批语法。然而，一旦出现了一本语法书，尤其当它被用到了教室里，就会让人感觉那些规则不仅仅描述了人们实际如何说话，而且规定了他们应该如何说话。

在很晚近才出现成文语法的地方很容易观察到这种现象。在世界许多地区，第一批语法和词典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创作的，旨在将《圣经》和其他神圣文本翻译成原本没有文字的语言。例如，马达加斯加使用的马达加斯加语，其第一套语法编写于19世纪一二十年代。当然，语言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马达加斯加语口语——乃至它的语法——在很多方面都与200年前的大不相同。然而，鉴于人人都在学校学过语法，如果你指出这一点，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回应，如今说这种语言的人只是在犯错误，没有好好遵守语法规则。在被提醒之前似乎没人想到，如果传教士晚来200年，晚点写出那些书，那么当前的用法将成为唯一正确的用法，而任何用200年前的方式说话的人才是犯了错的。事实上，我发现这种态度极大增加了学习通俗马达加斯加语的难度。即使我聘请大学生这样的母语者给我上课，他们教我说的也是19世纪的马达加斯加语，和学校里教的一样。随着熟练度的提高，我开始留意到他们彼此交谈的方式与他们教我说话的方式完全不同。可每当我问起他们用到的书中没写的语法形式时，他们只是耸耸肩说：“哦，那就是俚语，别这么说。”到最后我发现，我学习当代马达加斯加口语的唯一方式就是录制对话，尝试自己转写下来，在遇到不熟悉的用法或表达时再找朋友问明白。别的方法都行不通：人们一旦认定这些语法形式是错的，就根本无法用语法术语来向我描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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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人类学系的例子里，规则被明文列出，而后被锁定，表面上是为了消除专断的个人权威。马达加斯加人对语法规则的态度显然无关对专断权威的厌恶，而是关乎对任意性本身的厌恶，这后一种厌恶会导致不假思索地接受最正式的、制度化的权威形态。毕竟，我们第一次体验到正式的、讲规则的权威，不都是通过小学老师吗？这在马达加斯加和在其他任何地方同样成立。事实上，当我问朋友们为什么人们不真的按照教科书上描述的语言说话时，收到的回答总是“你懂的，人们很懒”。很明显，问题在于全体人民都没把课堂内容学到位。但他们实际上否认的是集体创造的合法性，是整个系统的自由玩耍（free play）。

花点时间思考语言是值得的，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例子更能揭示出，我们所持的自由观念本身存在一个基本悖论。一方面，规则究其本质是约束性的。演讲规范、礼仪守则和语法规则，都有限制我们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的作用。我们脑海中最初形成的关于压迫的意象之一，就是老师因为语法错误而敲打一个孩子的手指，这可不是没来由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任何共享的约定，没有语义、句法、音素，我们就只会语无伦次地咿咿呀呀，相互之间根本没法沟通。显然，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所以，在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制约的规则（rules-as-constraining）转变成了赋能的规则（rules-as-enabling），尽管说不出确切是在哪个点上。这样看来，自由其实是人类创造力的自由玩耍与它不断生成的规则相对抗构成的张力。而这正是语言学家一直以来的观察。没有哪种语言是没有语法的。但同样，没有哪种语言不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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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地变化，包括其语法在内。

我们很少自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语言总在变化？我们需要语法和词汇上的共识才能彼此交谈，这点不难理解。但如果我们对语言的需求仅限于此，那么一旦既定的一组会话者找到了与其目的适配的语法和词汇，他们原封不动地沿用下去就好了；若是有什么新事物要谈论，或许可以调整一下词汇，比如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或新发明，抑或是一种进口蔬菜，但除此之外，没必要画蛇添足。事实上，情况从来不是这样。从记载来看，我们没见过哪种语言在历经一个世纪后不出现发音和结构上的改变。⁵⁴这点适用于哪怕最“传统”社会中的语言，哪怕那里已经创建了像文法学校或法兰西学院（AcadémieFrançaise）这样复杂的制度化结构来确保不会出现此类改变。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改变纯粹出于叛逆（例如年轻人试图与年长者划清界限），但我们很难规避这样一个结论：归根结底，在这里我们真正面对的是最纯粹形态的玩的原则。无论说的是阿拉佩什语、霍皮语还是挪威语，一直按同样的方式说话就是会让人类厌倦。他们总要找机会随便玩玩。而这种随意玩耍总是会产生累积效应。

