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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个词本身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和平学内部的论辩。它由约翰·加尔通（Johann Galtung）所造［“Violence,Peace,and PeaceResearch.”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9 vol.6:167-
191;Peace:Research,Education,Action,Essays in Peace Research (Copenhagen: Christian Ejlers,Vol. 1, 1982); Peter Lawler, A Question of Values:Johan Galtung’s Peace Research(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5)］，以便控诉将“和平”仅仅定义为不存在人身攻击行为，这忽视了普遍存在的更危险的人类剥削结构。加尔通觉得“剥削”一词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绑定而显得太过沉重，于是作为替代提出了“结构性暴力”——任何单凭自身的运转就会经常性地对某一部分人口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抑或是限制他们自由的体制安排。结构性暴力也因此区别于“个人暴力”（personalviolence，由一个身份确定的行为人施加的暴力）或“文化暴力”（culturalviolence，那些为强加的伤害赋予正当性的关于世界的信仰和假设）。这也是人类学文献中主要使用该术语的方式［例如：Philippe Bourgois, “The Power of Violence in War and Peace:Post-Cold War Lessons from El Salvador.”Ethnography 2001 vol.2(1):5-34;Paul Farmer,“An Anthropology of Structural Violence.”CurrentAnthropology 2004 vol.45(3):305-325;Pathologies of Power:Health,HumanRights,and the New War on the Po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2005);Arun Gupta,Red Tape:Bureaucracy,Structural Violence,andPoverty in Ind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
11 考虑到世界实际的存在方式，这样的概念显然毫无意义。比方说，如果女性出于对人身侵犯或性侵犯的恐惧而被某些空间排除在外，那么我们就很难区分出这种恐惧、促使男性实施这类侵犯或促使警察感到受害者“咎由自取”的前提假设，抑或是大多数女性由此产生的认为这些不是女性该进入的空间的感受。反过来，我们也无法区分出这些因素与由此导致的女性无法受雇于特定工作的“经济”后果。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暴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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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Peace and Change 2006 vol. 31 (3):333-367］，约翰·加尔通的研究方法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将“结构”视作抽象的、自由浮动的实体，而我们这里真正指涉的却是物质过程，其中暴力和暴力威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构成性作用。事实上可以做此论证：正是这种抽象化的倾向使所有相关人士可以想象，维护系统的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对其暴力影响负责。
12 诚然，奴隶制常常被界定为一种道德关系（主人像父辈那样关心奴隶的精神健康，诸如此类），但一如许多人的观察，主人和奴隶都不会真的相信这种托词；事实上，有能力强迫奴隶配合这种明显虚假的意识形态，这本身就是主人确立其纯粹的专断权力的一种方式。
14 Keith Breckenridge, “Verwoerd’s Bureau of Proof: Total Information in the Making of Apartheid.”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985,vol.59:84.
15 Andrew Mathews, “Power/Knowledge, Power/Ignorance: Forest Fire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Human Ecology 2005,vol.33(6):795- 820;Instituting Nature:Authority, Expertise,and Power in Mex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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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s,1926—2011(Cambridge:MIT Press,2011).
