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可以从超级英雄的核心受众入手。他们以青春期或青春期前的白人男孩为主。也就是说，在这些个体所处的特定生活阶段，他们可能既有着最大限度的想象力，也至少有一点叛逆；但他们也在接受培养，旨在最终担起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职位，成为父亲、警长、小企业主、中层经理人、工程师。那他们从这些无限重复的戏剧中学到了什么？首先，想象和反叛会导致暴力；其次，与想象和反叛一样，暴力也很有趣；最后，归根结底，暴力的矛头必须反过来指向任何想象和反叛的泛滥，以免一切遭到扭曲。必须遏制这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超级英雄明明可以任意施展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却只能扩展到他们的服装设计、汽车、住所或各种配件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级英雄情节的逻辑是高度保守的。归根结底，左翼和右翼情绪的划分取决于一个人对待想象的态度。对于左派来说，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生产力，都是带来新事物和新的社会安排的力量，始终是值得称颂的。那是世上一切真正价值的来源。对于右派来说，那是危险的，因此说到底，是邪恶的。创造的冲动也是破坏的冲动。这种态度在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中很普遍：本我是心智的驱动力，但也是不道德的；如果真的将其释放，它将导致一场毁灭性的狂欢。这也是保守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区别。二者都同意，释放想象力只会导致暴力和破坏。保守主义者希望对抗这种可能性从而保护我们。法西斯主义者无论如何都希望释放它。他们渴望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像希特勒自我想象中的那样，用人类的思想、鲜血和筋骨作画。

这意味着不只是混乱，就连沉浸在幻想生活里这件事本身，也成了读者的恶趣味（guiltypleasure）。要说哪个艺术类型归根结底是在警告人类想象力很危险，这固然显得古怪，但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严肃呆板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的确隐隐感到这些漫画是不三不四的读物。这也能解释漫画如何在60年代突然变得无害起来，允许出现傻气的、坎普（camp）风格的电视版超级英雄，就像亚当·威斯特版《蝙蝠侠》剧集或周六早晨播出的《蜘蛛侠》动画。如果说这背后要传递的信息是，反叛的想象力也可以被接受，只要它无涉政治而仅限于消费选择（又是服饰、汽车、配件），那么这信息就连执行制片也能轻易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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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典漫画表面上是政治的（关于疯子试图接管世界），实际上是心理的和个人的（关于克服青春期叛逆的危险），但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的。¹

如果这属实，那么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与之恰恰相反。它们表面上是心理的和个人的，实际上是政治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心理的和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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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英雄的人性化并非始于电影。它实际上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漫画类型自身开始的，为首的有弗兰克·米勒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The Dark Knight Returns）和艾伦·摩尔的《守望者》（Watchmen）——一个或许可以称之为黑色超级英雄（superhero noir）的子类型。当时，超级英雄电影仍在沿袭60年代的坎普传统，比如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的《超人》系列，或迈克尔·基顿（MichaelKeaton）的《蝙蝠侠》。不过最终，好莱坞还是迎来了黑色超级英雄的子类型，其灵感可能多少来源于黑色电影。有人可能会说，诺兰版蝙蝠侠三部曲的第一部《侠影之谜》标志着该类型的银幕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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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部电影中，诺兰本质上问的是：“如果蝙蝠侠这样一个人真的存在呢？那会怎样发生？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决定打扮成蝙蝠模样在街上四处搜寻罪犯？”

不出所料，迷幻药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古怪的宗教崇拜也有份。

奇怪的是，本片影评人似乎从未关注到诺兰电影中的布鲁斯·韦恩患有边缘性精神障碍。就自身而言，他几乎完全功能失调，无法建立友谊或恋爱关系，对工作提不起兴趣，除非它以某种方式强化了他的病态癖好。这位英雄显然是疯了，而这部电影显然是关于他与自身的疯狂之间的斗争，反派们无疑只是一系列自我的附属物：忍者大师拉尔斯·艾尔·古尔（坏父亲）、犯罪大佬（成功商人）、稻草人（逼疯商人）。他们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那并不重要——他们不过是英雄破碎心灵的碎片和镶嵌物。因此，我们不必先认同反派，再在自我厌恶中退却；我们只需要享受地看着布鲁斯替我们做这些。