这表明，无论哪里人都容易有两种完全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倾向于为了好玩而发挥创造力；另一方面，倾向于听从任何告诉他们其实不该那样做的人。正是后者使制度化生活有了被游戏化的可能。因为顺着后一种趋势的逻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自由都成了任意性，而所有任意性都是某种危险的颠覆性力量。再进一步就可以论证，真正的自由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可预测的世界里，摒除这种等同于任意性的自由。

让我再以自己政治经验中的一个例子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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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反威权主义者一直在想方设法创造新的、更有效的直接民主模式，无须任何暴力官僚机构的强制执行也可以运作。我在很多其他场合提到过这些努力，它们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此类项目的参与者经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处理这种可怕的“任性的”权力。例如，要发展新式的共识达成过程，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要设计鼓励而非抑制即兴创造的制度形式。正如行动主义者有时会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把一群人聚在一起，那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行为会比其中任何单个成员的行为更不明智、更没创意。行动主义的决策过程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旨在使整个群体比任何个体参与者更聪明、更有想象力。

这的确可行，只是工作量巨大。群体规模越大，就越需要落实正式的机制。整个行动主义传统下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题为“无架构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⁵⁵由乔·弗里曼（Jo Freeman）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聚焦了早期推动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团体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出现的组织危机。弗里曼观察到，这类团体总是从某种粗糙的无政府主义起步，假定根本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议会式的议事规则机制。人们会像姐妹那样坐下来解决问题。起初，情况确实如此。然而，这些团体一旦扩大，比方说超过了20人，便总会出现非正式的小集团，一小群朋友或盟友开始控制信息、设置议程，并以各种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弗里曼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可用于抵消这种效应的正式机制，但就本文的意图而言，具体细节并不重要。只需要说明，现在所谓的“正式的共识达成过程”（formal consensus process）很大程度上源自弗里曼描述的危机，以及因她的介入引发的争论。

我确实想提请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未持鲜明的反威权主义立场的人—以及不少持该立场的人——完全误读了弗里曼的文章；在他们的解读中，文章呼吁的不是旨在确保平等的正式机制，而是更透明的等级制。在这方面，列宁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半斤八两。我都没法告诉你我见识过多少这种论调。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路子。首先，弗里曼论证的小集团和隐形权力架构的形成，被认为是在论证任何超过20人的团体都必将产生小集团、权力架构和权威人士。下一步就是坚称，要想把这些小集团的权力或这些权力架构可能产生的任何危害降至最小，唯有将其制度化：把事实上的阴谋集团变成一个中央委员会（有鉴于这一术语的不良历史，他们通常称之为统筹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或类似的名称）。人们需要把权力带到阳光下——将流程正式化，制定规则，举行选举，明确阴谋集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一来，至少权力将变得透明和“可问责”（accountable）。［再次提请留意这个词。它源自会计程序（accountancy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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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的、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个解决方案分明是荒谬的。要想限制非正式小集团行使实权的程度，更容易的做法是根本不给予它们任何正式地位，从而使其不具备合法性；任何可以想见的旨在遏制前集团——现委员会的“正式的问责架构”都无法更有效地限制其权力，一大原因在于此类架构最终会使信息差合法化，进而大大助长信息差，使得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握有更大的权力（较之平等主义团体而言）。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透明的结构一经确立，就会不可避免地向愚蠢的结构转变。

