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问我的账户。）

现在我毫不怀疑，如果我真的找上一名银行经理，质问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将立刻坚称这不怪银行，要怪就怪重重迷宫般的政府规章。然而，我同样确信，如果有机会调查这些规章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会发现它们由银行委员会议员的助理以及银行自己雇用的说客和律师联手缔造，这些议员在连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慷慨注资使这一过程更加水到渠成。另外，从信用评级、保险费用、抵押贷款申请，到购买机票、申请潜水许可证，或者在貌似私立的大学里为办公室申请一把人体工学椅的流程，也属于这类情况。我们处理的绝大多数文书工作就存在于这样的中间地带——表面上归属私人领域，实际上完全由政府塑造；这样一个政府提供法律框架，以法院和一堆随之而来的复杂执行机制来巩固规章，但至关重要的是，它密切配合私人事务，以期最终确保一定的私人利润率。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采取的照搬自右翼批判的那套话语根本不够用。它没法告诉我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¹⁵

想想“放松管制”（deregulation）这个词语。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中，“放松管制”就像“改革”（reform）一样，每每被视作好事一桩。放松管制意味着减少官僚干预，减少扼杀创新和商业的规章制度。这种理解将政治光谱左端的人置于尴尬境地，因为他们反对放松管制，甚至指出正是放任这种“放松管制”招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似乎暗示着他们渴望更多的规则和监管，也就是在自由创新之路上安插更多的灰制服拦路虎，指示人们做这做那。

但这场论辩的前提有误。说回银行。不存在“不受监管”的银行。也没这种可能。银行这种机构享有政府授予的造币权，或者更专业点讲，有权发行将被政府承认为法定货币的白条，政府基于此在本国境内征收税项并清偿其他债务。显然，没有一个政府会将随心所欲无限造币的权力赋予随便哪个人，更不会随便给哪家追求利润的公司。那太荒唐了。根据定义，造币权只能是政府在严格限定的（意即受监管的）条件下赋予的权力。事实上，常见的情况是政府监管了一切，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到营业时间，还有银行可以收取多少利息、费用和罚金，它可以或必须采取何种安全防范措施，必须如何保存和上报记录，如何以及何时向客户告知权责——堪称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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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口中的“放松管制”实际指的是什么？在平常用法中，它似乎意味着“以我青睐的方式改变监管结构”。在实践中，这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航空业或电信业语境下，这意味着改变监管体系，从鼓励少数大型公司转向促进中型企业在严格监督下展开竞争。在银行业语境下，“放松管制”通常意味着完全相反的情况：从中型企业之间受管理的竞争转向允许少数金融集团完全主导市场。正因如此，这个词语非常好用。但凡给一项新的监管举措贴上“放松管制”的标签，便能为公众营造出一种削弱官僚制、解放个体主动权的印象，即使其后果是实际增加了五倍之多的待填写表格、待归档报告、待律师解读的规则和条例，以及全部工作内容就是变着法子跟你解释为何不能做这做那的办公人士。¹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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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公共和私人权力逐渐融为一体，充斥着最终旨在以利润的形式攫取财富的规章条例——尚无一个名字。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缺乏谈论它们的方式。但其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文书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申请表越来越烦冗。诸如账单、门票、体育俱乐部或读书会的会籍这类寻常文件，背后都有大几页法律条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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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造一个名字。我打算称之为“全方位官僚化”（totalbu-reaucratization）时代。［我本想称之为“掠夺式官僚化”（predatorybureaucratization）时代，但这里我真正想强调的是这头巨兽无所不包的本质。］也许可以说，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众对官僚制度的讨论开始锐减时初露苗头，并于80年代愈演愈烈。但实际上它真正抬头是在90年代。

我在早前的一本书中提出，开启我们当前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历史突破发生在1971年，也就是美元脱离金本位之时。这首先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铺平了道路，但最终，这也开启了更深刻的长期变化，那些变化在我看来终将彻底了结资本主义。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但这里要谈的是更短线的影响。金融化对于严重官僚化的战后美国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¹⁷