片中也没有明显的政治信息。

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但当你用承载了太多神话和历史的人物来创作一部电影时，没有导演能完全掌控他的素材。电影主创的作用大体上是将他们组装起来。片中的主要反派拉尔斯·艾尔·古尔先是在不丹的一座修道院里将蝙蝠侠纳入了影武者联盟（LeagueofShadows），然后才透露他计划摧毁哥谭以消除世界腐败。从原版漫画中，我们了解到拉尔斯·艾尔·古尔（该角色是在1971年引入的，很能说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原始主义者和生态恐怖主义者，决意通过减少大概99%的地球人口来恢复自然平衡。诺兰改编故事的主要方式是让蝙蝠侠在一开始成为拉尔斯·艾尔·古尔的门徒。但放到当代语境下，这多少也顺理成章。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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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托基金子女冥冥中被某种不公正感触动，穿戴黑衣黑面罩，走上街头制造暴力和混乱，但始终留心不要真正致人死命，这样的人物第一时间在人们脑海中唤起的是怎样一副媒体刻板印象（至少是在西雅图发生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直接行动之后）？更何况启发他的是一位认为我们需要回到石器时代的激进大师？诺兰把他的英雄变成了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3]的一个黑群（Black Bloc）^[4]门徒，在意识到重建伊甸园的实际后果之后又与前导师反目。

事实上，三部曲中没有哪个反派想统治世界。他们不希望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或是创立任何新规则。就连他们的爪牙也不过是一时之权——他们往往计划最终杀死那些人。诺兰的反派总是无政府主义者。可他们也总是非常奇特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者，似乎只存在于电影主创的想象之中：他们相信人性从根本上是邪恶与腐化的。小丑，第二部电影中真正的英雄，将这一切表达得一清二楚：他基本可算作本我化身的哲学家。小丑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出身，有的只是他在任何特定场合发明的各种怪诞事物；就连他的能力是什么或从何而来都不得而知。然而，他无情地强大。小丑是一股完全自造的力量，是一首自我写就的诗；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似乎就是偏执地向他人证明，首先，一切都是且只能是诗歌，其次，那诗歌是邪恶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回到了早期超级英雄宇宙的核心主题：长久以来对人类想象力之危险的反思；读者自己沉浸在一个由艺术诉求驱动的世界里的欲望，生动地证明了为什么想象力必须始终受到小心的遏制。

其结果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反派既讨人喜欢——他的乐趣显而易见——又令人发自内心感到害怕。《侠影之谜》中都是在谈论恐惧的人。《黑暗骑士》实际上制造了一些恐惧。但即便是这部电影，在触及大众政治的那一刻也开始变得乏力。当效仿黑暗骑士的假冒蝙蝠侠在全城出现时，人民起初尝试过一次蹩脚的干预。他们当然都死得很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那之后，他们被放归原处，做回了观众，就像罗马圆形剧场里的乌合之众一样，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评判主人公的表现：对蝙蝠侠竖大拇指，对蝙蝠侠向下伸大拇指，对不懈斗争的地方检察官竖大拇指……最后，当布鲁斯和戈登警长决定让蝙蝠侠做替罪羊，围绕哈维·丹特的死亡制造一个虚假神话时，这无异于承认政治就等同于小说艺术。小丑是对的。在一定程度上。一如既往，救赎只能依赖于将暴力和欺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本来不这样也能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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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构想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不真实。政治不仅仅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操纵意象的艺术。它并不真的是剧团主理人之间的决斗，只要以足够的艺术巧思呈现就能让观众相信大多数事。毫无疑问，在非常富有的好莱坞电影导演看来，想必政治就是这样的。但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电影的拍摄间隙，历史果断介入，指出了这种构想的错误之处。经济崩溃了。不是因为什么武僧秘密社团的操纵，而是因为一群生活在诺兰的泡泡世界中的金融经理人同他一样假定大众可以被无限操纵，结果证明那是错的。这激起了大众广泛的回应。回应的形式不是狂热地寻找弥赛亚救世主，并伴随着虚无主义暴力的爆发；²它逐渐呈现为一系列真正的大众运动，甚至是革命运动，推翻中东的政权，占领从克利夫兰到卡拉奇各地的广场，试图创造新的民主形式。

