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8 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得“liberal”（自由主义者）一词在美国的含义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这一术语最初适用于自由市场的狂热拥趸，这层含义如今依然适用于世界上许多地方。在美国，该词被社会民主主义者占用，因而遭到右派的割席；自由市场拥趸们不得不改用“libertarian”（自由至上主义）一词，其原义通“无政府主义”，使用场景类似于“自由至上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 socialist）或“自由至上共产主义者”（libertarian communist）。

9 事实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立场在内核上是反民主的，至少就如下这点而言：它虽倾向于拒斥任何形式的国家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它也反对左翼的反国家主义立场，后者提倡在国家外部创建民主的自组织形式。

10 在涂尔干的传统中，这后来被称为“契约中的非契约元素”（thenon-contractual element in contract）——无疑是社会学术语中极不起眼的一个。最早的相关讨论见于《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84 (1893), p. 162］。

11 米歇尔·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文认为这就是新旧自由主义的区别：那些宣扬市场的人现在明白了，市场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培育和维持的。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生命政治的诞生》），Michel Senellart,ed.(Paris:Gallimard, 2004)。

12 “我不知道自己曾多少次用到‘政府官僚’这个词。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政客是不带贬义在使用这个词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纳税人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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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掏钱给政府，所以我们试图通过表达对官僚的严苛或削减官僚队伍来获取信任……但请记住，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同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每天起床去上班。他们尽力而活……经历了上个月的种种，我看到了在俄克拉何马城灾难性的那天为我们服务的‘政府官僚’的孩子，也看到了那些把孩子放到日托中心以便为我们服务的人，他们的眼神让我决定永不再用这个
词。”（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1382.）

13 From“Bureaucracy，”Max Weber,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H.H.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97-198.^[1]

14 在许多方面，美国是一个德意志国家，而同样是出于20世纪早期那场对峙的缘故，它拒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尽管通行英语，但美国人当中德裔远多于英裔。［或者想想在美国两种典型的食物：汉堡和法兰克福熏肠（热狗肠）。］相较之下，德国这个国家以其在官僚事务方面的效率为荣；为了补全参照系，我们再对比一下俄罗斯，该国人民似乎普遍认为自己应该更擅长官僚制，却因事实并非如此而感到某种羞耻。

15 最近一名英国银行员工向我解释，通常情况下，即便是替银行工作的人也会对这些事情产生某种心照不宣的双重思维。在内部沟通中，他们提到规定时总是一副被强加于身的感觉——“财政大臣决定上调个人储蓄账户额度”“财政大臣决定实施更自由化的养老金制度”云云，尽管事实上人人都知道银行高管刚刚与心存顾虑的财政大臣进行了多轮晚宴和磋商，游说他们促成这些法律法规。高管们还会在自己的建议被采纳时假装惊讶甚至沮丧，这类似某种博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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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只有当一项政策旨在逆转其他已被贴上“放松管制”标签的政策时，它才不能被称作“放松管制”。所以博弈时须格外留心将你的政策率先贴上“放松管制”的标签。

17 我所描述的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但它起源于美国，并且美国精英在它的海外推广方面做出了最积极的努力，所以从美国的情况开始讲似乎是比较合适的。

18 可以说，著名电视角色阿奇·邦克是法团主义时代的集大成者—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码头工，买得起郊区的房子，养得起不工作的妻子，固守成见，性别歧视，完全支持给了他这般安稳好日子的现行制度。

19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挪用的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这种激进观点，即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官僚制福利国家一概而论。互联网上充斥着此类言论。想想“奥巴马医改”是如何不断地被拿来与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的（两者通常同时被提及）。

20 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Lazonick）做了大量工作记录这一转变，并指出这是一次商业模式的转变—全球化和离岸外包的影响只在稍晚的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才呈现出来。［例如，参见他的“Financial Commit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Ownership andControl in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Business and EconomicHistory,2nd series,17(1988):115-128;“The New Economy Business Modeland the Crisis of U.S.Capitalism,”Capitalism and Society(2009),4,2,Article 4;或“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Corporation: What Has Been Lost, andHow It Can Be Regained,”INET Research Notes,2012。］针对这一阶层结盟转向的偏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研究见于热拉尔·迪梅尼（Gé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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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énil）和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合著的Capital

Resurgent:The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4），以及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实际上，投资者和高管开始成为同一个阶层——他们彼此结合了，而横跨金融和企业管理领域的职业路径变得司空见惯。根据拉佐尼克的说法，从经济上看，影响最恶劣的是股票回购的做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一家公司花上百万美元购入自家股票以推高其市值，可能被认定为非法操纵市场。自80年代起，随着高管们越来越多地以股票形式获取薪酬，此举已成常规操作；数万亿美元的企业收益重新流入了华尔街，而放到早些年，这些钱原本应被用于扩大业务、雇用工人或投入研发。