16 David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Choice and the Politics of Allocation:A Developmental The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 “暴力行为与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表达一样，深深融入了文化意义，是在根植于历史的行为模式中展现个体能动性的时刻。对现存的文化形式、象征和符号加以利用的个人行为主体由此被认为是‘诗性的’：它的底层是由规则制约的，而通过这种底层被运用的方式，新的意义和文化表达形式浮现了出来。”［Neil Whitehead,“On the Poetics ofViolence,”in Violence, James Currey, ed. (Santa Fe, NM: SAR Press, 2004),pp. 9-10.］
18 在刑事案件中，我们往往会把拿枪指着别人的头并向他勒索钱财当作暴力犯罪，即使并未出现实际的身体接触。然而，大多数自由主义定义下的暴力却不把威胁实施身体伤害本身定义为暴力形式，因其暗含了颠覆性意味。结果，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暴力定义为未经一致同意的伤害行为，而保守主义者则将其定义为未通过合法当局批准的未经一致同意的伤害行为；这自然使得国家（或任何他们认可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参与“暴力”。［参见C.A.J. Coady, “The Idea ofViolence.”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1986 vol.3(1):3-19；还有拙作Direct Action:An Ethnography(Oakland:AK Press,2009),pp.448-449。］
19 在这一点上我应该不必再专门点明，此类父权制安排属于显而易见的结构性暴力案例，它们的规范通过无休止的身体伤害威胁（以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形式）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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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从着手写这篇文章以来，我尽力寻找讲述这些研究的文章，但一直没找到［我最早读到它们是在1990年前后，当时我在塔那那利佛做田野调查，在翻看美国领事馆里的一本杂志时，从一篇关于电影《窈窕淑男》（Tootsie）的文章中读到了它们］。在我讲起这个故事时，经常有人告诉我，十几岁的男孩排斥把自己想象成女孩的真正原因只是恐同而已，就其本身而言，这可能属实。但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发问，为什么恐同的力量如此强大，以及为什么恐同会呈现出这种特定形式？毕竟，许多十几岁的女孩也一样恐同，但这似乎不妨碍她们把自己想象成男孩并从中获得乐趣。
21 Bell Hooks,“Representations of Whiteness,”in Black Looks: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2), pp. 165-178.
22 关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关键论述，参见Patricia Hill Collins,Donna Haraway, Sandra Harding,Nancy Hartsock等人的文章，收录于Harding主编的一部文集［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Reader: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London:Routledge,2004)］。我想补充的是，这篇文章本身的诞生经过也为我描述的那种性别漠视提供了一个好例子。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甚至没有想到这套理论叙事，尽管我的论点明显受到了它的间接影响。在一位女性主义者朋友的启发下，我才关注到许多观点的真正来源。
23 Egon Bittner, Aspects of Police Work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The capacity to use force as the core of the police role.”In Moral Issues in Police Wo r k, Elliston and Feldberg, eds. (Savage,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5), pp. 15-26;P.A.Waddington,Policing Citizens:Authority and Rights(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9); Mark Neocleous, The Fabrication of Social Order:A Critical Theory of Police Power(London:Pluto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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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当然，这段话的目标对象主要是那些有一定阶级地位的人：我常说，身为“中产阶级”的真正定义是，当一个人在街上看到警察时，他会感到更安全，而不是更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在例如尼日利亚、印度或巴西这样的国家，只有极少数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大多数丹麦人或澳大利亚白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在欧洲或北美的大多数大城市，种族也是一个重磅因素，尽管那些长期直面来自警察的种族主义暴力的人，往往仍会坚持认为打击犯罪是警察的根本职责。