我认为对发生的事情最贴切的解读是大公司管理人员在阶层归属上的转变，他们原本与手下工人是不稳定的事实盟友关系，现在却与投资者结盟。约翰·肯尼思·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早有见解：如果你创建一个生产香水、乳制品或飞机机身的组织，让其成员自行其是的话，他们会倾向于集中精力生产更多更好的香水、乳制品或飞机机身，而不是满脑子考虑着怎样为股东赚大钱。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官僚化超级工厂意味着终身雇佣的许诺，从这个角度看，经理人也好，工人也好，所有生产过程的参与者会自视为某种利益共同体，超越并对抗工厂主和投资者。这种跨阶层的结盟甚至有个专门的名字：“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可别把它浪漫化了。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一。诚然，你也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只是简单利用了如下概念，即工人和经理人有着共同利益，像公司或社区这类组织自成有机的整体，而金融家是外来的寄生势力，将前者往惨无人道的极限压榨。即使在法团主义更温和的社会民主版本中，在欧洲或美国，其伴生的政纲也常常带有沙文主义色彩¹⁸——但始终不变的是，它们也将投资者视作某种程度上的外来者，与之相对的是蓝领和白领，蓝领和白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划入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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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没少目睹支持民族主义的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对反战示威发起攻击，在这些激进分子看来，法团主义的反动内涵不言而喻。公司高管与高薪一族，也就是工业无产阶级里的阿奇·邦克们，显然是立场一致的。这也难怪当时的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都在强调，不管拥趸如何否认，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太多共同之处。同样不足为怪的是，这种批判在今天已意义不大了。¹⁹

始于70年代，并为我们今日之所见铺平了道路的，是美国公司官僚高层的某种战略支点——远离工人，转向股东，最终立足于整个金融结构。始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并最终导致私募股权公司兴起的并购、恶意收购、垃圾债券、资产剥离以及其他一些更引人瞩目的手段，只是这种同盟转向借以实现的早期机制。事实上，动态是双向的：在企业管理趋于金融化的同时，金融部门也趋于企业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个人投资者。结果，投资者阶层和行政管理阶层变得几乎无从区分。（想想“财务管理”这个词语，它既能指公司官僚组织的高层如何经营公司，又能指投资者如何管理其投资组合。）没过多久，神勇的总裁们成了媒体的宠儿，很大程度上，衡量他们有多成功的标准在于他们有多少员工可以解雇。到了90年代，终身雇佣制即便于白领而言也已成为历史。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向员工发放股票期权来赢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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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诚。²⁰

与此同时，“人人都该以投资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了新的信条。顺理成章地，80年代时，报社开始解雇手下的劳工记者，而常规电视新闻却会在荧屏下栏打出最新的股价。普遍说法认为，只要参与个人退休基金或这样那样的投资基金，人人便将从资本主义那里分一杯羹。在现实中，“魔法圈子”（magic circle）却只扩展到高薪专业人士和那些公司官僚本身。

即便如此，这种扩展依然事关重大。没有盟友，就没有政治革命的成功，于是，吸纳一部分中产阶级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大部分中产阶级相信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攸关他们的某种利益。最终，随着工会等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被抛弃，这些专业管理精英中更偏自由派的成员成了后来的“左翼”政党的社会基本盘。（因此，美国民主党或英国新工党领袖经常例行表态，公然背弃历史上曾构成本党最强大后盾的工会。）不消说，这些人都已倾向于在完全官僚化的环境中工作，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服务于公司的律师事务所。真正的工人阶级在传统上厌恶这类角色；他们要么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要么越来越多地投票给激进右翼以示抗议。²¹

