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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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针对全方位或掠夺式官僚化的左翼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事例提供了一条线索，因为该运动不期而然地发现这就是自己的使命所在。对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当时深度参与了这场运动。回首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这样的记者（实际上是美国和绝大多数其他富国的新闻机构）捧到了近乎自然之力的地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将世界空前地联结在一起，更多的交流带来更多的贸易，而随着自由贸易条约将全球打造为一个统一市场，国界很快变得无足轻重。在当时主流媒体的政治辩论中，这一切都被当作不证自明的现实，反对这一进程的人仿佛在反对基本自然法则。他们是“地球是平的”派，是丑角，是左翼版本的斥进化论为骗局的圣经基要主义者。

因此，当全球正义运动开始时，媒体报道将它描绘成一群生着疥疮的左翼老古板的倒行逆施，这些人希望恢复保护主义、国家主权、贸易和通信壁垒，总的说就是在徒劳地对抗势不可当的历史大潮。问题是，这明显并非真相。最直接的反驳证据是抗议者（尤其在富裕国家）的平均年龄似乎只在19岁上下。更严肃的证据在于，这场运动本身即某种形式的全球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组成了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联盟，从印度的农民协会到加拿大的邮政工会，从巴拿马的土著团体到底特律的无政府主义合作社。更重要的是，运动支持者不断强调，尽管他们抗议的是全球化，但媒体口中的那种“全球化”几乎与边界的消除和人员、产品、思想的自由流动无关。它实际上是要用高度军事化的国界困住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国界内可能会系统性地减少社会保护，造就一群绝望的劳动者，绝望到愿意从事几乎没有回报的工作。他们反对这样，并提出要创造一个真正无国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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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些理念的拥趸并无机会在电视或主流报刊上发表任何言论——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行，其媒体受到自己内部企业官僚的严格监管。这类观点是实打实的禁忌。但我们找到了其他可行且同样有效的方式。我们可以围堵那些洽谈贸易协定的峰会和一些机构的年度会议——所谓全球化的条款实际就是由这些机构炮制、编写和推行的。这场运动于1999年11月来到北美，当时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被围，随后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也被封锁，而在那之前，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晓得这些组织的存在。这些行动像魔咒一般，令本该藏匿之物无处遁形：我们只要现身并尝试堵住会场入口，就立刻揭露出一个由环环相扣的组织组成的庞大全球官僚体系，而它本不该被人们知道。当然，同一时间，我们也神奇地召唤出了上千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他们随时准备让人看看那些官僚怎么对付挡路者，无论后者采取的是多么非暴力的手段。

这一策略产生了奇效。短短两三年内，我们阻击了几乎所有新提出的全球贸易协定，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实际上已被逐出亚洲、拉丁美洲，乃至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²⁸

“显形法”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表明人们被灌输的关于全球化的一切都是谎言。这绝非什么由新技术促成的自然进程般的和平贸易。当人们谈论“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时，实际上谈论的是世界上首个有效运转的²⁹全球规模的行政官僚体系的自发成形。该体系的基础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奠定，但直到冷战退场后才真正起效。在此期间，它就像同时期其他更小范围内被创造出来的官僚制一样，由盘根错节的公域和私域元素共同塑就，二者彻底交织在一起，即便从概念上也无法做出区分。我们这样来想：位于最顶层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八国集团（G8）这样的贸易官僚组织，外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欧洲联盟这样的条约组织。它们实际上发展了全球南方貌似民主的政府所奉行的经济乃至社会政策。紧随其后的是大型的全球金融公司，如高盛、雷曼兄弟公司、美国保险集团，此处也应列入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之类的机构。再往下是巨型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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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所谓的“国际贸易”，实际上只是物资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分公司之间流转罢了。）最后有必要算上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世界多地承担起了从前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结果是尼泊尔某城的城市规划或尼日利亚某镇的卫生政策很可能制定于苏黎世或芝加哥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并没有用这样的措辞来谈论事情——“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实则意味着创建以确保投资者盈利为目的的全球性行政结构，“全球化”其实就是官僚化。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没能把它点明。