21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句流行语是“生活自由，财务保守”（lifestyle liberal, fiscal conservative）。这指的是那些已经内化了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但开始以投资者的眼光看待经济的人。

22 需要明确一点，这绝对不是主流媒体中的情况，例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Post）等报纸，以及《纽约客》（TheNewYorker）、《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或《哈泼斯》（Harper’s）等杂志。在这样的机构中，新闻学学位可能是减分项。至少这个论点只适用于小型媒体。但总体趋势始终是文凭主义在所有领域内的扩大化，有增无减。

23 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05/college-promiseeconomy-does-no-201451411124734124.html。引文来自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one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p.85。下文续道：“为什么美国人觉得这是一项正当的要求，或 至少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就这么觉得。我们已经弃理性而去，进入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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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和从众的国度。”

24 这无疑是我的亲身经历。在就读的研究生项目上，我是为数不多的出身工人阶级的学生之一，我沮丧地看着教授们首先向我解释他们认为我是全班乃至全系最好的学生，然后两手一甩表示爱莫能助，只能任由我领着微薄的补助，甚至在很多年里什么也拿不到，同时打着好几份工，而与此同时，父母是医生、律师和教授的学生似乎自动包揽了所有助学金、奖学金和学生资助。

25 继续教育无法获得政府的直接贷款，因此借贷人被迫以更高的利率去向私人贷款。

26 一位朋友给我举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例子。现在，所有公共图书馆的岗位都要求取得该学位，尽管为期一年的学业能提供的东西事实上抵不过一两周的岗上培训。主要成果是确保在新任图书馆员工职业生涯的头一二十年里，其收入的20%～30%被用于偿还贷款。就我朋友的情况而言，每月要还1000美元，其中一半归大学（本金），另一半归放贷方（利息）。

27 这种共谋逻辑可以扩展到看似最不可能的组织里。美国某家首屈一指的左派期刊的主编职位，是由一位亿万富翁为自己买下来的。在该组织中晋升的头号准则当然是愿意假装是金钱之外的其他理由让她当上主编的。

28 我在一篇名为《胜利的冲击》（The Shock of Victory）的文章中概述了来龙去脉。显然，全球性的官僚制仍然存在，但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性调整一类的政策结束了，而2002年阿根廷在社会运动的高压之下债务违约，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实际终结了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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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

29 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基本还只停留在空谈层面。

30 例如在英国，由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SirRobertPeel，1834—1835年、1841—1846年在任）提出的废除《谷物法》议案取消了英国的关税保护，被认为开启了自由主义时代。而皮尔首相最出名的政绩是组建了英国的首支警察部队。

31 几年前，正是朱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提醒了我这一点。当时，他的电视节目《明日世界》（TheWorldTomorrow）请到了一些“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他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于是提了一个意在挑衅的问题：假设你们的营地里有些人整夜都在打鼓，搅得谁都睡不着，而且就是不愿意停下，你们觉得怎么做为好？言下之意是警察或类似的角色——威胁使用暴力的非人格化强力——在这种情境下就是必要的。他提到的是真实存在的事件，即祖科蒂公园（ZuccottiPark）里的一些扰民的鼓手。但事实上，受不了音乐声的占领者通过协商与他们达成一致，让他们只在特定时间打鼓，就这么简单。无须暴力威胁。这揭示出一个事实：对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警察可叫。可他们还是解决了问题。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到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中国或古代秘鲁的城市居民被邻居的喧闹宴会逼疯的记述。

32 有可能存在不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市场关系。虽然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非人格化的市场由国家创建，主要以支持军事行动为目的而组织起来，但也存在某些国家和市场分道扬镳的时期。亚当·斯密和其他启蒙时期的市场拥趸的很多观点似乎都有这样一个渊源：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法庭允许商业契约在不经政府直接干预、仅依赖商人口碑（由此引出信誉度）的情况下生效。任何此类市场在许多关键方面的运作方式都与我们习惯中的大相径庭，例如，市场活动更像是合作而非竞争［参见Debt:The First 5,00 Years(Brooklyn:Melville House,2011),pp.271-282］。基督教世界有着与之不同的一套传统，即商业总是更多地卷入战争，且纯属竞争行为，尤其是缺乏先在的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多少必须依赖警察这样的角色来确保人们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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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近年来，这种情况似有好转迹象。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基本上我每发表一篇论文，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促成的，都会有人斥责我的分析对福柯、葛兰西或阿尔都塞的理论应用是过时的一派胡言：要么因为“规训系统”不再那样运作了，要么因为如今我们发现它们从未那样运作过。