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重组。这是一场文化变革。在此背景下，金融和企业圈子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技术（绩效考核、焦点小组、时间分配调查……）得以入侵教育界、科学界、政府等其他社会领域，并最终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追踪这一过程的最佳线索或许是它那套语言。这些圈子里首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话术，满是光鲜又空洞的用词，诸如愿景、品质、利益相关者、领导力、卓越、创新、战略目标或最佳实践。［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生命源泉”（Lifespring）、“心灵动力”（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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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和EST这类“自我实现”运动^[3]，它们在70年代风靡公司董事会，但很快便自成一套语言。］现在，假设我们能绘制出一个大城市的地图，然后在每份至少用到三个这类词语的文档上摆一个小蓝点。再假设我们能目睹地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将观察到这种新的企业官僚文化像培养皿中的蓝色污迹一般扩散，从金融区开始，再到董事会议室，然后是政府办公室和大学，最终席卷一切场所，只要那里有人聚在一起商讨资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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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府与金融的联盟虽说推崇市场和个体能动性，导致的结果却往往酷似苏联时代或全球南方那些发展停滞的前殖民地国家里最糟糕的官僚做派。举例而言，有丰富的人类学文献记述了前殖民国家对证书、执照和文凭的崇拜。通常的观点是，在孟加拉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或喀麦隆这样被令人窒息的殖民统治遗产和自身的巫术传统拉扯的国度，官方证书被视为某种拜物教偶像，即单凭自身就能传递权力的神物，完全剥离了它们本应代表的真知、经验或培训。但80年代以来，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真正的大爆发出现在了美国、英国或加拿大这样的所谓最“先进”的经济体中。正如人类学家萨拉·肯兹尔（SarahKendzior）所写：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文凭化社会。”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l）和安东尼·丹格菲尔德（Anthony Dangerfield）在其2015年合著的《拯救金钱时代的高等教育》（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AgeofMoney）一书中写道：“要求有学士学位的工作其实连两年的全日制培训都不需要，更别说四年了。”

将上大学提升为获得中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排除在有公众影响力的职业之外。1971年，58%的记者持有学士学位。今天，这个比例达到92%，而且许多报刊还要求新闻学硕士，哪怕大多数知名记者从未修习过新闻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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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只是诸多具有公众影响力的领域之一，政界也是一样，在这些领域中，资格证书成了事实意义上的言论许可证，令无证人士更难被雇用，也更难在相应的领域留下来。没有证书等于能力打折，但购买证书的能力通常取决于家庭的财力。23

同样的故事在一个又一个专业领域重复上演，从护士到艺术教师，从理疗师到外交政策顾问。几乎每一项曾被视作艺术（最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努力现在都需要正式的专业培训和结业证书，而这似乎同时发生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因为如前所述，这种划分在官僚事务面前已没有实际意义。虽然这些举措就像一切官僚化举措那样，被标榜为一种在先前由内部知识和社会关系主导的专业领域中建立客观公平机制的方式，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研究生都知道，恰恰是那些出身专业管理阶层、因坐拥家庭资源而最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孩子，最能在充斥着文书工作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从而获得经济资助。²⁴对于其他人而言，数年专业培训的主要结果就是确保你背上沉重的学生贷款，今后从事这一职业所得的任何后续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将由金融部门按月抽走。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新的培训需求只能说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因为放贷人和培训项目规划人联手游说政府，比如坚持要求所有药剂师今后必须通过某些额外的资格考试，此举迫使数千从业者重回夜校学习，而这些药剂师很清楚，许多人只能借助高息助学贷款才学得起。²⁵如此一来，放贷人实际上得以合法地从大部分药剂师的后续收入中分一杯羹。²⁶

最后这个案例看似极端，但它以自己的方式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和私权在新的金融体制之下的融合。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利润根本不来自商业或工业，而来自金融，说白了就是来自他人的债务。这些债务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始作俑者正是这种公权和私权的融合。教育企业化，继而导致学费激增——学生们得为大型橄榄球场这类执行董事们的突发奇想买单，或者为与日俱增的高校职工膨胀的薪水池做贡献。学位越来越多地成为任何有望通向中产生活的工作岗位的准入凭证。随之而来的是一路攀升的负债水平。上述种种组成了一个单一网络。所有这些债务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政府本身成为公司抽取利润的主要机制。（试想，一个人试图拖欠学生贷款会发生什么：整台法律机器立刻开始运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扣押工资，并处以数千美元的额外罚款。）另一个后果是迫使债务人主动将自己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维度官僚化，不得不像管理一家小公司那样管理自己，权衡投入产出，勉力维持账目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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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强调的是，虽然这个抽成系统披着一套规章制度话语的外衣，但在实际的运作模式中，它几乎与法治无关。法律体系本身反倒成为一个日益无度的抽成体系的工具。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的利润越发依赖向客户征收的“费用和罚款”，多到那些靠薪金支票勉强过活的人常常因为透支5美元而被收取80美元的费用。在此趋势下，金融公司开始遵循一套全然不同的规则。我曾参加过一个关于银行系统危机的会议，在现场与一位供职于某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经济学家（我还是不说机构的名字为好）有过私下的简短交谈。我问他：为什么还不见有哪个银行高管因为哪项导致2008年股灾的欺诈行为而受到审判？