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正是我们本该强调的。哪怕只是强调我们发明的集会、发言人会议（spokescouncil）等对这场运动至关重要的新型民主程序，便足以表明人们完全有能力共处，甚至做出重要决策、执行复杂团队项目，而无须填写表格、提起诉讼，抑或是以叫保安或叫警察相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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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时代，全球正义运动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第一场重大的左翼反官僚化运动。因此我认为，它为任何尝试阐发类似批判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我在最后列出其中的三点。

1．不要低估纯粹的身体暴力的重要性。

攻击峰会抗议者的高度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并不是某种“全球化”的古怪副产品。每当有谁开始大谈“自由市场”时，最好四下找找持枪人在哪儿。他不会离得太远。19世纪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迎合了现代警察和私家侦探的发明，³⁰并逐渐迎合了这样的认识，即警察对城市生活几乎享有全方位的管辖权，从监管街头小贩或私人聚会的噪声大小，到调解你跟暴躁老叔或大学室友之间的骂战。如今我们会觉得，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棘手情况时，至少可以叫警察来处理，这种观念早已习惯成自然，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没法想象在此之前人们是怎么做的。³¹因为，事实上，对生活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人（哪怕是大城市居民）而言，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可供诉诸的当局。或者说，至少没有像现代警察系统那样非人格化的官僚机构，有权依托武力威胁来强制落实专横的决议。

在此，我觉得可以为“自由主义铁律”增加一项推论。历史表明，利好“市场”的政策往往意味着让更多人在办公室里管理事务，但历史还表明，这种政策同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最终要通过暴力威胁来调控。这显然与我们被教导的对市场的理解背道而驰，可倘若你仔细观察实际发生之事，就会发现这才是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称之为“推论”有点混淆视听了，因为我们探讨的是一体两面。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³²事实上，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最新阶段，我们见证了这些事物的泛滥——电子眼、警用摩托、临时证件，以及身着各式制服、打着公共或私人名义在威胁、恐吓和最终施展身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这些事物已然无处不在，哪怕是在游乐场、小学、高校校园、医院、图书馆、公园或海滨度假区，而在50年前它们还会被人视作有伤风化或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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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发生的同时，社会理论家依旧坚称，直接诉诸武力在维持社会控制结构方面扮演的角色日趋微末。³³事实上，我们读到越多关于大学生因未经许可使用图书馆而遭到泰瑟枪电击的报道，抑或是英语系教授因在校园内乱穿马路而入狱并受到重罪指控的报道，唱反调的人就会以越大的声量主张英语系教授剖析的那种微妙的符号权力才是真正要紧的。这越发像是气急败坏的自欺，拒绝接受权力的运作真的有日常证据表明的那样简单粗暴。

在老家纽约，我观察到银行支行在无休止地递增。我小的时候，大多数银行办事处都是大型的独栋建筑，通常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古罗马神庙的模样。过去30年里，在曼哈顿的繁华地段，似乎每隔三个街区就会出现一个支行门店，都隶属于那三四家大型银行。大纽约地区如今有上千个这样的网点，每一个都取代了先前在同一店址上售卖各式各样商品和服务的店铺。从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美写照：出售纯抽象之物的商店——完美无瑕的盒子，里面装的只有玻璃与钢制的隔板、计算机屏幕和武装保安。它们代表了枪支和信息的完美结合，因为那正是它们的全部。而这种结合几乎为我们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提供了框架。当我们真的推敲起这些问题时，通常表现得仿佛一切只是技术的产物：这是一个由计算机驱动的世界。就连看上去也很像这么回事。事实上，所有新建的银行大厅都酷似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游戏中简化了的虚拟现实布景。仿佛我们终于得以将虚拟之境变为现实，而如此一来，在我们设法打通新的官僚体系布下的重重迷宫时，我们的生活也沦为了某种电子游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些电子游戏里，没有什么实际的生产，有的只是凭空出现的事物，而我们终其一生，真正在做的就是赚取积分和躲避武装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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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我们生活在由计算机创造的世界中”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将一切归结为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引出了“全球化”（所谓的互联网的产物）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

2．不要高估技术作为诱因的重要性。

日后被称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创建出的是新的政治联盟、政策决策和新的官僚制度，在那之后才有了集装箱运输或互联网之类的实际技术。所以，日常生活的普遍官僚化虽得益于计算机的加成，但其本身并非技术发展的产物。情况毋宁说恰恰相反。技术变革压根儿不是个自变量。技术的确会进步，而且常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但技术进步的大方向取决于社会因素。