制宪权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激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重新出现了。这正是超级英雄宇宙无法处理的局面。在诺兰的世界里，“占领”这种事只可能是一小群有心机的操纵者（像我这样的人，你懂的）实际贯彻某种秘密议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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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真该把这类话题搁置一旁，但他显然无法自拔。结果拍出来的电影堪称完全不自洽。这大致上又是一部伪装成政治剧的心理剧。情节错综复杂，几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布鲁斯·韦恩在没了第二自我的情况下再度功能失调，成了一个隐士。一个商界竞争对手雇猫女来窃取他的指纹，以便偷走他所有的钱；但实际上，这个商人被一个名叫贝恩的戴防毒面具的超级反派操纵了。贝恩比蝙蝠侠更强大，但基本上是个悲惨之人，苦苦单恋拉尔斯·艾尔·古尔的女儿塔利亚，年轻时因不公而身陷监狱地牢并被虐待致残，他必须持续佩戴遮住脸孔的面具，以免在剧烈痛苦中崩溃。如果观众认同这样的反派，那只能是出于同情。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成为贝恩。不过这大概就是重点所在：警示人们过分同情不幸之人的危险。因为贝恩也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革命者，他在解决了蝙蝠侠之后，戳穿了哈维·丹特的伪神话，放走了哥谭监狱的犯人，还释放出规模空前的民众，洗劫并烧毁了那1%的人的豪宅，将其住户拖上了革命法庭。（好笑的是，稻草人作为罗伯斯庇尔再度现身。）但实际上，贝恩最终打算用某个绿色能源项目改造的核弹杀死他们。为什么？谁知道呢？也许他也是什么原始主义生态恐怖分子，和拉尔斯·艾尔·古尔一样。（他似乎的确接任了同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也许他想通过完成塔利亚父亲的事业来打动她。又或许他就是邪恶的，无须更多解释。

反过来看，贝恩为什么要领导人民展开一场社会革命呢，如果他无论如何都要在几周后用核武器把他们尽数毁灭？同样，随你怎么猜。他说在你毁灭某些人之前，你必须先给他们希望。所以，背后的信息是乌托邦式梦想只能招致虚无主义的暴力吗？想必差不离了，但这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杀死所有人的计划是先有的。革命是一种粉饰性的马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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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发生在这座城市的事只在一种情况下说得通，那就是作为一种外物映射，呼应着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东西：布鲁斯·韦恩备受折磨的大脑中发生的事。蝙蝠侠在电影中段被贝恩弄残之后，落到了贝恩本人曾遭囚禁的那个恶臭地牢里。监牢位于井底，囚犯始终被阳光嘲弄着，而井却深不可攀。贝恩确保布鲁斯恢复健康，就是为了让他尝试攀井，再屡次失败，好让他明白是自己的失败导致心爱的哥谭被摧毁。只有到那时，贝恩才会赐他一死。这很刻意，但至少从心理层面，你可以说它有些道理。转换到城市层面，这根本没有道理可言：为什么有人要给所有人希望，再出其不意地让他们人间蒸发？前者是一种残忍。后者不过是随机行为。还不只如此，电影主创为了强化这层隐喻，又让贝恩对哥谭警察局故技重施。在这个蠢到连漫画的合理度都达不到的情节设计中，哥谭警察局几乎全员被诱至城市地下，与安置好的炸弹困在一起，不过又出于某种原因获得了食物和水，大概是为了让他们也能遭受希望的折磨。