34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vol.5.Roy P.Basler,ed.(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 52. 对于纽约北部小镇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人类学家迪米特拉·杜卡斯（DimitraDoukas）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概述，见Worked Over:The Corporate Sabotage ofan American Communi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还可参考E. Paul Durrenberger and Dimitra Doukas,“Gospel of Wealth,Gospel ofWork:Counter-hegemony in the U.S.Working Class”,AmericanAnthropologist,Vol.110,Issue 2(2008),pp.214-225，讨论的是当代美国劳工中两种观点之间持续存在的冲突。

35 这场运动与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同样经费充足的宣传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努力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后者始于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等智库的建立。相比之下，它似乎由资产阶级中更少的一部分人发起，又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在大众舆论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最终它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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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就连苏联官僚体制也结合了对劳动的赞美和创造一个消费者乌托邦的长期努力。需指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实质上放弃贯彻反垄断的标志性做法，就是将许可一项兼并的标准从是否妨碍贸易改为“是否有益于消费者”。结果就是，从农业到图书销售等美国经济中的大多数领域都被极少数大型官僚化垄断集团或寡头公司控制了。

37 类似的情况有，在古典世界或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理性很难被视作一种工具，因为它实际等同于上帝的声音。这些我将在第三章中做更详细的讨论。

38 俄罗斯的在职公务员总数在1992年是100万，到2004年则是126万。这种增长格外值得留意，因为这段时期经济呈自由落体式衰退，并无多少需要管理的事务。

39 其逻辑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拜物教概念，即人造物似乎有了生命，反过来控制了它们的创造者。最好将其理解为同一现象下的某种变体。

第一章

1 这个特定策略普遍到我认为该给它命个名。我提议称这招为“你再说一句，小猫就倒霉！”如果你抱怨一个官僚问题，得让你清楚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害某个下属遭殃——不管那个下属有没有参与造成最初的问题。接下来，投诉者如果不是异常残忍或报复心切，基本上会立刻撤回投诉。在这件事上，确实有人忘了告诉我一条关键信息，但我在向面前的主管抱怨显然是由他本人的失误导致的问题时，我也采取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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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

2 例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尽可能努力地为公共利益工作而不求回报！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显然就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寄生虫，我们只好把你送到劳改营。”

3 如果说确实存在对官僚制的人类学研究——相关经典就是赫兹菲尔德（Herzfeld）的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ifference: Exploring theSymbolic Roots of Western Bureaucracy(New York:Berg,1992)——它们也几乎从未把这种安排描述为愚蠢或白痴的。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官僚制之蠢”的观点往往被归因于研究者的报道人，他们被呈现为天真民众的样本，人类学家必须对其存在做出解释。他们会设问，为什么希腊村民或莫桑比克店主要开这么多关于地方官员的玩笑，把这些官员描绘成一无所知的白痴？一个从不在考虑范围内的答案是，村民和店主只是在描述现实。

我想这里我应该慎言。我不是在说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完全没意识到，浸淫在官僚法规和章程中事实上经常导致人们以其他情况下会被视作愚蠢的方式行事。几乎人人都能从个人经历中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出于文化分析的目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无人感兴趣。你充其量只能看到“是的，但是……”——假定由“但是”引出的才是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

4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学校一贯鼓励学生去看世界的方式的公然蔑视：我最近不得不为所在大学填写一份在线的“时间分配报告”。其中有大约30个管理类目，却没有“写书”这一项。

5 “付之阙如”无疑是夸张说法。存在少数例外。屈指可数。在人类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杰作Audit Cultures: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Ethics and theAcademy(London,Routledg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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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lcott Parsons＆Edward A.Shils,ed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7 Eric Ross,“Cold Warriors Without Weapons.”Identities 1998vol.4(3-4):475-506.稍微理一下这里的关系吧，在哈佛，格尔茨是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的学生，克拉克洪不仅是“中央情报局地区研究基金的重要信源”（Ross，1998），还在帕森斯和希尔斯著名的韦伯主义社会科学宣言《走向行动的一般理论》（TowardaGeneralTheoryofAction，1951）中贡献了人类学部分。克拉克洪将格尔茨介绍给了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Studies），该中心当时由前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处主任领导，后者反过来又说服他从事印度尼西亚发展研究。

8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之前，福柯本人在法国相对来说是个无名之辈，一度是个头号结构主义者，在挪威、波兰和突尼斯流亡多年。1968年起义之后，他被迅速赶出了突尼斯，并得到了全巴黎声望最高的职称——法兰西学院教授。

9 人类学领域的相关讨论，参见诸如Nancy Scheper-Hughes,Death Without Weeping: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Carolyn Nordstrom and Joann Martin, The Paths to Domination,Resistance, and Terr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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