这点很容易被遗忘，因为我们日常切身体验到的官僚制运作完全离不开新兴的信息技术：脸书（Facebook）、手机银行、亚马逊、贝宝（PayPal），以及数不清的手持设备，它们将我们周遭的世界简化为地图、表格、代码和图形。即便如此，使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仍然是我在这篇导论中描述过的那点：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金融与公司官僚的联盟，随之而来的新的企业文化，以及它对教育、科学和政府圈子的强力入侵，使得公域和私域的官僚制度最终融为一体，形成有助于直接攫取财富的海量文书工作。这不是新技术的产物。相反，堪用的技术花了几十年才出现。在70年代，计算机还被人当作笑话。银行和政府大力推行它们，但在大多数实际的使用场景中，它们本身就是愚蠢官僚制的写照；一旦哪里明显出了大差池，人们的反应总是翻个白眼，然后怪罪“某台计算机”。经过40年的时间和对信息技术无休止的研发经费投入，才有了银行业如今使用和提供的这种精准且出奇高效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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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自动取款机（ATM）吧。过去30年里，我印象中没有哪次从自动取款机提款所得的金额是有误的。也没有哪个我认识的人有过这种遭遇。这样的经验太过真切，以至于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当公众津津乐道于计票器2.8%或1.5%的预期误差数据时，一些人斗胆指出，在自诩为世上最伟大的民主政权的国家，在选举被奉为圣礼的地方，我们似乎就这么接受了计票器经常性地计错票数，而与此同时，每天上亿笔自动取款机交易却能做到零差错率。说明对美国人而言，什么才是本国的真正要务。金融技术已经从当年的笑柄变为如此可靠之物，以至于我们将它默认为社会现实的基础。你不必去想自动取款机吐出的钱数对不对。如果机器尚在运转，那它便不会犯错。抽象的金融概念就这样被赋予了某种全然的确定性，即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性”（ready-to-hand）。这一点对于我们处理日常事项时用到的实践层面的基础架构而言至关重要，重要到没人费心去思考它的本质。而与此同时，马路、自动扶梯、桥梁、地下铁路等实体的基础设施在我们身旁破败；放眼大城市周边的景观，过去数代人的未来主义构想如今正躺在那里肮脏发臭或无人问津。所有这些都不是没来由地发生的。准确而言，它关乎国家层面的优先事项，取决于政策决定该如何配置资金，是拨款给地标建筑的保护还是特定领域的科研。这其实是一个由无数印着“愿景”、“品质”、“领导力”和“创新”的文件造就的世界。如今的局面并不是技术变迁带来的；很大程度上，技术变迁的方向只是顺应了金融之力。

3．始终切记，一切归根结底都关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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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你听见有人说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理性，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真正最看重的价值。）

贡献了大部分官僚制新话术的“自我实现”哲学坚称，我们活在永恒的当下，历史毫无意义，我们仅凭意志的力量创造了周遭的世界。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版的法西斯主义。在这种哲学开始流行的20世纪70年代前后，一些保守派基督教神学家其实有着极为相似的思考路径：将电子货币视作上帝创造力的某种延伸，借着受默示的企业家的头脑将它转化为物质实在。很容易理解，这种思想如何导向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抽象的金融概念仿佛构成了实在的基石，而我们的许多生活环境貌似是从谁的计算机屏幕上3D打印出来的。事实上，我所描述的数码生成般的世界完美印证了另一条社会法则（至少在我看来足以称其为一条法则）：如果将足够的社会权力赋予某个阶层，哪怕他们秉持的观念古怪至极，他们到头来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设法制造出一个世界，以一千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向生活其间的人们强化那些观念不证自明的真实性。

在北大西洋诸国，上述思潮的爆发源自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大众心目中价值来源的改造尝试。例如，大部分美国人曾经信奉一种朴素版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一个农民、机械师或商店主占大多数的世界里，这种价值从直观上是成立的：因为人们耗费了精力去创造，所以理当收获生活的美好；创造的过程涉及脑力和体力，二者的占比通常大致相当。在19世纪中叶，即便是主流政客的发言也常常像在引用卡尔·马克思语录。好比亚伯拉罕·林肯：