那么，假使有人抛出上述论点，并得到了批评者勉为其难的认同（他们往往别无选择，因为这基本属于常识）。这样一来，批评者的下一道防线通常关乎审美：他们会坚称，未被承认的实权架构就是招人反感，哪怕它们完全不具备任何程度的暴力强制手段，也可能被视作独断专行。通常来说，你的对手不会承认自己的反对意见是一种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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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会用道德术语来构建自己的论点。但偶尔，你也能听到一些足够诚实的人坦白实情。我清楚记得在中央公园参加过一场由“占领华尔街”运动赞助的辩论（肯定在哪里留下过记录），对方是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Finkelstein）。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值得钦佩的行动主义者，从刚成年起就参与民权运动，后来仍然将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样的团体奉为灵感来源。辩论中，芬克尔斯坦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他承认，或许是这样的，防止这些小集团权力过大的最佳方式就是坚持它们在原则上不该存在。但只要允许这样的小集团在缺乏正式承认和监管的前提下存在，你就是在维护一个认同黑箱管理的体制，哪怕那只是极少数情况。这个问题或许算不上多实际。你很可能是对的，正式承认它们的存在到头来可能会削减总体上的自由，倒不如听之任之。但说到底，我就是觉得接受黑箱管理的想法在任何意义上都令人反感。

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目睹了以两种不同的形式照进现实的乌托邦主义之间的直接冲突：一边是一种反威权主义，强调创造性结合与即兴，基本是从玩的角度来看待自由的；另一边是一种默示的共和主义，本质上将自由视作有能力把所有权力形式都简化为一套清晰透明的规则。

过去200年里，在欧洲和北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后一种官僚化的自由观呈现出主导趋势。新的制度安排赖以运作的规则极为严格和可预测，以至于它们基本上隐而不见，以至于人们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就像我开头提到的实体的或电子的邮局），它们往往被推崇为发挥人类自由的平台，而它们恰恰源自权力架构的有效运行偶然带来的新技术。这些安排看似保留了玩的积极因素，同时以某种方式规避了它令人不安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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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同样的结果。无论是出于对“理性”的信仰还是对专断权力的恐惧，这种官僚化的自由观最终都会朝着这样一个梦想世界迈进，其中玩遭到完全的限制，或者往好了说，被发配到某个偏远地区，远离任何严肃的、重要的人类事业，而生活被全方位简化成了某种精心设计的、基于规则的游戏。不是说这样的愿景缺乏吸引力。谁没梦想过这样的世界呢，一个人人都知晓并遵守规则，甚至按规则玩的人还能实际获胜的世界？问题在于，这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跟幻想一个可以绝对自由地玩的世界没什么差别。它将永远只是一种闪着微光的幻象，伸手一触便会烟消云散。

这种幻象并不总是坏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大多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都来自这种异想天开的追求。但在这个特定例子中，放到这个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其中官僚制始终是一小部分人从我们其他人那里榨取财富的主要手段，这些幻象则造就了一种追求不受专断权力控制的自由最终只会产生更多专断权力的局面，结果就是，法规压抑了存在，武装警卫和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科学和创造力被扼杀，而我们所有人到头来发现自己每天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填写表格。

——译者注

[1]俚语短语gopostal指的是在一怒之下射击或袭击同事（或随机目标），通常出于对工作境况的不满。该短语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邮局发生的一系列孤立的恶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邮政职员枪杀了经理、同事或民众。该短语的引申含义是发疯或暴怒（往往伴有暴力倾向）。为了体现出短语和邮政之间的关联，此处译作“发邮疯”。

[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下设学院，主要提供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该学院已于2020年6月27日移除了美国前总统、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冠名，更名为普林斯顿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以示对威尔逊种族主义立场的反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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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巴拉（Cabala），又称“希伯来神秘哲学”。基督教产生以前就已在犹太教内部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神秘主义学说。——译者注

[4]《魔戒》系列中的角色，后文的德内梭尔也是。——译者注

[5]《纳尼亚传奇》系列中的角色。——译者注

[6]《地海传奇》系列中的角色。——译者注

[7]布干达是非洲大湖地区的一个古老王国，相传始建于14世纪初，位于今乌干达境内，主体民族为干达人，国名意为“干达人的国家”，国王称卡巴卡（Kabak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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