其他发生的事情也都是相似的投射。这一次，猫女扮演起了通常分配给观众的角色，首先认同贝恩的革命项目，接着在没有确切说明原因的情况下改变主意并把他炸飞。蝙蝠侠和哥谭警察都从各自的地牢中崛起，联手与证券交易所外的邪恶占领者作战。最后，蝙蝠侠假装自己因处理炸弹而死，布鲁斯则最后在佛罗伦萨与猫女携手。一个新的伪殉道者传奇诞生了，哥谭人民得到了抚慰。以防更多麻烦出现，电影还向我们确保了蝙蝠侠会有一位潜在继任者，一个名叫罗宾的理想幻灭的警官。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电影终于结束了。

有没有一个我们应该带回家的信息呢？如果有，那它似乎是这样的：“的确，这个制度是腐败的，但这是我们拥有的一切，而且不管怎样，如果权威人物之前历经了磨难并承受过可怕的痛苦，那么他们就是可以信任的。”（普通警察任由孩子死在桥上。被活埋几周的警察可以合法使用暴力。）“不错，不公固然存在，它的受害者也值得我们同情，但同情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做慈善比解决结构性问题要好得多。后者会带来疯狂。”因为在诺兰宇宙里，任何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尝试，哪怕通过公民的非暴力不服从，实际上都是一种暴力形式；因为它只可能如此。有想象力的政治本质上是暴力的，因此，如果警察的反应是将和平抗议者的头反复砸向水泥地，那也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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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占领运动的回应，这简直可悲。当《黑暗骑士》于2008年问世时，很多声音都在讨论这是不是对反恐战争的宏大隐喻：好人（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坏人的手段？想必电影主创也真的在思考这类问题，并且仍然拍出了一部好电影。可是，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秘密网络和操纵景观的战斗。它以炸弹开始，以暗杀结束。人们几乎可以将其视作双方都在尝试实际演绎一种漫画版的世界。一旦真正的制宪权出现在场，那个世界就变得不自洽，甚至显得荒谬可笑。革命正在席卷中东，美国却还花着数千亿美元在阿富汗跟一群散兵游勇的神学院学生作战。诺兰的不幸在于，纵有那么多的操纵力，但当真正的大众力量（哪怕只是蛛丝马迹）降临纽约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他的世界里。

[1]指2012年上映的《超凡蜘蛛侠》（The Amazing Spider-Man）。——译者注

[2]此处的纳粹政党指的是希腊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在希腊债务危机等政治经济问题的背景下，该党于2012年在政坛迅速崛起，在2012年和2015年的希腊议会选举中均获得议席，一度成为希腊第三大政党。但此后，该党逐渐失势，并于2020年10月被希腊法院裁定为犯罪组织。译者注

[3]约翰·泽尔赞（1943—）是美国无政府主义与原始主义生态哲学家和作家。他的作品批判了农业文明的内在压迫性，并提倡借鉴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作为自由社会的应有形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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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又译“黑盟”“黑块”，是一种抗议游行活动中使用的战术，其中每人都身着黑衣，均以围巾、面罩、墨镜等遮挡面部，有时会诉诸暴力。该战术从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抗议活动中开始兴起。在前文提到的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示威游行中，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黑群行动，使之获得了在欧洲以外更广泛的媒体关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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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导论

1 Elliot Jacqu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2 Gordon Tullock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5).

3 Henry Jacob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4 C. Northcote Parkinson (Cambridge, MA: Riverside Press,
1957).“组织中的工作会趋向冗余，以便填满分配给它的时间。”

5 Laurence J. Peter and Raymond Hill (London: Souvenir Press,1969).这部名作揭示了在组织中工作的成员如何“晋升至自己无法胜任的位置”，还衍生出了一档热门的英国电视节目。

6 R. T. Fishall (London: Arrow Books, 1982). 关于如何让官僚们狼狈难堪的新晋经典文本，据传出自英国天文学家、BBC（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帕特里克·摩尔爵士（SirPatrickMoore）之手。

7 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我所言，“可接受的”左派同时拥抱官僚制和市场。自由主义右派至少对官僚制有所批判。法西斯右派则对市场有所批判——他们通常支持社会福利政策，只不过希望将范围限定在自己青睐的族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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