劳动先于且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若没有先在的劳动，它便不可能存在。劳动高于资本，也更值得重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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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镀金时代（GildedAge）^[4]，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伴随了新兴商业大亨有意识的努力，他们抛开上面那套话语，宣扬起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新哲学，即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口中的“财富的福音”（GospelofWealth）——价值实则来自资本本身。卡内基及其拥趸在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展开了一场传播新福音的运动，不仅覆盖全国上下的扶轮社和商会，还去到了学校、教堂和公民组织。³⁵这些人的基本论点是，他们执掌的新兴巨头企业的效率本身，能够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使美国人可以通过消费而非生产去达成自我实现。照此观点，价值说到底产生自新兴大集团的官僚组织本身。

全球正义运动教给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归根结底，政治确确实实关乎价值；但另外，那些大型官僚体系的创造者几乎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真正看重的价值是什么。这在卡内基时代和在今天同样成立。通常，他们会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强盗资本家那样，一口咬定自己是奉效率或“理性”之名行事的。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实质上都是故意含糊其词，甚至荒谬无谓。“理性”一词就是个贴切的例子。一个“理性”之人应当能够建立基本的逻辑联系，不靠妄想来评估现实。换言之，他不是个疯子。任何声称自己的政治主张基于理性的人，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相当于在声称反对者大抵是精神错乱了——没有比这更傲慢的姿态了。又或者，他们用“理性”代称“技术效率”，从而将关注点放在怎样做事上，因为他们不愿谈论最终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惯用此招。当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在美国大选中投票是“非理性的”时（因为对投票者个体而言，所耗的精力远超可能的收益），他们只会泛泛使用这个词语，而不会直说“对那些无视公民参与、政治理想或公共利益的价值，仅从个人利益角度看待公共事务的人来说，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没理由说一个人不可能理性算计出靠投票来推进其政治理想的最优方法。但按照经济学家的假设，任何走这条路的人都可能失去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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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换言之，谈论理性效率成了一种逃避方式，如此便可对这种效率实际上服务于什么避而不谈；那便是最终的非理性目标，而它们被当作了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在这里，市场和官僚制再度同声相应。二者都称自己的行事准则主要是个体自由，以及通过消费达到个体的自我实现。就连黑格尔或歌德这样的19世纪旧式普鲁士官僚国家的支持者，也坚持认为国家的威权措施有其正当性，理由是公民的财产安全受到绝对的保障，因而有自由在自己的家中自行其是——无论是追求艺术、宗教、浪漫或是哲学思辨，还是仅仅决定要喝哪款啤酒、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官僚资本主义在美国出现时，同样用消费主义的理由为自身正名：可以要求工人放弃对其工作状况的一切掌控权，只要这样能保证他们回家后有更多更便宜的产品可用。³⁶人们总是假设有某种协同效应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不带个人色彩的、受规则约束的组织（包括公共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组织）和在俱乐部、咖啡馆、厨房或家庭出游中绝对自由的自我表达。（当然，这种自由最初仅限于男性一家之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至少从原则上扩展到了每个人。）

过去20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官僚制组织最深厚的遗产，就是把这种理性、技术手段和两者最终服务的非理性目的间的简单割裂变得如常识一般。在国家层面上是这样，公务员的荣誉感源自找出最有效的手段去贯彻本国统治者碰巧设计的国家命运——无论其根植于弘扬文化、帝国征服、追求真正平等的社会秩序，还是谨遵《圣经》律法。在个人层面上也是这样，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进入市场只是为了算计出最有效的致富方式，可一旦钱到手了，谁也说不准他们决定拿它做什么——是买豪宅或赛车，对不明飞行物失踪事件展开个人调查，还是干脆全投在孩子身上。一切似乎是明摆着的，使得我们忘记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人类社会里，这种割裂根本没有意义。在大多数时空里，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就是他终极的自我表达。³⁷但同样，一旦世界被一分为二，出现了纯粹的技术功能领域和独立于它的终极价值领域，那么从这一刻起，两个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试图互相入侵。有人会宣称，理性乃至效率本身就是价值，甚至是终极价值，我们应当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理性的”社会（无论那意味着什么）。其他人则主张，生活应当成为艺术，或者宗教信仰。但上述所有运动的前提恰恰就是它们誓要克服的这种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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