25 我很清楚这不是韦伯的原话。就连“铁笼”一词也是个明显的错译，原词的意思更贴近“闪亮的金属壳”——不是了无生趣的监狱，而是凭其本身就具备肤浅吸引力的高科技外包装。尽管如此，这就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韦伯的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流行的理解比作者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更重要，也更具影响力。
26 相比之下，古埃及创造了无所不包的文学体裁，以警告年轻学生不要从事冒险职业。它们开篇通常会问读者是否曾梦想成为船长或皇家战车手，接下来便是描述这种表面光鲜的职业实际可能会有怎样悲惨的下场。不变的结论是：不要做！做个官僚吧。你会有优厚的待遇，还能对士兵和水手们发号施令，后者会当你像神一样。
27 在我看来，邦德系列电影中真正的可笑之处在于邦德是个糟糕的间谍。间谍应当谨慎而低调。詹姆斯·邦德偏偏不是这样。不过他身为糟糕的间谍却不必承担后果，只因他能毫不费力、异常完美地执行除间谍活动以外的任何任务。至于他与福尔摩斯的反转之处，你还可以无限叠加：福尔摩斯有家族史可溯；邦德就像个孤儿，总之没有家庭关系，更有甚者，他似乎一直在做爱，却从未有过后代。福尔摩斯与一个男搭档合作默契；邦德与一系列女搭档合作，而她们通常都会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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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完整的论证要花费更多功夫，而且不太适合放在这里进行，不过须注意，现在似乎成为好莱坞动作电影默认模板的“打破一切规则的痞子警察”类型片，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在美国电影头50年的历史里，几乎没有任何从警察视角出发的电影。痞子警察电影出现在西部片消失之际，很大程度上是将西部片的情节移植到了城市官僚的设定之中。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Eastwood）极好地定义了这种转变：从塞尔吉奥·莱昂内（SergioLeone）的“无名客三部曲”（又称“镖客三部曲”，1964年、1965年、1966年）到《肮脏的哈里》（1971年）。正如其他人观察到的，西部片情节通常致力于设计一个情境，让一个基本正派的人有正当理由去做一些在其他情境下绝对不正当的事情。把这一点移植到城市官僚环境中会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事实上，完全可以说杰克·鲍尔（美剧《24小时》的主角）体现了这一类型片逻辑的巅峰。
29 Marc Cooper,“Dum Da Dum-Dum.”Village Voice April 16,1991,pp.28-33.
30 这般宿命似乎很像自由主义或右派自由至上主义的自由市场思想，该思想反对政府干预，但根据我命名的“自由主义铁律”，它无论如何总会令官僚体制越发壮大。但我不认为左翼思想总是且必然以同样的方式制造出官僚机构。事实上，叛乱时刻通常始于完全消灭现行的官僚架构。虽然这些结构往往会死灰复燃，但这种情况只有当革命者开始通过政府采取行动时才会出现。如果革命者设法维持住自治的飞地，就像萨帕塔主义者那样，这种情况便不会出现了。
31 我用“本体论”这个词时有些犹豫，因为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近来大量遭到滥用。严格意义上讲，本体论是关于现实之本质的理论，与认识论相反，认识论是关于我们能了解到什么现实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已成了仅用于指代“哲学”、“意识形态”或“一套文化假设”的一种自命不凡的说法，往往会令哲学家忍无可忍。这里，我是在“政治本体论”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个意义固然是我编造的，但它指的是一套关于底层现实的假设。说“这会儿让我们现实一点”时，我们所指的现实是什么？我们假定在政治事件表面之下涌动着的，那隐匿的现实和潜在的动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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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即使有钱有权的人通常也会承认，对于大多数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是个悲惨世界，不过他们仍会坚称这在所难免，或尝试做任何改变都只会弄巧成拙——而不会说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
33 很不幸，他最后没有这样做。他将书名定为《打垮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0），一个次得多的名字。
34 此处的关键文本有：James Engell,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is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还有Thomas McFarland, Originality and Imagin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35 或许我该补充一下，女性主义理论这么快便被限制在自己的子领域内，几乎无法影响大多数男性理论家的工作，这本身就深刻反映出结构性暴力对想象的影响。
36 毫无疑问，这一切使人更容易视两者为完全不同类型的活动，导致我们很难认识到阐释性劳动——或我们通常观念里大多数女人的工作——其实也是劳动。在我看来，最好将其视作劳动的主要形式。如果在此可以做出明确区分，那么为人类付出的照护、精力和劳动才应被视作是根本的。我们最关心的事物，我们的爱、激情、竞争、痴迷之所在始终是他人，而在大多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物质产品的制造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形塑人的进程。事实上，我认为资本主义最异化人的一个地方是它迫使我们假装情况恰恰相反，社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增加其产出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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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考拙著The Democracy Project(New York:Spiegel＆