官员：呃，你得理解，美国检察官处理金融欺诈的手段始终是通过协商达成和解。他们不想走到庭审那一步。结果往往是金融机构被处以罚款，有时高达数亿美元，但并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它们的律师只说不会对指控提出异议，但如果它们出了钱，从技术上讲，它们并不会被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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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发现高盛或美国银行存在欺诈行为，实际上只会罚它们一笔钱。

官员：没错。

我：要是那样的话……好吧，我想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公司被判处的罚款金额超过其通过欺诈本身赚取的金额？

官员：哦，没有，据我所知没有。通常要少得多。

我：怎么说，50%？

官员：要我说，平均更接近20%～30%。不过视具体情况而异。

我：那就相当于……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但实际上政府表达的难道不是“你爱怎么欺诈都行，但如果被我们逮到了，就得分我们一些”？

官员：呃，显然我不能把话这么说，只要我还干着这份工作……

当然了，正是在同一套法院系统的保障下，这些银行才能向其账户持有人收取80美元透支费用，而它只求在银行本身犯下欺诈时分一杯羹即可。

在某种层面上，这个例子似乎只是再度印证了那个颠扑不破的老理：有钱人总是另有一套。同样被查获大量携带可卡因，银行家之子常常能全身而退，换作穷人或黑人则几乎肯定要在联邦监狱蹲上几十年，如果眼下如此，又怎能指望这些银行家后代自己长大成为银行家时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我认为，这里牵扯到更深层的东西，关乎官僚体系的本质。这类机构总是创造出一种共谋文化。重点不在于某些人有办法打破规则，而在于衡量一个人对组织是否忠诚，某种程度上就看他是否愿意装作视而不见。当官僚逻辑扩展到整个社会范畴时，我们全都开始配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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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值得展开讲讲。我要说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普通的双重标准，而是一种独特的、在官僚体系里十分典型的双重标准。所有的官僚制都是程度不一的乌托邦，因为它们提出了某种真实人类永远无法触及的抽象理想。回到前面说的文凭主义。韦伯以来的社会学家们常提及一个最能定义官僚制的特征，就是其职员由正式的、不带主观色彩的标准选拔而来，最常见的是通过某种笔试。（也就是说，官僚不像被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但也不该仅仅因为是谁的亲戚就走马上任。）理论上，它们遵循优绩制（meritocracy）；事实上，谁都知道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跻身其列，只因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对此，大家心知肚明。共谋成了忠于组织的首要评判标准。职级晋升的基石不在于优绩（merit），甚至未必在于你是谁的亲戚；归根结底，它在于愿意维护“晋升基于优绩”的假象，即便人人都知道并非如此。²⁷或者说愿意维护“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尽管事实上，规则时常充当个人权力肆意而为的工具。

这便是官僚制向来的运作方式。不过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它只对在行政系统内活动的人重要，比如中国中古时代有抱负的儒生。其余大多数人实际上需要想到那些组织的时候并不多。他们通常隔几年才会跟它们打交道，上地方税务机关那里登记自己的土地和牲口。但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过去两个世纪见证了官僚制的大爆发，尤其在过去三四十年内，官僚制原则扩张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共谋文化也顺势蔓延开来。我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表现得好像自己相信法院真的在以应有的方式处置金融机构，甚至过于严厉了；相信普通公民真的该为透支而承担比那严厉百倍的处罚。由于全社会如今呈现出的面貌是大型的基于文凭证书的优绩制，而非予取予求的体制，因此人人都假装信以为真，争相从中捞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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