Grau,2012)。讽刺的是，我自己原定的书名是“仿佛我们已然自由”（AsIfWeWereAlreadyFree），但最终，我却没有为自己的作品定名的自由。
38 A Paradise Built in Hell:The Extraordinary Communities That Arise in Disaster(New York, Penguin, 2010).
第二章
1 与此相似的是，奥威尔在1949年将他的未来主义反乌托邦作品《一九八四》设定在了仅仅35年之后。
2 事实上，可视电话首次问世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纳粹时期的德国邮局推出。
3 摘自詹明信的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Capit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6-37。最初的论文发表于1984年。<sup>[2]</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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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版书由德语写成，出版于1972年，题为Der Spätkapitalismus。首次译介的英文版为Late Capitalism(London:Humanities Press,1975)。
5 对这种立场的最经典陈述或许是Howard McCurdy所著的Space and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Washington,D.C.:Smithsonian,1997)，不过 这种论调的其他版本还有：Stephen J. Pyne, “A Third Great Age of discovery,” in Carl Sagan and Stephen J. Pyne,The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Rationales for Solar System Exploration,SPI 88-1 (Washington, D.C.: Space policy institut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8)，或 Linda Billings, “Ideology, Advocacy, and Spaceflight: Evolution of a Cultural Narrative”in The Societal Impact of Spaceflight,Stephen J.Dick and Roger D.Launius, eds. (Washington, D.C.: NASA, 2009)。
6 Alvin Toffler,Future Shock(New York:Random House,1970).
7 这个例子也有对应的苏联版：图波列夫图—144客机。它实际上是第一架超声速客机，1968年比协和式飞机早几个月首飞，但于1983年退出商用。
8 数据来源：www.foundersfund.com/uploads/ff\_manifesto.pdf。
9 Alvin Toffler,The Third Wave(New York:Bantam Books,1980).
10 托夫勒自己的政治立场要更模棱两可一点，但也差不太多。在《未来的冲击》获得成功之前，他主要以商业记者的身份为人所知，最出名的事迹可能就是代表《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采访过安·兰德。像大多数保守派一样，他将妇女平等作为一个抽象原则大谈特谈，但每当提及实际的女性主义者或女性主义问题时都只有批判：一个典型的例子可参见他的Revolutionary Wealth: How It Will Be Created and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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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ill Change Our Lives,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NewYork:Doubleday, 2006), pp. 132-133。这显然十分古怪，托夫勒和吉尔德都对母职遭到的威胁格外介怀，两人简直就像把政治观建立在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Firestone）的思想对立面上，尽管费尔斯通本人要在很久之后才真正登上政治舞台。
11 尽管这些人物很古怪，但他们对右派的影响不容小觑，因为他们被右派奉为创造性愿景家。例如，吉尔德的供给侧经济理论作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主要灵感之一被广泛引用；《吉尔德科技月报》传阅范围之广，以至于市场观察者纷纷谈及“吉尔德效应”，即任何公司经他称赞之后，股价几乎无一例外地会立即上涨。
12 例如，温·麦考密克（Win McCormick）告诉我，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参与了由芝加哥大学某位前校长创立的一个智库，智库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想方设法如何避免他们认定将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发生的动荡，届时体力劳动已完全被机器取代。
13 我无暇详述未出版的《零工作》（ZeroWork）一书中描述的一些20世纪70年代初实际发生的政治冲突，它们为后来“午夜笔记集体”（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它们清楚揭示了该时期的许多流水线工业中，小规模罢工的核心诉求确实是用机械化取代苦力，而对雇主来说，抛弃已有工会组织的“铁锈带”（RustBelt）工厂成为规避这种诉求的有意识的策略（例如：Peter Linebaugh and BrunoRamirez,“Crisis in the Auto Sector,”originally from Zero Work, published inMidnight Notes,1992）。
14 美国有时很乐意维系自己并未参与产业规划的假象，但评论家早就指出确有其事。大部分直接规划，以及随后的研究与开发，都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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